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宪政史02-英国议会内阁与民主政治
英国议会制由几种不同的斗争逐步形成:贵族要求国王遵守既有权利,代表机关争取同意征税,议会集团控制政府,原先被排除的人再争取进入选举。限制国王、使内阁承担政治责任、实现民主参与,相隔数百年,参与者也不是同一批人。
1688—1689 年是重要转折,却没有直接建立今天的首相制度或普选。《大宪章》也没有在 1215 年创立民主。把这些文件放回当时的战争、财政和社会关系,才能解释规则为何有时约束统治者,有时遭到废弃,又为何被后人重新使用。
一份很快失效、却被反复重颁的文件
约翰王失去欧洲大陆领地后,需要大量资金争取军事恢复。他扩大封建财政索取,以继承费用、罚款和其他手段向贵族施压。贵族的反抗并非单纯反税:国王对人身、土地继承和司法程序的任意处置,也破坏了他们认为应当遵守的政治关系。1215 年 6 月的《大宪章》是冲突中的妥协;同年教皇宣布它无效,战争重新展开。Magna Carta Project,〈Historical Introduction〉,约翰王财政与 1215 年危机部分。
条文提供了具体的约束办法。第 12、14 条涉及部分封建税赋及共同同意;第 39、40 条涉及自由人的合法审判与司法;第 61 条授权二十五名贵族督促履约,国王不纠正违约时可以扣押王室财产。执行者是贵族集团,保障对象也按身份区分。自由人受到保护不等于全体居民平等享有政治权利,依附农民更没有因此取得选举权。《大宪章》1215 年文本及逐条说明。
约翰死后,幼王亨利三世的摄政政府在 1216 年重颁经删改的文本,以争取反叛者支持;1217 年再次颁布,并另立《森林宪章》;1225 年重颁与取得税收支持联系起来。最具对抗性的第 61 条没有保留。此后王权仍然存在,但确认权利逐渐成为取得支持的条件。1297 年的确认又使宪章进入法令传统。文件的长期影响来自重颁、解释和政治使用,不能只用 1215 年的签署解释。英国议会,〈The legacy of Magna Carta〉。
把《大宪章》看成贵族利益文件,有充分依据;由此认定它与后来的自由无关,则解释不了它为何能成为要求正当程序的历史依据。需要区分最初受益者与后来的适用范围。后世律师和政治反对派把旧条文解释为更一般的法律原则,这种发展具有创造性,不能倒写成约翰王已经承认现代人权。
征税为何使代表机关变得重要
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原有贵族和教会人士组成的会议,也依靠地方郡法院和地方显要办事。战争开支增加以后,仅有王室自有收入和封建义务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让郡、城市和自治市代表参与同意征税,既帮助筹钱,也把地方的申诉带入中央。1295 年通常被称为“模范议会”的会议,是这一发展中的节点,不是议会突然被发明的日期。英国议会,〈Anglo-Saxon origins〉;英国议会,The Story of Parliament,“The Model Parliament 1295”。
代表的谈判能力取决于国王是否需要他们。地方精英掌握税收协作、社会动员和信息,不能简单被中央命令替代;获得财政同意也为要求纠正弊政创造机会。不过,征税协商并不会自动导向民主。贵族、乡绅和城市有产者可能一面限制君主,一面维持自身优势。议会与王权也并非总是相互排斥:都铎时期,议会立法能够帮助王室推动宗教改革和国家整合。
这说明英国的国家能力与权力约束曾经相互加强。一个能够稳定取得议会授权的政府,可能比依赖临时索取的君主更有能力征税和借款。但国家增加财政能力后,会把资源用于战争、帝国扩张还是公共服务,属于另一个问题,不能把“能筹钱”直接当作“保障权利”。
内战没有把政治责任一次解决
十七世纪的争议包含宗教、税收、司法和军事控制。1628 年《权利请愿书》反对未经议会同意的财政索取和任意拘禁;查理一世在 1629—1640 年不召开议会,继续使用船税等办法筹款。对苏格兰的宗教干预引发战争,军费压力迫使他重新召集议会。1641 年爱尔兰起事以后,由谁指挥镇压部队,又变成双方互不信任的核心问题。英国议会,〈The Civil War〉及其《权利请愿书》档案;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British Civil Wars〉,“Personal rule”至“Revolt in Ireland”。
1642 年战争爆发,议会军获胜,却没有带来稳定的议会自治。军队清洗议会、查理一世在 1649 年被处决、君主制与上院被废除,此后共和国又转入克伦威尔的护国政体。军官、议员、宗教派别和要求扩大参与的激进力量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制度目标。能够击败国王的军队,也能够压制议会。1660 年复辟恢复王室与上院,表明废除君主本身不足以解决政治权威的组织问题。英国议会,内战专题中的“Pride’s Purge”“Protectorate Parliaments”与“End of the Protectorate”。
战争也远不限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拥有不同宗教、土地与政治冲突;克伦威尔军在爱尔兰的征服,包括 1649 年德罗赫达与韦克斯福德的严重杀戮。若把英国宪政写成几位政治人物在议会里和平讨论的结果,就把被征服者排除在了历史之外。国家陆军博物馆,〈British Civil Wars〉,1649 年年表与爱尔兰战事部分。
1688 年奥兰治的威廉带领军队进入英格兰,詹姆斯二世出逃。1689 年会议议会处理王位空缺,威廉与玛丽成为共同君主。二月的《权利宣言》与十二月获得法律效力的《权利法案》应当分开。后者否定君主单方面停止法律、未经议会许可征税及和平时期维持国内常备军等权力,并保护议会选举与议事自由。英国议会,〈The Convention and 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1689 年文本,耶鲁 Avalon 转录版。
新安排仍有鲜明的宗教边界,也未普遍赋予平等政治资格。所谓“光荣革命”的相对少流血,主要针对英格兰的政权交接;爱尔兰随后发生 1689—1691 年战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经历不可合并成一个无冲突的故事。英国议会,〈Restoration〉;下院北爱尔兰事务委员会所收证词,2000—2001 年,关于“war of the two kings”的历史说明。
从议会控制财政,到政府依靠议会
1689 年后的重要变化包括经常召集议会,以及军费、税收和公共债务与议会授权形成更紧密关系。1694 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与为对法战争筹集政府贷款直接相关。财政信用支持持续作战,代表机关因此进入国家扩张的核心,而不是只在外围阻止君主。英格兰银行档案,〈Index to Original Subscribers to Bank Stock 1694〉。
但议会能够控制拨款,不等于已有现代责任内阁。十八世纪的部长仍须取得君主支持,也需要管理议会中的支持者。沃波尔在 1721—1742 年以第一财政大臣身份协调财政、部长与下院关系,因而通常被视为第一位首相;当时并没有一条宪法条文宣布成立今天意义上的首相职位。英国政府历史资料,〈Sir Robert Walpole〉。
责任内阁的核心,是政府必须持续获得下院的政治信任。君主的任命权逐渐受到这项要求约束;部长集体承担政策责任,首相协调内阁,政党组织负责维持多数与争取选民。这个体系主要通过政治冲突、惯例和组织发展形成,不能把今天的规则全部归入 1689 年法案。十八世纪部长对君主保持共同立场,十九、二十世纪又发展为对议会维持政策一致的责任。这既保护部长免受君主分化,也要求不同意集体政策者在一定条件下退出政府。Michael Everett,〈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下院图书馆,2016 年,历史起源及制度说明;《内阁手册》2011 年,第 2.7 段。
表一:英国政府责任的不同层次(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形成的历史机制;依据本篇所引议会史料、1689 年法案和下院主权说明)。
| 需要解决的问题 | 形成的约束 | 约束仍可能失效的条件 |
|---|---|---|
| 君主额外征税需要谁同意 | 代表参与、议会同意财政 | 另辟收入或强制征收 |
| 谁能制定、停止法律 | 王室与议会共同立法,君主不得单独停法 | 军事夺权或紧急政治安排 |
| 哪一组部长能够执政 | 逐步形成下院信任与内阁责任 | 多数党严密控制议会,监督弱化 |
| 谁能够影响下院 | 选举权扩大、选区改革、政党动员 | 排除选民、资源不平等、信息受限 |
| 个体如何抗拒违法行政 | 司法审查和具体权利救济 | 诉讼成本、法律授权过宽或救济不足 |
把君主的个人裁量转移到多数党政府,并不自动消除权力集中。纪律严格的议会多数可以同时支持行政与立法。反对党、委员会、上院、法院、新闻机构和下一次选举的作用,就不能只从“议会已经至上”推导出来,而要分别检查其信息、程序与制裁能力。
代表制度怎样变成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十九世纪以前,下院席位分配与人口、经济活动已经严重不相称,部分衰落自治市仍有代表,成长中的工业城市则代表不足。1832 年改革调整席位并扩大一部分有产男性的选举资格,保留了财产条件,也把女性排除明确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并非全体劳动人口。英国议会,〈The Reform Act 1832〉。
此后的宪章运动把成年男子选举权、秘密投票等要求变成广泛动员目标。1867、1884 年的改革继续扩大男性参与;1872 年秘密投票减少公开投票所受的雇主、地主和地方势力压力。选举权、投票方式和选区分配是不同改革,不能只数能够投票的人数。英国议会,宪章运动〈Key dates〉;英国《公报》,〈The Ballot Act 1872: voting in private〉。
1918 年改革大幅扩大男性选举权,并赋予符合规定的三十岁以上女性选举权;1928 年才使女性与男性按相同年龄条件取得投票资格。1948 年改革取消议会选举中的复数投票,1969 年把投票年龄降至十八岁。普选的形成还涉及选民登记、居住条件等制度细节,因此“1918 年以后人人有一票”仍然过于粗略。Neil Johnston,The History of the Parliamentary Franchise,英国下院图书馆,2013 年,历史阶段摘要。
社会压力与议会内妥协共同作用。认为英国精英有能力通过让步减少革命风险,是有解释力的判断;问题在于,“精英主动改革”无法单独说明让步的时间和范围。工人结社、妇女运动、选举竞争、战争动员,都改变了继续排除某些群体的政治成本。议会通过法案的和平程序,也不能抹去程序外的镇压和长期斗争。
帝国还带来另一重边界。英国本土选民逐步获得政府更替权,并不意味着殖民地居民同步取得相同的代表资格和法律救济。北美殖民者反对未经本地代表同意的帝国征税,恰好说明英国议会主权与被统治者同意之间可能冲突。议会可以限制本国君主,也可以为殖民统治提供法律形式;评估权利时,必须包括受其政策支配的人。1776 年《独立宣言》,“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条及其前文关于立法权的控诉。
没有单一宪法典,并不等于只有惯例
英国宪制由法令、普通法、惯例及机构关系共同构成。《权利法案》、议会法、权利保护与地方分权法律都是成文规则。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一部汇总所有根本规范的单一宪法典,而不是“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英国议会自己的说明也明确作此区分。英国议会,〈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传统议会主权原则意味着议会可以制定和废止法律,法院通常不能以违宪为由撤销英国议会的法律。法治则要求行政权依照法律行使,个人能够对违法行政寻求救济。两者可以共同限制政府,也存在张力:如果议会本身授权严厉限制权利,法院能够采取的办法取决于具体法律。
1998 年《人权法》第 3 条要求尽可能作与公约权利相容的解释;第 4 条允许指定法院宣布法律不相容,但这一宣告本身不使议会法律无效。这是一种把司法判断送回政治机关处理的制度,不是美国式的同一机制。《人权法》原始制定文本,第 3—4 条。
2019 年最高法院审查首相建议休会的合法性,则展示法院如何保护议会履行职责。争议并非哪一种脱欧政策更好,而是行政是否可以通过休会妨碍议会履行立法和监督职能。法院宣布相关建议与休会无效,说明司法与议会的关系不只是竞争,也能够共同约束行政。R (Miller) v The Prime Minister,2019 UKSC 41,判决第 50、61、69—70 段及官方案卷。
英国的历史经验支持一个有限结论:持续的财政谈判、政治组织和法律救济,可以在缺少单一宪法典时形成约束。但这些机制要保护更多人,仍须改变谁能进入议会、谁能组织反对力量、谁有资源启动诉讼。法律形式的连续,与权利范围的扩大,并不是同一件事。
选择性时间线
表二:英国宪制的转折与状态(1215—2019 年;依据上文所列原始文件与议会、银行、法院史料)。
| 时间 | 文本或事件 | 状态与实际意义 |
|---|---|---|
| 1215 年 6 月;同年稍后 | 《大宪章》 | 颁布后被教皇宣布无效,内战继续 |
| 1216、1217、1225 年 | 宪章重颁 | 条文修改;1225 年版本与税收支持相联 |
| 1295、1297 年 | 代表会议;确认宪章 | 代表参与财政与既有权利进一步制度化 |
| 1628—1649 年 | 权利请愿、个人统治、内战、处决国王 | 权利争议进入军事与政权冲突 |
| 1649—1660 年 | 共和国、护国政体、复辟 | 多种安排实际运行,未形成稳定普选制度 |
| 1688—1689 年 | 王位变化、权利宣言与法案 | 二月宣言、十二月法案;不同于后来的内阁民主 |
| 1694;1721—1742 年 | 银行设立;沃波尔执政 | 财政国家与部长协调发展的节点 |
| 1832—1884 年 | 多次选举改革 | 代表与投票程序扩大,女性仍被排除 |
| 1918、1928、1948、1969 年 | 选举法改革 | 参与范围、性别平等、复数投票与年龄分别调整 |
| 1998;2019 年 | 《人权法》;休会判决 | 不相容宣告与行政合法性审查属于不同救济 |
资料与阅读边界
本篇检索与核验截止于 2026 年 11 月 15 日。英文原始法律采用所链接转录或制定时版本;中文为概述,不作为逐字法律译本。本文讨论历史形成及明确标年的机制案例,不据此断言所有规则在研究日均未经修改。
原始文献包括《大宪章》1215 年逐条转录、1689 年《权利法案》、1998 年《人权法》第 3—4 条,以及 2019 UKSC 41 判决。本篇使用这些材料确认规则与裁判,不把条文自身当作执行效果证据。
研究与机构解说包括 Magna Carta Project 的历史导论,英国议会 Living Heritage 相关专题、Neil Johnston 的 2013 年选举权报告网页摘要、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的内战史与英格兰银行档案说明。选举权报告只使用已查阅的网页摘要与相关法制史专题,不声称完整读过 PDF 或其中列出的研究著作。议会与政府的自述具有制度纪念立场,关于排斥和暴力的判断因此另与战争史、法律资格条件及判决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