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秋，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战争并非从一张签署完毕的文书开始。蓬奇已经发生反抗，查谟出现宗教暴力，西北方向的武装正在进入，哈里·辛格的政府又迟迟没有决定加入哪一自治领。随后，加入文书、印度空运部队、地方政治组织与巴基斯坦支持的军事行动相互作用，把一场土邦危机变成两国战争。

争议至少涉及三种不同问题：谁有法律资格签署加入文书，谁实际控制各地，居民怎样表达政治选择。三者可以相互支持，也可能彼此冲突。某一项成立，并不会使另外两项自动获得答案。理解 1947—1949 年，必须先把这几层关系分开，再看它们怎样在战争中重新结合。

一个土邦中的不同政治地区

“克什米尔”常被用来指整个争议地区，也可专指以斯利那加为中心的河谷。二者不能互换。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还包括查谟、拉达克及北部复杂的边疆辖区。宗教、语言、土地关系和统治经历各不相同；河谷领袖的群众基础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邦授权。[1][2]

河谷穆斯林农民长期承担土地和税赋负担，政治参与受到限制。1930 年代反对多格拉王朝统治的运动，既有宗教平等要求，也有责任政府与社会改革要求。谢赫·阿卜杜拉所领导的组织从穆斯林会议转向国民会议，试图建立跨宗教政治联盟。古拉姆·阿巴斯等人重新组织穆斯林会议，在查谟部分地区拥有不同的社会联系。两种组织都不能被当作全体穆斯林的唯一声音。[1]

1944 年国民会议提出的“新克什米尔”纲领，把代表政治与土地、劳动、教育改革联系起来。它解释了阿卜杜拉为何能与国大党合作，也解释了他的政治目标为何不能缩减为支持印度中央：结束君主专制、改善农民地位和保留地方自主权，同样构成其诉求。印度的支持可能帮助实现其中一些目标，也可能限制另一些目标。

查谟的情况又不一样。城市政治、王朝军政网络、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农民及印度教、锡克教居民，并没有形成整齐的两边。蓬奇地区存在税赋、退伍军人和地方行政冲突。拉达克的佛教徒、什叶派穆斯林及其他群体，也不必接受河谷占主导的政治安排。把整个土邦涂成一种宗教颜色，会掩盖国家建构真正需要处理的代表关系。

北部的吉尔吉特更不是斯利那加政治的简单延伸。英国曾通过租借、驻官与地方统治者形成边疆控制。撤离后，土邦恢复行政，但吉尔吉特侦察队的军官、当地家族和原英国军官掌握实际力量。1947 年 11 月初，侦察队拘捕土邦派来的长官；随后巴基斯坦派政治官员接管。索克费尔德的地区研究强调，这种反对王朝、倾向巴基斯坦的行动，也没有马上带来充分的地方代表权。[2]

蓬奇、查谟与十月入侵

1947 年夏秋的蓬奇反抗，使王朝的控制在外来部族武装进入前已经动摇。地方不满与印巴竞争相遇：武器、人员、交通和政治承认可以从境外获得，地方武装也试图借新国家的支持改变自身处境。因此，称其为纯粹内部农民起义会漏掉跨境支持，称其为完全由外部制造也会抹去地方冲突。[1][3]

查谟的暴力尤其影响后来的人口分布和政治记忆。当地穆斯林遭杀害、驱逐或逃往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同样遭到袭击并迁入。受害经历能够被用于扩大报复，但不能替具体袭击者和保护失职者免除责任。各地暴力的时间、组织者与行政参与程度，仍需分别查证。

记者韦德·巴辛后来回忆，他在 1947 年参与学生和平组织与救援，接触到遭袭的穆斯林以及试图保护邻人的居民。他还描述军政人员的行为和驶向边境的车队遭袭。现存可读文本是 2003 年讲话的 2015 年发表本，距离事件超过半个世纪；其中个人接触、他人转述和后来解释应分开使用。它能保存行政档案之外的地方经验，不能单凭一篇回忆确认全地区的死亡总数或统一指挥链。[4]

10 月，来自西北边境方向的部族武装及其支持者攻入土邦。巴基斯坦方面的支持涉及不同官员、军人和地方网络，不能据此假定从一开始就存在完整统一的指挥。进攻者向斯利那加推进，部分武装的抢掠和杀害也落到当地穆斯林身上。这削弱了其声称保护穆斯林的政治效果，并帮助国民会议动员抵抗。[1]

军事威胁逼近首府时，哈里·辛格离开河谷前往查谟，并向印度求援。此前他试图通过维持现状协议延缓最终选择：巴基斯坦接受了相应安排，印度要求进一步协商，双方没有以同一程序达成同样协议。延缓使君主暂时保留选择，却没有建立能承受战争的中立地位。[5]

文书的日期与人民同意的承诺

公开转载的加入文书署期为 1947 年 10 月 26 日，蒙巴顿的接受日期为 27 日。文书采用土邦加入的基本结构，授予中央特定领域权限，并保留对未来宪法不作预先承诺的条款。它不是一份将所有内部权力立即转让的全面合并协议。[5]

印度政府据此提出加入合法的主张。巴基斯坦反对在冲突和武力介入条件下承认这一安排具有最终效力，并主张居民多数的政治意愿必须得到表达。争论既涉及君主的资格和签署环境，也涉及两国对于分治原则应如何适用于土邦的不同解释。英国直辖省的划分规则，并不直接等于土邦居民已经参加了一次加入公投。

关于文书签署、运送和印度部队起飞的准确先后，历史研究仍有争论。怀特黑德注意到官方叙述与其他证据之间的时间问题。这种争议应保留，不能直接被改写成“文书不存在”或“所有法律问题都已无争议解决”。这里采用文件自身署期，同时不把署期当作对每一个小时的独立核验。[1][5]

尼赫鲁 10 月 26 日给梅赫尔·昌德·马哈詹的说明，把接纳加入、计划次日派兵及秩序恢复后的人民选择放在同一决定中，也要求阿卜杜拉参与临时政府。它是一项决策者当时留下的记录，比数十年后的自我辩护更接近决策现场，但仍只呈现印度政府的立场。[6]

这份记录的意义在于，当时的军事援助与法律加入，并没有让居民同意的问题从政治承诺中消失。反过来，承诺人民选择也不等于已经形成可立即执行的投票程序。谁控制警察、谁能返回原居地、哪些武装先撤离、选民会不会受胁迫，都还没有解决。

阿卜杜拉在其中具有双重位置。他可以为反对王朝统治的居民提出改革要求，也需要与拥有军队和资源的印度中央合作。印度把他的参与作为政治支持的依据，并不等于国民会议已经取得全邦每个地区的授权。一个组织在河谷的群众基础、君主文书的效力和全邦自由表决，分别涉及不同证明对象，不能互相替代。

从保卫机场到多条战线

印度军队通过空运进入河谷，保住斯利那加及机场，使后续兵力与补给能够继续到达。战争因而没有按最初进攻者预期迅速结束。国民会议的地方组织和民兵在动员、情报与秩序维持中发挥作用，但这些合作同样依赖阿卜杜拉与印度中央之间尚待协商的政治关系。[1]

此后战争不能只沿一条通往斯利那加的道路叙述。西部的蓬奇、米尔普尔及周围地区牵涉地方武装、包围、补给和居民迁移；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与斯卡杜关联山地驻军和地方军事力量；拉达克方向则取决于高山通道能否维持。控制城市、山口或机场，影响的是下一阶段还能向哪里运送军队与粮食。

1948 年巴基斯坦正规军投入作战，使两国直接军事对抗更加明确。联合国委员会自己的报告承认，正规军的出现改变了此前调停所依据的军事条件。把整场战争称为只有印度军队与部族武装交战，会遗漏这一转变；把全部地方反抗写成正规军行动，也会丢失早期战争的组成。[7]

佐吉拉战斗显示地形如何影响战争。印度官方战史纪念材料记载，1948 年 11 月 1 日的进攻结合工程保障、步兵和坦克，重新打开这一山口方向的通道。该材料适合确认印军作战日期和纪念叙述，不能单独提供另一方的完整损失或居民经历。[8]

到 1948 年末，双方都没有把最初土邦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继续战争需要承担更大的军事与财政成本，停火却会使战场形成的控制状态延续。两种代价同时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双方能够接受停止射击，而主权争议仍然没有解决。

表 18-1　查谟和克什米尔主要战区及其政治差异，1947—1949 年。 本表不是边界地图；“控制”指当时军事行政事实，不表示最终主权。依据资料 [1][2][7][8]。

地区	主要问题	战争造成的变化
克什米尔河谷	君主统治、国民会议改革、首府与机场	印军进入及地方合作维持了印度支持的行政
查谟、蓬奇与西部地区	地方反抗、宗教暴力、交通与驻军	人口迁移及战线分割改变地方政治条件
拉达克及通往其西部的山口	高山补给、不同地方社会与驻军联系	山口争夺决定部队和物资能否进入
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	边疆军队、地方家族、王朝控制薄弱	反王朝行动与巴基斯坦接管形成不同于河谷的行政路径

联合国提出的是有条件的程序

1948 年 4 月 21 日，安理会第 47 号决议提出恢复和平与举行公投的安排。它要求巴基斯坦尽力促使进入作战的部族人员及非当地常住的巴基斯坦国民撤出，并阻止继续援助；在委员会确认上述人员正在撤离、停止战斗的安排已生效后，印度分阶段减少军队，保留维持秩序所需最低力量。决议还涉及公投管理、政治自由、难民返回与少数群体保护。[9]

这是一套调停建议，不能当作已经完成的领土判决。它设想的选择是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没有列入独立第三选项。即使接受“尊重人民意愿”的原则，各方对“人民”如何在安全环境中投票仍有分歧。战争造成的流亡和行政变化，又使投票条件持续改变。

同年 8 月 13 日，联合国印巴委员会把安排分成停火、休战和未来政治决定三部分。巴基斯坦正规军撤离、部族及非当地常住的巴基斯坦国民撤出，都写入第二部分。印度开始分阶段撤出主力的触发条件，是委员会确认上述部族等已经撤出，而且巴基斯坦部队正在撤离；并不是要求巴军全部撤完以后印军才作任何移动。[7]

这个细节十分重要。撤军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过程：一方担心先撤会暴露其支持地区，另一方担心对方利用“地方武装”继续保留军事优势。委员会还需要处理被撤军地区的地方行政及北部地区问题。表面上双方都赞成和平，并不意味着对实施后的力量分配已有共同理解。

巴基斯坦外长扎弗鲁拉·汗在 1948 年 9 月 6 日给委员会的正式回复中，把接受 8 月方案与双方认可委员会提供的解释、以及印度接受 4 月决议所列公投条件联系起来。他还主张印军留驻会妨碍公正投票。这是巴方当时提出的条件和判断，并非委员会确认其全部主张成立。回复被收入委员会报告，能够直接与印方的加入与治安论证对照，不必仅靠第三国外交官转述巴方立场。[7]

1949 年 1 月 5 日的补充原则进一步规定，公投应在此前停火与休战安排落实后举行，由联合国提名的公投管理者参与组织，并保证政治自由、流亡居民返回及少数群体安全。材料通常把公投一句话摘出，却略去了前置条件、管理权限与恢复居民权利的条款。这样会把一个尚未执行的制度方案写成已经具备全部条件的简单承诺。[5]

补充原则还把因骚乱离开的土邦公民返回问题交给专门安排处理，并要求对不应继续滞留的外来人员采取措施。这里必须区分居民因战争逃离，与人员进入当地参与战斗：两种移动对未来投票资格和安全条件的意义不同。恢复政治自由也涉及新闻、集会和释放政治犯，不能仅以投票当天是否开放票箱衡量。[5]

委员会因此需要同时处理军事力量与民政秩序。撤去一支正规军以后，警察和地方武装仍可能影响居民选择；允许难民返回以后，住房与财产争议又可能阻止他们实际定居。这不是可以无限推迟人民参与的理由，而是说明履行承诺需要可核查的保护措施。对未能执行的责任，必须追踪各方具体接受、拒绝和实施了什么，不能只比较谁更频繁地使用“公投”一词。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1949 年 12 月的文件仍在讨论撤军时间、所谓“自由克什米尔”部队的处置、北部地区以及仲裁办法。该文件转述巴方意见，不能拿来当作美国已裁定全部责任的结论；但它明确显示，僵局包括具体军事和行政争端，不只是双方是否口头支持公投。[10]

停火线留下了什么

1949 年 1 月 1 日停火，随后印巴军事代表在联合国参与下签订卡拉奇协议，具体划定停火线。军事停火线与国际边界不是同一种法律事物；它反映作战停止时需要分隔和监督的部队位置，并未解决原土邦全部领土归属。[5]

表 18-2　法律安排、军事控制与国际调停的分期，1947—1949 年。 此表替代分期战区地图，采用地区名称表示变化，不按现代国界着色；“未决”指最终政治归属及投票程序尚未完成。来源：[5]—[9]。

时段	军事与行政变化	法律或调停安排
1947 年 8—9 月	君主寻求延缓选择；蓬奇及其他地区控制不稳	维持现状谈判，没有形成一致的最终归属
1947 年 10—11 月	跨境进攻、印军空运；吉尔吉特另起行政变化	加入文书署期与接受；人民选择仍被提出
1948 年	两国军队及地方武装在不同战区交战	安理会与委员会提出分阶段停火、撤军及公投条件
1949 年 1—7 月	停火后把部队分隔位置具体化	公投补充原则、卡拉奇停火线协议；最终政治问题未决

战争也改变了能够参加未来政治生活的人。被杀害者无法表达意见，逃亡者面对返回与财产障碍，留居者受新警察和军队管理。因而，地方社会不是在战争结束后原封不动地等待投票。暴力与迁移已经改变了公投所要代表的社会本身。

印度提出加入主张，巴基斯坦表示反对，阿卜杜拉要求地方改革，吉尔吉特力量反抗王朝。这些行动都具有历史重要性，各自的理由却不相同。史料能够确认某份文件存在、某支军队何时行动、某项国际建议提出什么；它不能替代当时没有举行的自由投票，也不能把后来控制范围倒推成 1947 年居民的一致意志。

克什米尔战争使独立后的两国更重视国防、边境和中央政府权力。军费、难民安置和军政机关的重要性相互加强。下一篇转向宪法与经济：这些压力怎样与土地改革、民主代表、东西两翼关系和跨境贸易结合，塑造新国家能够承诺什么、又能够实际执行什么。

资料与阅读范围

本文查阅日期均为 2026-10-22。国际文件与加入文书证明各方提出或接受的文本，不自动证明条款已经履行。死亡总数、具体暴力命令链及加入文书逐小时流转，均未在本文中作无保留定论。

Andrew Whitehead, “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Kashmir”, 载 Chitralekha Zutshi 编 Kashmir: History, Politics,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67–85。作者提供的章节 PDF。状态：已读相关章节，重点 pp.67–72、76–83；研究重心为河谷，不据此代言全邦。
Martin Sökefeld, “Anthropology of Gilgit-Baltistan: Introduction”, EthnoScripts 16(1), 2014, pp.9–29。大学保存本。状态：已读相关章节 pp.9–15，重点边疆行政及 1947 年变化；文中宏观年代及概括不作为本文唯一依据。
Charles W. Lewis Jr., Karachi despatch no.409, 1948-09-10, 501.BC Kashmir/9–1048, FRUS 1948, vol.V, part 1, doc.304, pp.379–384。美国国务院文本。状态：已读全文；外交官对冲突的判断及转述须与已核实事件区分。
Ved Bhasin, “Jammu 1947”, 2003 年 9 月在查谟大学的讲话，2015-11-17 刊发。公开文本。状态：已读相关摘录，包括和平组织、救援与车队段落；不是 1947 年即时记录，原始录音未获取。
Strategic Analysis XXV(7), 2001-10, Appendices 1–4：维持现状电报、加入文书、UNCIP 1949-01-05 决议及 1949-07-27 卡拉奇协议。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文件转载。状态：前三项已读全文，卡拉奇协议已读导言与停火线条款相关摘录；不是声称检查过全部原件。
Jawaharlal Nehru, “The Decision to Accept Accession of Kashmir”, 1947-10-26, Selected Works, second series, vol.4, pp.276–277。Nehru Archive。状态：已读全文。
UNCIP, First Interim Report, S/1100, 1948-11-22，尤第 75 段所载 1948-08-13 决议，印刷页 28–30；第 97 段载 Zafrulla Khan 1948-09-06 回复，印刷 pp.41–45，尤信内第 8–11 段。联合国文件。状态：已读相关章节、决议全文及巴方回复相关页，未通读全部附件。
National War Memorial, “War Depictions”，佐吉拉战斗条目。印度国家战争纪念馆。状态：已读相关条目全文；机构纪念叙述。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7, S/RES/47(1948), 1948-04-21。联合国决议原文。状态：已读英文条款全文。
Warren Austin, 1949-12-20, 501.BC Kashmir/12–2049, FRUS 1949, vol.VI, doc.1222, pp.1763–1764。美国国务院文本。状态：已读全文；明确包含巴方立场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