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宪政史10-从革命建国到1978年的中国宪制
1954 年宪法规定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1975 年宪法删去了这项规定,把检察机关的职权交给公安机关;1978 年宪法又恢复了检察院和公开审判、辩护等规定。这些变化发生在同一个执政党领导之下,却对应着相当不同的权力运行方式。解释这段历史,既要看革命组织怎样建立全国性国家,也要追问:已经写入宪法的程序,为什么不能在政治运动中保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
革命胜利怎样变成国家制度
1949 年的制宪起点,与 1912 年不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经过长期战争形成的军队、干部组织和根据地政权,其建国方案不需要先把几支独立军队纳入一个共同服从的议会。新的任务是把战争中的领导体系,转变为管理城市、农村、财政、生产和司法的全国制度,并吸收革命联盟中的其他力量。
9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供了过渡安排。它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机关;在普选产生的全国人大召开以前,由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大职权,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地方新解放地区则可以经历军事管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再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政协因而同时具有联合建国和暂时代行国家权力的作用,其代表产生方式不是全国公民的竞争性普选。《共同纲领》第12—15条
这个联盟确实比单一阶级政府宽。纲领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纳入统一战线,也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利益。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与保护其他私人财产可以同时成立,因为当时承诺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而非立即把所有生产资料一律收归国有。可是,政治上的联合没有包含执政党之间定期竞争、轮流组成政府的规则。《共同纲领》第1、3、13条
人民与敌人的划分也进入了法律。纲领列举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同时规定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允许依条件剥夺某些人的政治权利。工农、妇女及过去被排除的人群获得法律上的参与资格,被划入敌对类别者却可能遭到排除。决定分类的程序是否可靠,申诉能否改变认定,直接影响普遍权利可以兑现到什么程度。《共同纲领》第4—7条
废除国民党旧法制、建立人民司法,也没有使国家处于完全没有规则的状态。婚姻、土地、劳动和国家机关组织方面陆续有了法律。但司法从一开始就与社会改造运动紧密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后来整理的审判史指出,早期刑事审判大量配合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并采用人民法庭形式。国家能够动员群众、改变基层权力关系,同时也需要解决运动中的政治目标与个案证据、法定手续之间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数说人民法院审判工作60年》,附件一第一阶段第1节
1954 年:把革命秩序组织成常规国家
1954 年宪法既承接根据地和《共同纲领》的经验,也吸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毛泽东在当年 6 月讨论宪法草案时,明确说明参考了这些国家的宪法,并强调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与逐步过渡。这里的“民主”不能直接换成英美式竞争政治:制宪者考虑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机关组织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同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变化首先表现为明确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当时宪法规定的唯一立法机关,选举国家主席,并依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法院和检察院另有组织及职权,全国人大负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责任。这不是三个平行权力彼此否决的设计,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国家权力之下分工。1954年宪法第21—31、47—52条
这种分工仍然有实际意义。法院审判独立、公开审判和被告人辩护权得到明文规定;逮捕须由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院批准。检察机关还拥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是否遵守法律的一般监督权限。假如这些程序得到遵守,公安机关抓人、检察机关起诉、法院裁判之间便不只是同一个决定的三次盖章。各环节有机会发现事实不足或程序违法,并阻止错误继续。1954年宪法第76—84、89条
公民权利也不只限于选举。宪法列举平等、言论与结社自由、居住迁徙自由、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障,并规定受国家工作人员侵权的人有控告和取得赔偿的权利。然而,从这些条文到可操作的救济,还需要案件受理、证明责任、赔偿程序和能够执行纠错决定的机关。1954 年宪法没有设立由公民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违宪法律的制度;监督宪法的任务主要交给全国人大。1954年宪法第27、85—97条
国家组织的常规化没有改变党的领导地位。1954 年 9 月,中央又设立了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与此同时,宪法第 42 条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党内指挥关系与国家机关职权并存,不能只读后者便断言军队已经改由一个脱离党的国家机关独立控制。同年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而继续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存在。中共党史大事记“1954年”,9月28日、12月21—25日条
经济基础也在变化。《共同纲领》保护的多种所有制,并未被承诺为永久不变的秩序。1954 年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仍列出国家、合作社、个体劳动者及资本家的所有制。到 1956 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使经济组织显著改变。1981 年历史决议肯定这一转变,也承认 1955 年夏季以后某些改造要求过急、方式过于简单划一。这份评价能说明党后来怎样解释政策,不能代替对不同地区实际自愿程度和利益损失的分别调查。1954年宪法第4—10条、1981年历史决议第12节
法律建设曾有支持者,为什么没能挡住政治运动
把后来发生的破坏倒写成 1954 年已经注定的结局,会遗漏当时的选择。1956 年中共八大上,董必武指出刑法、民法和诉讼法等基本法规尚不完备,并批评有些地方不依法召开人大、撤换代表,司法人员不履行拘捕手续、限制辩护和上诉。他主张国家机关依法办事。这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领导人在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意见,有机关职位、法律工作者和已有宪法作为支持,并非后人凭空提出的另一条路。董必武1956年9月19日发言,1978年《人民日报》重刊摘要
这条路线的限制也很清楚。董必武把法制理解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支持革命政权及其社会改造,并未主张法院可以脱离党的政治领导。他能据宪法要求党委尊重程序,却缺少一种在最高政治判断转向后仍可强制维持原有规则的机制。法制得到高层支持时可以发展;一旦坚持程序本身被判为错误政治立场,支持它的干部也可能遭到批判。
1957 年反右运动把此前受到鼓励的批评带入另一种政治判断。1981 年决议承认反右严重扩大化,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法律机关内部的分工制约也受到冲击。董必武所强调的制度性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少数工作人员不够守法。当“支持”办案被置于“制约”之上,机关之间提出异议的政治成本便会增加。1981年历史决议第17节、郝铁川《公检法互相配合制约的历史沿革》,1957—1960年部分
1958 年司法工作也出现“大跃进”。最高法院的回顾承认,办案高指标冲击了法律程序,办案质量下降。独立审查证据原本会占用时间;如果机关按结案数量证明政治积极性,审判的快慢就可能压倒审判的对错。这解释了为什么宪法仍有效、法院仍存在,却不等于既有保障仍能发挥同样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数说人民法院审判工作60年》,附件一第一阶段第2节
大跃进和饥荒把这种纠错困难扩展到生产与分配。孟昕、钱楠筠和 Pierre Yared 对 1959—1961 年的研究发现,僵硬的粮食征购制度是严重后果的重要机制。征购依据预期产量,难以及时适应减产,原先产粮较多的地区也可能因过度征购而遭受严重死亡。论文并不把所有死亡归于一个变量,数据和模型也有边界;它说明国家取得粮食的能力,与把粮食留给最需要的人的能力,可能同时朝相反方向变化。Meng、Qian、Yared,2015年公开稿,导论及第6节
对宪制分析而言,关键是异常信息怎样影响决策。如果基层害怕承认减产,干部害怕因批评征购而受到政治处分,公民又缺少能够及时制止侵害的救济,集中起来的执行力便可能持续执行错误目标。1959 年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开展反右倾,使纠偏受到新的政治限制。1960 年冬以后政策调整、1962 年七千人大会及随后的经济恢复,则证明领导体系仍能改变方向;但纠正依赖领导层重新判断,并未转化为公民可以稳定启动的制度保障。1981年历史决议第17—18节
文革改变了权力怎样行使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张之一,是以群众动员揭露掌权者、打破官僚机构对政治参与的控制。这回应了真实存在的干部特权和上下级信息隔绝问题。要理解其吸引力,不能只把参与者当成没有诉求的工具;但判断这种参与是否构成持久约束,还要看被批判者是否有答辩权,指控是否需要证据,以及群众能否同样监督发起运动的最高权力。
运动没有建立能够平等约束各方的程序。党政机关遭冲击,法院机构瘫痪或受到军管,审判职能在一段时间内由军管机构的审判组行使。国家主席这一法定职位也未能保护刘少奇免遭迫害。对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处分与全国人大依法行使罢免职权不是一回事;个人拥有很高职位,仍不能据此证明法律程序可以对抗政治定性。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回顾,附件一第一阶段第3节、1981年历史决议第19—21节
地方重新建立革命委员会,也不能自动视为暴力已经结束。Andrew Walder 和苏阳依据 1,520 部县志研究农村文革,发现大量伤亡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政治清查和镇压中。县志可能隐瞒或遗漏,地方差异也很大,因此不宜把论文的推算当成精确全国名册。它所揭示的时间顺序仍很重要:重新集中权力能够停止某些派性冲突,也能使新的权力机关更有组织地施加迫害。Walder、Su,2003,结论及表12
这段变化先发生于实际政治,再进入宪法。1975 年宪法把国家机关大幅简化,承认革命委员会,把检察职权交给公安机关,明确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武装力量。第 13 条保障“四大”,第 28 条还规定罢工自由。由此不能说文本完全没有参与和权利;更准确的问题是,这些参与方式服务于规定的革命方向,而个体面对政治指控时所需的程序保障明显缩减。1975年宪法第13—18、22、25—28条
表1:三部宪法中的国家机关与权利保障(1954—1978年,均按最初通过文本)
| 比较事项 | 1954年宪法 | 1975年宪法 | 1978年宪法 |
|---|---|---|---|
| 全国人大与宪法监督 | 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明确监督宪法实施(21、27条) | 明定在共产党领导下;职权条文不再单列监督宪法实施(16、17条) | 恢复明确的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职权(20、22条) |
| 国家主席与军队 | 设国家主席;主席统率武装力量(39、42条) | 不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主席统率武装力量(15条) | 仍不设国家主席,仍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19条) |
| 地方行政 | 人民委员会为地方人大执行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62条) | 革命委员会兼具地方人大常设机关、地方政府职能(22条) | 保留地方革命委员会,职权规定更详细(37条) |
| 法院与检察 | 独立审判、公开审判、辩护;另设检察机关(76、78、81条) | 法院仍在;检察职权交公安;删去上述审判保障表述(25条) | 恢复检察院、公开审判和辩护;尚未恢复1954年的独立审判表述(41、43条) |
| 逮捕程序 | 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89条) | 法院决定或公安机关批准(28条) | 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由公安执行(47条) |
| 运动式参与 | 没有“四大”条款 | 保障“四大”,另列罢工自由(13、28条) | 权利条款仍列“四大”和罢工自由(45条) |
来源: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表中“恢复”指文字和机关设计变化,不代表实施效果已得到保证,也未混入1979、1980年的修宪。
国家能力与权利保障分别取得了什么结果
对这一时期最有力的辩护,是一个长期战争后的贫困国家必须统一财政和行政、建设工业、发展教育卫生,并在战争和冷战压力下维持安全。稳定的组织、资源集中和基层动员有助于这些任务。若仅列政治灾难而不看公共服务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就无法解释这套体制为何得到支持,也无法区分它后来留下的不同遗产。
健康改善有独立研究支持。Kimberly Singer Babiarz 等利用回溯调查和省级资料,分析 1950—1980 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发现此前教育扩展与后来死亡率下降存在显著关系,公共卫生投入也需要结合教育条件来理解。作者谨慎区分相关与因果,没有证明任何一种组织形式是改善健康的唯一原因。饥荒时期的恶化和长期平均改善可以同时为真,不能相互注销。Babiarz等,2015,第5—6节
社会服务成绩与权力约束回答的是不同问题。儿童接受教育、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是可以调查的公共收益;遭到错误政治定性的人能否要求公正复核,是另一项可以调查的制度表现。承认前一项,不必推定后一项已经得到保障;确认迫害与饥荒,也不能凭此否定每一项公共建设。这同样要求成就和损害都提供时间范围、材料来源与推论边界。
另一项辩护是:外部战争威胁、资源不足和干部能力有限,使稳定的司法程序难以立即建成。这个解释能说明制度建设的成本,却不能单独解释为什么已经设置的检察机关要被取消,为什么支持分工制约会受到批判。1954 年建制、1956 年的法制主张、1961 年后的纠偏都表明,在相同执政结构之内,程序化治理与扩大政治运动是实际存在过的不同选择。哪些选择被压倒,需要考察领导决策及政治责任,不能用发展阶段一概解释。
1978 年恢复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1978 年宪法于 3 月 5 日通过,早于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增加国家机关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恢复检察院、公开审判和辩护,并再次明确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这些变化为重建法律程序提供了正式依据,不能因其保留旧表述便说毫无变化。1978年宪法第22、41—47条
但它仍肯定文化大革命,保留继续革命的政治表述、革命委员会和“四大”,没有恢复国家主席,也尚未重新写入 1954 年的独立审判原则。因此,“1978”不能被当成一个政治和法律内容完全一致的标签。年初恢复机关的宪法,与年底进一步强调制度和法律稳定性的转向之间,仍有需要解释的距离。
5 月《人民日报》重刊董必武 1956 年关于法制的发言,原来被削弱的法律建设经验重新成为资源。不过,重刊时的编者按仍沿用当时对若干人物的政治定性。制度恢复是在旧有组织、干部与语言中展开的,不能把随后十余年的变化提前放进这一次修宪。《人民日报》1978年5月15日第2版,编者按与发言摘要
表2:从过渡纲领到法制重建的选择性年表(1949—1978年)
| 时间 | 文件或实际变化 | 宪制上的区别 |
|---|---|---|
| 1949年9月29日 | 政协通过《共同纲领》 | 联合建国的过渡性基本文件,政协暂代全国人大职权 |
| 1954年9月20日 |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 | 国家机关及权利制度正式成文;实施仍需组织和法律支持 |
| 1956年9月 | 中共八大讨论法制建设 | 依法办事、健全基本法律具有明确的制度内倡议者 |
| 1957—1961年 | 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及严重饥荒 | 既有法律程序、表达和政策纠错受到政治运动制约 |
| 1960年冬以后 | 经济政策调整,随后开展部分纠错 | 显示纠偏能力,也显示其依赖政治领导重新决策 |
| 1966—1976年 | 文化大革命 | 机关运行、个人安全和法律程序遭严重破坏;地方重建未自动终止迫害 |
| 1975年1月17日 | 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 | 将部分运动中形成的权力关系写入宪法 |
| 1978年3月5日 |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 | 恢复部分法制机关和程序,同时保留文革时期若干制度与政治表述 |
来源:各年宪法及《共同纲领》;董必武发言;1981年历史决议第17—22节。运动和饥荒的社会后果另与上述独立研究互证;本表不把文件通过日期等同于制度已全面实施。
到 1978 年,需要重建的已经不只是若干被撤销的机关。1954 年的经验说明,一套宪法可以清楚分配职权、列举权利,却仍缺少抵抗政治运动的保障。此后能否形成较稳定的法律程序,取决于日常行政、党的领导和公民救济怎样重新衔接,以及纠错能否逐渐摆脱对个别领导人判断的依赖。
资料与阅读范围
以下在线资料访问日期均为2026年11月15日。
原始资料采用可核对的公开文本:
- 《共同纲领》与1954年、1975年、1978年宪法:阅读公开转录,逐项对照所引条款;未声称检视签署原件或全部制宪档案。
- 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讲话:阅读全文转录,用于说明制宪者的参考来源和目标,不以讲话中的评价证明实施结果。
- 董必武1956年法制发言的1978年报纸重刊摘要:阅读该版公开转录,注意这是摘要及后来重刊;不把1978年编者按当作1956年发言。
-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核对第9—22节相关段落。它是党对自身历史的正式评价,适合说明后来的责任认定与政策解释,需要同独立研究区分。
研究与机构回顾:
- Meng Xin、Nancy Qian、Pierre Yared,“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China’s Great Famine, 1959–1961”,2015年3月3日公开稿:阅读导论、制度解释及第6节相关结果,引用其征购机制,不转述为饥荒的唯一原因。
- Andrew G. Walder、Yang S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The China Quarterly,2003:阅读摘要、结论和表12,保留县志材料的局限,不给出假精确全国死亡数。
- Kimberly Singer Babiarz等,“An Exploration of China’s Mortality Decline under Mao: A Provincial Analysis, 1950–80”,Population Studies,2015:阅读摘要、第5—6节,区分相关性与可识别的因果效应。
- 中共党史大事记“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史回顾、郝铁川2014年公检法关系史文章:分别用于机关设置时间、司法受运动影响的机构记录及分工制约的历史讨论;不把纪念性评价作为效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