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宪政史13-不同道路的形成维持与逆转
宪政史中的持久变化,通常不只发生在宪法通过的那一天。谁能组织军队、政府向谁取得收入、反对者能否继续活动、普通人能否启动救济,决定了新规则能否形成稳定约束。文本规定参与政治的资格,社会运动又可能改变文本;国家能力扩大了执行权利的条件,也扩大了压制异议的能力。
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差异,需要放在这些具体关系中解释。英国议会在普选以前已经能够影响财政;美国宪法长期延续,却经历奴隶制废除、重建逆转与民权扩大;法国多次更换政体,同时保存了许多行政制度;日本先后建立天皇主权下的帝国宪制与国民主权下的议会制度;中国则经历王朝立宪、共和竞争、党治、革命建国和改革后的制度调整。不存在一个跨越这些阶段、始终不变的国家属性。
以下比较先处理国家怎样组织起来,再判断参与、约束与救济。制度来源和政治成效分别考察,避免把“借鉴某国”当作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同一套问题,需要标明不同的历史时期
比较最容易发生的错误,是拿某国最稳定的时期,去解释另一个国家最困难的转折。英国十七世纪同样有内战、军队清洗议会和共和国失败;美国十九世纪的联邦争议包含奴隶制与内战;法国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崩溃。它们不能只作为中国或日本曾经偏离的标准答案。
同一时期比较,可以观察各国面对的国际力量与制度知识。例如十九世纪末,日本与清朝都研究欧洲宪法,却拥有不同的财政和军事整合条件。相似问题比较,则可以把英国议会与民国议会都放在军费控制的问题下,但不能忘记两者处在不同的战争体系和社会组织环境。两种比较相互补充,都不能单凭一个相似名称证明因果关系。
表一:贯穿全系列的五维比较表。每行的时间是分析范围,概括的是该时期的重要机制,不表示所有年份情况相同。依据为第02—11篇逐项列出的法律、档案与研究;相关史实和争议应连同各篇限定条件阅读。
| 国家与时期 | 国家、财政与军队 | 政党与社会联盟 | 代表与政府责任 | 权利与救济 | 传播、战争与外力 |
|---|---|---|---|---|---|
| 英国,1689—1832 | 议会财政支持与公共信用增强国家作战能力 | 土地、商业与议会集团合作竞争 | 君主影响仍在,内阁对下院的依赖逐步增长 | 法律与议会权利发展,选举资格仍狭窄 | 欧洲战争、帝国扩张与殖民反抗 |
| 英国,1918—1948 | 战争动员后扩大公共服务与社会政策 | 群众政党、工会与妇女动员改变参与 | 内阁依靠下院多数,上院权力已受限制 | 女性平等选举资格与复数投票分别改革 | 世界大战、帝国变化;本土与殖民地权利不对称 |
| 美国,1787—1860 | 联邦财政与州权并存,奴隶制影响地区力量 | 地区、阶级与种族利益进入政党竞争 | 总统与两院分立,州与人口的代表原则并列 | 权利法案与司法发展,奴隶及其他群体被排除 | 殖民自治、独立战争与大陆扩张 |
| 美国,1865—1965 | 联邦力量能够推动权利,也可能退出保护 | 重建联盟衰弱后,民权组织重新动员 | 宪法文本延续,行政与联邦职责大幅变化 | 修宪、歧视制度与民权立法先后改变保障 | 内战后果、经济危机与两次大战 |
| 法国,1789—1875 | 革命战争与中央行政建设共同推进 | 革命派、保王派、财产集团与劳动者冲突 | 君主立宪、共和、帝制等实际交替 | 普遍权利宣言与资格限制、紧急统治并存 | 欧洲战争、占领和革命传播 |
| 法国,1958—2002 | 国家连续性较强,殖民战争触发制度危机 | 总统阵营与议会党派关系改变行政分工 | 总统、总理及议会关系随多数与任期变化 | 宪法审查逐渐扩展,不能只看1958年原文 | 阿尔及利亚危机、欧洲合作与人权制度 |
| 日本,1889—1945 | 财政国家增强,统帅与内阁责任未有效统一 | 元老、官僚、政党、财界及军部相互竞争 | 议会影响预算,但内阁不以宪法规定向议会负责 | 法律保留限制权利,参与扩大伴随政治压制 | 选择欧洲制度,帝国扩张又改变内部权力 |
| 日本,1947—1955 | 战败占领下重组国家与军事安排 | 政党、官僚、劳工与保守力量重新组织 | 内阁对国会集体负责,天皇为象征 | 新权利、选举与司法审查,实践仍受政治条件影响 | 美国主导占领,但采用议会制而非美国总统制 |
| 中国,1908—1911 | 中央财政需求与地方、新军资源分布不一致 | 皇室、官僚、士绅商人、立宪派和革命组织分化 | 咨议局、资政院拓宽参与,皇室权力仍居中心 | 新规则提供议政渠道,保障与执行承诺有限 | 日本与欧洲经验、赔款、借款与铁路争议 |
| 中国,1912—1928 | 中央与地方军政力量争夺税源和借款 | 议会政党、地方自治力量与军事集团并存 | 约法、议会与总统权力反复重组 | 有法律建设,政治暴力和军事干预削弱保障 | 列强利益、世界大战与日本压力 |
| 中国,1928—1949 | 党政军整合尝试受内战、抗战与财政危机制约 | 国民党训政、共产党根据地与其他政治力量 | 五权制宪与党治并存,共产党发展另一套代表组织 | 机构建设与政治控制并行;行宪受临时条款影响 | 战争改变组织资源、社会动员和谈判条件 |
| 中国大陆,1949—1978 | 革命党与军队体系推动国家整合、计划与动员 | 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治运动改变参与边界 | 人大制度建立,后被政治运动严重削弱 | 1954年权利规定与实际侵害存在显著落差 | 根据地经验、苏联制度与冷战环境 |
| 中国大陆,1982—研究截止日 | 法制与市场发展扩展治理,同时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 党的领导持续,社会利益与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 人大、行政、司法、监察及党内规则共同配置权力 | 多类法律救济与备案审查发展,范围和独立性各异 | 经济开放、国际交往与自主制度选择 |
| 台湾,1987—2000;中国制度分支 | 既有行政能力下调整党政军与竞争规则 | 党外运动、反对党、执政党改革力量与社会组织 | 终止临时条款、代表改选、总统直选及政党轮替 | 宪法解释与基本权利救济逐渐扩大 | 冷战结束、社会经济变化;条件不同于大陆 |
这张表呈现的不是十四个可以相加的分数。联邦财政增强、普选扩大和司法保护进步可能发生在不同年份,也可能相互冲突。最有解释力的比较,是追踪一项权力变化怎样影响另一项能力:议会取得预算权后,军队是否确实依赖其拨款;扩大选举权后,执政者是否接受败选;写入权利以后,被侵害者是否有办法要求纠正。
中国的不同道路,需要分成四次选择来解释
清末:中央改革与地方参与为何没有形成可信交换
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是:预备立宪确实建立了新机关,参加者也并非全都把它当作骗局,因而不能仅凭王朝覆灭断言改革从未认真进行。这一点成立。咨议局选举、资政院议政、预算讨论和议会请愿改变了地方士绅与商人的组织条件。问题在于,新增的参与期待与皇室愿意让出的决定权之间,缺少稳定的处理办法。
清廷需要集中国家资源,应付赔款、军政改革和地方力量增长;立宪派则希望通过国会、责任内阁和预算控制,把参与变成可以持续行使的权力。日本提供了维持君主、建立议会与增强国家能力的近邻经验,但相似条文没有消除清朝的满汉政治、军事财政分散和中央地方互疑。1911年的皇族内阁进一步损害了皇室可以公正主持责任政府的预期。
当时存在真实的替代主张。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活动者推动尽早召开国会、建立更有责任约束的政府,所能动员的资源包括地方士绅商业网络、咨议局及请愿组织。障碍也具体:皇室担心削弱权力,地方代表并不控制全国军队,革命派不再把王朝作为必需框架,各地利益还可能在铁路与财政政策上冲突。这不是一个只需统治者宣布“同意立宪”便能完成的方案。
财政集中、铁路借款和地方反抗之间存在实际联系,但辛亥革命也包含新军中的组织、偶发事件与各省响应,不能把保路运动写成单一充分原因。改革创造了新的参与组织,却没有同步建立可信的权力分享和争端处理办法。这一判断有证据支持。至于某一年提前开国会能否保住王朝,仍属无法证明的反事实。具体文件、各方资源和事件先后见清末篇。
民国:代表制度面对的是不统一的武装与收入
如果只把民国议会失败归咎于军人野心,会遗漏政治组织自身的分歧与制度设计争议;如果只说宪法设计不成熟,又无法解释为什么拿到武力和借款的一方能够绕过规则。总统与内阁怎样分权当然重要,但双方能否执行共同决定,是更早的一项条件。
宋教仁等人尝试通过选举和多数政党组织责任政府,说明议会道路有实际支持者。地方自治和联省主张也拥有提出者、地方机关与社会支持,不能全部化约为军阀的借口。然而,选举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军队服从,地方宪法也不能保证地方军事首领愿意接受限制;中央财政不足、地方武装自主与外部借款,使“谁可以拒绝谁”远比条文排列更复杂。
国民党的军政、训政与宪政阶段论,试图先通过党组织完成整合,再实施宪政。它确实推动行政和司法机构建设,但由执政党决定社会何时具备参与条件,也使延后竞争和监督更容易获得制度理由。共产党根据地则通过土地与社会动员、军队和基层组织形成另一种整合办法,抗战时期又发展统一战线与“三三制”等安排。两条道路都受战争塑造,不能只从法律译介寻找来源。
1946年政治协商所提出的联合与制宪安排,是研究替代方案时不能跳过的一段。不同政治力量已经讨论政府组织、军队与宪法原则,却缺少能使军事整编、政治参与和违约后果相互衔接的可靠保证。此处最需要避免的是,用后来的胜负说明任何一方当时必然拒绝所有妥协。必须分别核对具体承诺、行动和谈判破裂过程。
民国的制度史由此产生两项结果:1947年宪法及其后的台湾演变延续了一条法律谱系;革命根据地与党政军组织经验进入了1949年后的大陆制度。两者既有共同历史,又不具有相同的控制地域、社会条件和外部环境。论证与原始文本见民国篇,台湾后续见改革以来篇。
革命建国:组织整合并不自动产生对组织的约束
1949年的国家整合,不能仅用一部新文件解释。共产党已经拥有军队、干部体系和根据地治理经验,能够把政治决定转化为组织行动。《共同纲领》的统一战线安排与1954年人大制度建设,在这一实际力量结构中展开。苏联提供了可用的制度参照,革命经验则影响干部、军队、群众动员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
认为这套组织能力有助于结束长期分裂、建立行政网络和推动公共事务,是必须认真处理的论点。它说明制度的整合能力,不能同时证明其权利保障和纠错能力。反右、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过程中,政治运动能够改变正常程序的地位,代表、司法和检察机关难以独立阻止来自领导体系的重大错误。有效组织动员与有效限制动员,属于不同能力。
当时的替代并非只有“继续革命”与“照搬西方”两个选项。1954年宪法建立的日常机构、1956年中共八大有关法制和制度化的主张,均属于制度内部可以辨认的方向。它们依赖党内支持、干部和法律机构,却缺少在最高政治判断改变时仍能执行的程序与救济保障。这一局限比泛称“没有法律意识”更具体,也更能解释已经存在的法律和机关为什么仍会被绕过。
1954、1975、1978年宪法的变化并非单纯文字更新。国家主席、检察机关、代表机关与权利条款的安排,反映了不同政治阶段对组织与动员关系的判断。不能以1978年后恢复法制,淡化此前侵害;也不能以政治运动的后果,取消此前国家机构建设的历史事实。两方面都须依据相同的执行证据。版本对照与事件边界见1949—1978年篇。
改革以来:常规治理扩展与最高权力约束应分别评价
1982年宪法回应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恢复和稳定国家机构,减少政治运动对日常治理的冲击。法制建设、经济改革和社会关系变化,使财产、劳动、行政决定及公共权力争议大量进入法律程序。把这些变化一概说成没有意义,会忽略普通人在具体案件中获得纠正、赔偿或程序保障的可能。
相反的强论点是:只要人大监督、行政诉讼、备案审查和监察制度持续发展,就能证明权力已受到充分约束。这超出了证据。不同机制约束的对象、启动者和最后决定机关并不相同;纠正一个地方规范性文件,与审查全国性政治决策不是同一权限。案件能够被受理,也不等于同类案件均能获得相同结果。
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讨论曾把领导制度、权力过分集中、干部管理与党政关系列为问题。改革由既有领导体系中的支持者推动,也受到维护政治控制、干部利益、经济改革风险及社会动员的制约。1989年前后的转折改变了改革环境;后来法制和市场制度继续发展,却不能据此推定此前所有政治改革设想也在继续推进。
2018年修宪更要求区分职位与组织。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连续任职届数限制被删除,不等于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原先拥有同一项宪法限制,也不能把国家主席的法定职权当作全部实际领导权的来源。国家宪法、党章、干部安排和任职惯例共同作用,需要逐项核对。
这一阶段能够得到的结论,是常规治理与部分救济机制的扩展具有实质意义,但不能代替对最高权力、更替规则及独立审查条件的检验。台湾从临时条款与长期不全面改选的代表机关,转入改选、宪法增修与竞争性轮替,提供了中国历史内部的另一条经验。两岸在社会经济、国际地位、组织资源与既有行政能力上存在差别,不能被当作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自然实验。最新规范核验、具体案件和台湾支线,均见第11篇。
哪些解释经得起跨阶段检验
“国家整合困难”能够解释民国时期的部分问题,却不足以解释国家整合已经显著加强之后,为什么仍出现对正常机构的严重破坏。“社会经济落后”也不能单独解释同一国家在短期内改变权利保障的情况。解释必须指明作用机制,以及什么证据会使它失效。
表二:中国不同道路的五类解释及检验边界。适用范围为清末至改革以来,并以英法美日及第12篇案例作对照;属于根据各篇证据提出的比较判断,不是统计上已经识别的单一因果效应。
| 解释 | 支持它的可观察机制 | 强反例或不能推出的结论 |
|---|---|---|
| 财政军事与中央地方关系 | 不能约束独立武装,或不能控制收入的代表机关,决定难以执行 | 国家整合之后也可能发生权利倒退;强国家不必然排斥法院与议会 |
| 战争、帝国主义与外部干预 | 战争改变军队地位、资源与紧急权限;占领重组可选制度 | 战争也曾促进参与和重建;不能由外压直接推出唯一制度 |
| 土地、经济与社会动员 | 土地分配、劳资关系和生存风险影响组织支持及参与成本 | 有产者不总支持民主,贫困群体也不是无差别的政治整体 |
| 政党、革命经验与观念 | 组织掌握干部、军队和传播网络,使某些方案具有执行者 | 同一思想名称下可有不同机制;文件宣言不能证明实际运行 |
| 关键选择与承诺可信度 | 可执行的预算、任免、更替和违约后果,使妥协能够持续 | 人物意愿不能替代资源与组织;事后成功不证明没有其他可能 |
其中有跨阶段延续的问题:中央地方关系、社会组织进入政治的方式、军队与财政的归属,一直影响制度执行。但其具体结构并未连续不变。晚清地方士绅的参与、民国军事集团的自主、革命党的基层组织、改革时期的法律机构,不是同一力量更换名称。把全部差异归因于“传统文化”,会把最需要解释的组织变化删去。
文化与观念仍然重要,前提是找出传递机制。对君主正统的理解影响哪些改革可被公开提出;人民主权、民族独立和阶级政治影响哪些群体被纳入或排除;干部教育、法学翻译、学校和报刊决定观念怎样传播。只有落实到这些载体,文化解释才与财政或战争解释一样,可以接受材料检验。
制度传播不是整套复制,影响大小也不能只看政体标签
“只有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照搬美国制度”的说法,混淆了不同年代和不同层次。菲律宾经历1899年马洛洛斯宪法、美国殖民统治及后续多次制宪,不能把今天的政府形式倒推到所有阶段。海地早期宪法同时面对法国殖民关系、废奴与独立、军政权力和国际孤立;利比里亚1847年宪法确有显著美国联系,但其社会资格、移民精英与本土居民关系也决定了不同实践。第08篇逐项核对了这些文本与版本。
阿根廷的案例已经足以否定“只有三个”的前提。其总统制和联邦安排有明确的美国关联,制宪者同时又参考其他制度,并调整本土行政、宗教、社会与中央地方关系。这个反证只能证明影响不限于三国,不能进一步推出所有拉美制度都是美国的复制品。
英国议会制传播也不是输出一部统一宪法。印度采用议会责任,却把它与成文宪法、联邦安排、基本权利和司法审查结合。日本战后在美国主导占领下建立议会制,显示外部主导者的本国制度与被重建国家的安排可以不同。南非则通过谈判、临时宪法、宪法原则与法院认证组合出特定的转型程序。
法国影响更须标明时代。1789年权利宣言、革命时期的主权观念、行政与法律制度,以及1958年以后总统与责任政府并存的安排,不是一个可整体计数的“法国模式”。德国的宪法司法、苏联的国家组织经验,以及印度、南非自身发展出的宪法原则,同样可以成为后来的参照来源。
表三:判断制度传播的四个层次。适用于十八世纪末以后的跨国制宪;案例依据第05、08、09、10、12篇所引原文与档案。四层可以同时存在,但任何一层都不能自动证明其余三层。
| 层次 | 能够支持判断的证据 | 常见误判 |
|---|---|---|
| 文字与概念 | 条文对照、译本、起草记录、明确引用 | 看到相似句子就认定直接借自某国,忽略共同来源 |
| 制度要素 | 任期、信任关系、两院组成、联邦权限等逐项比较 | 采用总统或两院,就被视为采用美国全部制度 |
| 制度组合 | 不同机关的连接、解散与罢免、司法及选举规则 | 只比较机关名称,忽略相互关系已经改变 |
| 实际运行 | 政党、军队、财政、法院及权利案件的执行证据 | 文字相同便假定政府责任与权利保障相同 |
主动学习、殖民继承、占领安排和国际压力,是传播的途径;接受、拒绝和改写,则取决于当地参与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准确的影响判断需要同时回答:谁接触了哪一种制度,怎样取得选择权,以及哪些社会力量能够使新安排实际运作。详见全球传播篇、战后重建篇与印度和南非篇。
制度形式有作用,但怎样证明它的作用
支持议会制更稳定的最强理由,并非简单说“议会比较民主”。总统与议会各自拥有选举授权,发生严重冲突时,双方都可以声称代表人民;固定任期又使日常政治分歧较难通过更换内阁化解。胡安·林茨的相关论证因此指出了一种可以辨认的风险机制。
Mainwaring与Shugart对这项论证的评议承认这些风险,但强调总统权力、政党数量与纪律、选举时序及社会背景的差异。他们也指出,单一选区制下的议会多数同样可能集中权力,不能把胜者独得全部权力简单归为总统制独有。这里采用的是两位作者对林茨论证的重述与批评,不冒充直接阅读了林茨全部原作。Mainwaring、Shugart,1993,工作论文200,比较与结论部分。
历史上议会制国家较稳定的样本关系,本身不能排除经济发展、殖民遗产、地区战争或国家能力的影响。一个本来具有长期政党组织与可执行法律的国家,可能更容易维持某种制度;另一个刚从内战中形成的国家,即使改用同样文本,也不会立即获得这些条件。反过来,承认背景差异并不等于制度无关:信任投票、固定任期、紧急权力与军队责任链确实改变冲突的处理方式。
因此,能够提出的有限判断是:在政治力量愿意并能够接受议会程序、执政联盟可以重新组合的条件下,责任内阁为政治危机提供一种不必改变国家元首或宪法的退出方式;但如果军队、暴力组织或执政党拒绝程序,单独写入责任内阁条款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日本与民国各阶段都说明,需要追踪程序背后的组织条件。
宪法在竞争受限的体制中也可能发挥实际作用。Ginsburg与Simpser主编的研究导论讨论了统治集团协调、约束下级、争取合作和表达目标等功能;它并不把有文本等同于自由宪政,也不把所有文本一概称为空文。本文只使用已查阅的导论节选,不能据此替代对任何国家具体执行情况的调查。《威权政体中的宪法》,2014,导论第1—10页。
维持与逆转发生在程序的每一个环节
竞争性选举提供撤换政府的机会,但有效竞争需要反对党能够组织、选民能够获取信息、计票和争议处理可信。司法可以保护这些条件,却需要案件入口、任命与任期保障、审判资源和裁判执行。社会组织能够发现问题,也可能因登记、资金、劳工关系或强制措施而失去活动条件。这些机制并不互相替代。
把宪政维持归结为“政治人物自觉遵守规则”,会遗漏违规成本。失败的执政者如果能够安全退出,支持者仍可继续竞争,接受败选就比失去一切更可行。另一方面,不能让退出安全变成对严重违法的永久免责。可预期的法律责任、政治竞争和对任意报复的限制,需要同时建立。
图一:从权利承诺到可执行纠正的检查流程。适用于现代权利救济的比较分析;根据第02、03、11、12篇案件和本篇所引司法独立报告整理。图示是分析框架,不表示各国拥有相同机关,也不保证每一步都能完成。
flowchart TD
accTitle: 权利承诺怎样转化为可执行的纠正
accDescr: 从权利确认到获知事实、启动程序、作出判断和执行救济;虚线列出可能阻断的条件。
A[法律或宪法确认权利] --> B[受影响者能够获知事实与组织求助]
B --> C[存在可承担成本的启动程序]
C --> D[决定机关能够听取证据并说明理由]
D --> E[违法决定可以撤销 纠正或赔偿]
E --> F[负责机关实际履行]
F --> G[公开结果支持同类纠错与后续监督]
H[信息受限 资格排除 资源不足或政治干预] -.可能阻断.-> B
H -.可能阻断.-> D
H -.可能阻断.-> F
形式合法的改革也可能削弱约束。改变选区、任命、媒体规则或法院权限,未必以政变形式发生;若每项修改都提高现任者控制下一次竞争与审查的能力,累积效果仍可能显著。Nancy Bermeo对民主倒退的公开摘要,指出了行政权逐步扩张和策略性操控选举的重要性。本篇采用这一问题分类,未把只读过摘要的文章当作已经核验全部案例的材料。Bermeo,2016,〈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期刊公开摘要。
不过,不能倒过来把所有加强行政效率或调整法院组织的改革都认定为倒退。更有区分力的问题是:反对者以后还能否和平获胜,独立审查能否触及改革者本人,改变规则是否具有公开理由和对等适用的条件。评价要比较改革前后的实际程序,而不能只看改革被谁赞成或反对。
法院自身同样需要责任机制。判决公开说理、法官回避、可用的上诉或复审、透明任命及有程序保障的纪律处理,可以减少错误、利益冲突和司法内部滥权。若把对不受欢迎判决的不满直接转化为免职、降薪或惩戒,责任机制又会成为干预工具。威尼斯委员会2010年报告第39至43、52至60段及结论分别处理纪律、经费和责任,强调保护审判独立与避免一般性免责可以并行。《司法系统独立报告第一部分:法官独立》。
财政与军事控制使这些程序具有最后的执行条件。法院即使作出明确裁判,也需要负责机关履行;议会即使拥有预算权,也需要准确账目和对绕过拨款行为的处理能力;选举即使完成计票,也需要武装力量不以政治立场决定胜者。对此不能只检查宪法是否写了“服从”,还要查任免、经费、指挥、监督与责任的实际连接。
能够成立的结论,与仍不能确定的部分
表四:比较结论所依据的选择性时间线。范围为1689年至改革后的制度调整;这是跨国机制对照,各事件的通过、生效和实践区别见相应专篇。
| 时间 | 已发生的制度变化 | 对比较解释的限制 |
|---|---|---|
| 1689年及十八、十九世纪 | 英国权利法案之后,财政与内阁责任继续发展 | 一次法律确认不足以解释后来普选与责任政府 |
| 1787—1789年;1865—1870年 | 美国宪法制定与新政府运行;重建修宪 | 同一文本传统可容纳重大的权利与联邦权力变化 |
| 1889—1890年;1946—1947年 | 日本两次宪法分别公布与施行 | 相同国家经历不同主权与政府责任安排 |
| 1908—1912年;1946—1949年 | 清末立宪转入共和;战后制宪与内战形成分支 | 不能用最终胜者抹去已有的替代方案和组织 |
| 1949—1958年 | 德日重建、中国建国与制宪、法国新共和国 | 共同战后背景并未产生相同制度组合 |
| 1982年以后;1987—2000年 | 大陆恢复及调整国家法制;台湾解除戒严并逐步转型 | 法律改革的目标与路径不同,不能假定其他条件相同 |
第一项结论是,国家能力与权力约束能够相互促进,但前提是资源取得、决定程序和违规后果确实相连。英国议会财政与国家借款、日本军政责任的缺口、民国议会与武装的分离,都提供了不同方向的证据。这一解释会被什么反例削弱?如果代表机关没有收入、组织或执行依托,却长期稳定地迫使掌握武力的统治者承担责任,就需要重新说明约束来源。
第二项结论是,权利条文要变成普遍保障,通常需要把原先被排除的人纳入能够持续发动的程序。美国重建后的逆转说明,修宪本身不能保证执行;印度与南非说明,司法原则能拓宽救济,却不能单独消除社会不平等。国家有能力执行歧视性法律,仍不符合平等权利标准;社会政策改善,也不能自动证明政治自由充分。
第三项结论是,制度选择受可用组织与可信承诺约束,但不是资源结构机械决定的结果。清末的时间表与皇族内阁、民国的军事与制宪谈判、革命后的制度化与政治动员、改革中的法制恢复与权力配置,包含可辨认的选择。人物和集团有责任,责任应依据当时知情程度、权限与行动判断,不能被“时代如此”取消。
第四项结论是,传播的广度不能通过采用某个政体标签的国家数量直接衡量。固定任期总统、内阁对议会负责、联邦分权与权利审查等要素,可以经过选择进入同一部宪法。印度、南非的经验也说明,宪制创新的来源不限于英法美;具体跨国影响仍须由文本、人员、起草记录和实际组织关系证明。
仍不能确定的,是这些因素在所有时期具有怎样的固定权重,以及未发生的替代方案究竟会有多大成功概率。本系列是依据文献的历史比较,不能把所选案例转换成已经排除所有混杂因素的统计结论。清末提前开国会、民国更早完成军事整编或某次危机采取另一项妥协,均可以讨论其支持者与障碍,不能写成已经被历史验证的事实。
对宪政维持最具体的判断,是看受到约束的掌权者能否轻易取消启动、判断与执行程序,受到侵害的人能否持续使用这些程序。它既不把某一种宪法文本当作充分条件,也不因制度形式不同便放弃统一标准。国家能够做什么、人民能够参与什么、公共权力必须停止什么,仍须分别给出证据。
资料与阅读边界
研究检索截止于2026年11月15日。各国法律的具体版本、公布与生效日期,以及案事实况,以对应专篇的近邻引用为准。本篇的跨国机制判断属于基于这些材料的综合解释,不是各原始文件自行宣布的结论。
原始文献索引: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与内阁、法院材料见第02篇;美国宪法、重建修正案与判决见第03篇;法国1789年宣言、革命宪法和1958年宪法见第04、09篇;日本1889、1946年公布的宪法及国会图书馆起草资料见第05、09篇;清末、民国与中国1949年以后各文本见第06、07、10、11篇。第08篇提供传播国家的版本对照,第12篇提供印度与南非的制宪及司法原始资料。
研究与规范性报告的实际查阅范围如下。规范性报告表达应当怎样安排制度,不能单独证明任何国家已经做到。
- Scott Mainwaring、Matthew S. Shugart,Juan Linz,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Appraisal,Kellog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0,1993年7月。使用关于双重授权、任期、政党与比较样本的正文讨论;不把论文当时对具体国家的观察自动延长至今天。全文、机构作品页与备用入口。
- Tom Ginsburg、Alberto Simpser主编,Constitu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使用出版社导论节选第1—10页,未声称读完全书。导论节选。
- Nancy Bermeo,〈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Journal of Democracy,27卷1期,2016年1月,原刊第5—19页。仅使用期刊公开摘要,不把原刊页码当作已逐页阅读的记录。摘要。
- Venice Commission,Report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Part I —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CDL-AD(2010)004,2010年3月通过。使用第39—43、52—60段及结论中的任命、纪律、经费和责任规定。官方页面与PDF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