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宪政史09-战后德国日本法国的制度重建
1945 年以后,宪法制定者面对的难题不只是怎样限制政府。欧洲与亚洲的战争经验同时表明,政府失去行动能力、军队脱离责任体系、议会多数放弃基本权利,都可能造成灾难。重建需要让国家能够征税、恢复生产、提供公共服务,也需要使国家权力受到可执行的限制。
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答案并不相同。西德建立以总理为中心的议会政府,并赋予宪法法院广泛权限。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占领下采用议会内阁制,保留象征天皇。法国先恢复议会主导的共和国,后来又加强总统与政府。战后宪政的变化,也发生在没有重新制定整部宪法的英国和美国。
战败、占领与国内参与,不能只看其中一项
德国与日本是战败国,原有军事权力被解除,制宪必须服从占领条件。法国经历战败、占领、维希统治与解放,但战后政府并不是由一个盟军司令部直接代拟全部政治结构。三国重建时的选择范围,从起点就不一致。
1948 年,美、英、法三个西方占领国要求德国西部各州推动制宪。州领导人担心正式建立西德国家会加深德国分裂,因此采用“基本法”和“议会委员会”的名称,保留过渡性质。委员会成员由州议会产生,围绕联邦权限、财政和教育作出妥协,也受到占领当局的干预。1949 年 5 月 8 日通过的文本,在盟国批准和各州议会批准后,于 5 月 23 日公布,并在该日结束时生效。德国联邦议院:1949 年基本法的制定与公布
这既不是不受外部约束的纯国内制宪,也不是占领国把本国宪法翻译后交付。德国已有联邦、议会、政党和专业法律传统;纳粹统治的经历改变了各方对这些制度应当怎样组合的判断。占领影响和国内选择,可以同时真实存在。
对日本也应采用同样的方法。美国拥有决定性的占领权威,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官员意见一致,也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政党和社会团体毫无作用。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制宪档案显示,麦克阿瑟司令部与极东委员会之间也有权限和时限上的竞争。把“美国”当成一个始终一致的制宪者,会遗漏实际过程。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宪法的诞生》概说第三章
西德:让基本权利能够对抗立法多数
《基本法》把人的尊严放在第 1 条,并规定基本权利直接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意味着,议会依法投票制定的法律,也可能因侵犯权利而无效。第 19 条第 4 款提供公权力侵害权利时的司法救济,第 20 条则确认民主、社会国家和联邦原则。《德国基本法》第 1、19、20 条,官方英文合并文本
“社会国家”并不等于宪法已经写定每种福利的数额。它要求国家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同时留下税收、保险与公共支出的政治选择空间。权利约束也不等于政府不能限制自由,而是要求限制具有法律依据,保留权利的基本内容,并能接受司法审查。
第 79 条第 3 款进一步禁止通过修宪废除特定核心原则,包括联邦的基本结构、各州原则上参与立法,以及第 1、20 条所确立的原则。通常所谓“永恒条款”,就是给修宪权本身设边界。它没有使整部基本法永远不可修改,而是拒绝把任何足够大的议会多数都视为有权废除民主与人的尊严。《基本法》第 79 条
这套安排需要一个能够作出裁判的机构。1951 年联邦宪法法院开始运作,法院法提供的宪法诉愿,使个人得以主张公权力侵害自己的基本权利。宪法诉愿与普通上诉不同:它并不让宪法法院重新审理所有事实,而是检查法律及其适用是否违宪。1969 年,这项制度才进一步写入基本法,不能把今日完整程序全部倒推成 1949 年已经一次建成。联邦宪法法院:早期判例目录,1951 年宪法诉愿案件;宪法诉愿的对象与裁判效力;联邦议院:基本法修订史,第 32 页
强大的司法机关也带来反对意见。没有直接民选授权的法官,为什么能否定代表机关的决定?最有力的回答是,多数决只有在表达、结社、选举平等与少数者基本地位得到保护时,才有持续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消除争论。法院解释权利时也可能扩大自己的政策判断,法官遴选、理由公开和遵守审判权限仍然重要。
政府稳定与联邦分权怎样并存
西德没有恢复一个可以轻易绕过议会的强势总统。总理由联邦议院选出,政府依赖议会多数;第 67 条要求议会只有在以全体议员多数选出继任总理时,才能通过不信任把现任总理撤换。这叫“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基本法》第 63、67 条
它解决的是一个具体问题:几个互相敌对的政党可能都反对现政府,却完全不能共同执政。普通不信任投票允许它们先推翻政府,再把组阁难题留给国家;建设性不信任要求它们先形成替代多数。不过,这只提高推翻政府的门槛,并不能替代政党谈判,更不能保证每项政策都获得稳定支持。
与此同时,各州通过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立法和行政。这里的成员来自州政府,不能按照美国联邦参议员由选民直接选出的方式理解。德国把日常政府领导集中到总理与内阁,又把部分立法同意权、行政执行和地方事务分散给各州,两者并不矛盾。《基本法》第 50、51、83 条
因此,战后西德的稳定不能只归功于一条不信任程序。联邦结构、政党合作、经济恢复与国际安全安排共同影响了冲突的成本。只把第 67 条搬到另一个政治体系,而不考虑议员是否服从政党决定、军队是否接受文官控制、反对党能否自由组织,无法保证相同结果。
日本:占领当局怎样促成议会内阁制
日本政府最初由松本烝治主持研究宪法修改,方向相对保守。1946 年 2 月 8 日提交的《宪法修改纲要》未获占领当局接受。2 月 13 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即通常简称的 GHQ,向日方交出自己起草的方案。日方随后决定以该草案为基础,经法制局起草和双方磋商,于 3 月公布纲要,4 月公布口语体草案。国立国会图书馆:GHQ 草案与日本政府的应对
议会审议并非可以随意推翻占领条件的自由制宪,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修改。1946 年 4 月,女性首次参加众议院选举;6 月政府按照《明治宪法》的修宪程序提交议案。两院审议涉及第 9 条措辞和文官资格等问题,10 月完成议会表决,11 月 3 日公布新宪法,1947 年 5 月 3 日才正式实施。形式上沿用旧宪法修改程序,内容上却将主权根据从天皇转到国民。国立国会图书馆:帝国议会审议;宪法实施与相关法律制定
美国没有在日本建立总统制,原因可以从草案结构看出来。占领者的核心要求包括扩大民意机关的权力、保障权利、排除军部独立控制政治,并不要求日本复制美国联邦制。保留天皇作为象征,同时让内阁对议会负责,可以把元首的礼仪地位与政府实际责任分开,也能利用日本已经存在的议会、政党与行政机关。国立国会图书馆:战败与修宪启动;《日本国宪法》第 1、4、65—69 条
条文中的责任关系非常明确:行政权属于内阁;首相由国会从议员中指名;内阁行使行政权时对国会承担集体责任;众议院通过不信任后,若不在十日内解散众议院,内阁必须总辞职。首相与其他大臣必须具有文官身份。总统制所依赖的独立行政选举与固定任期,在这里并未采用。《日本国宪法》第 65—70 条
两院制更能说明制度并非整套照搬。GHQ 起初提出一院制,日本政府则认为第二院有助于政策连续与审慎讨论。双方协商后,贵族院被替换为民选参议院,众议院在预算、首相指名等事项上具有优先地位。与美国参议院不同,日本参议院既不代表联邦各州,也不是总统制必需的组成部分。国立国会图书馆:新两院制的四个形成阶段
日本同时采用了以最高法院为终审机关的违宪审查,借鉴不同制度的要素。议会内阁制、象征天皇、两院制和司法审查,分别处理政府责任、元首地位、立法审议与权利救济。它们能够组成一套新的制度,而不必共同来自同一个“母本”。《日本国宪法》第 76—81 条
宪法文本之外的日本战后秩序
第 9 条规定放弃以战争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规定不保持战力、不承认交战权。这一文本与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安排之间,长期存在解释争议。1954 年自卫队成立以后,政府以自卫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武力不属于被禁止的“战力”来说明其合宪性。这个说明是政府的法律立场,不能写成没有争议的条文原意。日本防卫省:宪法与自卫权,政府见解;参议院宪法调查报告,自卫权与自卫队部分
占领政策本身也发生转向。初期改革强调拆除战争体制和扩大社会参与;随着冷战加剧,经济恢复和反共安全目标上升。马修·奥古斯丁整理的占领研究指南,把这种变化与美国通过日本既有政府实施政策联系起来。所谓外部推动民主,从来不是一项与地缘政治和行政连续性无关的纯法律工程。Augustine,〈盟军占领日本研究指南〉导论
最强的质疑因此是,新宪法在占领压力下形成,其“国民主权”起源是否自相矛盾?压力和选择受限应当被承认;但是,起草来源也不能单独证明后来所有政治参与与权利保障都是虚构。需要分开评估制定程序的自主程度、文本限制权力的内容,以及占领结束后居民能否运用这些制度。制定正当性与长期运行正当性有关,却不是同一个问题。
法国:第四共和国为什么仍然不稳
法国 1946 年的第一部制宪方案在公民投票中被否决,第二届制宪议会重新起草,10 月获得公投批准,10 月 27 日公布。宪法序言确认男女平等、工会、罢工、健康和社会保障等权利;它把共和自由与社会国家责任结合起来。组织结构则以国民议会为重心,政府须获得并维持议会信任。《1946 年宪法》序言及第 45—51 条
不能因为第四共和国后来垮台,就断言这部宪法没有考虑政府稳定。它对不信任规定了绝对多数,对解散设置了条件。实际政治中,多党竞争与联盟分裂使内阁支持难以维持,首相先获授权、内阁名单再求信任的“双重授权”惯例又缩小了组阁空间。即使没有达到正式倒阁门槛,政府也可能因无法推进政策而辞职。爱丽舍宫:1946 年宪法的制度与运行说明
内阁寿命短也不等于行政全部停顿。第四共和国完成重建、推进社会保障与欧洲合作,专业官僚和跨内阁政策具有连续性。它的严重失败发生在殖民战争与政治权威的结合处: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不断消耗政府支持,军队与殖民者要求保住法国统治,而议会联盟无法形成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1958 年 5 月阿尔及尔危机中,军方支持的压力使巴黎政府面临制度崩溃风险。戴高乐于 6 月 1 日获国民议会授权组阁,6 月 3 日宪法性法律允许政府起草新宪法,同时要求政府仍对议会负责。9 月 28 日公投批准,10 月 4 日公布。因此,第五共和国既有连续的授权与公投程序,也有军事和殖民危机造成的强制背景;单说“合法改革”或“军事政变”都不足以概括。1946 年宪法网页所附 1958 年 6 月 3 日法律;Guy Pervillé,埃维昂协议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政治过程
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优势是怎样形成的
1958 年制度扩大总统的任命、解散和特殊危机权力,同时通过限制倒阁与安排立法程序提高政府行动能力。所谓“理性化议会制”,是把信任、倒阁与立法关系更多写进规则,降低临时议会组合随意更换政府的机会。它仍保留总理和向议会负责的内阁,并非美国式总统制。法国宪法第 8、12、16、20、49、50 条
总统最初由扩大后的选举人团选出。1962 年改革改为直接普选,1965 年才首次按新办法举行总统选举。全国性民意授权增强总统地位,但不能把这一变化写成 1958 年原文已经具备的条件。法国参议院:1962 年修宪;爱丽舍宫:总统选举制度的变化
当总统与国民议会多数同属一个政治阵营,总统能够通过总理和多数党扩大实际影响。1986—1988、1993—1995、1997—2002 年的“左右共治”,则使总统不得不与由敌对议会多数支持的总理合作。宪法第 20 条关于政府决定并实施国家政策的规定,由此获得更明显的实际作用。相同文本随着政党多数关系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权力分布。Vie publique:三次共治与制度影响
2000 年将总统任期从七年缩短为五年,随后调整选举日程,使议会选举通常紧随总统选举,有利于形成同一阵营的多数。这是降低共治可能性的安排,不是消灭共治或议会分裂的法律保证。所谓“半总统制”,描述的是民选总统与责任内阁并存;这个标签本身不能告诉读者,总统在任何时候都掌握多少权力。Vie publique:五年任期、选举日程与共治的可能性
法国权利审查也并非在 1958 年一开始就达到后来程度。1971 年结社自由案,宪法委员会依据序言承认的共和基本原则,否定一部分已经议会通过的法律。1974 年允许 60 名议员或 60 名参议员提请审查,扩大了反对派的使用机会;2008 年设立、2010 年开始运行的优先合宪性问题程序,使诉讼当事人可以经司法筛选挑战适用于案件的法律。1971 年第 71-44 DC 号决定,第 2—4 段;国民议会:法律合宪性审查的演变与程序
表:三国战后权力安排的比较。时期:1946—2002 年,法国一栏包含后续制度演变。来源:正文所引各国宪法与制宪档案。
| 问题 | 德国联邦共和国 | 日本 | 法国第五共和国 |
|---|---|---|---|
| 政府如何产生 | 联邦议院选出总理 | 国会从议员中指名首相 | 总统任命总理,内阁必须能够承受议会问责 |
| 怎样避免政府轻易倒台 | 撤换须同时选出继任总理 | 不信任后辞职或解散众议院 | 较高倒阁门槛、政府立法程序及总统解散权 |
| 元首的主要位置 | 总统主要承担代表与程序职能 | 天皇为象征,不掌握国政权能 | 总统具有实质权力,1962 年后获得直接民选授权 |
| 限制权力的主要渠道 | 基本权利、宪法法院、联邦与州 | 选举、议会责任、普通司法体系的违宪审查 | 议会责任、选举、逐步扩展的宪法审查 |
| 制度效果的条件 | 联盟合作与各州参与 | 政党关系、行政连续性与安全安排 | 总统和议会多数是否一致,不能只看文本 |
英美与欧洲人权制度:改变不一定依靠重写宪法
英国战后的福利改革主要通过普通立法完成。1942 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系统性的社会保障方案,1946 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建立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新医疗制度,1948 年开始运行;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另有相关立法。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由此改变:国家不仅承担保护自由和秩序的义务,也直接负责组织大规模公共服务。英国议会:贝弗里奇报告;1946 年国民医疗服务法
美国联邦行政能力同样继续扩大,但扩权与约束不是单向过程。1952 年扬斯敦案中,最高法院否定总统以紧急国防需要为由接管钢铁厂的命令,强调行政机关不能因此代替国会立法。1964 年《民权法》与 1965 年《投票权法》则利用联邦权力打破州和地方维持的排斥。限制中央权力可能保护自由,也可能保护地方压迫,须看具体权利和责任关系。扬斯敦案,多数意见第 1—13 段;美国国家档案馆:《民权法》原文及背景;《投票权法》
福利与监管国家还带来新的实际问题。大量决定由专业行政机关作出,选民难以在一次大选中监督每个具体判断。预算审查、行政程序、理由说明与法院救济因此变得更加重要。政府有没有能力提供服务,与居民能不能挑战政府决定,必须同时评价。
1950 年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又使权利保障逐渐超出国内政治。随着后续改革,个人能够在满足受理条件、通常用尽国内救济后,向欧洲人权法院申诉;缔约国须履行针对本国的终局判决,由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监督执行。这不是欧洲法院可以任意取消各国法律,而是国家承担条约义务后,增加一个外部审查层次。欧洲人权法院也不等于欧盟法院。《欧洲人权公约》现行文本,第 34、35、46 条及议定书修订说明
英国 1998 年《人权法》把公约权利接入国内司法程序,第 3 条要求法院尽可能作与公约权利相容的法律解释。第 4 条允许指定法院作出不相容声明,但声明本身不使议会法律失效,是否修改法律仍需由有权机关采取后续行动。《人权法》原始制定文本,第 3—4 条
表:战后制度重建的选择性年表。时期:1946—2010 年。来源:国立国会图书馆、德国联邦议院、法国官方宪法资料与欧洲人权法院。
| 时间 | 事件 | 文本与实施的区别 |
|---|---|---|
| 1946 年 10 月 | 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获公投批准并公布 | 第一个草案曾被否决,不能把所有 1946 年方案视为同一文本 |
| 1946 年 11 月 3 日 | 日本新宪法公布 | 经过草案、政府磋商与议会修订,尚待实施 |
| 1947 年 5 月 3 日 | 日本新宪法实施 | 国会法、内阁法、裁判所法等配套制度同时重建 |
| 1949 年 5 月 | 德国基本法通过、批准、公布与生效 | 5 月 8 日通过;23 日公布,当日结束时生效 |
| 1951 年 |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开始运作 | 宪法中的审查承诺获得组织和程序支持 |
| 1958 年 9—10 月 |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获公投批准并公布 | 处于阿尔及利亚危机与戴高乐复出背景 |
| 1962、1965 年 | 法国总统直接普选改革、首次实施 | 改规则与按新规则投票相隔三年 |
| 1971—2010 年 | 法国权利审查及诉讼渠道逐步扩展 | 不是 1958 年一次建立的完整模式 |
| 1998 年 | 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议定书生效 | 常设法院与个人申请机制重组,不能倒推为 1950 年原状 |
这些重建经验支持的结论有限而具体。稳定政府可以与权利审查并存,议会制也能在美国影响下建立;制度成功需要组织、政党、财政和安全条件,而不只需要文本来源正确。外部力量能够改变选择范围,却不能替代后来每次预算、选举、审判和政治交接中对规则的遵守。
资料与阅读边界
网页与档案资料访问日期:2026 年 11 月 15 日。
原始资料:德国《基本法》官方英文合并本、日本宪法日文原文与国立国会图书馆制宪档案说明、法国 1946 年宪法及附录、第五共和国现行合并文本、1971 年结社自由决定、美国扬斯敦判决与两部民权法律、《欧洲人权公约》、英国 1998 年《人权法》第 3—4 条。实际核对正文所指条款和判决段落;德国、法国及公约的现行文本包含后续修改,正文用历史资料区分形成时间,没有把今日全部规定当作原始条文。
研究与机构解说: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宪法法院的历史、程序资料;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文“概说”第三至第五章与两院制专题;奥古斯丁占领研究指南的导论;法国官方历史专题、Guy Pervillé 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文章的可检索片段、Vie publique 共治解说;英国议会档案展览说明。未将指南中的参考书目冒称为已经通读的著作。部分德国法院网页正文访问受限,所用早期案件信息限于该院公开检索得到的判例目录与程序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