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宪政史07-民国共和议会军政与党治
1912年成立共和国,改变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却没有立即统一军队、财政和行政。此后近四十年的宪制探索,也不只是反复宣布宪法、反复陷入混乱。议员组织政党,法学家起草法典,地方人士设计省宪,国民党以训政组织国家,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不同的代表与动员制度。这些安排曾经运作,也改变了后来政治的可能性。
贯穿这一时期的问题是,制订规则者与掌握强制资源者,往往无法维持合作。法律上的全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区和能够执行的命令,必须分别辨认。国家需要统一,不能证明统一者可以不受问责;议会能够写出限制政府的条文,也不能证明这些条文会使军队自动服从。
临时约法建立了共和国,也留下政府责任的争议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后,南北议和与让位安排使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认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列出平等与自由、议院立法和财政权限,并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主权不再归皇室,是明确的规范改变。《临时约法》,第2、5—15、19、51—56条
政府构造却不能简单当作成熟的英国责任内阁制。临时大总统总揽政务并统率海陆军,国务员负责辅佐和副署;参议院能够质问、弹劾国务员,其任命也须得到同意。但是,普通政治意见不合是否足以倒阁、总理能否坚持自己的用人意见,以及总统与议院冲突怎样处理,缺少稳定惯例。约法有加强议会、限制袁世凯的政治背景,但据此把全部规则说成单纯“因人设法”,又会忽略它继承的共和与责任政府理念。《临时约法》,第19、30—34、43—47条
1912年至1913年的国会选举使政党有机会组织全国竞争。宋教仁推动国民党争取议席,再以议会优势影响组阁。选举受性别、年龄、教育或财产资格限制,地方行政与社会关系也影响结果;它既不是全民平等参与,也不是完全没有竞争。1913年4月国会开会,意味着临时参议院让位于两院制的正式代表机关。1912年《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第4—7、13—15条
财政问题很快表明,议会权力需要控制实际资源。约法要求公债和国库负担契约经议决,但政府依靠外国银行团借款时,谁能授权、谁能监督成为重大争议。美国驻华使馆1913年5月报告记载,参议院负责人反对未经国会同意便签订借款;政府则援引此前临时参议院批准安排和紧迫财政需要。借款附带的盐税管理与审计人事,还显示债权国能够介入收入管理。中央若能从议会之外得到钱,就较容易绕过议员;议会若不能保证行政经费和军饷,也难以单靠否决维持统一。这种结构不替违法提供辩护,却解释了双方争执为什么很快超过议事程序。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3年,文件197,借款交涉及所附合同
宋案、解散国会与帝制:责任需要逐项证明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遇刺,22日去世。相关函电把应桂馨、洪述祖及政府政治网络联系起来,但“袁世凯直接命令刺杀”与“袁政府参与打击国民党并妨碍追查”不是同一个证据命题。尚小明主张把宋案拆成政治操弄、构陷和刺杀等环节;李学通质疑某些材料是否足以排除袁的知情。现有争论不足以让一篇通史把直接指使写成毫无疑问的定案,也不足以把证据不足写成政治责任全无。尚小明〈宋教仁案起始环节及其他:答李学通教授〉,2018年,含李氏异议原文
比较确定的是,政治案件没有在各方认可的司法程序中得到稳定解决。1913年“二次革命”遭镇压后,袁世凯进一步取得优势;国会仍在推进制宪,10月完成的《天坛宪草》却未正式成为宪法。11月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解散国会,再由另一套制宪组织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因此,不能把“国会没能制成宪法”只归因于议员争吵,强制取消代表资格本身就是中断机制。严泉〈构建宪政共识〉,2013年,第一节
1914年约法仍宣称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却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强化总统对立法机关、人事和紧急命令的控制。“共和”名义与权力集中的法律设计因此可以同时存在。1915年推动帝制更触及政治联盟能够接受的界限,护国战争和各方离弃使帝制计划在1916年失败;强人也不能随意把所有支持者的利益转为世袭王朝。《中华民国约法》,第14—23条
袁死后恢复约法与国会,但恢复文件不等于恢复共同的军事指挥。1917年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冲突,国会再次被解散,张勋复辟短暂发生。孙中山等在南方举起护法旗号,部分议员南下;北方另行选举国会,南北均主张自己延续共和国法统。法统能帮助组织反对联盟;但双方在辖区、军队和税源上的差异,使同一部约法无法直接裁判全部争执。
省宪与联省自治是实际尝试,不是事后想象
19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主张,试图从省内建立稳定规则,再通过省际协商组成全国秩序。湖南在赵恒惕支持下,由李剑农等参与起草省宪,经过审查和投票程序,1922年1月1日公布施行。它说明地方制宪曾经具有组织、经费和实施机构,并非只存在于报刊议论。
湖南省议会1922年的通电明确说,自治省仍属于中华民国,联省旨在重新组织统一。中央把权力分给地方,与各地联合组成中央,在通电中是两种不同方案。美国、瑞士是当时论证者直接使用的例子,因而这里能够确认制度传播的路径。通电夸称民众一致赞成,只能证明其政治修辞,不能当作可靠的投票统计。《湘议会再论联省自治》,1922年7月报刊转载文本
反方的担忧同样具体。孙中山在《发扬民治说帖》中批评,把中央权力分给省政府,未必把政府权力交给人民;他主张以县自治为基础,军事、外交仍应集中。这是能够检验的批评:省宪能否使地方军人败选后离职,预算能否控制军费,司法能否处理地方强人的侵权?若答案是否定的,联省可能只是承认既有割据。孙中山《发扬民治说帖》,约1923年底,原件日期由编者据内容判定
但地方军人支持省宪,不能自动证明省宪没有价值。民选议会、地方官选举与公开规则仍可能限制个人统治;其持续需要地方社会组织及全国军事妥协共同支持。联省派有省级议会、知识人和一些掌权者,缺少能够保证各省彼此守约的共同军政安排。孙中山的统一路线同样依赖地方军事支持,不能仅凭批评联省便免除自身的资源问题。
1923年10月公布的全国宪法延续多年起草成果,并处理地方权限;它与曹锟贿选总统紧相伴随,政治信用受到严重损害。1924年北京政变和政权重组又中断其运行。这一经历提示,条文是否有制度价值,与制宪过程是否得到信任,应当分开判断。前者不能洗去贿选,后者也不意味着十年间所有法律工作均不存在。
训政把国家建设与党的最高权力结合
国民党在苏联顾问及援助影响下改组,建设具有政治部门的军队和党组织,北伐以后于1928年宣告进入训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阶段论,要求先以革命武力完成统一,再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最终建立宪政政府。这既是建设计划,也是推迟全面竞争的理由。
1931年6月1日公布的《训政时期约法》把这套关系写得很清楚:第30条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闭会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第31条把四种政权交由国民政府训导;第32条规定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种治权。五院的分工不等于五个机关能够独立决定党的去留。《训政时期约法》,第28—32条及第七章
五权设计也不是把美国三权制简单多加两院。孙中山区分人民的“政权”与官员办理事务的“治权”,把考试选官与监察纠举独立设置,并借鉴中国制度经验。问题是,在训政阶段,谁代表尚待训练的人民,谁判断训练完成?如果答案仍是执政党自己,过渡终点就缺少外部可强制执行的保证。
南京政府的行政司法建设应当据实承认。统一法典、法院和公务员制度的发展,给日常民刑事争议提供了比军人临时裁断更专业的规则;它们的覆盖和执行受经费、地方势力和战争制约。与此同时,言论、结社及组织反对党受到控制,政治案件可能进入特别法律、警察和军事渠道。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说明主张不同政策者并不能仅凭约法上的权利免受拘押。普通案件中的程序改进,与政治案件中的保护缺口可以并存。徐小群 Trial of Modernity,“Justice Under the Party-State”章公开摘要、1936年大事记中的七君子事件
训政也没有消除社会争取权利的行动。Rebecca Nedostup与Liang Hong-ming研究南京时期的请愿,发现普通人会引用政府承诺,利用报刊和组织向党国要求补救。其意义不是证明一党体制已实现普遍问责,而是显示受治理者能够反过来使用国家宣称的公民身份。〈“Begging the Sages of the Party-State”〉,2001年,开篇及请愿案例分析
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仍是准备提交制宪会议的草案。全面抗战使原定制宪安排延后,1938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吸收不同党派与社会人士,成为咨询和批评渠道,但没有取代国民党控制的政府。战争造成领土、财政、交通与人口的巨大损失,解释了集权与紧急动员的压力;它不能使所有政治压制都自动成为军事必要,更不能把抗战以前已经存在的党治归因于战争。
根据地形成了另一种代表与动员制度
共产党在1927年以后转向武装斗争,1931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宪法大纲及1934年修订本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最高政权形式,强调选举、撤换代表、劳动保护、土地变革和妇女解放。与民国早期的财产资格选举相比,贫农、工人和妇女获得了新的政治动员机会;但地主、资本家及被认定为反革命者被排除于政治权利之外。这里的权利主体有明确阶级边界,不能直接当作全体居民平等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修订本,第2—6、10—14项
土地革命、征粮与战争使政权深入乡村,军队、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相互依存。苏维埃形式和共产国际联系提供了思想组织资源,地方土地关系及战争环境又影响其运行。军队能否服从代表机关,实际不能只从“代表大会最高”的条文判断,还须考察党组织怎样决定干部、军事和政策。这条党政军联系在1949年以后仍有延续。
抗战时期,合作范围扩大。1940年前后提出的“三三制”,要求政权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与中间人士各占一定比例,通常概括为各三分之一。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5项要求共产党员在候选名单中占三分之一,第6、7项保障抗日人民的自由、控告权,限制任意逮捕并反对肉刑。减租减息与保护一定范围内的私有财产,则反映统一战线下的政策调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第5—12项
这项制度确实可以容纳党外意见。1941年李鼎铭等提出精兵简政,后来被采用,是应当承认的政策参与实例。但三三制没有把共产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权分给三个彼此独立竞争的政党;“抗日人民”的界定也留下政治排除空间。因此,既不能说所有党外人士只是装饰,也不能把席位比例当作已经实现政权自由轮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论联合政府》,把各革命阶级合作、人民代表机关和民主集中制联系起来,并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者同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方向和对被视为反人民力量的排除。它既是当时争取联合政府的公开方案,也是竞争者的政治纲领,不能把其中对国民党的全部指控直接当作中立事实。它所提出的组织框架,后来转入《共同纲领》。《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1946年协商为何没有成为共同执行的宪制
抗战结束后,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代表,达成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草五项协议。它提供了一条真实替代路线:政治参与与军队整编配套,使双方逐步接受共同国家机构。档案管理局“政治协商会议之协议”档案专题
困难不只是缺少一篇足够好的宪法。国民党拥有国际承认和中央政府资源,希望先恢复国家统一;共产党掌握根据地和军队,担心在缺少可靠政治保障时解除武装;民盟等中间力量能组织舆论和参与谈判,却没有足以强制双方执行协议的军事财政资源。先交出军队还是先改变政府,是互相依赖的承诺问题。军事胜负预期一旦改变,任何一方都可能认为重新谈判比执行原协议更有利。
美国驻华人员1946年的政策备忘录就把双方恐惧、保有武装与改善谈判位置联系起来;该文件同时把苏联扩张视为美国安全威胁,说明调停者也有自身战略立场。美国援助国民政府而又进行调停,并非超然仲裁;苏联在东北的政策亦改变军事条件。外力影响重要,但不能代替对国共各自决策的责任分析。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6年卷十,文件69,驻华使馆政策备忘录草案
张君劢等主持的宪草修改吸收了协商成果。1946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开会时,共产党和民盟没有参加,青年党和民社党等参加。其缺席削弱了作为全国政治和解的基础,但不意味着大会内部毫无实质争论。国民党与小党之间仍就国民大会权限、行政责任等达成妥协。必须同时保存这两个事实,才能解释这部宪法为什么既有严肃的制度内容,又没有结束内战。
1947年宪法与1948年临时条款不能合成一个版本
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通过,1947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施行。原始文本规定国民大会选举总统,立法院同意行政院长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总统发布法律命令原则上须副署。它保留五权形式,却吸收议会责任与权利保障,并不是美国总统制的复制。《中华民国宪法》本文,第27、37、53—57条
权利条款也比简单的“依法享有自由”更具体。第8条设置逮捕后的移送与法院提审要求,第9条原则上排除对非现役军人的军事审判。第16条列诉愿诉讼,第23条限制法律干预权利的目的与必要性,第24条规定侵权官员责任及国家赔偿。但军政系统愿否交出拘押者、法院能否执行命令,仍须由实践证明。
表一:民国主要宪制方案的权力关系(1912—1948年;依据所列原始约法、宪法与临时条款,实践列为分析)。
| 方案 | 正式责任安排 | 实际运行中的关键条件 |
|---|---|---|
| 1912临时约法 | 总统与国务员、议院互有限制,法院独立审判 | 组阁惯例不足,军队及借款资源与议院分离 |
| 1914约法 | 总统总揽统治权,扩大人事及紧急权力 | 袁的军事联盟能支持集权,却未接受帝制 |
| 1920年代省宪 | 地方先建立代表与行政规则,再谋全国结合 | 省内军权能否受控、各省怎样共同防止战争 |
| 1931训政约法 | 国民党代行中央统治权,政府分五院 | 普通行政可专业化,终止训政缺少外部保障 |
| 根据地宪制 | 苏维埃代表制转向抗日联合政权,党保持领导 | 土地动员与党政军组织密切联系,参与边界变化 |
| 1947宪法 | 国大、总统、五院分工,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 行宪机构产生时内战扩大,主要反对力量未接受共同规则 |
| 1948临时条款 | 扩大总统紧急处分,保留立法院变更废止渠道 | 紧急状态逐渐长期化,不能据形式监督推定实际制约 |
1948年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相关机构开始运行;但4月18日通过、5月10日公布施行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又允许总统经行政院会议决议采取不受宪法第39、43条原程序限制的紧急处分。最初文本仍保留立法院变更废止的渠道及后续讨论延长问题的安排。后来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等修改,不能倒写为1948年第一版已有。1948年临时条款原文、总统府历史年表
宪法施行与紧急例外因此几乎同步。内战、财政崩坏和通货膨胀削弱政府资源,法定机关的成立没有使失败者获得和平竞争的安全预期。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建立新的宪制;中华民国政府迁台,1947年宪法与临时条款继续存在,并与戒严及党国体制共同运作。后来的台湾民主化需解释这些机制怎样逐项改变,不能把1947年的权利文本直接当作1949年以后的实际自由,也不能说该宪法从此消失。
制度建设与政治失败为何可以同时成立
一种强有力的批评认为,民国制宪者过度相信法律,忽略军队与财政;另一种则认为,只要掌兵者尊重约法,议会民主原本就有机会。两者各指出了必要条件,却都不足以独立解释。1923年已有多年议会和法律经验,仍会因政变中断;南京政府提高了部分国家能力,仍未形成可让反对派放心竞争的规则。国家能力和权力约束不会自动相互替代。
更有解释力的共同问题是:当规则结果不利时,主要政治力量有没有接受损失的理由与保障?议会多数能否取得行政责任而不威胁对手生存,军队能否整编而不被一方垄断,执政党能否承认公民已经具有判断资格?1912、1920年代和1946年的不同方案都尝试回答,却没有形成覆盖全国、能经受重大冲突的共同承诺。这既说明实际权力的重要,也保留了对具体破坏规则者追究责任的空间。
表二:共和制度的建立、暂停与分支(1912—1949年;依据正文各原始文件及制宪研究)。
| 时间 | 状态与事件 | 连续性或断裂 |
|---|---|---|
| 1912-01/03-11 | 临时政府成立/约法公布施行 | 主权改属国民,临时机关建立 |
| 1913—1914 | 国会开会、天坛宪草;国会失去人数后被解散,新约法公布 | 制宪草案不等于生效宪法 |
| 1915—1917 | 帝制尝试失败;国会恢复又解散、护法开始 | 全国法统与实际控制分离 |
| 1922/1923 | 湖南省宪施行/全国宪法公布 | 地方与中央两种制宪路线并存 |
| 1928/1931 | 宣布训政/训政约法公布;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 党国与革命根据地形成竞争制度 |
| 1936—1941 | 五五宪草、国民参政会、三三制与边区纲领 | 战争下的制宪推迟与参与调整 |
| 1946-01/12-25 | 政协协议/制宪国大通过宪法 | 协商成果部分进入文本,共同政治执行失败 |
| 1947-01-01/12-25 | 宪法公布/施行 | 两个日期不可混同 |
| 1948-04/05 | 临时条款通过/公布,行宪总统就职 | 正常制度与紧急权力并行 |
| 1949 | 大陆建国与国民政府迁台 | 两条宪制发展路线继续,非同条件实验 |
资料与查阅范围
原始资料:1912《临时约法》、1914《中华民国约法》、1931《训政时期约法》、1934修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1948临时条款,均使用注明版本的网络转录;1947宪法用总统府官方本文。另读1922湖南省议会通电、孙中山《发扬民治说帖》、1941边区施政纲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6美国使馆备忘录。政党纲领与外交文件分别用于证明其主张和观察,不视为无立场的裁判。
研究与机构资料:严泉〈构建宪政共识:民国时期制宪模式的透视〉,《二十一世纪》139期(2013),读取三个案例章节;其把失败较多归因于制宪模式的解释,本文没有照单接受。宋案采用尚小明2018年公开回应及其中列出的李学通异议,未声称直接检验全部原函电。Nedostup、Liang,〈“Begging the Sages of the Party-Stat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6,Supplement(2001),185—207页,读取开篇与请愿分析。司法建设相关研究仅检索到徐小群 Trial of Modernity(2008)所引章的公开摘要,全文访问未成功,故未据此提供司法效果统计。国民参政会成立时间核对国史馆行政院档案目录;七君子事件以所链大事记核对日期,其政治定性不直接替代法律审查。访问日期:202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