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是怎样形成的(四):中国的帝国转型、国民教育与多层身份
一份公报里的几种人口
1954 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结果,以 1953 年 6 月 30 日 24 时为标准时点,把总人口写成 601,938,035 人。但其中直接调查登记的是 574,205,940 人,其余来自地方资料及其他机关:台湾人口采用 1951 年台湾公布的数字,国外华侨和留学生另用侨务机关资料。公报的民族构成统计又排除了台湾及上述海外人口,分母是 582,603,417 人。它同时包含实际登记范围、资料搜集能力和政府所主张的国家人口范围;这些边界不能混为一谈。原刊第 51—54 页、统计局网页文本
一个人被算进人口总数,也不等于他的法律身份、家庭语言和政治认同都能由这个数字解释。现代中国的共同归属经历了帝国瓦解、共和国建立、战争和革命。学校、语言及登记制度把这种归属带入生活,又给同一国家的成员留下了不同的行动条件。
本篇以大陆为主要研究范围,资料截止于 2026 年 11 月 15 日。民国教育以河北定县为核心案例;新中国部分结合云南民族识别、江苏地方教育记录和青海双语学校调查。它们分别适合观察不同过程,不能合成为一个没有地区差别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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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的版本还留下了另一层差别。《国务院公报》1954 年第 2 号的标题是《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第 53 页地区表写“新疆省”“广西省”;统计局后期网页改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名称。网页适合检索,行政区名却不能直接当作 1954 年原文引用。总数与主要分母在这两版中相符,名称转录仍须单独核对。
图 1 《国务院公报》1954 年第 2 号,第 53 页的人口分布表,数字单位为人。原页可见“新疆省”“广西省”,与统计局后期网页称谓不同。国家统计局编制,国务院公报刊载;扫描件由中国政府网公开、Wikimedia Commons 保存。行政文件不适用著作权法;整页转制,未改写文字。这张表呈现公报的统计与疆域表述,不能单独证明每个列示地区均由同一机构直接登记。扫描件 · 来源与许可
帝国中的联系与晚清的新名词
清朝疆域内的居民早已有跨地域的联系。科举和经典教育使不少士人共享书面表达与政治伦理,商帮、宗族、寺院和朝觐网络也把人带到出生地之外。不过,文化联系并没有取消治理方式的差别:旗人与民人、不同地方的行政安排、宗教组织和地方权威,不能直接换成今天的民族栏。共同使用汉字的读书人也未必能够以同一种口语交谈。
十九世纪末的战争、列强干预和改革,使知识分子开始追问: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由什么人组成,居民为何负有公共义务,又如何取得政治资格?“国民”“民族”“种族”等词在译介与争论中获得新含义。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翻译通道,但中文作者没有照搬一个固定词典。“民族”既能指要求政治统一的整体,也能指整体内部被视为具有文化和历史联系的人群。马戎的概念史梳理展示了这种用词重叠;其主张如何规范今天的术语,则是作者自己的论点。
梁启超在 1903 年区分过汉族相对于国内其他群体的“小民族主义”,以及联合国内各族、对外形成共同体的“大民族主义”。与此同时,革命组织使用排满语言争取支持。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又把满、蒙、回、藏与汉共同纳入共和国的政治表述。这些说法服务于不同联盟和主权要求,不能串成从狭隘到包容的自动进步。“五族”本身也把复杂人群压进了很粗的框架,其中“回”的历史外延不能直接等同于后来登记的回族。
1939 年顾颉刚与费孝通围绕“中华民族”展开争论时,抗战中的政治团结与社会调查中的群体差异仍然没有变成同一道问题。坚持共同抵抗侵略,可以与承认内部文化差异并存;用统一政治名称取消一切差异,也不是唯一可选办法。中华民族所指的整体、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所指的类别、具体国家的公民资格,因而必须分层理解。
新学的承诺与实际能够提供的教育
1904 年清廷批准癸卯学制,1905 年废除科举,旧有的考试晋身路线发生根本变化。新式学校把历史、地理、算学等知识纳入分科课程,师范教育和学部行政则试图生产教师与统一管理。地方官绅、私人办学者和教会早已参与新教育;中央颁布制度以后,也仍需要他们的资金、校舍和人力。近代教育建设研究
改革的对象并不平等。1904 年学制没有把女子学校纳入正式体系,1907 年才有女子小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此前已经出现的女校和女性办学者,说明制度承认有时落后于社会行动。女子教育又常被安排在母职与家庭责任的框架中;获得入学资格,不能直接推成取得与男子相同的职业和政治机会。女子教育史研究节选
民国政府继承学校组织,也改写其政治目标。共和国需要能够理解公共事务的“国民”或“公民”,但教材中的公民可以有不同形象。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通过家庭、同伴和公共生活呈现公德与平等关系;国民党政权的党义及三民主义教材则把党所规定的政治内容纳入教育。教材选择本身就是争夺国民应当如何行动的过程。刘霞与石鸥、李水平分别研究了这两类教材;此处使用其论文摘要,不能由教材内容推定实际课堂完全照本运行。刘霞,2015、石鸥、李水平,2014
学校覆盖的限制比课程名称更直接。地方收入、教师薪金、学生需要参加的劳动、交通距离和战争,决定一个家庭能够承受多少学习时间。新学制没有把这些资源同时送到各县。把“国民教育”写进规章,比稳定地让儿童上完学容易得多。
定县:识字、乡村生活与调查者的权力
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入河北定县,1929 年把总会迁往当地。定县具有较完整的乡村调查资料,又是集中投入的实验区,适合追踪教育如何运转;它获得的组织和专家资源,恰恰使它不能代表所有农村。
平教会把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类教育联系起来,采用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等途径。教人识字同时涉及记账、生产、公共卫生和村庄事务。毕业生的后续组织、教师训练与地方协作,承担了单靠一间教室无法完成的工作。这样的安排解释了教育为何可能有吸引力:知识能够处理眼前的问题,学校也提供通向更大公共世界的渠道。但具体参加者究竟更看重谋生、识字还是国家事务,需要个别人的材料,不能由办学宗旨代答。李金铮,2007
同一套教育网络还帮助调查者进入农家。李金铮对《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的研究指出,农民担心调查会导致增税,可能少报资本、多报支出;研究者需要依靠民众学校教师、毕业生及地方熟人建立联系。表格能否填满,取决于受访者如何判断来人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知识生产因而既需要地方协助,也借助了组织权威。李金铮,2008,第 178—181 页
这些材料把农民的能动性留在了历史中。拒答、选择性回答以及通过熟人协商,都会改变国家和研究机构最终看到的农村。它们也提醒人们,参加识字班与接受调查不能直接折算为认同提升。1937 年日本侵占定县,实验受到战争冲击;这个中断尤其说明,办学积累无法单独抵御军事占领。学校与战争、政治组织、财政条件共同作用,谈不上只靠课堂就能完成国民塑造。
国语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制造出来的
民国国语运动面对的是一个复杂语言环境。地方口语之间差异很大,文言和白话又涉及书面表达,官话是另一种跨地域交往资源。口语标准、书面语改革和识字方法分别处理不同困难,不能把它们统称为“统一汉语”后略去选择过程。
1913 年读音统一会曾试图综合不同读音,形成有人工调配成分的国音;1919 年《国音字典》与后来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新标准之间,存在实质变化。Jeffrey Weng 的研究表明,争论还涉及普通人是否容易学习、哪种读音已有教师和传播条件。到 1932 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时,标准更加依托北京语音,却仍是经过规范选择的公共语,不是把北京街头所有说法原样搬进教材。Weng,2018,第 611—633 页
同一种字形可以被不同地方读音读出来,因此共同书面语能够先于共同口语发挥作用。师范学校、课本、录音和广播扩大标准语的接触机会,军队和人口迁移又创造使用需求。能考试、任教、从事跨地域工作,使共同语产生实际回报。这个回报也有分配后果:家庭口语接近标准的学生通常少一道转换,而其他学生需要额外学习;把口音误认成智力或品格差异,则会把语言距离转成羞辱。
1956 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提出普通话的语音、方言基础和语法规范,并要求通过学校、军队及公共传播推进。指示中为 1960 年设定的教学要求,是行政目标,不是 1960 年已经完成的统计。简化字、扫盲和后来使用的汉语拼音分别改变字形、阅读能力与注音工具,也不能互相充当成效证明。
图 2 《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第一页,《国务院公报》1956 年第 7 号、总第 33 号,第 151 页;中国政府网所存扫描件。图中可见 1956 年秋季起的教学安排与 1960 年目标,不能据此判断各地达标情况。行政文件适用《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一项的不适用规定;本地保存整页转制图,未改动正文。原刊 PDF · 图像来源说明
学校扩张也有中断和重新组织
1949 年以后,公共教育与群众扫盲被放入新的政治组织网络。江苏《跨塘镇志》记载,当地一度因公办师资不足继续办私塾,随后逐步转为民办或公办小学;扫盲则使用夜校、群众教师和家庭互教。新制度的扩展借助了既有教师与家庭关系,并非旧设施一夜消失。《跨塘镇志》教育章
同一地方志也记有教育中断:1958 年突击扫盲之后,困难时期的业余教育停顿;1963 年恢复,1966 年又停止扫盲和工农业余教育。1970 年代以后恢复的组织工作,逐渐接上职业培训和乡镇经济。这里记录的是地方行政回顾,成绩数字采用其验收口径,不能据此估算全国的持续阅读能力。它至少说明,教育组织能力并非单向增长,政治运动与生产安排能够改变课程、时间和学习的连续性。
1986 年制定《义务教育法》,又为学校扩展建立了法律基础。2006 年修订及后续修正把教育权利、经费和地方政府责任写得更具体。法律承诺、入学、实际出勤、完成学业以及熟练读写仍然是不同指标。学习机会扩大可以真实发生,而家庭收入、居住身份与地区资源仍影响机会的质量。教育部公布的义务教育法及修订沿革
民族识别:既有群体、调查和承认
1953 年调查出现四百多个申报名称,云南尤其多。名称可能来自自称、他称、支系、居住地或历史称谓;这不等于当时存在四百多个边界完整、等待盖章的“民族”。此后的民族识别,把调查者、语言学与民族学知识、地方干部、申报者和国家承认程序放到了一起。民族识别官方回顾
调查采用过受斯大林民族定义影响的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等判断,但实际并未机械要求每一群体先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相近名称可以归并,同一大类别内部也保留复杂差异。Mullaney 关于 1954 年云南识别的论文摘要及专著介绍,强调民国分类知识与新中国项目的连续性;秦和平则反对把全部五十六个民族都解释成识别工作从无到有的产物。两种论点的有效交集是:历史联系需要研究,行政确认怎样划边界也需要研究。Mullaney,2004,摘要、秦和平,2013,摘要及注释
基诺族的经历使“分类会调整”变得具体。秦和平转引 1960 年《云南民族识别调查报告》:调查人员曾倾向将当时称作“攸乐”的人群归为彝族支系,当地干部主张单独确认,县及自治州方面要求慎重处理。1979 年的正式确认发生在更晚时期。这里的 1960 年报告未取得原件,依据是论文注释中的转引;它支持存在分歧和后续调整,不能支撑每个居民都持同一种意见。
“汉族”也不是无须说明的背景。使用不同地方语言、具有不同迁徙史和宗族习惯的人,被归入同一类别,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已经同质。官方回顾中云南蔗园人被归为汉族的争议,说明识别也涉及汉族边界。反过来,认可共同的汉族身份,并不要求家庭放弃客家、闽南或其他地方联系。
民族类别为承认、自治及相应政策提供了制度接口,也把灵活的历史联系转成可登记、可沿用的选项。2015 年公布、2016 年实施的《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民族成份依据父亲或母亲确定,混合家庭需要依规则选择;未成年人变更有限制,年满十八周岁后两年内可按规定申请一次变更。第十五条保留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能够申请调整,并不等于可以任意新增一个国家尚未确认的类别。管理办法第三、五至七、十五条
同一个人身上的几套制度
人口分类产生后果的方式,取决于它接上了哪项权利和资源。民族成份、户口、阶级成份与国籍有不同来源,不能都叫作“民族身份”。
表 1 中国大陆不同身份制度的对象与后果。时间范围以各行注明时期为准;描述制度机制,不代表每个人经历相同结果。来源:民族成份登记办法、1958 年户口登记条例、Treiman 与 Walder 的阶级标签研究、1980 年国籍法。
| 制度及时期 | 主要记录什么 | 怎样产生后果 | 变更及解释边界 |
|---|---|---|---|
| 民族成份,1950 年代识别以来 | 经国家确认的民族类别 | 连接民族事务、代表与特定公共政策 | 自称不自动等于获准类别;混合家庭及成年后变更有程序 |
| 户口,1958 年条例所确立的安排 | 家庭成员与常住登记、迁移 | 农村迁往城市须有录用、录取或准迁等证明 | 同国籍者也受不同迁移条件影响;其后改革不能倒写进 1958 年 |
| 阶级成份、家庭出身,革命及社会主义时期 | 政治化的社会经济与家庭背景 | 影响教育、入党和职业机会 | 不等同当时职业,也非民族;影响随政治时期改变 |
| 国籍,1980 年国籍法 | 个人与国家的法律归属 | 决定是否具有中国国籍及取得、退出、丧失的条件 | 文化认同和血缘不能代替法律判断 |
1958 年《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把农村迁往城市与劳动录用、学校录取或公安批准联系起来;第十七条又设有登记内容变更、更正程序。学校录取由此不仅提供知识,还可能成为改变居住机会的通道。同为汉族、同说一种语言,不能抹平户口制度下的差别。条例全文,1958 年版本
阶级标签造成了另一种区别。Treiman 与 Walder 使用 1996 年全国抽样调查回溯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分析革命时期确定的标签如何与教育、党组织和职业机会相联系。标签不只是当前收入,也会经家庭出身延续影响;但原有家庭文化资源可能继续发挥作用,不能把分类写成自动决定命运的按钮。回溯资料还受记忆及存活样本限制。这里引用的是 2018 年工作论文版本,不能冒称核对了后续发表版的全部修订。工作论文及方法说明
国籍的边界又不同。1980 年《国籍法》第二条把国家内部的民族差异与共同国籍并置;个人是否具有中国国籍,涉及境外出生、取得或丧失国籍时,仍须读第五、第九条等具体条件。“华侨”在现行侨务定义中是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外籍华人”具有外国国籍,文化联系不能自动使其成为中国公民。两者与一般语境中较宽的“华人”也不能混用。国籍法、侨务身份规定 在印度尼西亚篇中,这个区别还会涉及印尼华人的当地公民权与社会接纳。
共同语言与地方语言的日常张力
共同语的教育回报并不取消另一种需要:家庭叙事、宗教活动、地方知识和代际交流常通过其他语言持续。青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八县八所中学的 200 名藏族学生、20 名教师与 10 名校长或管理者。学生问卷及教师访谈呈现的需求包括学好汉语、保留藏语,以及取得足够的双语教师和教材。关于家长的顾虑,主要来自学生和教育人员转述,不能当作直接访谈所有家长的结果。Shi、Huang 与 Lu,2022,方法与结果部分
这份研究的表格与正文在部分语言使用数字上存在不一致,因此此处不用那些比例做比较。有限学校样本足以提出一个有根据的问题:当升学和工作需要汉语,而家庭文化依赖藏语时,能否提供足够的教学资源,使两种能力同时发展?它不足以证明全体藏族学生的情况,更不能测量全国民族认同。学习共同语、认同国家和赞同某项具体语言政策,仍需分别询问。
截至研究截止日,法律层面已有新的调整。2025 年 12 月 27 日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施行;第九条保留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第十一条要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基本教学用语用字。2026 年 3 月通过、7 月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五、十六条进一步规定通用语与共同体教育,同时规定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语言文字法原报全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这些条文说明政策如何排列教育目标,还不能说明新规定已在每所学校以相同方式落实。判断其实际影响,需要继续观察教师供给、授课安排、学生理解程度、家庭语言延续和当事人的表达。法律关于平等的承诺,同样要通过具体机会与救济检验。
中国篇时间线:制度建立与地方实施的距离
表 2 晚清至 2026 年教育、语言与人口制度关键节点。年份不是全国普及或认同完成日期;地方事件仅代表所列地区。来源为正文所引学术研究、地方志及对应版本法律。
| 时间 | 发生的变化 | 应当区分的阶段或范围 |
|---|---|---|
| 1903 年 | 梁启超讨论大小民族主义 | 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非统一法律定义 |
| 1904、1905 年 | 癸卯学制获准;科举被废除 | 学制颁行与各地学校建成不同步 |
| 1907 年 | 女子小学、师范学堂获得制度承认 | 社会办女学早于此;课程与机会仍有性别差异 |
| 1912 年 | 共和国建立,五族共和成为政治表述 | 国家整体的表述不等于五种清楚、穷尽的社会类别 |
| 1913—1932 年 | 读音统一会、国音字典及新国音规范先后出现 | 标准制定持续争论,共同语传播更漫长 |
| 1920 年代—1937 年 | 定县实验开展、1929 年总会迁入,后受日军占领冲击 | 集中投入的地方实验与全国普及不同 |
| 1949—1953 年 | 跨塘扩充学校并逐步改组私塾 | 地方组织过程,并非全国统一日程 |
| 1953、1954 年 | 首次人口调查,次年公布结果;云南开展民族识别 | 调查时点、公布日期与类别确认分开 |
| 1956 年 | 普通话推广指示公布 | 1956 年秋及 1960 年的要求属于目标安排 |
| 1958 年 | 户口登记条例通过、公布并施行 | 具体迁移限制不等于民族或国籍分类 |
| 1960、1979 年 | 1960 年报告记录归类分歧;1979 年基诺族获单独确认 | 两个已知节点不能证明争议在其间始终持续 |
| 1980、1986 年 | 国籍法、义务教育法分别制定 | 法律归属、教育义务与实际机会是不同事项 |
| 2015—2016 年 | 民族成份登记办法公布,次年实施 | 申报、变更和救济依规定办理 |
| 2025—2026 年 | 语言文字法修订并生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并生效 | 截止日只能核实规定,不能预判长期效果 |
资料与核查边界
教育及语言研究:Weng〈What Is Mandari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7(3),2018,第 611—633 页,使用全文;李金铮〈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 61 期,2007,使用全文;同作者〈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使用全文。女子教育材料为姜丽静著作公开节选的可检索文字,页面直连未稳定取得。刘霞〈民国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2015,第 54—60 页;石鸥、李水平〈民国时期的一次高强度教科书控制〉,2014,第 50—56 页:两篇只使用摘要及可见注释,未把它们写成课堂观察。
分类研究:马戎〈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开放时代》2022 年第 5 期,使用全文;Mullaney 2004 年论文只取得摘要;秦和平 2013 年论文取得摘要和注释,1960 年报告是转引。Treiman 与 Walder〈The Impact of Class Labels on Life Chances in China〉使用 UCLA 所存 2018 年工作论文全文。上述研究的解释立场并不一致。
人口公报:逐页核对《国务院公报》1954 年第 2 号第 51—54 页扫描件与国家统计局后期网页的调查时点、总数、直接登记数、民族构成分母、台湾及海外资料来源。原刊第 53 页与网页的新疆、广西称谓不同,正文附原页。这里完成的是上述关键口径及版本差异核查,没有把两版全部文字制作成校勘本。
地方与当代调查:《跨塘镇志》使用教育章全文,是地方行政编纂的历史回顾;Shi、Huang、Lu 的青海调查为公开全文,但其有限样本及内部数字问题限制了推论。台湾国语教育涉及不同政权的教育制度,本篇没有把大陆调查外推至台湾;台湾的日本殖民教育另见日本篇。
法律与图像:正文注明适用版本和主要条款。1956 年指示使用《国务院公报》原刊扫描;1958 年户口条例使用 WHO 存档的法规文本;2025 年修订语言文字法核对《人民日报》2025 年 12 月 28 日第 2 版全文。法规能够证明规范内容,不能单独证明执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