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导读 · 上一篇：全面战争的爆发

1938年秋，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广州，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商业和对外交通中心。但国民政府没有投降，主力部队也没有全部被消灭。重庆成为继续抗战的政治中心，西南、西北以及尚未沦陷的中部地区提供纵深；在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之外，不同抗日力量仍然活动。

战争由此进入通常所说的战略相持阶段。“相持”说的是双方都难以迅速实现决定性的战略目标，不是战线停止移动，更不是两军实力已经相等。日本仍然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发动进攻，中国仍然承受城市失陷、军队损失和社会资源被不断消耗的后果。需要解释的是：这些优势为什么没有变成日本期待的政治胜利，中国又怎样在不能迅速收复失地的条件下继续战争。

武汉以后，攻占城市与结束战争分开了

1937年至1938年的日军进攻，把中国政府迁移、部队撤退与经济损失联系在一起。继续推进，看起来可以重复这一过程。然而，战争越向内地延伸，交通条件越不利于依靠铁路、水路和重装备的进攻军。攻下一个交通枢纽后，还要守住连接它的线路，修复桥梁，维持运输，保护仓库和机场，并对周围地区实施某种行政控制。

兵力因而有两种用途：集中起来打击中国军队，或分散下来保护已经占领的地方。两者争夺同一批部队。把驻军抽调到新的进攻方向，可能使后方线路暴露；增加守备，又会减少能够用于决战的兵力。这种矛盾不是日本军队独有，却因中国的地域广阔、交通稀疏和持续抵抗而变得特别突出。

国民政府的撤退也不是简单地把首都换一个地点。外交机构、军事指挥、财政机关、学校和部分工业随之移动，使继续抗战仍有一个可以发出命令、争取贷款和组织军队的政府。日本能够迫使它离开南京和武汉，却不能仅凭占领原来的办公地点接收它的政治权威。没有国民政府承认的停战安排，日方扶植的新政权就必须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证明自己能够统治。

1940年3月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是这一困境的产物。日本试图让中国人领导的合作政权为占领提供政治形式，但又同时保留与重庆谈判的渠道。日本研究者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整理的外交和军政材料表明，扶植汪政权与争取重庆妥协并非先后替代的两步，而曾经同时进行。这恰好说明南京的新政权尚不能使重庆的存在失去意义。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日方报告，相关章节PDF物理第279—280页

中国方面同样没有一种成本低廉的选择。守住所有城市需要难以获得的火炮、飞机、训练与补给；持续退却又意味着丢失税源、兵员和公共信心。持久作战所要求的，因而不是一味后退，而是在保存军队、保卫要地、争夺交通和维持政治承受力之间反复权衡。每一次战役都把这些抽象问题变成具体的命令。

1939年的进攻为什么仍然重要

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并未转为无事可记的空白。南昌、长沙、桂南等方向的作战，分别涉及长江中游侧翼、湖南纵深与西南对外交通。日军在不同地区进攻，目标并不相同。打击中国军队、切断运输、改善防御态势，都可能成为作战目的；军方还希望通过军事压力促成政治妥协。

长沙的重要性来自它所处的位置。武汉以南的湖南既是连接西南和华南的通道，也为中国军队提供人口、粮食和纵深。日军从武汉地区向南推进，需要跨越河流并维持沿途补给；中国方面则试图利用地形、纵深和侧后攻击，限制日军能够在前方集中兵力的时间。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获得了战场主动，但它表明日军可以深入，却未必能在预定时间内达成歼灭对手、稳定占领的全部目标。

这类会战的胜负不能只按战役结束时城市归谁来判断。进攻军可能主动撤回，却已经造成对方损失；守军保住要地，也可能付出补充困难的伤亡。问题应当落实到双方的目标：日方是否摧毁了预定打击的主力，中国军队是否仍能组织防御，交通线是否被长期切断，战役之后谁还能维持当地的行政与补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材料的国家档案局介绍：第一次长沙会战；该页本次只取得检索摘要，未能打开档案图像。

桂南的地位又不同。南宁方向的战争牵涉由法属印度支那进入广西的运输路线。日军夺取南宁，使中国在沿海港口相继失去之后仍可利用的外援通道受到进一步压力。中国在昆仑关等地的反击因此不仅关乎一处山口，也关乎能否恢复交通、迫使日军分散力量。局部取得战果，并不等于整个运输条件已恢复到战前状态；运输还受境外政策、港口、铁路、公路及车辆能力的共同制约。

1939年末的冬季攻势则是国民政府主动寻求改变局面的尝试。军事委员会在10月制定计划，随后多个战区对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展开攻击。它证明中国方面没有把持久战理解为无限期等待外国干预，但战线过长、部队协同和补给能力不足，也使攻势难以转化为持续的全面反攻。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中方报告把这一行动与随后日军反击放在同一过程中讨论，而不是把“发动进攻”直接等同于战略逆转。中方报告，PDF物理第196页

组织这样的攻势，需要各战区在相近时间采取行动，也需要炮弹、粮食和后备部队能够到达。中国军队的名义编制并不等于同时可以投入的实有战斗力，各部队的训练、武器和运输条件存在差异。日军可以利用较可靠的铁路、水路把部队转向受威胁地段；中国部队从多个方向同时施压，却很难在突破后迅速送入足够的兵力。这是理解冬季攻势局限的军事背景，也解释了为什么勇敢作战与作战计划成功之间不能画等号。

宜昌与长沙：有限进攻也会改变长期局势

1940年的枣宜作战把战场推进到湖北西部。张自忠在这一战役中阵亡，成为中国高级将领承担前线风险的突出例子；宜昌失陷，则使长江上游的门户直接承受更大压力。纪念个人牺牲与分析战役后果是两件需要同时完成的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日方对宜昌的态度很能说明战争中的选择如何改变占领范围。日本研究者根据日方材料指出，作战最初获准时存在占领后撤退的限制，第十一军却最终留在宜昌。既成战果、对重庆施压的期待和前线军队的要求，使一次有限行动变成新的长期守备任务。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相关研究，PDF物理第280页

这一变化对双方都有后果。日军获得新的前进据点，也必须补给更远的驻军；中国失去重要的转运地点，防御压力向四川接近，后方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把这种局面概括为“日本越打越被动”，会遮住中国实际遭受的损失。占领成本增长与占领造成破坏，可以同时发生。

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再次表明，“相持”之内仍然有规模很大的进退。日军一度进入长沙，之后撤退；这与第一次会战的具体经过不同，不宜把几次长沙会战压缩为同一个胜利故事。对中国军队而言，保住或恢复一个重要城市有军事和政治价值，但无法抵销其他方向的危险。对日本而言，集中兵力仍能突破部分防线，却不能据此消灭中国全部抵抗力量。中方共同研究报告，PDF物理第196页

同一年中条山国民党军队遭受严重失败，也提醒读者不要用少数著名战例代替整个正面战场。不同战区受地理、指挥、部队状态和补给差异影响，不能用一个总的“坚持”或“消极”判断解释全部作战。战役失利需要追问组织与决策责任，但也不应倒推为参战部队没有抗日。更不能把战后政治结局提前放入每一名战时军人的行动之中。

铁路之外为什么还有战场

日军占领主要城市和铁路，并不意味着城市之间的村庄都已经成为可以稳定征税、征粮和取得情报的地区。县城驻军白天能够出动，也不等于夜间道路安全；一条铁路仍在运行，也不代表每座桥梁、车站与沿线村落都不受攻击。

八路军、新四军以敌后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为主要发展方向。这里的“敌后”指的是日军战线和据点网络之后，不等于一块由日军完全掌握、随后又整块被夺回的土地。很多地方的控制具有竞争性：驻军、县政府、地方武装和抗日组织，可能在同一地区依靠不同的时间、道路与社会关系发挥作用。

毛泽东1938年5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中国地域广阔、交通条件和日军兵力不足联系起来，解释游击战争获得较大活动空间的原因。他同时把正规战争与游击战争置于不同层次，而不是声称小部队袭击可以立刻替代大兵团作战。这是当时共产党领导层的战略主张；它提供理解其组织行为的材料，不应当作所有后续事件都必然按设想发生的证明。战时文本，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版本

游击战的军事作用，首先表现在迫使占领军支付额外成本。破坏桥梁、袭击小股部队、阻碍运输，会增加护路、修复和侦察任务。日军把部队用于守备，就少了一部分可用于其他方向的机动力量。但这不意味着每次破袭都能产生同等规模的战略效果。铁路损坏可能很快修复，袭击也可能暴露组织网络，引来报复和扫荡。

地方社会因此不是游击队行动的背景。没有粮食、向导、消息和隐蔽地点，小部队难以长久活动；没有抵抗力量保护，向其提供帮助的村民又会承受占领军报复。军队与群众的关系不是一句“支持”就能解释。政治认同、利益安排、组织压力、地方冲突以及对安全的判断，都可能影响村民的选择。下篇讨论税粮与征发时，将进一步处理这种关系中的负担。

根据地把军事问题变成了行政问题

根据地需要征粮、处理纠纷、维持市场、训练干部和补充部队。这些事务既使抗战能够继续，也使共产党获得超出原有活动区域的组织能力。军事生存与政治建设相互联系，但不能把所有行政措施都简化成战争胜利后的夺权准备；当时的供给困难和安全风险是真实而直接的。

土地政策尤其体现了联盟与动员之间的权衡。若要团结更多社会力量，就不能简单照搬此前革命战争中的全部做法；若完全不改变农村负担，又很难吸引贫苦农民。减租减息、改善负担与保留一定财产关系之间的配合，试图在抗日联合的条件下调整农村利益。政策的实际落实还取决于地方干部、地主和佃农力量，不能用中央文件的原则替代村庄中的执行情况。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根据地政权的指示中提出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一定比例的“三三制”原则。文件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只靠人数，应靠政策和工作。这说明根据地建设既有扩大代表性的要求，也有明确的党领导目标；二者在当事人的设计中并非互相排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

不能从这份指示推出每一级政权都严格具有相同比例，也不能以它证明基层不存在强制。文件反复要求避免的问题，本身常常提示执行过程中的困难。政治研究应当同时查政策、组织结构和实际行为。把一份纲领完全当作现实，或因为现实不完全符合纲领就认为纲领毫无作用，都会失去解释力。

根据地并非始终扩大。随着日军加强据点、道路和封锁线，活动空间可能收缩，人员与粮食可能被切断，干部需要转移或进入地下。维持一个公开办公的县政府与维持一个隐蔽联络网，是不同的控制状态。因而，标出根据地名称的地图，也必须说明它表示组织活动范围还是较稳定的政权范围，不能让一种颜色制造全面、连续统治的错觉。

百团大战的目标、行动与后果

1940年百团大战把敌后战争中的交通问题集中表现出来。中央档案馆公开介绍的7月22日《关于破击正太路的预备命令》及8月8日战役部署，显示最初目标是集中力量破坏正太铁路等日军交通体系，而不是以占领一座首都来决定战争。命令对侦察、器材、粮食和秘密准备的要求，也表明破袭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需要提前安排社会与物资条件。中央档案馆材料介绍《百团大战档案中的抗战记忆》，2025年6月27日

破路并不只是拆掉铁轨。桥梁、隧道、车站、据点及其守军构成相互保护的系统。攻击其中一个环节，往往需要阻击援军，并争取足够时间进行破坏；作战结束后还要撤出部队和伤员。民众运输、工兵技术与步兵战斗在这里同时重要。仅统计参加了多少个团，无法说明行动的难度，也不能直接换算成消灭了多少敌军。

战役产生了军事和政治影响：它显示共产党军队能够组织较大规模的协同作战，给日军铁路系统造成压力，也使敌后抗战更集中地进入全国公众视野。其后日军的反击与“扫荡”又使根据地承受严重压力。关于行动规模、暴露实力与后续损失的讨论，应当区分当时判断和后来评价，不能把后来的某一种总结当作1940年所有指挥员已经知道的结论。

尤其不宜把日军全部残酷扫荡归结为百团大战“招致”的后果。占领军为摧毁抵抗网络而运用暴力，有自身的政策、组织与责任；此前已经存在相关行动。具体战役可能改变日军部署和打击重点，但被侵略者展开抵抗，不因此承担侵略军犯罪的责任。这里既要分析行动后果，也要保留责任归属的界限。

本文不把不同机构后来公布的毙伤数字拼成排名。双方统计可能混合击毙、击伤、失踪、地方武装以及估计战果，时间范围也未必相同。判断百团大战的作用，可以从命令、攻击目标、铁路修复、日军增援与根据地之后的处境入手，不必先接受一个无法统一口径的总数。

合作为什么没有消除武装冲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容纳了两个政党、两套重要的军事与政治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具有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共产党保有实际组织领导。国民政府希望全国军政权力最终服从中央，共产党则要求在共同抗日的同时保留独立活动和组织发展空间。共同敌人使合作必要，却没有解决这些分歧。

冲突常常发生在具体土地、交通线、税源和部队活动范围上。一个地区由谁任命县长，哪支军队征收粮食，谁可以招募新兵，既关系抗日补给，也关系政治控制。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有自己的关系，共产党不同地区的干部和部队也面对不同的军事环境。把全部冲突解释为某一个人物始终不变的心理，会漏掉这些层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使合作遭受严重打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队攻击，叶挺被扣押；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则重建军部。有关调动命令、行军路线、各级指挥判断与事变责任的讨论，需要比较双方文件，不能只凭一份事后回忆补出全部细节。可以确定的是，大规模武装打击使统一战线出现了接近破裂的危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有关皖南事变与中间党派研究的目录及摘要；此处仅使用其摘要所说明的政治后果。

但全面内战没有立即重启。日本继续占领中国大片地区，国共任何一方公开放弃抗日都会付出严重政治代价；国内其他政治力量和国际环境也限制了双方行动。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取舆论、在军事上继续维持敌后力量，国民政府继续承担正面战场和对外代表的角色。合作由此在尖锐冲突中延续，而非恢复到没有裂痕的状态。

这一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战时中国不能只用“团结”或“分裂”概括。两者同时存在于不同层次：全国目标可能仍是抗日，地方却发生争夺；某些部队相互冲突，另一些地区又存在联络和配合。承认这种复杂性，不是平均分配责任，而是为判断具体事件提供必要的尺度。

兵员和物资怎样限制战略选择

作战单位能否维持，并不只取决于战斗发生时的伤亡。疾病、营养、长距离行军与补充训练，也会改变部队状态。一个师仍保有番号，不表示它拥有与战前相同的人员和装备；新兵填补了人数，也需要时间学习技术、形成协同。持久战因此要求持续重建战斗能力，而不是把一次动员的人力无限期使用。

弹药同样限制行动。拥有一门炮，不等于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持续炮击；弹药口径、库存、运输与维修必须配合。不同来源的装备可以缓解紧迫需求，也会增加后勤复杂性。对交通条件较差的一方而言，把物资送到全国某个仓库与送到战役前沿之间，还有一段不能省略的过程。

这些约束有助于理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争的不同组织方式。较大部队能够承担阵地防御和集中反击，却需要更稳定的供给；分散部队较容易利用地方资源和隐蔽空间，但不具备同样的持续攻坚能力。两种方式各有可以完成和难以完成的任务，不能把一种战斗的数量直接换算成另一种战斗的价值。

相互牵制的作用也不是每次都通过统一计划实现。日军为保护铁路留下守备部队，会影响其他方向可用兵力；中国正面军队仍然存在，也迫使日军不能只围绕游击队配置力量。这种战略上的关联，可以在具体指挥缺乏协调时依然存在。但它不等于双方已经建立顺畅合作，更不能抹去局部冲突造成的损失。

等待变化，本身需要不断付出

持久战包含对国际形势的期待。欧洲战争扩大、日苏关系变化、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政策，都可能改变中国获得援助和日本继续战争的条件。但1939年至1941年，中国不能知道这些变化何时、以什么方式发生。等待不是一种没有成本的政策。

日军对重庆等后方城市的轰炸，试图打击行政、生产与社会承受力；海陆封锁则提高输入物资的难度。中国即使保有大片国土，也不能把其中所有人口、粮食和矿产立即转换成军队可用的力量。山地、公路不足、燃料短缺和行政能力，决定了地图上的资源与前线实际收到的补给之间有很长距离。

图：1939—1941年继续作战所需条件之间的关系。依据本篇讨论的军政文件与战役研究绘制，为机制示意，不表示兵力比例。

flowchart TD
    accTitle: 1939至1941年中国持续抗战的军事与社会条件
    A[政府与主要军队继续存在] --> B[正面防御与有限反攻]
    C[地方组织与根据地] --> D[敌后破袭和抵抗网络]
    B --> E[日军不能集中全部力量解决一个方向]
    D --> E
    F[粮食 财政 运输 人员补充] --> A
    F --> C
    E --> G[战争延长]
    G --> H[社会负担增加与组织能力受考验]
    H --> F

这种相持使日本难以取得战争终结，也使中国不断付出继续抗战的代价。它不能自动保证最后胜利：财政崩坏、政治分裂、补给失败和局部军事灾难，都可能削弱抵抗。毛泽东《论持久战》提出的阶段判断，应放在当时关于速胜、亡国和动员方式的争论中理解，而不是以1945年的结果证明每个阶段早已安排妥当。《论持久战》，1938年5—6月

到1941年末，中国仍然没有屈服，日本也没有退出中国。正面战场保留着继续作战的军队，敌后存在不能轻易消灭的抵抗网络，重庆仍具有国内外政治意义。但持续抵抗已经把战争进一步带入征兵、粮食、物价和家庭生活。下一篇需要从这些地方解释：军队能够继续存在的每一天，究竟由哪些人的劳动和损失支撑。

资料与阅读范围

文中战时文本使用公开汇编或数字转录本；现代研究与机构解说分别标注。战役叙述参考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双方报告，双方篇章并非共同签署的统一结论。国家档案局第一次长沙会战网页本次未能打开正文，因此仅作为档案线索，不声称核看图像。皖南事变论文只读到目录及摘要，不据此重建未核实的行动细节。

史料核对说明记录文件日期、阅读范围与统计限制。社会供给详见下一篇，占领机构与日军暴力政策详见第六篇；此处不把后两篇主题压缩成战役胜负的附注。 返回系列导读 · 上一篇：全面战争的爆发 · 下一篇：战争中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