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为什么既被许多塞尔维亚人视为不可割舍的历史故土，又被多数当地阿尔巴尼亚人视为应当自行决定政治地位的家园？两种认同都能找到真实的历史材料，但都不能从这些材料直接推出排他的现代主权。中世纪王国与教会留下宗教遗产，奥斯曼统治改变政治秩序，近代民族运动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二十世纪战争不断重组国家边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终把科索沃安排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又能直接参与联邦事务的自治省。这个安排缓和过冲突，也留下了此后政治斗争能够利用的制度矛盾。

“科索沃战争”通常指1998—1999年的冲突，却经常被缩写成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两者不能等同：境内武装冲突先于空袭；驱逐、避战迁移和针对平民的暴力有自己的时序；1999年6月开始的国际军事存在与行政管理，又不是空中战役的延长。本系列依次讨论这些过程。本篇止于1980年铁托去世，不把当时尚未发生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写成历史的必然终点。

地名相同，历史范围并不相同

塞尔维亚语的 Kosovo 和阿尔巴尼亚语的 Kosovë、Kosova，通常指向同一片现代争议地区，但历史文献里的“科索沃”未必具有今天的范围。科索沃平原是地理单元；西部的梅托希亚，在阿尔巴尼亚语中常称杜卡金地区；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科索沃行省则曾覆盖今天科索沃以外的大片地区。把一幅奥斯曼行省地图直接当成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等于先把不同的对象改成同一个对象，再据此争论谁占了谁的土地。

普里什蒂纳／Prishtinë、佩奇／Pejë、普里兹伦／Prizren等名称的并存，是语言和政治历史的一部分。双名不能证明存在两座城市，也不能仅凭选用哪种拼法就判定作者接受哪一方的主权要求。后文以常用中文译名为主，在需要核对地方材料时附原文。

图1：1998年科索沃与周边地区参考图。制图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图号 Base 802612ai (R02194) 11-98；来源：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原图、地图目录。美国联邦政府作品，公有领域（PD-USGov），原图未改。实线为国际界，较细线为共和国界，虚线为自治省界。左上方有关美国当时未正式承认南联盟的文字属于制图者的外交标注，不是本篇的主权裁决。本图只用于定位后文地名，不能将1998年的自治省界投射回中世纪，也不以土地面积表示人口数量。

国家名称同样需要限定年代。1918年建立的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铁托时期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联邦；1992年成立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只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1999年北约交战对象是最后这个国家，不能把它等同于已经解体的六共和国联邦。有关二十世纪国家更替，可参照美国国会研究处1999年报告的历史分期；该报告是战争期间为议员准备的简史，并非对每一段地方史的最终裁决。CRS，RS20213，1999年6月3日

中世纪遗产怎样进入现代政治

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宗教与王朝历史具有实物依据。德查尼修道院、佩奇宗主教修道院、格拉查尼察修道院和普里兹伦的圣母教堂，都不是近代民族主义者凭空发明的古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些建筑的说明，具体列出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室赞助、教会功能及拜占庭与罗马式艺术的结合。德查尼修道院建于十四世纪，也是国王斯特凡·德查尼斯基的陵墓。UNESCO：Medieval Monuments in Kosovo，建筑说明

这些遗产足以反驳“塞尔维亚人与科索沃没有历史联系”。它们不能单独证明“这一地区任何时候都必须由现代塞尔维亚国家统治”。教堂的保护、信徒的通行与居住权、国家疆界，是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的问题。同理，阿尔巴尼亚语居民长期居住于此，也不能使塞尔维亚宗教遗产失去保护资格。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具有另一种影响。拉扎尔与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都在战役中死亡，后来的宗教纪念、史诗与民族政治不断重述忠诚、牺牲和背叛。战役本身与后世叙事需要分开：今天广为流传的情节，并不都能由接近战役年代的材料逐项证实；塞尔维亚各政治实体也没有在战役当日全部消失。把1389年写成一条直通1999年的因果线，会略去其间数百年的制度变化和共同生活。CRS，RS20213，“Early History”与“Ottoman Rule”

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也通过古代起源、语言与聚居地组织历史。关于伊利里亚人或达尔达尼亚人与现代阿尔巴尼亚人的连续性，语言史和考古研究能提供线索，却不能把古代族名直接转换成现代国籍，更不能为每个现代村庄补出一张连续两千年的民族人口表。“谁最早到达”即使得到更清楚的答案，也不会自动解决后来居民的政治权利。

奥斯曼统治与民族运动的不同阶段

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并非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宗教、地方权势、土地与税收身份都影响一个人的处境，穆斯林也不能简单等同于阿尔巴尼亚人，东正教徒更不能在所有时期都按现代民族分类。改宗、迁徙、战争、城市发展和语言变化共同改变了人口分布。若把宗教登记直接算成民族普查，误差会在后续每一次引用中被放大。

1878年的普里兹伦联盟是阿尔巴尼亚民族政治的重要节点，但其早期文本也保留了奥斯曼臣民的忠诚语言。联盟面对的是俄土战争后条约与大国会议重新分配领土的现实危险。各地方代表可以同时反对领土被邻国取得、保卫地方穆斯林社会，又逐渐提出更明确的阿尔巴尼亚自治主张。后来独立国家的叙事，容易把这个变化过程压成一个从起点就完全一致的民族纲领。

罗伯特·埃尔西整理的1878年文件，列有联盟决议、行政与军事指示，并交代其德语、阿尔巴尼亚语和法语材料来源。其早期决议同时出现帝国、祖国和地方共同体，恰好说明当时政治认同可以重叠。这里依据的是公开文件译编及其来源说明，不声称核验过奥斯曼语原件。《普里兹伦联盟决议》及译编说明

1912—1945年：领土重分配与受害记忆

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奥斯曼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科索沃的主要部分被塞尔维亚与黑山取得。阿尔巴尼亚国家的建立没有把所有阿尔巴尼亚语聚居区包括进去。对塞尔维亚民族政治而言，这是收复历史领土；对许多当地阿尔巴尼亚人而言，却意味着被一个并未代表他们的新国家支配。国际边界获得承认，并不等于地方居民同意，也不能使军队进入过程中的暴力失去追究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这一地区经历占领与军队进退。1918年之后的王国没有把科索沃作为阿尔巴尼亚人享有民族自治的单位。战间期土地和移民政策鼓励塞尔维亚等斯拉夫居民定居，阿尔巴尼亚人则面对土地、行政与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关于迁出人数，文献的地域范围和统计对象差异很大：全南斯拉夫穆斯林移居土耳其的数据，不能原封不动写成“从科索沃驱逐的阿尔巴尼亚人”。本篇据此确认政策方向，不给未经逐户或逐地区核对的总数。

1941年轴心国摧毁南斯拉夫王国，多数科索沃地区被并入意大利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另有地区处于其他占领安排下。新的边界与权力分配使部分阿尔巴尼亚人获得此前被压制的语言和政治空间，也使许多塞尔维亚居民，尤其战间期移民，遭到攻击、驱离或被迫逃亡。占领政权提供的民族机会不能洗去它的法西斯统治性质，阿尔巴尼亚人的战前受压迫经历也不能正当化对平民的报复。CRS，RS20213，“The Twentieth Century”

两段经历后来成为彼此不相容的受害叙事：一方从1912年的征服和殖民政策讲起，另一方从1941年的驱逐讲起。若在任意一个年份截断前因，都能制造一段看似完整的单方无辜史。责任应当落实到特定政权、政策和执行者，不能由后来的居民按民族身份继承。

社会主义自治如何形成

战后共产党主导的联邦没有把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也没有给予它加盟共和国地位，而是将其置于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内。联邦以民族平等和“兄弟情谊与团结”为合法性基础，但地方实际权力并未立即均等。安全机关的镇压、对分离倾向的警惕以及阿尔巴尼亚语教育的发展，长期并存。

1966年兰科维奇失势后，权力调整给阿尔巴尼亚族干部、语言教育与地方机构带来更大空间。普里什蒂纳大学成为新的教育中心。扩张高等教育改变了社会预期：能以本民族语言读书并取得文凭的青年，开始要求相应的工作机会和政治地位。教育进步并不保证经济同步发展，更不保证国家身份争议自然消失。英国文化协会提交英国议会的教育备忘录记录了这一扩张及其后来与政治危机的联系。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附录20，第2节

1974年联邦宪法把这种分权推进到新的程度。第1、2条明言科索沃与伏伊伏丁那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组成部分；第4条同时把自治省规定为居民实现其主权性权利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原文的“suverena prava”在这里应译为“主权性权利”，不能直接偷换成一个获得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第5条规定，改变自治省领土须取得自治省同意，涉及其边界的调整也需要它同意。1974年联邦宪法，第1—5条，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拉丁字母公开转录

自治的实质包括省级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以及直接参与联邦机构。省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并非共和国政府普通的下属行政区。不过，它仍不是第七个加盟共和国，外交、国防和联邦整体制度也没有成为它可以单独决定的事务。法院后来审查1989年变更时，正是从教育、税收、公安和司法权限的具体归属着手，而非只争论“自治”这个名词。Milutinović等案，一审判决，2009年2月26日，第1卷，第213—217段

这种安排存在可理解的双重不满。阿尔巴尼亚族政治诉求可以指向“既然已经拥有许多类似共和国的权力，为什么仍不是共和国”；塞尔维亚的集权主张则追问“为什么共和国无法在自己境内统一行使一些权力”。两种不满都不等于战争方案。制度仍可通过协商、联邦政治与资源分配维持，其成败取决于领导人怎样处理冲突，而非一份宪法预先规定了民族之间必须开战。

人口数字究竟能说明什么

晚期社会主义时代，阿尔巴尼亚族在科索沃占人口多数，塞尔维亚族及其他群体也真实存在。这个基本事实不依赖把古代人口推算到个位数。真正容易误导的是，把不同边界、不同分类、不同覆盖率的数字放在一条平滑曲线上。

表1：科索沃1961—1981年普查人口及族群构成。

普查年份 总人口 阿尔巴尼亚族：人数／占比 塞尔维亚族：人数／占比 其他：人数／占比
1961 963,988 646,605／67.1% 227,016／23.5% 90,367／9.4%
1971 1,243,693 916,168／73.7% 228,264／18.4% 99,261／8.0%
1981 1,584,440 1,226,736／77.4% 209,798／13.2% 147,906／9.3%

来源为科索沃统计局《Kosova në Shifra 2023》表2.2，沿用其回列历史普查的“Shqiptar딓Serb딓Tjerë”三类及一位小数比例。“其他”合并了多个群体，不是一个民族；舍入使各比例之和未必恰为100%。这是历史民族归属统计，不是语言、宗教或国籍的同义表；1981年只是铁托去世前后的参照，不能当作1980年现场数字。ASK，2024年5月出版，印刷页15，表2.2

1961—1971年，塞尔维亚族人数从227,016增至228,264，占比却从23.5%降至18.4%；总人口与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增长更快，使份额下降。1971—1981年，塞族人数减少18,466，阿族人数增加310,568。这两个差额都不能直接当作迁出或迁入人数，因为普查间变化还包含出生、死亡以及统计归属变化。要分解各因素的贡献，还需同期自然增长与迁移资料。

人口增加可能由出生、死亡和迁移共同产生。某一族群比例下降，既可能是人数减少，也可能是其他群体增长更快。要证明有组织驱逐，需要迁移原因和实施行为的材料，不能用比例变化独立完成证明。同样，“阿尔巴尼亚族是多数”可以说明代表性与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要性，却不足以单独回答自治、独立或与邻国合并何者应当成立。

本篇年表：历史遗产与自治形成

时间 变化 留给后续政治的条件
中世纪 塞尔维亚王朝与教会在当地建设宗教中心 宗教遗产与历史认同持续存在；不等于现代疆界裁决
1389年 科索沃战役 后世纪念成为民族政治资源，须区别战役与记忆
1878年 普里兹伦联盟形成 保卫地方领土与阿尔巴尼亚民族政治逐渐结合
1912—1913年 巴尔干战争改变统治与边界 阿尔巴尼亚国家之外仍有大量阿尔巴尼亚居民
1918—1941年 王国统治、土地与移民政策 制度排斥积累；不同人口统计不可直接相加
1941—1945年 轴心国占领与分区，部分塞尔维亚居民遭驱逐 战前与战时暴力形成互相竞争的记忆
1945年后 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境内自治单位 获得区域制度，但未成为加盟共和国
1966—1974年 地方权力、教育与宪法自治扩大 地方精英和群众对平等地位的期待提高
1980年 铁托去世 联邦继续运作，经济与政治矛盾须由后继机构处理

年表依据本篇所列宪法、CRS历史报告、UNESCO与教育材料；较早阶段采用时期范围，不以不可靠的单日精度替代证据。

1980年的科索沃已经有重叠的故土认同、人口变化、发展的不均衡和复杂自治，却还没有1998年的大规模地面战争。解释后来的冲突，必须接着观察哪些人改变了现有权力分配，怎样使妥协的政治成本逐步上升。第二篇：自治危机怎样变成政治对立。

资料与阅读范围

本篇实际核对了1974年宪法公开转录的第1—5条，Milutinović等案一审判决相关制度段落、UNESCO建筑说明、CRS历史报告有关章节、英国议会教育备忘录相关段落，以及ASK历史统计表。宪法网页不是官方公报影印本；司法材料是后来的制度核查，不能代替1980年公众的现场认识。普里兹伦联盟使用埃尔西文件译编的公开可检索内容与来源说明，未核验奥斯曼语原件。早期迁徙及族群起源不据此给出精确人数；中世纪至二战的叙述属于解释后续争议所需的有限背景，并非地方史穷尽性研究。

九篇系列导航

篇次 内容
一 科索沃如何成为争夺对象
二 自治危机怎样变成政治对立
三 从政治抵抗到武装冲突
四 谈判为何未能阻止战争
五 空袭与地面战争怎样同步升级
六 停战、撤军与国际部署
七 平民经历了什么，证据能证明什么
八 战争结束后，谁治理科索沃
九 怎样判断干预、主权与战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