世界宪政史01-古代约束与现代国家
限制统治者的想法远早于现代宪法。雅典公民能够追究官员的账目,中世纪贵族能够要求君主遵守特许状,中国官员也曾依据礼制、祖制和职官规则谏诤。但“存在限制”尚不能说明限制由谁启动、保护谁,或在最高权力拒绝服从时怎样继续生效。
现代宪政的形成,包含几个并不同时完成的变化:国家权力被组织得更集中,公共职位逐渐与统治者的私人财产分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要求参与统治,某些权利则被赋予可以对抗政府的地位。战争、商业、革命、殖民与反殖民运动改变了这些变化的条件。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并没有按同一顺序完成它们。
本系列以五国为连续主线,同时讨论制度在其他地区的选择、改造与失败。研究检索截止日为2026年11月15日;当代规范依各篇注明的版本和已公布材料判断。文章讨论制度的组织、约束和救济,不以是否拥有某一种法院或选举形式,预先决定哪些历史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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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按形成过程阅读;需要集中阅读中国主线时,可依次阅读第06、07、10、11篇,再回到第13篇比较。已有的《宪政制度的全球传播》专题侧重政体要素与传播问题,可作为补充阅读。
表〇:世界宪政史系列阅读导航。时间范围从古代至各篇注明的现代研究节点;目录按本文系列结构整理,不表示各国共享同一种历史阶段。
| 篇次与文章 | 主要问题 |
|---|---|
| 01 古代约束与现代国家(本篇) | 怎样区分宪法、宪制、宪政与古代权力限制 |
| 02 英国议会、内阁与民主政治 | 财政谈判怎样连接议会责任,参与又怎样扩大 |
| 03 美国联邦、奴隶制与宪法再解释 | 同一文本传统为何容纳重大的秩序与权利变化 |
| 04 法国革命与政治权威的重建 | 革命、战争和代表权争议怎样推动反复制宪 |
| 05 日本明治立宪与军事扩张 | 议会发展为何没能形成可靠的军事责任机制 |
| 06 清末预备立宪与王朝危机 | 真实改革为何没有建立可信的权力分享 |
| 07 民国共和、议会、军政与党治 | 议会、地方自治和党治怎样面对财政军事分裂 |
| 08 宪法传播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崩溃 | 制度怎样选择和改造,又怎样在危机中被削弱 |
| 09 战后德国、日本、法国的制度重建 | 相似的战后环境为何产生不同制度组合 |
| 10 从革命建国到1978年的中国宪制 | 国家机构、政治动员与法律约束怎样相互影响 |
| 11 改革以来的中国宪法与权力约束 | 规范、监督与具体救济改变了什么;台湾支线怎样展开 |
| 12 印度、南非与去殖民化后的宪制 | 独立、社会不平等和本土创新怎样重构宪制 |
| 13 不同道路的形成、维持与逆转 | 哪些条件解释差异,哪些结论仍不能确定 |
宪法、宪制与宪政分别指什么
宪法文件通常规定国家机构、权限、基本权利和修宪程序。它可以是单一法典,也可以表现为若干宪法性法律。宪制秩序的范围更大,还包括实际决定权力运行的惯例、政党关系和组织安排。立宪活动指起草宪法、建立代表机关或改变权力结构的政治行动,行动失败也属于这段历史。
限制权力意义上的“宪政”,要求政府受到有实际分量的规则约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受约束者能否随意取消约束。宪法学对此有不同回答:有的重视最高法、权利和法院,有的重视议会问责与政治惯例。Waluchow与Kyritsis的《宪政》条目第1、3、6节区分组织权力的最低意义与有效限制权力的较强意义,也说明成文与否不足以决定答案。
法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6条,把权利保障与权力划分看作宪法的必要内容。这是一种有明确规范立场的定义。若研究帝国、革命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仍须考察它们的宪法怎样组织权力、确认政治目标、安排社会关系,再另行判断约束是否有效。否则,先在定义中排除研究对象,随后便无法解释其制度变化。宣言第12—17条,法文原文。
这一区分也约束评价方式。一部宪法可能稳定了继承规则,却没有扩大政治参与;一个制度可能提高征税、教育和公共卫生能力,却限制了言论与结社;法院可能维护财产权,同时长期容忍种族或性别排斥。国家能力、政治参与、权力约束、权利保障和社会平等应分别观察,不能由其中一项代替其余四项。
中国当代材料中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和“社会主义法治”,各有政治与法律语境。官方定义、实施机关和可启动程序需要分别说明;它们与自由宪政论述既有可比较的问题,也有不同的组织前提。改革以来篇会从修宪、备案审查、行政救济和监察制度检验这些差别。
民主授权不等于所有权力都合法
民主关心政治权力如何获得人民授权,谁能够竞争、投票、组织和影响决定。多数决是处理分歧的一种程序,但“多数”必须先确定哪些人有资格计入。奴隶、妇女、殖民地居民或被剥夺选举权的群体不在票数之中时,多数政府并不代表所有受其支配的人。
法治关心权力是否受公开、可理解且能够持续适用的规则约束,受侵害者能否获得听证、独立判断与救济。学者对法治是否必须包括民主和实质平等仍有分歧:较薄的定义着重程序与可预期性,较厚的定义还要求法律内容符合基本权利。把这些标准分开,才能辨认“规则得到严格执行,却执行了歧视性法律”的问题。《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法治》第1节。
选举授权与法律约束可能互相支持。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让选举竞争更真实,定期选举则使政府更难长期逃避责任。两者也可能发生冲突:多数人要求限制不受欢迎的少数者,法院否决立法又可能遭到“未经选举者决定公共政策”的质疑。审查权的根据、法官任命、判决说理和纠错方式,因而也是宪政问题。
国家与政府同样需要区分。国家包括持续存在的领土管辖、公共机构、法律秩序和财政军事组织;政府是其中一届掌握行政权的人员及其组织。政党既可能竞争组阁,也可能通过干部任命和纪律体系参与国家权力的实际配置。军队服从谁、财政由谁支配,不能仅从机关名称推定。
政府更替并不必然造成国家解体;反过来,部长名单保持稳定,也不证明政府有能力把命令送到各地。民国议会与军政关系、明治日本的军事指挥、中国革命后的组织整合,都需要在这一层面比较。
制度名称描述的是不同维度
“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方便记忆,却容易把多个问题混成一个。英国的君主制与内阁责任是不同安排;美国的总统制与联邦制也能分别被其他国家采用。一个国家设置总统,并不自动属于总统制。
表一:现代制度分类回答的问题。适用于本系列近现代部分;政府信任关系参照International IDEA,Bulmer《政府组成与去职机制》第2—3节,具体国家仍以对应时期的文本和实践为准。
| 维度 | 需要确认的问题 | 不能据此直接推定 |
|---|---|---|
| 君主制与共和制 | 国家元首如何产生,是否存在世袭王位 | 是否民主、是否有责任政府 |
| 总统制与议会制 | 行政首脑是否拥有独立固定任期,内阁是否依赖议会持续信任 | 权利保障水平、中央地方分权程度 |
| 半总统制 | 民选且有固定任期的总统,是否与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内阁并存 | 总统在所有时期都掌握同样的实际权力 |
| 联邦制与单一制 |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怎样获得保障,能否由中央单方面改动 | 地方实际自治一定强或一定弱 |
| 选举制度 | 选票怎样转化为席位,谁能参选,选区和门槛怎样设置 | 有选举便有平等竞争,或一种规则只能产生一种党制 |
议会制的关键在于政府需要维持议会信任,通常是下院信任。总统制的关键在于行政与立法各有任期和产生依据,议会不能仅因政策分歧便用普通不信任票撤换总统。弹劾与法律责任另属特殊程序。半总统制还须继续追问:内阁仅对议会负责,还是也能被总统撤换?总统与议会多数同属一党,或分属不同阵营,实践会明显不同。
本系列因此不把政体标签作为结论。比较的是相同问题在不同安排下由谁决定、谁可以反对,以及反对是否会带来可执行的后果。
古代的问责:能启动程序的人有多大范围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制》记载,议事会可以审查官员,涉及处罚的决定又受到法庭程序限制;官员的账目需要审核,公民能够提出指控。第48节甚至说明了账目审查后提出控告的地点、时限和移送方式。这比笼统的“贤人劝谏”更接近一套可启动的公共问责程序。《雅典政制》第45、48节,Kenyon英译。
但享有政治资格的人只占受统治人口的一部分。该书第42节描述的登记制度核验自由身份、年龄和父母公民身份;政治公民共同体以成年男性为中心,不能把妇女、奴隶和外来居民一并算作拥有平等决策权的人。“公民能够追究官员”与“所有人平等享有政治权利”,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第42节。
这部作品还是政治制度的描述与分析,不是由现代制宪会议通过的一部“雅典宪法”。它能证明当时存在细致的制度思考,却不能证明现代国家直接继承了同一套程序。古代政治文献后来被怎样阅读、引用和改造,需要另外寻找传播证据。
因此,古代材料对现代比较的贡献不只是“找到最早的民主”。它提供了更具体的问题:审查官员的是另一名官员、贵族集团,还是范围较广的公民?处罚是否需要经过公开裁判?公民能否在没有执政者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程序?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国家中反复出现,答案并不相同。
等级特权可以限制君主,也可以排除多数人
1215年《大宪章》产生于英格兰国王约翰与反叛贵族的冲突。第12、14条规定了某些征收需要取得共同议决,以及应召集哪些人;第39、40条限制任意处罚和拒绝司法。它并未建立普选议会,权利与身份、土地和等级相连。国王失去的自由,也可能转化为贵族对自己领地的更强控制。1215年文本第12—14、39—40条。
最能检验约束性质的是第61条。25名男爵组成执行团体,先由其中4人要求纠正违约;规定期限内不纠正,男爵可以扣押国王的城堡、土地和财产迫使其履行。这个办法依靠贵族武力与联合行动,并没有把争议交给一个现代意义的宪法法院。它触及了执行问题,却无法消除内战风险。同一文本第61条。
特许状很快被教皇宣布无效,随后在亨利三世时期经删改重颁。它日后的意义来自不断的确认、诉诸和重新解释。将1215年直接写成现代自由的诞生日,省略了文本失效及恢复的政治条件;只把它说成贵族私利,又解释不了部分条款为什么后来获得更广泛的用途。英国议会图书馆《大宪章仍有意义吗》;大宪章研究项目:历史背景。
城市自治显示了另一类谈判。12世纪初拉昂的城市公社争取把某些征收固定下来,居民筹钱换取领主和国王的承诺。承诺被推翻后,冲突转为暴力。修道院院长诺让的吉贝尔在叙述中敌视城市群众,却也记下了缴款、宣誓、撤销承诺这一过程。史料可用于分析交换关系,不能把作者对参与者的辱骂当作中立事实。《拉昂的起事》,Fordham所收1925年英译节选。
这里的“自由”经常指特定团体免于某种征收、拥有自己的法庭或保留交易习惯。它扩大了局部自治,但没有自动覆盖城外农民和城内所有居民。保护既有特权与主张普遍权利,既有历史联系,也可能互相冲突。
宗教权威也不能一律归入限制王权的力量。《大宪章》第1条保障英格兰教会的自由,但教皇后来支持约翰废弃协议。教会、王权和贵族各自拥有组织与资源,它们有时相互制约,有时共同压制另一方。多种权威并存,提供的是谈判可能性,不是自由的必然结果。
中国谏诤与监察的作用和边界
中国传统政治不能简单归结为皇帝凭个人意愿处理一切。职官制度、典章、奏议程序和士大夫的政治评价,都会影响决策成本。监察官可以调查和弹劾其他官员,谏官可以对政策或君主行为提出批评;具体职掌在不同朝代变化,不能把“御史”看成跨越两千年不变的一套机构。
1879年吴可读以自杀进谏,要求调整光绪继承安排中的宗祧关系,是一个足以检验边界的案例。Ying-kit Chan的研究指出,这种抗议促使宫廷扩大讨论,却也可能让慈禧借重新解释规则巩固权威。官员以礼制和历史先例提出异议,最终处置权仍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其行动成本与普通诉讼大不相同。Chan,2017,《尸谏:吴可读与晚清官僚抗议》,事件与讨论部分。
把这类传统完全说成装饰,会遗漏官僚内部的信息、名誉和组织压力。把它称为与现代宪政等效,则又忽略了启动资格、决定者与执行后果的差别。一个官员能够冒险上疏,并不等于普通人拥有要求审查最高决策的稳定权利;监察能有效惩办下级,也不能据此推定其能够同等约束最高领导者。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意义正在于它不满足于评价君主品德。《原法》区分为天下与为一家安排的规则,《学校》主张公共议论不能由朝廷垄断,并提出让地方官接受士人议论的制度设想。这是对权力安排的批评,不能因为它没有变成现代议会便取消其思想价值。但学校、士人资格和君臣秩序仍构成论述背景,不能把这些主张翻译成已经建成的普选民主。《原法》《学校》电子转录。
表二:四类历史约束怎样运作。所列时期分别为古典雅典、1215年英格兰、12世纪初法国城市与晚清;依据为本节及前两节所引文献,比较的是机制而非文明排名。
| 场景 | 谁能启动、依据什么 | 决定与执行 | 参与边界 |
|---|---|---|---|
| 雅典官员问责 | 有资格的公民,依据职务与审计程序 | 议事会、审查人员和公民法庭 | 公民资格排除大量居民 |
| 《大宪章》第61条 | 男爵团体,依据国王承诺 | 要求纠正后可扣押财产,依赖组织与武力 | 贵族主导,不是平等个人诉权 |
| 城市特许与公社 | 城市团体,依据特许、缴款与宣誓 | 谈判、城市组织及必要时的抵抗 | 权利因身份和地域而异 |
| 晚清谏诤 | 官员或士人渠道,依据典章、礼制与先例 | 皇帝、太后及官僚议论参与处置 | 对最高决策缺少外部终局强制机制 |
战争和税收为什么改变谈判条件
维持军队需要征税和借款,征收又需要账册、官员和地方合作。统治者若离不开有组织的纳税者、贷款人或地方精英,便可能以议税、审计和财产保障换取资源。Charles Tilly讨论欧洲国家形成时,特别强调征收引起的抵抗及由此产生的让步,而非只说战争使国家变强。《战争制造与国家制造作为有组织犯罪》,1985,原书第169—170、183—184页。
这个解释有严格条件。征税者能绕过代表机关、依靠外部贷款或独占资源时,财政需求未必产生参与权;纳税者组织薄弱时,压力可能只带来更强的强制征收。战争也可能摧毁已有议会、扩大紧急权力或使军人取得独立政治地位。因此,“战争导致宪政”与“战争必然破坏宪政”都不能单独解释这些经验。
商业和产权也存在类似差别。交易扩大可能让商人更重视稳定规则和契约执行,却不能推出所有商人都会支持普选。一个能保障财产、压制工会并维持秩序的政府,也可能得到部分有产者支持。判断社会力量的政治作用,需要确认其财产、组织和风险究竟是什么,而不是把“中产阶级”当作自动产生民主的变量。
图一:财政军事压力转化为制度变化的条件。适用范围为本系列比较使用的分析框架,并非每个国家都会经过的历史阶段;依据Tilly的欧洲机制研究及上述案例,虚线表示需要逐案证明的条件关系。
flowchart TD
accTitle: 财政军事压力与权力约束的条件关系
accDescr: 财政军事压力经资源依赖转化为不同制度安排;虚线为需要逐案证明的条件关系。
A[战争与国家整合需求] --> B[征税 借款 动员人口]
B --> C[依赖哪些群体提供资源]
C -.有组织且能拒绝合作.-> D[交换参与权 预算权与规则保障]
C -.可绕过或强制压服.-> E[扩大行政与军事控制]
D --> F[检查承诺能否执行及保护谁]
E --> F
国家能力与权力约束由此可能共同增长。政府有能力执行法院判决、保存公开预算和保护选民,约束才能落实;政府也可能把同样的组织能力用于监视、征用与政治压制。能力回答“能做多少”,约束回答“能否拒绝、纠正和追责”,二者不能互相替代。
五条主线怎样放在同一张时间表中
同一时期的比较能看见国际环境和制度传播,但各国可能正面对不同阶段的问题。相似问题的比较,例如清末与明治的国家整合,能帮助辨认机制,却必须承认两者所处的战争、财政和社会条件不同。本系列同时使用两种方法,避免把稳定时期的英国与内战时期的中国直接排列优劣。
表三:五国关键转折的跨国对照时间线。时间范围为17世纪至20世纪后期,较新的变化见各国篇;“通过”“施行”“实际转型”分别标明。表中事件的原始文献和解释见对应分篇,时间并列不表示彼此必然导致。
| 时段 | 英国 | 美国 | 法国 | 日本 | 中国 |
|---|---|---|---|---|---|
| 1640—1689 | 内战、1649共和国、1660复辟;1689《权利法案》 | 英属殖民地政治与自治机构发展,尚未独立 | 波旁王朝国家整合与财政冲突 | 德川幕府与藩的统治秩序 | 明清鼎革;清朝统治整合 |
| 1776—1799 | 议会与内阁关系继续发展,选举资格有限 | 1776独立;1787制宪、1788达到批准门槛、1789新政府运行 | 1789宣言、1791宪法;1793宪法未实际施行;1799政变 | 幕藩体制延续 | 清朝官僚、财政与社会秩序中的变化 |
| 1848—1890 | 选举改革及内阁政治发展 | 内战与重建修宪;其后出现权利倒退 | 1848共和国、1852帝制;1875宪法性法律 | 1868维新;1889公布宪法、1890施行 | 太平天国等战争与地方军事财政力量增长 |
| 1905—1933 | 1911上院权限受限;1918、1928扩大选举权 | 行政与社会政策变化;1933新政开始 | 第三共和国延续,面临社会与政治危机 | 1918政党内阁;1925男性普选法与治安维持法 | 1908大纲、1912临时约法;共和、军政与党治竞争 |
| 1945—1958 | 福利国家建设与帝国解体 | 战后行政权、民权和国家安全争议 | 1946第四共和国宪法;1958第五共和国宪法 | 1946公布新宪法、1947施行 | 1947中华民国宪法施行;1949共同纲领、1954宪法 |
| 1960—1990年代 | 去殖民化及后来的人权、地方权力调整 | 民权立法与总统权力争议 | 1962确立总统直选;1986首次左右共治 | 战后议会政治、安全政策与权利诉讼 | 大陆1975、1978宪法及1982重建;台湾解严、增修与直选 |
各篇还沿用同一组观察问题:财政与军队、政党与社会联盟、代表与政府责任、权利与救济、战争与外部传播。末篇的分期比较表把这些维度重新放在一起;差异必须落实到时期和机制,而不是写成某个民族永久拥有的性格。
传统约束并不因为范围有限就毫无意义。能够审查一名官员、固定一项税负或迫使统治者解释一项决定,已经改变了权力关系。现代转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些机制何时能够跨越身份限制,何时变成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稳定程序,以及在危机中谁仍有能力要求权力遵守它们。
参考资料与版本说明
原始文献采用下列公开文本或译本。希腊语和拉丁语材料依赖英译,未作原文校勘;中国古籍采用电子转录,未将网页题解视为原始文献。所有网页访问日期为2026年11月15日。
表四:本篇原始文献与使用范围。涵盖公元前4世纪至18世纪材料,译本及网络整理版本逐项列明;访问日期为2026年11月15日。
| 原始文献 | 本篇实际使用范围 |
|---|---|
| 亚里士多德及其学园相关文本《雅典政制》,Frederic G. Kenyon英译,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 第42、45、48节;只讨论这些段落所记载的资格和问责 |
| 《大宪章》,1215年,Yale Avalon英译 | 第1、12—14、39—40、61条;与后续重颁版本区分 |
| Guibert de Nogent,拉昂起事叙述,C. C. Swinton Bland英译,1925,Fordham节选 | 缴款、宣誓与撤销城市公社的段落;网页标题标1115年,与通常使用的1112年事件纪年有出入,本篇不据此确定精确年日 |
|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17世纪,维基文库电子转录 | 《原君》《原法》《学校》;思想方案与实际制度分开 |
|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Légifrance法文 | 第3、12—17条;中文解释为意译 |
研究与机构解说如下。仅列实际使用的条目和章节,不把其脚注中的其他著作计作已读。
- Wil Waluchow、Dimitrios Kyritsis,Constitutionalism,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23年修订版,第1、3、6节;同百科The Rule of Law,网络版第1节。
- Charles Tilly,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收于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Theda Skocpol编,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第169—191页;本篇采用开篇及第183—184页的机制讨论,在线PDF为重排版。
- Ying-kit Chan,Corpse Admonition: Wu Kedu and Bureaucratic Protest in Late Qing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2017年在线发表;使用开放正文的制度背景、事件与讨论。
- Elliot W. Bulmer,Government Formation and Removal Mechanisms,International IDEA,2017,第2—3节;英国议会图书馆大宪章专题与大宪章研究项目历史介绍,用于重颁过程与历史背景的交叉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