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是怎样形成的(三):日本的国语、户籍与帝国臣民
一页敕语与不同的成员资格
1942年,台北堀江国民学校发给毕业生的纪念册收录了一页《教育敕语》。原文颁布于1890年,称学生所属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为“臣民”,将孝亲、友爱、学习和公益与维护皇室的义务连接起来。半个世纪后,这篇文字仍出现在殖民地学校的毕业纪念品里。共同的教育内容已经跨越海峡,接受教育的人却没有因此取得相同的法律地位。
日本近代国民形成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这种同时发生的整合与区分。学校、国语和户籍扩大了中央政府能够直接管理的范围,也使跨地区交流、求学和工作更加可行;这些制度又分别规定了怎样说话才算合格、一个人属于哪个家庭、何种居民能够参加政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是否被登记为日本臣民、是否获得平等待遇,需要分开考察。
这里的“国民”(こくみん)指向国家成员,但不保证人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臣民”(しんみん)明确体现君主与臣属的关系;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八条把臣民资格交由法律规定,权利章节也多有法律范围的限制。“国籍”(こくせき)是法律归属,“民族”(みんぞく)通常涉及历史、文化和出身的群体观念,二者不能互换。“公民”则须结合具体教育和政治语境理解,不能见到同一汉字就套用法国革命时期的 citoyen。《大日本帝国宪法》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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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学校接续了哪些旧有联系
明治政府推行全国教育以前,读写、商业交往和政治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一个个封闭村庄。德川时期的藩校为武士提供儒学等教育,寺子屋和私塾向不同社会群体传授读写、计算与实用知识。书籍、教师和学习者可以在地域之间流动,但这种联系受到阶层、性别和地方资源的限制。熟悉共同经典、能够读懂商业文书,与作为平等成员参加全国政治,仍是不同的事情。文部省《学制百年史》“幕末期の教育”
旧教育资源也影响了新学校建在哪里、谁来教。明治初年的不少小学由寺子屋或私塾合并而成,原有教师继续任教,寺院和民宅充当校舍。中央发布制度后,地方需要筹款、找房屋、聘教师,家长还得承担学费及儿童离开劳动的成本。既有读写传统降低了部分地区办学的困难,却不能替所有家庭支付这些费用。《学制百年史》“小学校の普及と就学状況”
1872年《学制》提出全国学校安排;同年设置的东京师范学校,为训练教师和示范教学提供了新的机构。公布与实施之间仍有距离:文部省后来的教育史说明,学区划分、地方办学等工作主要在1873年以后逐步展开。1879年《教育令》取代《学制》,其后又屡次修改,显示政府也在调整中央规划与地方能力之间的关系。《学制百年史》“学制の実施”,国立公文书馆教育年表
对家庭来说,送孩子入学可以获得读写、计算和继续升学所需的能力;中断学业也可能是贫困条件下的选择。明治初年的教育记录中,男生与女生、不同地区的就学情况差距明显,低年级学生多,短期入学也常见。因此,登记在学的人数不能直接当作完成学业的人数,更不能成为忠诚程度的数字。教育史中的“家长不重视教育”,需要与家庭收入、校费和儿童劳动需求一起阅读。
1900年修订《小学校令》,把寻常小学年限定为四年,并以公立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为原则,规定雇主不得因雇用儿童而妨碍其就学。此前逐步建立的国库补助,也减轻了完全依赖地方财力的困难。学校能够留住更多儿童,涉及谁付钱、谁有教师、儿童能否脱离劳动,而不只是政府是否发布了义务教育命令。《学制百年史》“義務教育制度の確立”
课本、仪式与臣民义务
学校的政治作用不止在于讲授关于国家的知识。师范教育使教师获得较一致的训练,课程规定选择学生应学习的历史、地理和道德内容;班级纪律、考试及毕业资格,又把这些要求同个人前途联系起来。制度能够建立共同的学习经历,也使未能持续入学者更难获得升学机会。这种后果并不要求每个教师或家长都认同政府的全部目标。
1890年10月30日颁布的《教育敕语》把亲属伦理与皇室秩序连接起来,要求臣民在紧急时刻承担公共义务、维护皇运。它是天皇颁示的教育训谕,不能当作一部议会通过的普通教育法。次年六月的学校节庆仪式规程,规定在纪元节、天长节等场合奉读敕语;修身课程及教师培养随后进一步围绕其道德要求组织起来。文本、课程、教师和重复举行的仪式,共同构成了实施过程。《教育敕语》原文,1890年版,《学制百年史》“明治憲法と教育勅語”
图1:这张历史图像是1942年《堀江国民学校第一回修了纪念帖》内页的翻拍,学校为今日台北市万华区双园国民小学之前身。纸面所列1890年10月30日是敕语日期,不是纪念册制作日期。图像说明这所殖民地学校把皇室训谕纳入毕业纪念物,不能证明学生的私下信念或所有学校的实施情况。原文起草者包括井上毅等;翻拍由 A3903357 上传至 Wikimedia Commons,平台标注为公共领域。册页归属依上传者的来源说明,未另行核对原册档案。图像来源与许可 · 本地素材说明
把敕语背下来、参加仪式、理解其中词句、赞同它的政治要求,分别是不同的行为。官方课程最能证明政府想培养怎样的人,不能独自证明学生后来成了怎样的人。学校也提供阅读报刊、组织社团和表达政治主张所需的能力;这些能力并不专属于服从者。评价教育的作用,需要同时观察知识获得、公开行为和政治参与,不能由一项代替其余各项。
国语标准与冲绳的方言札
“国语”首先表达一种语言作为国家语言的地位,“标准语”则指受到规范的词汇、语法和发音;实际用于跨地区交流的“共通语”,又未必严格等于某套理想标准。东京也有阶层、职业和地区口语差异。飞田良文对东京语形成的研究指出,近代标准选择包含对东京中层社会用语的取舍,不能理解为把所有东京人的说话方式原样推广。1904年开始使用的国定读本,为这种选择提供了持续进入课堂的途径。飞田良文《私のとらえたい東京語》,讲演记录,页55—57
政府也建立了专门的语言调查机构。1902年成立的国语调查委员会,把方言、语音、书写等问题纳入行政调查。这既依靠已有的语言和书面文化,也把某些用法确立为值得全国学习的规范。获得规范地位的变体因此具有优势:儿童是否接近它,开始影响课堂表达和教师评价;家庭语言距离它较远的学生,需要付出额外学习成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語調査委員会”说明,所引档案 A03020526400
学校仍不能独自解释国语传播。征兵让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必须理解共同命令,铁路和城市就业增加跨地域接触,报刊提供共同阅读材料,广播则使标准发音成为能够反复听到的声音。冈本雅享的语言史研究特别讨论了广播与标准语普及之间的联系。不同渠道的作用不能简单相加:通学者也更可能进城、服役或接触传媒,战争动员和市场扩展又会同时增加共同语言的用途。现有材料足以说明这些机制互相配合,尚不能给出“学校贡献了多少百分比”的可靠估计。冈本雅享《言語不通の列島から単一言語発言への軌跡》,2009年
冲绳能把标准、地方行动和学习成本放到同一段历史中。1879年,明治政府撤销琉球藩、设置冲绳县,终结了琉球王国原有的政治安排。此后的日语教育,是在具有自身政治历史和多种地方语言的社会中展开的,不能仅按本州某县的口音调整来理解。国立公文书馆,档案“琉球藩ヲ廃シ沖縄県ヲ被置ノ件”,公02426
近藤健一郎根据学校纪念志中的校友回忆,将北谷、羽地等校使用“方言札”的情况追溯到1903—1904年前后。北谷校友记得持札与处罚相连;羽地校友回忆,教师征求制止方言的办法时,年长学生提出了罚札。近藤又把这些经历与1904年前后冲绳改用全国教材、地方教育者追求同等教育标准的行动联系起来。这说明教师、学生和县级机构也参与了语言规训,不能一概解释为中央命令在地方的机械复制。近藤健一郎,2004年会议论文,页204—205
这些回忆是在多年后整理的,适合证明具体学校存在过何种做法,不能确定所有学校的起始年份、处罚频率或每个学生的感受。地方参与也不使惩罚失去强制性:儿童可能参与制定办法,同时处于教师权威、同伴监督和升学要求之下。共同语具有现实收益,与母语被降格、家庭文化传承受损,可以同时成立。
冲绳的意义还在于,它不只留下了接受或拒绝同化的两种选择。伊波普猷一面讨论日本与琉球的历史联系,一面研究琉球语言和历史,赋予地方文化以价值。冲绳县公文书馆所展示的这类材料,提示认同可以叠加:争取作为日本成员的平等待遇,并不逻辑上要求否认琉球历史。冲绳县公文书馆《日本復帰への道》,“明治政府と近代化”
户籍登记与出身歧视
日本户籍不是一张统一询问每个人“属于什么民族”的调查表。1871年《户籍法》统一编制规则,设置户籍区和负责登记的户长,翌年编制所谓壬申户籍。此后的制度把出生、婚姻、收养、离婚、死亡等关系连接到家庭记录;本籍、实际住址和国籍,也各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一个人移居城市,并不等于切断了原有家庭登记关系。国立公文书馆“戸籍法が制定される”,太00079
明治民法下的“家”是有户主和继承规则的法律单位,不能仅理解为同住的一群亲人。婚姻与收养可以改变一个人所属的家及其姓名,家庭登记也帮助确认继承、亲子等权利关系。这提供了行政上的可确认性,同时赋予户主地位、婚姻规则和被认可的亲属关系以制度力量。国籍决定国家成员资格,户籍记录相关身份事实,社会出身则可能在法律之外影响他人如何对待当事人。法务省《我が国における氏の制度の変遷》
部落歧视显示,取消旧身份名称与消除社会边界之间并无自动对应。东京地方法院2021年一份涉及部落信息传播的判决,在认定历史事实时记述:1871年身份制度改革以后,部分早期户籍仍留下旧身份记载;公开查阅及追查家庭来历,成为婚姻和就业歧视的工具。1968年法务省要求限制壬申户籍的利用,后来又进一步限制歧视目的的索取。东京地方法院2021年9月27日判决,事实认定部分,页14—15
这里的反馈过程很具体:先有行政记录和地方出身关系,雇主或婚姻调查者把它们当作筛选依据,受歧视者及其支持者提出反对,行政机关再调整记录的公开方式。登记并没有从无到有发明全部偏见,却能使既存区分更容易被查询和沿用。被歧视者与其他日本国民之间通常并不存在国籍差异,把他们称为另一种“民族类别”,反而会重复把社会身份本质化的错误。
登记也不是只有国家给人贴标签这一种方向。婚姻、收养和国籍取得等程序提供身份变化的途径,当事人还可以要求更正记载;但这些变化必须符合具体法律条件,不能靠个人自称完成。1947年公布的《户籍法》第六条改以夫妻及同氏子女编制户籍,第十三条列出需要记录的亲属关系,第五章规定订正程序。这是家庭制度改变后的重新组织,不能把战前户主制直接视为今天户籍制度的全部内容。《户籍法》,1947年法律第二百二十四号原始公布文本
帝国成员资格中的不同位置
阿伊努人、冲绳居民、朝鲜人和台湾人,都曾受到日本政府的同化政策影响,但他们进入统治体系的过程和法律位置并不一样。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北部及周边地区的原住民族;冲绳由原有王国转为日本的县;台湾和朝鲜则分别在1895年、1910年后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共同遭受文化压力,不能证明这些群体属于同一种行政身份。
阿伊努人的教育经历尤其能够检验“学校只能由国家从上而下施加”的解释。北海道博物馆研究者小川正人据山边安之助1913年《あいぬ物語》整理了一个案例:山边在1906年于南萨哈林组织办学,提出由居民提供木材、劳动和捕鱼收入来负担学校,同时向官员请求派教师。需要学校的理由来自阿伊努社区自己的处境;没有合适教师、需要同官署交涉,也显示选择受到资源与权力关系的限制。小川正人《自ら学校をつくる》,据《あいぬ物語》相关章节
山边的经历不能代表所有阿伊努群体。他曾经历迁移,所在地点又是刚发生统治变化的南萨哈林。这个案例能够支持的判断是:受支配群体可以主动要求教育,以应对现实生活;不能由此推断他们同意土地剥夺、语言贬抑或全部同化政策。教育需求与对政策的认可,需要分别寻找证据。
台湾的学校分流则把语言、出身与机会直接连接起来。1898年以后的公学校主要招收台湾儿童,小学校主要面向日本移民子女。1922年教育制度调整,以是否“常用国语”作为小学校与公学校的区分标准;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的馆藏说明指出,台湾儿童实际进入小学校的仍然很少。语言门槛替代部分明确的出身条件以后,家庭中已有的语言资源继续影响入学机会。1941年两类学校统一改称国民学校,也不能仅凭名称判断原有差距已经消失。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初等教育》
朝鲜的“创氏改名”又是另一类干预。1939年公布、1940年实施的制度,把日本家制度意义上的“氏”引入朝鲜户籍;“氏”与原有姓、本贯并不是同一种亲属标识,设立氏与申请更改个人名字也不能合并理解。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历史叙述记载,行政机关、学校和动员组织施加了申请压力;未申请者也被依规则编定氏。法令中的申请形式与实际强迫程度,需要同时阅读。国史编纂委员会《新编韩国史》第50卷“창씨개명”
姓名趋近、使用日语和成为帝国臣民,都没有取消殖民地与“内地”的分离登记。Morris-Suzuki 的研究指出,人员迁移不等于自由转换登记归属。不过,不平等也并非“所有朝鲜人始终毫无参政权”:居住在日本内地、符合当时资格的朝鲜和台湾男性可以参加选举。政治权利取决于居住地点、性别和具体选举条件,不能只凭族群名称判断。Morris-Suzuki,2008年,所用重刊页177—178、189—190
战后的民主化与成员边界
战后政治改革改变了国民与政府的关系。1947年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国民主权,天皇成为象征;第十四条确立法律面前平等,第二十四条要求家庭法律以个人尊严和两性实质平等为基础。同年《教育基本法》原始版本将人格发展、和平国家的建设者和自主精神列为教育目的。这里引用的是1947年文本,不能与2006年修改后的版本混用。《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1947年法律第二十五号
这些改变使批评政府能够成为公民政治的一部分,国家归属不再由效忠天皇这一原则来定义。学校、教师和家庭登记继续存在,却被置于不同的政治与法律关系之中。制度名称的延续不能证明政治目标没有改变,改革的宣布也不能证明所有旧习惯立即消失。
民主化还伴随着成员范围的收缩。1945年十二月,朝鲜和台湾出身居民原有的选举资格被停止;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日本政府又将原殖民地居民按相关安排处理为失去日本国籍。对仍住在日本的人而言,住所可以没有改变,法律归属却发生变化。这一过程不能写成居民自由选择退出日本国籍,也不能把全部具有朝鲜或台湾祖先的人按血缘一概归入同一法律结果。Morris-Suzuki,页193—194,参议院《立法と調査》第289号,2009年,页197
同质民族国家的叙述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成立:帝国边界消失以后,旧殖民地居民可被从“日本人”的日常想象中排除,即使其中一些家庭仍在同一城市生活。小熊英二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帝国时期的多民族起源论与战后的同质性叙述具有不同政治条件。但 David Askew 的书评也提出反证:同质论在战前已经存在,边界收缩不足以独自解释观念变化;知识分子出版物中的说法,更不能直接代表所有居民的自我理解。Askew,2002年,对《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的评论,第2节
语言领域同样存在改革与延续。文化厅委托的2011年调查报告回顾学校课程时指出,战后早期指导文件仍把方言矫正作为任务,后来才逐渐增加按使用场合理解共通语与方言差异的要求。政治民主化没有自动修复地方语言的代际传承,共同语言也不必因此被放弃;两者能否共存,取决于学校、传媒和家庭是否允许地方语言拥有持续使用的空间。《危機的な状況にある言語・方言の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事業報告書》,2011年,页32—33
冲绳的战后经历又使“认同国家”与“赞同政府安排”的区别具体可见。1972年施政权返还当日,官方举行纪念仪式,冲绳同时出现抗议返还安排的群众大会。不能把一次仪式当作所有居民意见一致的证明,也不能把反对政府政策自动等同于拒绝国家归属。原殖民地后裔、阿伊努人和冲绳居民所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都要求进一步说明:共同成员身份能否支持平等参与,也容纳不同的语言、家族历史与政治主张。冲绳县公文书馆《日本復帰への道》,“新生沖縄県”
表1:学校、登记与成员资格的分阶段变化
本表涉及日本内地、冲绳及所注明的殖民地;没有把法律公布日当作全国普及日。地方回忆所能确定的年代以约数表示。
| 时间 | 事件及其性质 | 对论证的意义与出处 |
|---|---|---|
| 1871年/1872年 | 《户籍法》制定;翌年编制壬申户籍 | 统一登记规则与实际编制分开。档案太00079 |
| 1872年/1873年以后 | 《学制》公布;学区和学校逐步实施 | 学制存在不等于儿童持续到校。教育实施史 |
| 1879年 | 撤销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 地方教育发生于政治编入之后。档案公02426 |
| 1890年10月/1891年6月 | 《教育敕语》颁布;学校节庆仪式另行制定规程 | 区分政治训谕与实施办法。敕语教育史 |
| 1900年 | 《小学校令》修订 | 公立义务教育不收费成为原则,财政与劳动条件影响就学。义务教育史 |
| 1903—1904年前后 | 北谷、羽地校友回忆中的方言札使用 | 这是地方材料所见年代,不是全县统一实施日期。近藤,页204—205 |
| 1906年 | 山边安之助在南萨哈林组织办学 | 受支配群体也提出教育需求。北海道博物馆 |
| 1922年 | 台湾教育制度修改,以国语常用情况区分学校 | 语言条件与既有社会资源相互作用。中研院台史所 |
| 1939年/1940年2月11日 | 朝鲜创氏改名相关制令公布/施行 | 公布、实施和申请压力需分别考察。国史编纂委员会 |
| 1947年/1948年 | 新宪法施行、教育基本法及新户籍法公布;新户籍法翌年施行 | 政治原则和家庭登记单位发生变化。1947年户籍法及附则 |
| 1952年4月28日 | 和约生效及原殖民地居民国籍处理 | 居住延续与法律归属变化可以同时发生。参议院研究,页197 |
| 1968年/1972年 | 壬申户籍利用受到限制;冲绳施政权返还 | 登记公开与领土行政分别调整,并非一次完成的平等化。法院认定,冲绳公文书馆 |
参考资料与阅读边界
正文链接指向实际使用的法律、档案说明和研究。资料核查截至2026年11月15日;以下补充版本与取得范围,避免把转引当作直接阅读原件。
| 作者或机构、文献 | 版本与实际使用范围 |
|---|---|
|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 | 1972年编纂,使用文部科学省网页所载的相关完整章节。它是官方回顾,适合核对制度沿革;其中关于进步和国民意识的判断未当作独立成效证据。 |
| 《教育ニ關スル勅語》 | 1890年10月30日文本,使用文部科学省转录全文;图1另为1942年纪念册中的转载。 |
| 《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国宪法》 | 使用国立国会图书馆转录;重点核对前者第十八条、后者第一、十四、二十四条及主权原则。 |
| 《教育基本法》《户籍法》 | 分别使用1947年法律第二十五号、第二百二十四号的原始版本全文,未以今天的修订条文替代当时制度。 |
| 近藤健一郎《禁じられた言葉:近代沖縄における方言札の出現時期とその歴史的意義》 | 日本教育学会第63回大会,2004年,页204—205;取得论文全文。北谷、羽地学校纪念志的回忆为该文转引,未取得原册全文。 |
| 飞田良文《私のとらえたい東京語》 | 2011年10月30日讲演的整理稿,国立国语研究所网站PDF,页55—72;本文使用页55—57有关东京语与国定读本的分析。 |
| 冈本雅享《言語不通の列島から単一言語発言への軌跡》 | 《福冈县立大学人间社会学部纪要》17卷2号,2009年,页11—31,取得全文载体,阅读相关段落;其个人回忆及所引早期记述没有被推广为全日本情况。 |
| 小川正人《自ら学校をつくる》 | 北海道博物馆完整网页;其中山边安之助《あいぬ物語》(1913年,金田一京助整理)的内容属于转引。 |
| Tessa Morris-Suzuki, “Migrants, Subjects, Citizens” | 原文2008年8月28日发表于 Japan Focus;取得 Cambridge 所载完整重刊,页171—196。本文依其法律与迁移史论证,未把原文旧人口数字作为今天的人口状况。 |
|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新编韩国史》第50卷“창씨개명” | 阅读该节全文;它是依据法律及研究编写的历史叙述,不是1939年制令原件。 |
| 东京地方法院2021年9月27日判决 | 取得判决全文载体,使用页14—15的历史事实认定;判决不是对所有地区、家庭经历的完整调查。 |
| 法务省《我が国における氏の制度の変遷》 | 原网页访问受限,使用可检索的官方节选核对明治民法的家制度;战后户籍变化另以1947年法律原文核对。 |
| David Askew, “Melting Pot or Homogeneity?” |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studies》2卷1期,2002年1月31日,书评全文。小熊英二1995年专著未取得全文,相关论题及批评均经这篇书评说明。 |
| 《危機的な状況にある言語・方言の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事業報告書》 | 2011年2月,文化厅所载报告;使用语言教育史相关节选,不将不同年代、不同样本的语言调查比例合并排名。 |
法国篇提出的普遍成员资格问题,在日本帝国表现为共同教育与分层法律身份的并存。下一篇转向中国,考察晚清以来的帝国转型、国语运动、民族识别和户籍制度如何形成另一组相互叠加的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