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至1995年，科索沃的冲突由自治制度内的抗议，转变为多数阿尔巴尼亚族居民拒绝承认现行统治的政治对立。决定性变化发生在1989—1990年：贝尔格莱德取得更多实权，阿尔巴尼亚族政治组织转向独立诉求，并建立学校、医疗和筹资网络。武装战争并未马上出现，因为易卜拉欣·鲁戈瓦领导的非暴力路线，把社会动员导向维持生活和争取国际支持。

这条路线确实帮助社会度过了没有对等武装力量的时期，却未能迫使塞尔维亚恢复自治或接受独立。1995年波黑战争通过代顿谈判收束，科索沃未获相应政治安排，和平抵抗的可信度因此受到冲击。制度排斥说明不满为什么扩大，国际环境与内部竞争则解释了为什么不满后来开始支持另一种策略。

1981年抗议的社会基础

铁托去世后的科索沃不是教育空白地区。阿尔巴尼亚语高等教育已经扩张，年轻人也对职业和政治参与形成更高期待。贫困、就业机会不足和联邦内部发展差距，使文凭并不必然带来工作。普里什蒂纳学生最初对生活条件的抗议，很快扩展为政治诉求；“科索沃共和国”表达的是对现有省级地位的不满。要求共和国地位的人未必都主张立即与阿尔巴尼亚合并，更不能把每名参加学生都写成后来科索沃解放军的成员。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英国文化协会教育备忘录，第2节

联邦与地方共产党机构把运动定性为“反革命”，通过警察、军队和政治清洗恢复控制。塞尔维亚语《塞尔维亚百科全书》的“示威”条目强调抗议中的暴力、警察伤亡与街道封锁，并记录1981年4月军队部署、示威者死亡和大量拘捕。这个视角提醒读者，抗议不能被描绘成每个地点都绝无暴力；但条目的价值判断也不能替代逐案判断军警使用武力是否必要。《ДЕМОНСТРАЦИЈЕ》，1981年段落，西里尔字母文本

镇压不仅结束了一轮示威，也改变了组织政治的渠道。公开要求更高地位会带来职业、学业和刑事风险，地下网络与流亡政治因而获得空间。国家机关则更倾向把大学、知识界和地方干部作为安全问题处理。这种变化使“改善生活”“改变省的地位”和“反对国家”越来越难在实际治理中分开。

塞尔维亚族居民的不安全感也不能全部视为宣传发明。迁出、地方冲突、对工作和财产安全的忧虑都真实存在。但具体袭击、就业迁移与有组织消灭整个族群之间，有巨大的证据距离。1980年代政治动员把许多不同性质的事件合并成“种族灭绝”的叙述，这个法律与政治重量极大的词，并不能由迁出人数或个别罪案自动成立。保护居民的必要性，不等于任何收回自治的方案都因此得到证明。

米洛舍维奇如何把不满转化成权力

1987年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面对塞尔维亚族群众时，是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尚不是1999年的南联盟总统。他将地方投诉与共和国政治斗争结合，使“维护科索沃塞尔维亚人”成为挑战既有领导层的重要资源。此后的集会、干部更替和制度修改互相配合：群众压力使原有干部更难坚持妥协，干部更替又为修改宪法提供组织条件。

1988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阿泽姆·弗拉西和卡丘莎·亚沙里被撤换；1989年矿工罢工和街头抗议反对即将实行的改变。罢工发生在有工人自治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内部，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外部对它发动的一场攻击。联邦主席团采取特别措施后，军事与警察力量进入危机处置，改变自治的谈判空间进一步缩小。国际危机组织，《Kosovo Spring》，历史政治背景及附录年表

这里有两条需要同时追踪的权力线。米洛舍维奇可以通过党内组织与政治联盟扩大影响，但联邦军队仍有自己的正式指挥结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务机构与地方自治机构也不等同于联邦政府。后来他取得更高职务和更强事实影响，不能反向赋予1987年的他已经完成的全国独裁权限。把所有决定写成一个人随口下令，会遮蔽那些作出决议、投票、部署与执行的机构。

1989—1990年究竟取消了什么

“取消自治”可以概括结果，却不足以说明过程。1989年3月23日，科索沃省议会表决同意修宪；3月28日，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修正案。关于省议会表决，后来庭审材料记载了军警在场和压力的指证，也记录部分证人并未亲历全部环节。不能把正式表决的存在当作没有压力的证明，也不应把未经核实的每一个投票细节写成法院全部认可的事实。

Milutinović等案一审判决的第219—222段，把争议推进到权限比较。辩方专家认为省的自治名称和宪法地位仍在，改变只是“权限重新分配”；法院则指出，教育、税收与公共安全权限由省转向共和国，省议会对后续涉及全共和国修宪的同意要求被移除，塞尔维亚主席团使用内务力量维护宪制的权力扩大。判决脚注逐项对应1989年修正案XXXII、XXXIII、XLIII和XLVII。这足以支持“实质自治遭剥夺”，但仍须区别1989年的权限转移与1990年的机构进一步改造。Milutinović等案，一审判决，第1卷，第219—222段及脚注398—403

表1：自治危机中的制度变化及其日常后果。

事项 1974年体制的重要特征 1989—1990年的变化及影响
教育与税收 省级机构拥有实质决定权 共和国控制扩大；课程、工资与经费成为政治冲突对象
公共安全 省级机构拥有重要权限 共和国控制增强，地方居民面对更集中的警察体系
后续修宪 省的同意具有制度保障作用 同意要求被削弱，原有保护难以阻止继续集权
省级司法与政治机构 存在自己的最高司法及政治机关 1990年进一步改变制度与机构，不宜与1989年一次性合并

表据上述判决第213—223段；它是历史法律背景的司法审查，不能据此声称该案判决了自治调整的一切国际法后果。

1990年冲突继续发展。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议员提出新的地位宣言，塞尔维亚议会解散省议会及其执行机构，随后阿尔巴尼亚族代表通过卡查尼克宪法。双方各自提出合法性，但掌握警察、行政资源和强制执行能力的是塞尔维亚当局。阿尔巴尼亚族政治组织虽能够召集代表，却不能仅凭宣言接管实际统治。

集权的支持者最有力的论点是：1974年安排使塞尔维亚在本共和国境内无法统一行使关键职权，也未能消除部分居民的不安全感。这能解释为什么修宪获得支持。它的弱点在于，把制度统一当作平等保护的充分条件。后来大规模解雇、教育排斥及警察虐待，说明新的集中权力并未为所有居民提供平等救济。批评旧体制不自动正当化新体制的执行方式。

鲁戈瓦与平行制度

1989年成立的科索沃民主联盟（Lidhja Demokratike e Kosovës，LDK），在鲁戈瓦领导下成为广泛的阿尔巴尼亚族政治组织。1991年的独立公投与1992年的总统、议会选举建立了一套替代性政治授权，鲁戈瓦被选为总统。但它们不受塞尔维亚政府承认，也没有把贝尔格莱德的警察排除出去。把它称为“平行国家”，容易高估其强制能力；只称“抵制运动”，又会低估日常服务的规模。

学校是这套制度最可见的部分。课程、管理权与工资冲突使许多阿尔巴尼亚族师生离开或被排除于原有公共教育系统，私人住宅、地下室与借用房间成为课堂。教师与家长提供劳动和场地，地方组织与海外侨民提供资金。英国文化协会的调查说明，其学生和教师数量不少来自平行教育当局估计，战时又不断变化，因此不能把不同年份总数当作严格连续普查；但多处办学与教师持续授课有明确记录。英国议会，附录20，第3节“The Parallel Education System 1991–99”

医疗和救助网络也在不平等的公共服务环境中发展。以特蕾莎修女命名的人道组织、地方医生和志愿者提供服务，家庭与侨汇弥补资源不足。这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替代公立医院、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障的系统；一些居民仍需使用官方设施，某个人进入公立医院也不等于他认同现行政权。政治支持与求生行为不能混成同一项投票。

常说的“百分之三基金”，来自要求居民及侨民按收入贡献资金的筹资办法。流亡政府首脑布亚尔·布科希控制的筹资网络与鲁戈瓦的政治领导既合作又有矛盾。国际危机组织记录了两者在1995年以后加深的分歧，以及此后经费拨付的变化。因此，非暴力阵营内部也不只有一个意志；学校、外交游说、政党组织和后来武装力量，都要竞争同一社会的资源。ICG，《Kosovo Spring》，“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Life”与教育部分

侨民捐款可以是主动支持，也可能受社会压力影响。某笔汇款进入平行教育，不等于它已经进入军火采购。后来的战争资金问题，必须另查收款机构、时期和实际用途，不能把所有海外阿尔巴尼亚人汇款都统称为科索沃解放军经费。

非暴力路线的效果与代顿的限制

鲁戈瓦的策略有清楚的现实基础：在缺少军队、重武器和外部保护的条件下，立即发动战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维持教育、社会服务和国际游说，可以保存政治共同体，同时争取外部介入。到1995年为止，科索沃尚未成为波黑式全面战场，这应当列入评价。不能因后来爆发战争，就把此前所有克制说成毫无效果。

局限也十分具体。平行学校可以让学生继续学习，却无法保证学历、就业和校舍；侨汇可以支付部分费用，却不能迫使警察停止虐待。长期抵制国家选举维持了“不承认统治”的立场，也减少了与塞尔维亚反对派形成制度内联盟的空间。反对派本身又未必愿意接受科索沃独立，所以“只要参加选举即可解决问题”同样不是已有证据支持的替代方案。

1995年代顿谈判主要处理波黑战争：交战领导人的签署、领土实体安排和国际军事执行，共同构成协议的基础。科索沃没有作为一项相应地位安排进入这个交易。米洛舍维奇因影响波黑塞尔维亚人而成为国际斡旋中的重要谈判者，鲁戈瓦则未能把多年和平抵抗转换为同等的席位与成果。由此产生的政治信号对温和派不利：武装冲突进入议程，未开大战的地方继续等待。HRW，《Under Orders》，“The Downward Cycle of Violence”

这不意味着西方在代顿正式批准镇压，也不能证明1995年之后武装化只有一个原因。既有地下组织、地方积怨与侨民网络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但代顿削弱了“耐心等待即可得到外部解决”的说服力，而没有提供一套可观察的科索沃政治进程。非暴力路线仍拥有支持，却开始面对一种更难回答的质问：既然付出多年组织成本，现行统治为何仍未改变？

本篇年表：从省级抗议到替代性政治组织

时间 事件与参与者 直接后果与后续联系
1981年3—4月 学生抗议扩大；地方与联邦动用警察和军队 政治诉求遭镇压，大学与地方干部受到清洗
1987年 米洛舍维奇利用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不满扩大政治影响 地方安全诉求与共和国领导权斗争结合
1988年末—1989年2月 地方领导更替、矿工罢工、特别措施 修宪在群众对立和强制力量在场的条件下推进
1989年3月23、28日 省议会表决，塞尔维亚议会通过修正案 教育、财政、安全及修宪权关系改变
1989年末 科索沃民主联盟成立 非暴力政治组织获得广泛动员能力
1990年 地位宣言、省机构被解散、卡查尼克宪法 正式国家制度与阿尔巴尼亚族替代授权分离
1991—1992年 公投与选举，平行教育及筹资体系发展 政治不承认与生活服务结合，但无实际国家强制权
1995年 波黑战争的代顿进程 科索沃没有取得对应安排，和平路线承受更大压力

年表主要据本篇司法判决、ICG历史年表、英国议会教育材料及HRW背景章节；它记录机构决定与社会后果，不把官方名称当作各方共享的合法性。

到1995年，科索沃的政治分离已经深入日常生活，却尚未发展成全境战争。此后武装组织的扩张，还需要获得武器、人员、地方通行和足以改变支持者选择的事件。第三篇：从政治抵抗到武装冲突。

资料与阅读范围

实际阅读范围包括Milutinović等案2009年一审判决第1卷相关自治段落、英国议会教育备忘录的背景及平行教育章节、ICG《Kosovo Spring》的政治组织与筹资段落、HRW《Under Orders》的代顿与升级背景，以及《塞尔维亚百科全书》西里尔字母“示威”条目的1981年段落。ICG网页索引标为1998年3月1日，但正文含当月较后事件，因此引用其1998年报告内容，不把索引日期当作所有段落的成文截止日。1989年法律比较依据判决明确列出的修正案及旧宪法条款，未声称逐页校勘过原公报。1991年普查受到阿尔巴尼亚族抵制，其后人口比例含估计，故不据其推算镇压或迁出精确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