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阀混战03：从府院之争到直皖战争
1916年至1920年，北京政治经历了恢复国会、府院冲突、清室复辟、讨逆、护法和直皖战争。总统与总理几次换人，中央政府仍然存在，但决定政府人选的武装力量愈来愈难由政府约束。理解这个变化，需要同时看北京的制度争议、湖南的战争和贯穿南北的铁路。后来的直皖分裂，正是在这些事务中逐步形成，不能把1916年的所有北洋将领预先分成两个固定集团。
恢复约法，没有恢复共同的服从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主持国务院，冯国璋成为副总统，旧国会恢复。这个安排解决了国家元首的继承问题，也暂时容纳了反帝制力量。不过，黎元洪没有一支足以制衡北洋主要将领的直属军队；段祺瑞可以凭借长期军职及人事关系影响军队，却不能仅靠总理职权任意处分所有部队。总统的法律地位、总理的人事资源和各省军事长官的实际控制并不重合。
1917年是否参加对德战争，使这几种权力正面相撞。参战涉及中国在战后和会中的地位、庚子赔款和对外关系，也涉及贷款、军械及以参战名义增练部队。支持参战者不全是段的党羽，反对国务院做法者也不必然赞成德国。争议还包括：外交及宣战应当经过怎样的议会程序，军人能否用督军会议和政治压力替代国会决定。
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后，多省督军宣布独立或拒绝服从。所谓“独立”通常不是建立外国，而是以暂停服从中央迫使北京改组。张勋以调停者身份带兵入京，要求先解散国会，继而在7月1日拥溥仪复辟。复辟诏令把若干未明确同意的地方军政人物列作支持者，纸面的效忠名单与实际出兵不能等同。美国公使馆当时转送的诏令及报告，能够核对这种借名制造共识的做法。FRUS，1917年7月3日报告，档号893.00/2683
张勋部队控制宫廷及北京部分要点，却缺少足以支撑全国复辟的跨省军事联盟。段祺瑞在天津附近组织讨逆，利用马厂部队及京津周边北洋军，从铁路方向逼近北京。张勋的政治盟友没有按诏令所列范围起兵，复辟军失去外部接应，7月12日即告失败。段借讨逆重新掌握国务院，冯国璋代理总统，黎元洪退出北京权力中心。讨逆恢复了共和国名义，却没有恢复被解散的旧国会；这成为南方护法的直接政治理由。FRUS，1917年8月9日关于复辟及讨逆的回顾，档号893.00/2703
护法的名义，湖南的战线
孙中山赴广州，部分旧国会议员南下，程璧光率海军南来。1917年8月召开的非常国会不足正常国会法定人数，遂以非常方式组织军政府。孙中山9月就任大元帅，主张恢复约法和国会。这给反对北京的行动提供了共同名义，但广州军政府并没有直接控制所有拥护护法的军队。陆荣廷的桂军、唐继尧的滇军、地方湘军及孙的政治组织，各有自己的防地、补给和指挥关系。盐田区档案馆，护法战争条目
战争首先在湖南形成持续的大规模交锋。北京任命傅良佐督湘，意味着要用外来北军重排湖南权力。刘建藩、林修梅在湘南宣布自主，程潜等组织反傅力量，桂军参加援湘，南方得以把政治抗议转为战场行动。对于孙中山，这是北进护法；对于湖南军人，是夺回省内军政主导权；对于桂系，则是防止北军逼近广西并扩大在湖南的影响。
1917年秋，战线从湘南向湘中推移，衡山、宝庆及湘潭一带发生争夺。南军逐渐迫近长沙，傅良佐的统治崩溃。接替指挥的北军将领也不愿无止境替段消耗实力，王汝贤、范国璋转而主张停战。11月南军进入长沙，段祺瑞因战争政策受挫辞职。这个阶段的胜利没有使广州统治湖南：共同敌人退出以后，湘军与桂军在省内任命、驻防及供给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次年战局逆转。南军北进岳州，威胁湖南与湖北交界处及长江交通；曹锟、吴佩孚等北军沿岳州—长沙—衡阳方向南下，把湘北重新变成进攻出发地。1918年春北军取得长沙并继续向衡阳推进，南军退向湘南。战场常被总称为“南北战争”，但其中同时发生着湘军争取本省、桂军保存实力、北军争夺北京政治地位的不同战争。
湖北在这里承担北军后方的功能。武汉联系长江水运与京汉铁路，能够接收北来军队、转运军械和粮饷，再向湖南输送。湖南南北方向的运输条件却不能简单视为今日京广铁路：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贯通，局部铁路之外仍需水路与陆路转运。北军越过湘中以后，交通距离、地方筹饷与占领成本一起增加。占领长沙，并不自动等于能够继续打到广州。
1918年美国公使的季度报告已明确区分北方各军事集团，也记述南方缺少统一权威。报告同时说明张作霖及徐树铮运用军械和入关部队影响北京，使段祺瑞再度出任总理。段的政治恢复与湖南军事推进彼此支持，但都依赖其他将领愿意合作，谈不上总理独立建立了统一国家军队。FRUS，1918年4月30日报告，档号893.00/2838
为什么胜仗之后仍要议和
北军将领继续南进的收益并不相同。吴佩孚在前线胜利，可以增加军中声望；若长期驻湘，军饷不足、战斗损耗和地方敌意却由他的部队承担。北京若把湖南交给另一位军事长官，前线将领还可能无法取得足够税收补偿。段希望继续以武力统一，冯国璋及长江诸省部分将领倾向妥协，分歧由政策转为人事和军事资源之争。
“主和”因此包含不同动机：社会确实需要停战，军人也可能借主和保全部队，省级势力可以借和谈保持自主。这不能证明所有主和言论都是虚伪，也不能把发表主和通电直接当作拥护民主。需要继续追问当事人是否停止进攻、接受裁军，以及允许谁查验军事经费。
徐世昌1918年出任总统后推动南北议和。1919年2月上海和会开始，北方由朱启钤、南方由唐绍仪等参加。代表在会场商议国家统一时，陕西等地仍有战争；南方要求停止进攻、撤换相关军事长官、裁撤参战军，北方政府却不能或不愿满足这些要求。争议的核心之一，是参战名义下新建军队在大战结束后是否继续成为一派的武装。
外交官的报告也记录了会谈与海关款项释放之间的关系。外国使团可以通过掌握拨款条件影响谈判，款项被列作偿债、外交、工程及撤军用途，但报告明确怀疑实际支出是否符合这些名目。这说明北京尚有对外交涉及公共财政接口，不能说它已经“什么都管不了”；同时，这些接口的存在也没有保证政府能够命令前线停火。FRUS，1919年6月6日报告，档号893.00/3180
这份报告把上海和会开始时间误写成1月，编辑已经标出错误。外交档案的即时性很有价值，却不使其中每个日期和因果判断都可靠。这里采用2月开会的时序，利用报告核对的只是停战争执、军费和外部拨款问题。
从撤湘到直皖交战
1920年吴佩孚率部撤出湖南，使多年僵持出现新的结果。军队没有就地复员，而是沿交通线北上，仍保持组织与武器。湖南军人谭延闿等随即进攻留湘北军，张敬尧失去省内控制。湖南从北军占领下脱出，并不意味着北京政府通过谈判完成了撤军；前线部队的自行调动改变了两湖和华北的力量分布。
美国公使的季度报告把欠饷、张敬尧对地方收入的控制，以及吴部占据京汉铁路位置联系起来。报告明显同情吴，把他的行动描述得近乎出于公共道义；这部分评价不能照单全收。能够确认的因果链较为有限：驻湘军需要补给，省内收入分配引起矛盾，北撤又使吴能把部队用于北京附近的权力争夺。关于南方秘密付款的传闻，尚不足以作为撤军的决定性解释。FRUS，1920年第三季度政治报告，Document 470
段祺瑞、徐树铮掌握的边防军及安福政治网络，受到曹锟、吴佩孚等人的直接挑战。张作霖也参加反段联合；若只用“直系打皖系”概括，就会漏掉奉军与各省联署在孤立段方面的作用。联署讨段者并非全部出兵，外交或政治支持也不能折算成战场兵力。
7月双方在北京以南展开作战，西线围绕京汉铁路的涿州、保定方向，东线围绕天津以南及杨村附近。皖方在开战初段并非毫无进展，西线一度向前推进；吴部随后运用迂回和反击破坏对方部署。东线部队的退却以及奉方施压，使皖方难以恢复整体防线。战斗持续时间很短，至7月下旬段已接受失败，徐树铮等离开权力中心，安福系组织瓦解。
迅速结束并不表示这场战争只靠一次奇袭便能解释。段的军队数量、军械与中央职位，没有转换为可靠的多省协同；曹、吴、张暂时联合，则使段难以从外围得到有效增援。相比某位统帅的临阵机智，谁能调来部队、保障交通、维持盟友不倒戈，同样决定了战局。现有外交报告没有足够细致的营连记录，不能据此重建每次冲锋或给出可信的统一伤亡总数。
战败处分了谁，又保留了什么
皖方失利后，边防军遭到撤销、改编和接收，安福系议会及官职网络受到清理。北京总统徐世昌仍在，国务院也继续运转，胜利者需要这些机构发布任命、办理外交和处理债务。曹吴并未把所有奉军纳入自己的指挥，张作霖则因入关参与获胜而扩大对北京的发言权。战后形成的合作，其内部已经存在下一次争夺的条件。
段本人没有被彻底排除于政治生活。军事集团失败，不等于旧有名望、官僚联系及调停资格一同消失；1924年他还会被胜利各方请回北京。这是军阀战争与消灭整个国家机构之间的区别：战争常常更换占据机构的人，并重分军队和税源，却留下可供下一轮竞争者使用的政府形式。
1916年至1920年的变化因而有两面。共和国的中央名义始终被争夺，法统、议会、外交和财政机关仍有价值；政府命令执行到何处，却越来越取决于军队和地方实力者的同意。护法南北战争与直皖战争不是互不相干的章节。湖南驻军的供养困难、撤军路径和将领收益，直接进入了北京权力更替的过程。
年表：北京政局与两湖战场，1916—1920
| 时间 | 政治或军事变化 | 权力结果 |
|---|---|---|
| 1916年6月以后 | 黎继任，段组阁，旧国会恢复 | 法律职位与军队控制未统一 |
| 1917年5—7月 | 府院冲突、张勋复辟、讨逆 | 段恢复组阁，旧国会未恢复 |
| 1917年秋 | 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湘南起兵 | 南军北进长沙 |
| 1918年春 | 北军由岳州方向反攻长沙、衡阳 | 湖南成为占领及筹饷地区 |
| 1919年2月起 | 上海南北和会 | 停战与参战军问题未解决 |
| 1920年5—6月 | 吴部撤湘，张敬尧败走 | 湖南与华北力量同时改变 |
| 1920年7月 | 直皖战争 | 安福系瓦解，直奉共同影响北京 |
来源与阅读范围
本文实读了所链接FRUS文书的相关正文，主要采用1917年复辟报告、1918年季度报告、1919年和会报告及1920年第三季度报告；它们是美国外交人员的观察与转述，尤其1920年报告对吴佩孚有明显好感。护法战场时序参照盐田区档案馆所刊条目，但没有采用其中未经独立核验的暗杀责任和人物心理判断。参战借款的逐笔支付、各军实际欠饷与直皖战役逐日兵力表尚未据原始账册重建，因此不列貌似精确的总额与伤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