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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则之外的家庭生活

1917至1920年间,一名布列塔尼特雷戈尔地区的女孩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公立学校。她的父亲死于战争,母亲需要她照看年幼的弟妹。几十年后,她向调查者回忆,学校禁止讲布列塔尼语,教师把一块旧土豆当作违规标记,交给先被发现的学生;学生再寻找下一个讲布列塔尼语的同伴,把标记转出去。这段回忆见于社会学者热拉尔·普雷梅尔的研究,属于后来采集的口述材料,不能当作当年逐日记录。Prémel,1995,口述个案节选

这一家庭同时受到几种制度影响:战争造成的家庭损失、照护劳动对出勤的限制、公立学校对法语的要求。单看入学名册,会把女孩算作在校生;单看学校规章,会以为她持续接受同一种教育;只问她是否讲法语,又无法知道她怎样理解法国、家乡和母语。

法国的共同身份就在这些不完全重合的经验中形成。共和国承诺平等,学校提供读写、算术和公共语言,政治参与却长期按性别、财产与殖民身份划出边界。共享一种国民身份,并未使每个人同时获得相同的权利。

革命把主权交给“国民”,但谁能列入选民名册

革命以前,王国已经存在跨地区的行政、司法、商业和文化联系。王朝臣属、天主教教区、城镇、行会与地方共同体提供不同的归属;日常语言也不沿着国家边界整齐分布。法语用于王室行政和精英文化,并不意味着所有臣民都把法语当作家庭语言。共和国后来扩张共同语言,有赖于这些既有联系,也改变了它们的政治意义。

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把主权原则归于 nation。这里的 nation 指能够作为政治权力来源的共同体,不宜直接理解成具有同一种母语或血缘的“族群”。1791年宪法仍保留国王,把立法机关与国王规定为国民的代表。因而,民族主权与共和政体之间并不存在一开始就确定的等号;效忠法国,也可能与反对某一种政府安排并存。《宣言》第3条、1791年宪法第三编

革命政治中的 citoyen,不能用“拥有国籍就具有完整政治权利”概括。1791年宪法区分一般成员资格和“积极公民”资格。参加基层选举的积极公民须达到规定年龄、符合居住与纳税条件,不得处于受薪家仆地位,还须登记并宣誓;第二层选举人的财产条件更高。女性没有被纳入同等选举资格。把人称为公民、允许其拥有财产、承认其宗教自由,与准许其投票,是不同的制度决定。

这种区分必须通过地方程序实行。宪法要求公开积极公民名册,并允许对漏登和资格认定向法院提出异议。于是,“国民”从政治宣言进入登记簿:地方官员判断住所与税额,个人拿出证明,法院裁断争议。申诉渠道确实存在,却不能消除原先的财产门槛,更不能让被排除的女性通过纠正一次登记就取得选举权。分类既提供权利凭据,也规定谁连申请的条件都不具备。1791年宪法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第四节

宗教身份也经历了从共同体限制到个人权利的争论。1790年提交国民议会的一份犹太人请愿,用出生、家庭、纳税和对法国的依附证明申请者属于国家,并要求获得积极公民资格。这说明平等原则不仅是政府向下宣布的规范,也被受排斥者用来组织请求。请愿者使用当时的纳税与资格语言,仍不能代表所有犹太人的处境,更不能代表没有表达渠道的人。《议会档案》,1790年4月13日会议附录,1881年刊本,第12卷,第720页起

政治参与此后也没有直线扩张。1848年确立的男性普选尚未包括女性;1944年4月21日法令第17条才规定女性与男性同等享有选举和被选举资格,法国女性在1945年实际参加选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过共和教育的女性,可以熟练阅读法语、拥有法国国籍、从事公共事务,却仍没有选票。学校教育程度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这段时间差,足以否定“受了同一种教育,就自然成为同等公民”的推论。国民议会:女性选举权法令及其形成

共和学校扩大了什么,又依靠什么

费里改革发生时,法国已经有经过多年扩张的小学、师范教育和教会办学网络。教育史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中期的督学、教材作者与地方学校已在探索按学习程度分组、安排课程和训练教师;共和学校继承了部分组织经验。把1880年代当作国民教育突然诞生的起点,会遗漏此前积累的教师、校舍和家庭需求。Jean-Michel Chapoulie,2005,关于1850—1880年学校组织的研究,第21、32—33段

改革的几项措施各有对象。1879年法律推动各省具备培养男女教师的师范学校。1881年6月16日法律确立公立初等教育免费;1882年3月28日法律规定六至十三岁儿童不分性别接受义务教育,并以道德和公民教育等取代公立学校原有的宗教课程。它规定的是受教育义务,允许公私学校及家庭教育等途径,不能概括为所有儿童必须到同一种公校就读。1886年10月30日法律又推动公立学校教职人员世俗化,人员更替有其实施过程。这些变化分别涉及费用、家庭责任、课程内容与任教资格。法国参议院:费里教育法专题

免费降低了交学费的负担,却没有补偿儿童不上工、不下田和不照顾弟妹的全部代价。学校还需要地方经费、教室与合格教师,分散村落的距离也会影响到校条件。家长对学校的判断往往同时包含两种考虑:孩子会读会算以后更有机会,眼前的家庭又少了劳动力。Chapoulie指出,1880年前后不同地区的出勤节奏仍受当地农业和其他劳动安排影响。开篇那名战争遗孤的中断学业,就不能单用“家长反对共和国”来解释。

宗教也不能被缩减为一个阻碍现代化的标签。教会学校曾提供真实的识字机会;共和派则希望公民教育不再由宗教权威控制。家长选择学校,可能涉及信仰、费用、距离、教师声誉和对孩子前途的判断。课程世俗化改变了公共权威的来源,却不能据此推断所有家庭退出宗教生活,也不能把公校里的统一课程当作课堂实际完全一致的证明。

图1:1878年第八版《两个孩子的法国之旅》扉页

图1:G. Bruno,《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巴黎,Eugène Belin,1878年第八版扉页。图上可辨认“DEVOIR ET PATRIE”(义务与祖国)及“日常阅读课本”等文字,显示编者把识字训练、实用知识与爱国道德合编的意图。它不能证明全国每个学生都读过此书,更不能证明读者接受全部规范。图像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Gallica原件,经Wikimedia Commons文件页取得;作品及忠实扫描标为公有领域,已核对图像所示版次。

学校能够把相隔很远的地区编进同一套知识:学生学习法国地理、历史与法语,练习写信、计算和遵守共同课堂秩序。师范培养、教材出版和资格考核使这些要求可以反复实施。证书与书面能力又把学校学习连接到升学和职业。这里有政治社会化,也有不能被简单归为“灌输”的实用收益;能读报、写申请和理解公共规则的人,同样可以质疑教师、雇主与政府。

布列塔尼:学习法语与放弃母语之间

法语成为公共共同语,首先依赖其已有的行政和出版地位。它并非在几种语言之间举行平等竞赛后获胜。革命之初,政府一度把法令翻译成地方语言;此后,统一行政和政治动员逐渐与法语结合。十九世纪的学校扩大了这种语言的使用范围,考试、文书、服役、跨地区就业又提高了学习回报。若只把语言转变解释成学校强制,会遗漏家庭主动追求这些机会的部分;若只说家庭自愿,又会遗漏机会本身已经按语言分配。Jean-François Chanet,2017年演讲、2018年刊发,“国家单语与双言现象”部分

布列塔尼适合观察这种关系,因为学校语言限制留下了规章、教师讨论与口述记忆。但布列塔尼内部也有语言和社会差异,相关口述样本不能代表整个地区,更不能替代奥克语、巴斯克语或科西嘉语的各自历史。

1880年学校示范规章规定以法语作为学校语言。某些学校又使用俗称 symbole 的物件,使讲地方语言的学生受到标记,并把监督延伸到同学之间。必须区分这两个层次:中央的学校语言要求,与各校采用何种羞辱或惩罚办法,并不是同一份法律的同一个条款。费里法律本身不等于一道要求全国统一使用“羞辱牌”的命令。后来广泛传播的惩罚故事,还需要逐一追查发生地点、学校性质、年代和记录来源。

Prémel的口述研究最有价值之处,是显示当事人对经历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有受访者记得羞辱,同时又认为公立学校使用共和国的语言理所当然。开篇那位女孩还记得同学间转交物件的做法。这类材料揭示了学校规则怎样进入同伴关系,以及受教育者怎样理解公共空间;它不能估算全国惩罚频率。多年后的记忆还会受到后来地方语言运动和访谈问题的影响。承认这些限制,不等于否认惩罚确实发生。Prémel,1995,第51—52、60—62页及个案节选

教师也存在教学分歧。十九世纪末,督学伊雷内·卡雷主张直接用法语教学;阿尔弗雷德·佩兰则反对排除儿童已经掌握的第一语言。后来还有共和派教师参与地方语言文化活动。1951年的德克松法为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奥克语教学打开有限空间。这些调整说明,“学会共同语”和“公共教育彻底排除地方语言”之间存在制度选择。Chanet,2017年演讲中关于卡雷教学法、佩兰及地方语言教学的讨论

语言替代的代价也有明确的承担者。以法语为家庭语言的孩子,可以把已有语言能力带进考试;只讲布列塔尼语的孩子需要同时学习知识与教学语言。家长为了孩子更顺利地升学就业,可能减少传授母语。这个决定既可能包含对子女前途的主动安排,也可能反映学校和劳动力市场给予两种语言的地位差距。法语普及、地方语言减少和法国认同增强,不能被当作同一指标的三种说法。

学校并不能独自解释“成为法国人”

欧根·韦伯1976年的《从农民到法国人》把十九世纪后期的农村整合置于研究中心。这个提问的贡献,是要求把国民形成落实到道路、市场、军队、教育和地方生活的变化,不能把1770年代或1870年代的居民直接当作同一种现代公民。但书名也容易被简化为“原来没有法国人,学校后来造出了法国人”。围绕该书的历史学争论,正集中于国民化的时间、地域差异及此前已有的政治参与。Miguel Cabo、Fernando Molina,2009,论文摘要及文献讨论

就因果关系而言,道路改善可能同时使儿童更容易到校、商品更容易出售,家长也更有理由让孩子学习书面法语。征兵让不同地区的男子共同服役;迁移让读写能力和跨地区交往发生实际联系。学校扩大与认同变化即使同时发生,也可能有共同原因。没有可以分离这些因素的材料,就不应给学校分配一个看似精确的“贡献比例”。

地方身份也不必以消失的方式融入国家。地方地理、风俗与历史可以被编排为法国整体的组成部分;地方行动者可以借全国政治和教育组织维护本地利益。相反,法语熟练者也可能反对现政府,受过同一课程的人可以分别成为保守派、共和派、社会主义者或地方文化活动者。因此,更稳妥的结论是:学校增强了共同交流与政治行动的条件,而这些能力能服务于彼此冲突的目标。国民共同体内部的争论,本来就是共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阿尔及利亚:法律上的法国人,为什么没有同等权利

殖民地把法律归属与平等参与之间的距离显示得更清楚。阿尔及利亚不能被当作“另一个讲地方语言的法国省份”:征服、定居殖民、土地和行政权力关系,使当地居民与本土地方语言使用者处于不同地位。两地都出现法语教育,并不意味着同化具有相同强度、相同目标或相同权利后果。

1865年7月14日元老院法令第1条开头写道:“L’indigène musulman est Français”(穆斯林原住民是法国人)。这里的 indigène 是殖民法律类别,并非当事人自由选择的自称。条文接着保留其穆斯林个人身份法,并规定可以申请享有法国公民权;获准后适用法国的民事和政治法律。这个制度把法属成员资格、政治公民权与婚姻继承等个人身份法分开安排。原法登记页;条文与判例语境见Sahia Cherchari,2004,第745页起

把申请条件写成“放弃伊斯兰信仰才能成为公民”并不准确:法律要求改变个人身份法,不是宣布个人必须失去宗教信仰。但对申请者而言,婚姻、家庭规范和共同体关系并非无关紧要的手续。行政程序、证明要求与地方权力还会增加申请成本。1865年也不是差别身份从无到有的唯一时刻,此前判例已在构造“法国人而非公民”的区别。法律文字后来有所调整,旧有权力关系仍可能通过登记资格和代表办法延续。

类别也在改写。1870年10月24日克雷米厄法令使适用范围内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集体取得公民资格;穆斯林多数仍沿个别申请的路径。法令并未涵盖后来征服地区的所有犹太人。1881年6月28日法律又授权混合市镇行政官以纪律方式处罚“原住民特别违法行为”,使差别身份具有具体的强制后果。Cherchari,第757、760页及注38;参议院档案目录,第4页所列1881年法律

立法者和法院确定身份类别,行政机构在个案中要求证明,资格影响投票或职业机会,受影响者再组织请愿和团体要求改革。它既记录某些宗教与法律差异,又把差异变成可以继承、审查和分配权利的行政边界。个人并不能仅凭“自认为是法国人”改掉身份,政府也不能从一份法国身份文件推知其政治认同。

学校培养的能力有时使这种边界更容易被质问。1922年,阿尔及利亚本地教师创办《卑微者之声》(La Voix des Humbles)。他们要求拥有同样文凭的教师,在工资、退休金、晋升和任职地点上得到平等待遇。1929年3月第72期,莫昂德·勒沙尼回顾自己1927年调往欧洲人聚居区学校任教的经历:任职初期,一些家长因其卡比尔出身将孩子领走。他随后以教学工作争取认可。此事保存于教师协会纪念文章对原刊的转引,材料具有当事人自我辩护和团体维权的立场,不应被当作所有欧洲家长的态度调查。Michel Lambart,2013,转引《卑微者之声》

这个案例同时展示学校的效力与限度。教师掌握法语、取得文凭、接受任命,仍会遭遇社会拒绝;但同一套书面表达、职业组织和共和国平等语言,又使他们能够把不满公开化。不能因此把所有本地教师都追认为独立运动者。有些人的目标长期是扩大法国体制内的权利。殖民教育产生了可用于反殖民政治的能力,不意味着每个毕业生都会走向同一政治立场。

法蒂玛·科隆纳对殖民时期学校评价与社会位置的研究,也提醒读者注意这种中介群体的选择性。可以进入培训和职业网络的教师,无法代表未能入学的人口;文凭带来的上升机会与学校的筛选功能能够同时存在。因而,教师刊物能证明一群人的组织与要求,却不能代替对农村儿童、女性和未受教育者的调查。Fanny Colonna,1973,论文摘要及首页

1946年拉明·盖耶法及同年宪法扩大公民资格,个人身份法可以保留;然而1947年阿尔及利亚议会仍由两个选举团各选六十名代表,人口悬殊的群体没有同等代表权重。名义公民资格与平等参与仍有距离。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国籍的保留随后适用新的规则;此前的民事身份法类别成为日后案件核查的重要依据。Cherchari,第765—768页;法国国防历史档案馆,目录导论第11页所述1947年议会

差别分类的后果可能越过帝国解体。法国最高法院2012年审理的一宗案件中,当事人的父亲曾担任阿尔及利亚地方议会主席,并依据1944年制度享有公民权。儿子主张这些事实足以支持自己的法国国籍;法院却区分“享有公民权”和“已转为普通民事身份法”,认为缺乏相应法令或判决的证明。案件还涉及独立后保留国籍的规则与声明要求。历史分类由此通过档案和举证责任影响后代。法国最高法院,2012年12月19日,案号11-24.756,判决及所附理由

国籍可以改变,外部分类未必随之消失

十九世纪末,移民使另一种边界日益突出。1889年国籍改革扩大出生地原则的作用,背后既有本土征兵负担的争论,也有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人口与法国统治的关系。1893年针对外国劳动者的居住申报,又把成员资格与地方行政记录连接起来。出生地原则不是脱离战争、劳动和殖民利益的抽象宽容;但其扩大纳入的效果仍然真实。法国国立移民历史博物馆:1889年专题

今天的统计口径仍须细读。法国统计局把 immigré 定义为出生时具有外国国籍、出生于国外、现居法国的人;归化后仍属于这一统计类别。étranger 则按当前不具有法国国籍界定。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法国公民和统计意义上的移民;在法国出生的移民后代不因父母经历就自动属于 immigré。两个类别不能相加,也不能拿来直接计量“文化上的法国人”。INSEE:移民定义,2023年更新、外国人定义,2020年更新

这里的 nationalité 在法律和统计中通常指国籍;nation 指政治共同体;citoyenneté 则涉及成员参与公共生活的资格与实践。三个词有历史联系,却不能固定翻译成同一个“民族”。宗教、家庭语言、肤色或祖先来源可能影响社会接纳,但不能代替对实际国籍和权利的判断。

法国经验由此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比较尺度。学校是否使更多人可以读写、申请职位和表达诉求,地方语言能否进入公共生活,登记身份是否带来同等参与,是三个需要分别检验的问题。与下一篇日本的国语、户籍和帝国臣民制度相比,法国的关键差异在于共和平等语言具有较早的政治权威;相通之处则是共同学校和法律归属均可与差别待遇并存。对法国的认同,也能够通过批评共和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来表达。

历史时间线:制度宣布与取得权利并不同步

表1 法国国民形成的关键制度与地方经验,1791—2023年。日期指公布、法律节点或材料记录时间,不表示政策已在全国均匀实施;无人口比例或统一认同指数。

时间 可核实的变化 需要保留的区别
1791年 宪法确认民族主权,规定积极公民资格及名册异议程序 国家成员、选民与第二层选举人资格有别;政体仍为君主立宪
十九世纪中期 师范、督学和学校组织经验逐渐扩张 组织基础早于费里改革,地区发展不同步
1865年7月14日 阿尔及利亚身份法令确认法国归属及申请公民权的途径 法属身份、公民权、个人身份法并不重合
1870、1881年 克雷米厄法令改变部分犹太人的资格;原住民特别制裁制度立法 不同群体的纳入路径分化,差别身份伴随强制后果
1878年 图示《两个孩子的法国之旅》第八版出版 版次和编者目标不能证明所有学生的实际阅读与认同
1881—1886年 免费、受教育义务及课程世俗化、教师世俗化分别立法 法律措施有先后,出勤和人员替换另有过程
1889—1893年 国籍改革与外国劳动者申报制度 纳入国籍与加强人口管理同时发展
1917—1920年 特雷戈尔女孩断续上学及语言惩罚的后来口述 材料记录个人经历,不能推出惩罚普及率
1922、1929年 本地教师创刊;刊物报道任职歧视 教育提供表达能力,文凭未消除社会边界
1944—1945年 女性取得同等选举资格,随后实际投票 法律公布与第一次行使权利分开计算
1946—1947年 殖民地公民资格扩大,阿尔及利亚议会仍分两个选举团 公民称谓扩大与代表权重平等不同步
1951年 德克松法允许有限的地方语言教学 法律空间扩大不等于学习资源和语言传承得到充分保障
1962年7月 阿尔及利亚独立 国籍保留规则变化,历史身份档案仍影响后续举证
2012年 最高法院在国籍案中辨别公民权和民事身份法 去殖民化后的判断仍需历史档案和特定法律依据
2020、2023年 本篇核对的INSEE外国人、移民定义更新 统计分类与国籍、自我认同各有边界

表中依据为各节紧邻链接;本篇研究截止为2026年11月15日,不把上述网页更新年份当作社会转变的完成日期。

参考资料与阅读边界

法律和机构页面用于核对规定与定义;课堂实施、惩罚与社会接纳,另以地方研究和当事人材料检验。以下列出核心材料的取得程度,避免把摘要或转引写成通读原作。

材料 版本、位置与取得程度
《1791年9月3日宪法》 法国总统府转录全文;重点核对第二编、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及第四节。原件标注法国国家档案馆AE/I/10/1
《议会档案》犹太人请愿 1790年4月13日会议附录;1881年刊本,第12卷,第720页起;取得检索可见节选,未查阅整卷
法国参议院费里教育法专题 机构教育史专题全文;用于核对1879、1881、1882、1886节点,并非宣称已通读各部原始公报
Chapoulie,学校组织研究 《Histoire de l’éducation》105,2005,第3—44页;取得第21、32—33段等检索节选,网站全文入口受访问验证限制
Prémel,Anamnèse d’un dommage ou comment le français est venu aux Bretons 《Langage & société》72,1995,第51—95页;核对首页、方法说明、第60—62页及个案检索节选,未声称逐页通读
Chanet,非母语儿童的法语教育 2017年11月27日演讲,2018年2月16日刊发,全文;与其1996年专著分别对待
Cabo与Molina,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of Nationalization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39卷2期,2009;取得摘要与参考文献、注释;韦伯1976年原书未取得全文,不编造原书页码
Sahia Cherchari,Indigènes et citoyens ou l’impossible universalisation du suffrage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60,2004,第741—770页;取得PDF全文,重点核对第745页起的法律及判例讨论
Lambart,La Voix des Humbles, 1922–1939 2013年9月6日,教师纪念协会文章全文;教师刊物与勒沙尼叙述经该文转引,未取得1929年原刊影印
Colonna,Verdict scolaire et position de classe dans l’Algérie colonial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14卷2期,1973;取得摘要与首页,限用于研究对象和问题,不据此复述未取得的统计结果
法国最高法院案号11-24.756 2012年12月19日,民事第一庭;全文,区分法院判决与附件转引的当事人理由
法国国立移民历史博物馆1889年专题 网页全文;国籍、征兵、殖民和外国劳动者登记的背景,不作为当代国籍法指南
INSEE immigré、étranger 定义全文;分别标注2023年4月19日、2020年12月7日更新;未据此推断文化认同或歧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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