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阀混战07：从两湖到江浙，五省联军怎样形成
1925年孙传芳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不是因为一支军队依次征服了五个完整的省。其地位来自几种不同过程：本部从湖北转进福建；利用江浙战争进入浙江；收容败军；驱逐进入苏皖的奉系力量；再与各省军事首领达成联盟。兵员、地盘与职位在其中不断重新组合。
本文重点是1920—1926年的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湖南、湖北的护法战争详见第03篇，北伐各战场详见第14篇。地区差别决定了军事组织的形态：武汉适合控制长江与南北交通，上海涉及租界、关税及密集的工商利益，福建有沿海港口和彼此分散的地方武装。这些条件帮助统帅筹饷，也使其必须同许多无法完全支配的机构交易。
两湖不是一支“南方军队”的驻地
湖北的王占元依靠北洋军组织，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则拥有不同的湘军与政治关系。1920年湖南驱逐张敬尧之后，谭与赵很快发生权力竞争。谁支持省自治、谁接受北京任命，与谁实际统率哪一师部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1921年湖南方面介入湖北的驱王运动，希望改变北军长期施加的压力。吴佩孚利用这一危机进入两湖：王占元失势，并不意味着湖北由地方自治力量接管。湘军在鄂南推进后，又遭到吴部反击；长江航运、洞庭湖和岳州方向成为改变战线的重要条件。赵恒惕最终与吴妥协，湖南得到维持省内秩序的空间，也受到驻军和外部军力约束。孙传芳本部在这段作战和驻防中与吴建立更密切关系，后来才有向福建发展的机会。岳麓区地方史文章《民国前期湖南本省军阀混战》；山东地情资料“孙传芳”传略。
1922年公布的《湖南省宪法》有实际制度内容，包括选举、议会、行政权限与地方自治。赵恒惕利用它建立政治合法性，并不证明参与制宪的学者、议员和地方人士都没有自己的目标。1923年谭延闿得到广州支持，重新入湘与赵作战；长沙一度易手，随后赵军反攻，双方谈判又受北军介入和广州用兵牵动，谭部终于南撤。失败者离开湖南后，其军队并未消失，反而进入广东军事联盟。
省宪既不能阻止军事战争，也并非每遇军令就失去一切作用。吴佩孚试图推动取消或修改省宪时，湖南议会曾反对。这个事实限制了“省宪只是军阀骗局”的解释：制度给地方政治活动提供了程序与语言，能够形成阻力，但没有足以压倒各军的执行力量。薛刚关于1923年宪政尝试的研究，湖南部分。到1926年唐生智与赵恒惕决裂，湖南军令再度重组；唐进入国民革命军体系的过程，是北伐得以展开的直接条件，不能把谭、赵、唐连写成成员与目标不变的“湘系”。
福建提供了跳向浙江的兵力基地
福建的军事局面也不是北京任命一名督军后便全省服从。李厚基及其北洋部队与地方军、民军长期竞争，臧致平、杨树庄等相关势力又各有军政资源。这里的“民军”不等同于由全体居民自愿组成的民主武装，往往包括地方首领招募、依赖特定地区筹饷的部队。
孙传芳进入福建时，利用了北方政治支持和当地竞争者之间的矛盾。到1924年，其部击败主要对手、巩固驻地，周荫人成为福建军政网络的重要首领。孙随后把主力向浙江移动，但福建仍需要周及地方各军维持。因而孙取得“闽浙”一类跨省职位，更多是把一个已经存在的军事联盟转换成正式授权，不能据职位名称推定他已直接管理所有县的财政。
福建败军进入浙江，使江浙矛盾更尖锐。齐燮元指责卢永祥接纳这些部队，违反既有安排。这是开战的公开理由之一；更深的冲突是江苏军方、浙江军方对上海及周围税源、驻防和兵工资源的争夺。上海法定行政关系与军事驻防并不一致，卢永祥通过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维持影响，齐并未因担任江苏督军便能掌握上海。英文“Jiangsu–Zhejiang War”条目的战前关系与其引目。
1924年江浙战争：上海前线为何不能单独决定胜负
本文将1924年9—10月齐燮元、孙传芳对卢永祥、何丰林的战争称为江浙战争；将北京政变后延续至1925年初的苏沪军事重组另作一阶段。部分著作把后者称为第二次江浙战争，不能把两个阶段的盟友关系混用。
9月3日开战后，齐军从江苏向上海外围推进。卢、何部利用既有阵地防御，双方在上海北侧及周边形成僵持。对于齐，快速夺取上海可以避免北方盟友被另一场战争牵制；对于卢，则需要延长抵抗，等待张作霖在北方的行动改变整体力量。南方作战由此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诱因和组成背景，但战场上的指挥仍各自进行。
孙传芳从福建向浙江推进，改变了上海正面之外的态势。卢的部队必须在保住浙江腹地和集中守沪之间分配兵力；杭州方面的失守，使上海守军更难持续取得后方补给和增援。海军态度变化又削弱其水上条件。到10月，卢、何退出，齐与孙成为地区胜利者。战争的转折在于侧后方崩解与部队关系变化共同发生，不是单靠上海正面的某次冲锋。江浙战争战斗过程；《中国通史》“孙传芳”章的江浙战争段落。
这一胜利很快受到北京政变和直军北方失败的影响。1924年12月，段祺瑞免去齐燮元职务，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齐移交职权，却把直属第六师留在镇江、无锡准备抵抗；徐州的陈调元转向奉方，张宗昌南下通道随之打开。1925年1月，卢进入南京，齐与孙传芳却先在徐家汇、龙华、闵行击败张允明部，夺回淞沪，组成江浙联军。因此，齐的免职与齐军战败之间，还有一次实际反攻。
张宗昌渡江后沿沪宁线进攻，齐军由镇江、丹阳、常州向无锡退却。孙在获得浙江地位保证后撤兵，齐失去协同力量，在皋桥再败，退经苏州、上海出走。孙收容齐军残部，并与奉方议和；上海控制权则继续争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六章“齐卢之争”，网络转载正文。战线沿铁路东移，盟军又可各自议和，解释了为什么一次淞沪胜利没能保住齐的江苏地位。吴佩孚的全国权力衰落以后，孙已能自行决定本区和战及收编条件。
1925年反奉战争怎样变成五省联盟
奉系胜利后的南扩，把杨宇霆、姜登选等推到苏皖军政位置，但外来军队的驻防与财政需求引起地方不满，也压缩了原有军事首领的空间。孙传芳利用这些矛盾，争取地方绅商与苏皖部分将领支持，准备反击。这里的“反奉”只说明共同敌手，不能证明孙、冯玉祥和其他反奉行动者构成一个统一总司令部；北方的郭松龄事件另见第05篇。
1925年10月，孙以浙江为基地发动攻势，向上海、南京方向展开。奉方在江南的控制迅速瓦解，作战随后转向长江以北及津浦铁路。蚌埠和固镇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联系南北兵力、军需与退路；当守军退路受到迂回部队威胁时，铁路运输的优势会转成集中被切断的风险。施从滨部战败，施被俘后遭孙处死。处决俘虏是战后责任问题，不能因孙在这场战争中得到某些地方团体支持而被抹去。江苏党史网载王忠《烈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始末》，《世纪风采》2011年第9期。
孙在军事胜利后，于11月在南京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浙江的旧部、福建周荫人部、江苏收编部队、安徽陈调元等力量以及江西的地方军政系统，并不是按同一标准制造出来的五个军。他们以省级驻防、任命和共同抗敌为基础合作，孙兼有实力优势与盟主地位。
江西的加入尤其提醒读者，“五省”并不等于孙已亲自征服每一省。江西在长江及南浔铁路方向的资源，使它能连接湖北、安徽与浙江，也使其中军队需要考虑北伐军从湖南进入的威胁。南京总部能够协调若干部队，却仍要经过省级首领转达命令。这种组织在共同击退奉军时有效，面对1926年从多个方向推进的国民革命军时，协调成本就明显增加。
富裕地区的统帅仍然需要商人、地方官与工人
占领上海周边不等于取得全部上海收入。租界当局、海关制度、银行、商会和地方行政构成不同权力层次。海关收入还有债务和中央财政的制度安排，不能直接算成将领手中自由支配的军费。军队要取得可立即使用的现金，往往需要借款、地方征收和金融信用；战争导致的停运、逃难与交易收缩，又会削弱这些来源。
商会要求停战、撤军及保障商业，并非只是在为某个将领提供装饰。关于江浙战争的学术研究摘要指出，上海地方团体曾推动自治、移出兵工设施和不驻军等主张。它们未能独自控制战争，却使军政首领必须回应城市安全与商业损失。《江浙战争与民初国内政局之转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摘要及书目页。工会、学生组织则提出不同要求，不能用“工商社会支持孙传芳”概括全部城市人口。
孙提倡保护实业、整饬军纪和省人治省，确有争取合作的政策意义。但政策宣言不等于每县实际减税，某些绅商欢迎驱逐奉军也不等于接受永久军事统治。地方志传略同时保留建设叙述和强烈人物评语，且文本存在年份误植，须以其他事件日期交叉核查，不能把一篇传略视作完整财政审计。
五省联军说明，富裕和交通便利既可以支撑跨省军事联盟，也会使它暴露于更大范围的战争。孙传芳的优势在于能够借助地方伙伴把军事胜利变成较广的资源网络；弱点则在于这些伙伴仍保留选择。1926年以后，其部与吴佩孚、奉系重新合作的过程，并非突然改变一个永恒的派系身份，而是在资源和敌手改变后重定联盟。
两湖与东南军政变化年表
| 时间 | 地区、行动者 | 事件 | 直接后果 |
|---|---|---|---|
| 1920—1921年 | 湖南、湖北，谭、赵、王、吴 | 驱张、湘军分化、湘鄂战争 | 吴进入两湖，湖南自治受军事边界约束 |
| 1922—1923年 | 湖南，赵恒惕与谭延闿 | 省宪实施、谭赵战争 | 省宪仍在，谭部南撤广东 |
| 1924年9—10月 | 江浙沪，齐、孙对卢、何 | 江浙战争 | 卢、何退出，孙取得浙江基地 |
| 1924年底—1925年初 | 江苏、上海 | 北方胜负引起奉军南下与重新任命 | 齐失势，孙暂保浙江 |
| 1925年10—11月 | 苏皖及津浦线 | 孙传芳反奉、组织五省联军 | 地方军队形成跨省联盟，未成为单一军政机关 |
表中战争命名依正文定义；各省实际控制范围随驻军变动，不以现代省界表示稳定统治区。
来源与阅读范围
1925年初苏沪战程另实读《北洋军阀史》“齐卢之争”的网络转载章节；引用限于已打开的章节正文，未核对纸本页码。
实际打开并阅读了山东地情资料镜像“孙传芳”、江苏党史网文章的相关段落，以及英文江浙战争条目；后者转引Harold M. Tanner的军事史，未实读其书页，不冒称核对原著。《浙江大学学报》论文仅取得中英文摘要与索引。湖南地方史、省宪研究及《通史》章节使用公开检索段落，未取得完整档案或县级征收账册。因缺少兼容口径，不给出五省实收军费、战争总伤亡或名义编制相加后的总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