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株阁

1911年至1935年的云南、贵州，说明“占领省会”与“控制一省”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云南的军事学校和新军产生了能够向川黔桂输出的军官群体，却没有保证这些军官服从同一个领袖；贵州看似不断遭到邻省干预，本地军事集团也始终拥有另立联盟的能力。两省之间的战争，不能写成一个稳定的“滇系”反复吞并一个被动的“黔系”。 军队为什么离开云南，又为什么返回 云南新军与陆军讲武堂提供了军官、训练办法和同学关系。辛亥革命后，这些组织资源帮助省级政府动员正规部队。护国战争又使云南获得超出本省财力的全国声望。不过，军队能够出省作战，不等于本省能够长期承担全部军饷。入川、入黔的军队需要利用驻地的税收、粮食和运输，军官也因此建立了新的部下与收入关系。 这里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矛盾：省城希望利用远征军扩大政治影响，远征军却可能逐渐不愿把兵饷和人事交回省城。军队回师时，它携带的是已经形成指挥关系的战斗单位，而非等待省政府重新分配的兵员。因而，外战失败可能引发内战，外战积累起来的实力同样可能引发内战。 1920年四川战局逆转后，顾品珍所部退至毕节、昭通一带。唐继尧授顾东防督办职务，并未消除将领对连年出征的不满。...

1925年孙传芳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不是因为一支军队依次征服了五个完整的省。其地位来自几种不同过程：本部从湖北转进福建；利用江浙战争进入浙江；收容败军；驱逐进入苏皖的奉系力量；再与各省军事首领达成联盟。兵员、地盘与职位在其中不断重新组合。 本文重点是1920—1926年的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湖南、湖北的护法战争详见第03篇，北伐各战场详见第14篇。地区差别决定了军事组织的形态：武汉适合控制长江与南北交通，上海涉及租界、关税及密集的工商利益，福建有沿海港口和彼此分散的地方武装。这些条件帮助统帅筹饷，也使其必须同许多无法完全支配的机构交易。 两湖不是一支“南方军队”的驻地 湖北的王占元依靠北洋军组织，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则拥有不同的湘军与政治关系。1920年湖南驱逐张敬尧之后，谭与赵很快发生权力竞争。谁支持省自治、谁接受北京任命，与谁实际统率哪一师部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1921年湖南方面介入湖北的驱王运动，希望改变北军长期施加的压力。吴佩孚利用这一危机进入两湖：王占元失势，并不意味着湖北由地方自治力量接管。湘军在鄂南推进后，又遭到吴部反击；长江航运、洞庭湖和岳州方向成为改变战线的...

1917年至1935年的四川，长期存在几个同时征兵、收税和任用官员的军事中心。外省报纸可以把这些军队统称为“川军”，全国政治人物也可以同四川某位领袖谈判，却没有因此获得一条贯通全省的军令。“川系”适合表示地域来源，若被理解为一支统一行动的军队，就会遮蔽四川战争的主要问题。 防区是驻军安排，也是财政安排 一个部队的防区，不只包括地图上的驻地。部队要从当地筹粮、征税，影响县长任用，安排交通与运输，也会同盐商、粮商、乡绅建立关系。控制更多县份，可以增加军饷来源；防区越大，需要防守的交通线和服从自己的军官也越多。因此，面积扩张不一定带来相同比例的可用军力。 四川省政府可以设在成都，重庆却掌握长江出入的重要通道；川南盐产区、川北交通节点和成都平原，各自支持不同军事集团。省政府首领如果不能调走别人的军队，不能排除驻军自行征收，拥有省长或省主席职衔就仍不足以建立统一财政。四川省地方志对1935年前后“交出民财政务”的叙述，反过来显示此前各防区实际保有这些权力。《四川省志·省政府篇》内容介绍 防区制度也不是在一天之内由一项法令完整创造的。它包含军队驻扎形成的事实占有、会议承认的边界、战后重新分...

1911年至1937年，山西、陕西与甘宁青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北军阀模式”。阎锡山较早维持了省级军政中心；陕西有相互竞争又不断改编的军队；甘宁青则同时存在省城官员、驻军首领、地方社会与多个马氏家族的权力。三种格局影响了战争能否持续，也影响了中央任命能否真正执行。 山西：长期统治依赖什么 阎锡山的优势不只是避战。他需要维持军官任用、军队训练、兵工生产与地方行政之间的联系，使省内资源能够持续支持军队。相对稳定的统治给这些机构积累经验的时间，军事能力又使他在全国阵营之间拥有谈判条件。选择暂时不出兵，本身也要求有足以自保的力量。 所谓“模范省”是阎政权的重要自我表述，却不能当作治理成绩的总评。学校、实业、乡村组织和公共卫生可以提供实际服务，也可以承担纪律、征收和政治动员功能。某项政策具有现代化内容，与它是否由民众自主决定，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林政研究提供了比领袖口号更细的观察。山西官员希望通过地方组织推动植树、管理林木，但村庄有筹措教育经费、维持生计的需要；1930年代铁路建设需要枕木，又与保护森林发生冲突。官府能够提出全省计划，并不意味着村庄资源已经可以无条件调动。军政建设的不同目...

一支军队能够挂牌成立，不等于能够按编制出动；能够占领省城，也不等于能够持续征税和补充弹药。1916—1930年的战争中，军政权力常在这几项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将领必须依赖财政官员、银行、军工技师、铁路员工和地方中间人，个人威望只有经由这些组织才能转化为持续的军事行动。 本篇以此前各战场为检验，讨论财政、兵员、武器与运输，必要处延伸到1935年的整军。其中心判断是：军权私人化与行政、技术机构的发展并不互相排斥；关键在于这些机构向谁负责，谁能决定款项、职位和物资的最终分配。 税收属于谁，款项到了谁手里 “一个省供养一支军队”只是简写。法定税种归属、实际征收机关、征收地点和最后用款者，可能分属不同层级。中央宣布某项收入归国库，并不能保证地方如期解送；将领截留税款，也不表示可以绕过县署、税局和商人无限征收。军费的取得需要组织，而组织会提出条件、拖延执行或转移负担。 田赋附加、商业税捐、盐税、关税与地方杂税的征收条件各不相同。海关和盐税中的债务担保、管理及解款安排，限制了政府可以自由使用的部分。抢占北京有助于争取全国性的任命、借款与外交承认，却不能使既有债务与扣款消失。第03篇与第05篇所...

1916—1930年的战争怎样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只从战役伤亡寻找答案。军队征粮、雇工、扣留船车、占用学校和要求商会垫款，会在没有交战的地方改变生产与生活；地方社会也会通过罢工、武装自卫、赈济、交涉和政治运动影响军队。 本篇主要选取1920年代华北、山东、湖南与武汉的材料。它们支持的判断是：民众既承受战争，又参与塑造战争条件，但求生、被迫服从和政治支持必须分别判断。有限地区的经历不足以代表全国，城市组织留下较多文字，也不能使没有发言记录的人从历史中消失。 战争损失不只发生在交火时 对农户而言，征粮的时间可能与征粮数量同样重要。收获前被征走种粮或牲畜，会影响下一季生产；劳力被征作运输、道路被封锁，又会使粮食难以进入市场。军队即使给出收据，农户能否兑付仍取决于财政和战后政府是否承认。若部队轮换后再次征收，原有证明可能失效。这是财政篇所述预征、摊派与实际支付之间的社会后果。 但不能据此推论战乱时期所有产业同步衰退。远离战场的工商业可能继续发展，城市军需采购可能增加某些订单，交通中断则让其他商人亏损。地区、行业与阶层的方向可以不同。军事控制区内有新道路和学校，也不能直接证明多数居民生...

1928年的统一确实发生了，但它有具体范围：北京的北洋政府退出全国中央的竞争，南京取得更广的政治承认，张学良宣布东北接受国民政府旗号，关税谈判也取得进展。统一并未同时完成军令、财政、人事和地方行政的一体化。 这一结果也不是1927年北伐胜利的自动延续。南京先要在龙潭抵挡孙传芳的反攻，再处理国民党内部军事重组；1928年推进到山东时，还必须面对日本军队的直接干预。战争、谈判和地方归附共同决定了新中央能够要求什么，又必须暂时接受什么。本篇从1927年夏写到1929年初，以易帜后最初的行政实施检验1928年的成果。 龙潭之前，南京并不安全 1927年宁汉分裂时，两方都继续北伐，也都防备对方。南京方面向徐州推进，武汉方面进入河南，但军事力量同时要应付内部政治争夺。桂系部队在长江中下游的调动，影响了徐州前线能够得到的支持。孙传芳和直鲁联军乘北伐阵营分裂反攻，南京部队在徐州战场受挫，先前占领的江北地区出现逆转。 8月蒋介石下野，使南京失去总司令本人，却没有消除南京各军的共同危险。孙传芳需要重新占领南京，恢复长江下游的政治地位和财政来源；南京方面必须守住首都与上海之间的交通。如果孙军能够夺取...

1926年夏至1927年夏，北伐军从广东推进到长江流域，击败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要军队，并进入河南、江苏、山东。这场战争改变了政权的政治语言、组织基础和地理重心。它既有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性质，也包含地方军事集团为保全组织、扩大地盘而进行的结盟。两种过程同时存在，不能用其中一种抹掉另一种。 北伐的迅速推进，靠的是集中兵力打击相互不信任的对手、政治宣传与地方动员、苏联援助，以及吸收原有军队。胜利却没有使这些军队自动成为统一的党军。新取得的税源、军队任命权与工农运动的边界，反而成了革命联盟内部的冲突焦点。1927年的宁汉分裂与国共分裂，正是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发生的。 从广东出发的不是一支同质军队 1925年两次东征及两广军事整合的过程见第06篇。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已经采用共同番号和总司令制度，却保留了几种不同的组织来源。第一军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第四军以粤军为基础；第七军来自新桂系；第八军则以唐生智的湘军为核心。军校关系、地方招募、旧长官的任官权与新设政治机构，在同一套军队里并存。 唐生智的加入特别重要。他在湖南内部斗争中需要广东援助，广州方面则需要湖南的驻军、向导、粮食和道路。...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政府仍须面对能够自筹军费、保存人事系统、拒绝调动的地方军队。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这些军队大多接受了全国抗战的名义指挥，部分首领却依旧掌握自己的干部、补充区与省政。七年间的变化不能只用“军阀逐渐消灭”说明：有些部队在内战中被拆散，有些通过谈判保全组织，还有些因日本侵略失去辖区，转而依赖中央供给。 这一阶段存在几种相互交织而又性质不同的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政争延续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国共战争涉及政党组织、土地制度和另一套政权建设；日本侵华则是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把三者统称为军阀混战，会抹去交战目标和社会动员的差别，也无法解释同一支军队为什么先与中央合作、随后反蒋、又参加全国抗战。 宁粤对立：谁有权代表国民党 1931年的宁粤冲突，起点不在战场。胡汉民反对以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与蒋介石就党、政府及个人权力的关系发生争执。2月底胡被拘禁，使国民党内反蒋者获得了共同的政治议题。汪精卫、孙科及部分党内元老，与掌握广东军队的陈济棠、广西军队的李宗仁等，在5月于广州另组国民政府。 胡、汪、孙与陈、李的地位并不相同。前者提供党内资历、政治主张和...

把1916—1928年称为“军阀时代”，有助于标出袁世凯去世与南京取得全国性政治地位之间的一段历史。但它不能同时充当所有地区、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起止日期。1916年没有消灭全部文官机关，1928年没有完成全国军事和财政整合，1930年的大规模战争结束也没有消除地方军队。 本篇综合前十七篇的证据，讨论概念、解释与替代道路，不重述战役。结论是：“军阀时代”适合作为有边界的政治史分期；要解释具体行为，仍须回到军队任官、饷源、征税、行政与政治授权，不能让“军阀”一词替代因果分析。 政治称呼与分析概念 1920年代的反军阀话语，既谴责武装强制、割据与对外依赖，也用于区分革命力量与政治敌人。它是当时政治行动的一部分。蔡和森1922年批评赵恒惕的湖南自治，重点就是省宪规定的自由与军警实际行为之间的落差。文中称赵为军阀，表达的是具体政治立场，不能单凭称呼就完成今日的分类。《赵恒惕与湖南省自治》，1922年11月15日 作为分析概念，本系列把“军阀性权力”理解为：一位军事首领或军事网络能够依托其实际掌握的武装、供给与任官关系，在法定或已经形成的政治程序之外强制决定重要公共事务，而且这种能力不能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