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宪政史12-印度南非与去殖民化后的宪制
印度和南非改变了现代宪政史的提问方式。争论不再只是国王与议会、中央与地方谁有最后决定权,还包括长期被排斥的人能否成为平等公民,以及政治权利怎样影响土地、就业、住房与医疗。
这两条道路都不能概括为欧洲制度的延长线。印度保留了部分殖民行政组织,却把成年普选、基本权利与社会改革写进新的国家秩序;南非沿用了部分既有国家机构,却以非种族化公民资格和宪法最高性改变了这些机构的正当性。它们也都没有在宪法生效之日解决社会不平等。制度能否成立,取决于新规则在旧权力关系中怎样被使用。
印度的制宪为什么既有继承,也有改造
印度制宪会议于1946年开始工作,经过独立和印巴分治,1949年11月26日通过宪法,主要条款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制宪者面对的是一个地域辽阔、语言和宗教多样、种姓等级根深蒂固的社会。把国家统一起来,与保证中央不压倒地方和少数群体,必须同时考虑。制宪阶段资料可用来区分制宪会议成立、独立、宪法通过和实施几个不同时间点。
分治改变了这个问题的紧迫程度。194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成立前后,大批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越过新边界,旁遮普等地发生严重的群体暴力。迁移不能只写成个人主动选择国籍,恐惧、驱逐和安全秩序崩溃也使人离开家园;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材料解说还提醒,部分暴力具有民兵组织背景,并非全是自发骚乱。建立边界并未消除少数群体,留在各国境内的人怎样得到平等身份与人身保护,仍是制宪必须处理的问题。英国国家档案馆,分治专题中的迁移与暴力说明
中央权限的变化有当时文件为证。1947年7月5日联邦权力委员会第二次报告明确说,分治方案确定后,为容纳穆斯林联盟而接受的弱中央妥协已不再构成同样的限制,委员会因而支持强中央的联邦制。报告同时拒绝把地方全部变成中央行政单位,主张联邦、省和共同事务三张立法清单,将剩余权限主要交给中央,并另行讨论土邦同意扩大授权的问题。这说明强中央来自政治条件变化下的明确选择;报告早于8月迁移与暴力的高潮,不能把选择简单写成那场高潮的事后结果。联邦权力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第2—4段
选择议会内阁制有明确理由。1948年11月4日,起草委员会主席安贝德卡比较美国和英国的行政体制:固定任期有助于政府稳定,而依赖议会信任的内阁更容易接受持续问责。印度草案选择后者。他没有把美国联邦结构与美国总统制视为必须一起移植的组合;中央与邦可以分配权限,行政首长仍可通过议会多数产生。关于政府形式的辩论,见当日会议记录第7.48.199—202段。制宪会议记录
这也解释了印度为什么不能简单归为英国宪法的复制品。英国议会传统与一部具有最高效力、规定基本权利和司法救济的成文宪法,进入了同一个制度。立法机关获得民选授权,却不能仅凭普通立法程序取消宪法权利。与美国相比,印度又没有照搬总统与国会各自独立取得授权的关系。
殖民统治留下的制度同样没有全部消失。1935年《印度政府法》规定的行政细部、联邦讨论和紧急权力,构成制宪者熟悉的制度材料。保留这些材料,一方面降低新国家开始运作的成本,另一方面也留下行政权强、国家可以在危机中扩张权力的问题。安贝德卡在1948年讲话中正面回应了草案借用1935年法律的批评:借用行政细节,与接受殖民统治的政治目的,不是同一判断。但这一区分能否在运行中维持,还要看公民能否有效反对政府。同日辩论,关于1935年法律与宪法道德的讨论
新秩序在社会资格上的改变更为深刻。成年普选让选票不再以财产和教育程度为一般门槛;第17条废除“不可接触制”,针对的正是把某些群体排除在平等社会交往之外的传统。这里的宪法不是只保护已经存在的自由,也要改变既有等级。可是禁止歧视与消除土地、教育和职业机会上的差距,所需的时间和执行手段并不相同。宪法第17条、第326条及1950年版本
这种距离在1950年之前就已受到警告。安贝德卡在最后阶段的演说中,把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等级差异并置。他认为社会不平等长期存在,会危及政治民主。这个判断将制宪从机构设计推进到社会条件:形式上都能投票的人,未必同样有能力接近行政机关、组织团体和承担诉讼成本。1949年11月25日制宪会议记录,第11.165.325段
权利能够起诉,政策目标未必能够直接起诉
印度宪法有意区分两类条款。第三编规定基本权利;第32条保障为执行这些权利而向最高法院请求救济,列举了人身保护、履行法定义务等令状。第四编的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则提出社会经济目标,但第37条规定,这些原则不能直接由法院强制执行,同时要求国家在立法中贯彻。两类条款都进入宪法,救济方式却不同。第32条、第37条
这种安排试图保留政治选择空间。增加公共教育和医疗支出,需要确定税收来源、地区分配和实施顺序;法官不宜仅凭一项宽泛目标代替整个预算程序。但如果所有社会目标都只能等待下一次选举,受损者又可能长期得不到答复。司法解释怎样处理两者关系,因而成为印度宪政发展的持续议题。
宪法诉讼也并非只由政治领袖推动。历史学者罗希特·德的《人民的宪法》研究独立初期普通人围绕生计、市场管制和社会身份展开的诉讼,说明权利条款怎样进入日常争议。这些争议使国家必须回答具体当事人的要求,宪法的社会影响也因而超出了中央机构之间的争论。不过,能够进入史料的诉讼者,只是寻求救济者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所有群体都同样容易使用法院。Rohit De,A People’s Constitu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内容介绍
基本结构原则与紧急状态:法院既能限制权力,也会退让
宪法改革与土地改革发生冲突时,争议不仅是某项法律是否侵犯权利,还包括议会能否通过修宪解除法院设置的限制。如果修宪权完全没有界限,一个达到修宪多数的政府,理论上就可以取消竞争性选举或司法审查;如果一切重要安排都不能修改,社会改革又可能被既有财产权和司法解释长期阻挡。
1973年的凯萨瓦南达·巴拉蒂案处理了这个难题。最高法院以7比6形成的核心结论是:议会有广泛修宪权,但不能破坏宪法的基本结构。它区分了“在同一宪制中修正规则”与“借修宪替换这个宪制”,并未要求每个原始条文永久不变。各法官的理由并不完全一致,对基本结构的解释也在后来的案件中继续发展。最高法院基本结构判决专题:结论与原始材料入口
但这一判决没有自动保证法院在政治危机中保护个人。1975年6月,英迪拉·甘地政府在选举诉讼、反对派动员等冲突中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反对派人士遭拘押,新闻受到限制。1976年的ADM Jabalpur案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拒绝在有关紧急命令之下保障被拘押者寻求人身保护救济。宪法条款、总统命令与司法解释共同造成的后果,是行政拘押缺少有效的即时司法挑战。印度政府统计年鉴“选举统计”历史说明;印度最高法院2017年隐私权判决对ADM Jabalpur案的回顾及推翻
1977年选举使执政党失去中央政权,为解除紧急统治和修复制度创造了政治条件。这个转折说明,限制政府不能只依赖法院的立场。选举竞争、反对派合作和选民对拘押等政策的反应,同样影响修复能否发生。1977年的制度纠错需要这些政治行动;与此同时,选举程序仍然可被启动,也为行动提供了条件。同一官方选举史资料,1975—1977年部分
后来的修宪收紧了危险条款。第44次修正把宣布紧急状态的“内部动乱”理由改为“武装叛乱”,并增加内阁书面决定、议会批准等要求;第359条又把第20、21条所保护的刑事法保障和生命、人身自由排除在停止司法执行的范围之外。注意这些是修正后的规则,不能倒用来描述1975年已经存在的保障。现行第352条及版本对照、第359条及版本对照
基本结构原则的有力反对意见是:没有经过普选的法官,凭什么决定民选议会不能修改哪些内容?这项质疑不能用“法院保护宪法”一句话消除。法院也可能保护既得利益,也曾在紧急状态下退让。该原则比较可辩护的范围,是阻止一时多数消灭以后形成另一种多数的条件,并要求法官公开说明理由、接受法律界和公众批评。它能降低多数滥权的风险,却不能让法院免于权力分析。
南非:先规定怎样制宪,再写最终宪法
南非的转折与印度不同。这里不是1940年代殖民地独立的同一种法律过程,而是20世纪末从种族隔离制度转向非种族民主。把两者放在一起,是为了比较排斥性统治结束后的制度重建,不能因此抹去南非此前已经拥有国家主权的事实。
在旧制度下,拥有议会、法院和成文法律,并不等于所有居民都能平等参与统治。1983年宪法建立分别代表白人、Coloured群体和印度裔的三院结构。Coloured通常译为“有色人种”,在这里指当时法律划定的特定人口类别,并非所有非白人的统称。占人口多数的非洲黑人仍被排除在这个中央议会安排之外。这种有限扩容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由谁被承认为有资格共同决定国家事务的人。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南非宪法史1910—1996,1983年宪法部分
谈判转型中的困难,是双方不能只凭对方的善意接受未来。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多数统治,旧统治集团及其他参与者担心多数取得权力后不再遵守谈判承诺;被压迫群体则担心,少数人的否决权会让旧秩序换一个名称继续存在。1993年临时宪法安排了分阶段制宪:先以共同认可的规则组织转型和1994年选举,再由获得新授权的制宪机构完成最终文本。
关键约束是临时宪法所列的宪法原则。最终文本除了需要制宪机构至少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还须由宪法法院认证符合这些原则,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于是,多数决定与事先承诺成为两个都要满足的条件。法院审查的是文本是否符合约定原则,并非可以随意重写任何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南非宪法法院:认证程序
1996年9月6日,法院第一次审查没有批准全部文本,指出若干内容不符合先前原则。制宪机构修改后,法院于12月4日完成第二次认证;曼德拉于12月10日签署宪法,宪法于1997年2月4日生效。这一过程表明,对制宪多数的限制曾经实际发生。法院的否定意见导致重新修改文本,不能把认证程序仅当作隆重的批准仪式。同一法院资料,第一次裁决与第二次认证部分
这种安排的适用条件也很具体:主要政治力量必须愿意留在谈判框架内,原则要足够明确,法院要具备让各方接受其裁决的地位。若任何一方能够轻易用武力推翻约定,增加一道认证程序本身并不能产生同样结果。
住房和药物:社会权利怎样形成可裁判的问题
南非1996年宪法把住房、医疗、食物、水和社会保障写进权利法案。第26、27条同时规定,国家须在可用资源内采取合理措施,逐步实现这些权利。既不能把它读成政府随时可以用财政困难免除责任,也不能把它读成每个申请人一经起诉就立即获得任何数量的资源。南非宪法第二章,第26—27条
2000年的Grootboom案,使这一差别变得具体。一批居住条件极差的人面临迫切住房困难。宪法法院审查政府住房计划时,并未认定所有人都有立即获得住房的无条件请求权;它要求计划不能只照顾中长期供给,而把处于极端困难中的人排除在适当救助之外。判断焦点由“政府有没有住房政策”推进到“政策是否合理处理了不同程度、不同时间尺度的需要”。Grootboom案,2000年10月4日判决,第39—44、93—95段,法院档案
2002年的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案涉及艾滋病毒母婴传播。政府把奈韦拉平的使用限制在特定研究和培训地点。法院认为,已经具备适当检测、咨询和医疗条件的其他公共医院、诊所,也应能够按医疗判断使用这种药物;政府不能以试点安排为由作全面排除。判决第135段要求取消限制,并合理扩大检测和咨询设施,同时容许政府在出现更适当治疗方法时调整政策。这是一项针对政策障碍的命令,并不是法官接管所有医疗采购。TAC案完整判决,第135段
这类案件为没有足够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提供了另一条争取资源的渠道,但司法胜诉与医疗服务覆盖仍有距离。Mubangizi与Twinomugisha比较南非、乌干达的研究指出,南非虽有更明确的宪法医疗权规定,政策承诺和抗病毒治疗的实际推广却曾落后。这个反差说明,权利文本和判决之外,还需要药品供应、持续财政、医护人员和政治执行意愿。2010年研究,第1、3节
最强的反对理由来自财政分配。政治机关须对全体选民负责,法院却可能让能组织诉讼的人获得优先待遇,挤压更加贫困、缺少代理人的群体。南非法院采用合理性审查,要求政府解释排除与延误,不必为每个部门制定完整预算。这部分回应了权力分工的疑问,实际效果仍须依据判决后的执行、受益人分布和对其他项目的影响评价。宣告一项权利有效,不能代替这些检查。
两种制度怎样处理多数、法院与社会改革
表:印度与南非权力约束机制比较。时期:印度1950年建制及1973—1978年转折;南非1993—2002年建制与早期权利案件。依据:本篇列出的宪法条款、制宪记录与判决;最后一列为结合这些材料的比较分析。
| 问题 | 印度 | 南非 | 需要具备的实际条件 |
|---|---|---|---|
| 谁能修改国家基本规则 | 议会依修宪程序行使权力,法院用基本结构原则划定边界 | 转型期最终文本先受谈判原则和司法认证约束 | 掌权者接受其支持的多数仍有权限边界 |
| 怎样追究行政机关责任 | 议会信任关系、选举、基本权利诉讼并存 | 民选政治与宪法最高性、法院救济并存 | 反对派和当事人能够提出挑战,机关执行结果 |
| 社会经济要求如何表达 | 指导原则与可诉基本权利区分,后续解释影响边界 | 住房医疗等明确进入权利法案,同时保留资源与渐进实现条件 | 预算、行政能力和个案救济相互衔接 |
| 危机暴露什么缺陷 | 1975—1977年表明紧急权力及法院退让能够削弱保障 | 早期住房医疗案件表明有权利不等于政府已经提供充分服务 | 能发现失效,且有政治或法律渠道促成修复 |
相似处是,两国都拒绝把独立或平等选举当作改革已经完成的证明。不同处是,印度较早把社会经济政策与直接可诉权利区分,南非则更明确地允许法院审查社会政策是否符合权利义务。两者都需要处理反多数司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张力,不能据此排出一条简单的优劣顺序。
选择性年表
表:从制宪到制度检验的关键节点。时期:印度1946—2017年、南非1983—2002年。依据:上引制宪会议、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和宪法史资料。列中区分通过、生效、判决与实际政治变化。
| 时间 | 地点与事件 | 性质及意义 |
|---|---|---|
| 1946年 | 印度制宪会议开始工作 | 起草过程开始,早于1947年独立 |
| 1949年11月26日/1950年1月26日 | 印度宪法通过/主要条款生效 | 文本成立与共和国制度实施分开 |
| 1973年4月24日 | 凯萨瓦南达·巴拉蒂案 | 修宪权受基本结构限制 |
| 1975—1977年 | 印度全国紧急状态;1977年选举更替政府 | 实际权利受损及政治修复,不是更换整部宪法 |
| 1978年 | 印度第44次宪法修正获得通过 | 收紧紧急权力;相关条款此后分期生效 |
| 1983年 | 南非三院宪法 | 有限扩容仍排除非洲黑人多数 |
| 1993—1994年 | 南非临时宪法、非种族全国选举 | 先建立过渡规则,再完成最终制宪 |
| 1996年9月/12月 | 南非第一次认证未通过,修改后获认证并签署 | 多数制宪受到约定原则的实际约束 |
| 1997年2月4日 | 南非最终宪法生效 | 与1996年通过、认证、签署相区别 |
| 2000年/2002年 | Grootboom案/TAC案 | 社会权利转化为住房与医疗政策审查 |
| 2017年8月24日 | 印度最高法院隐私权判决 | 明确推翻ADM Jabalpur案,反省紧急状态司法失败 |
印度与南非都表明,社会条件会影响宪政,却不能被用来推断某些社会永远不可能实行权力约束。制度也会反过来改变参与资格和争议方式。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哪些人仍然缺少有效参与,哪些紧急权力可能逃避审查,以及一项胜诉怎样转化成当事人实际获得的自由、住房或治疗。只有这些环节能够持续被检查,制宪的承诺才有机会经受政治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长期考验。
参考资料与阅读范围
本篇资料检索截至2026年11月15日,聚焦历史制度变迁;不以所选早期判决概括两国此后全部政治实践。
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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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权力委员会第二次报告,1947年7月5日,实际查阅正文第2—4段,区分报告中的提议与1950年最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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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宪会议1948年11月4日记录及1949年11月25日记录。实际查阅安贝德卡关于政府形式、联邦、1935年法律及政治社会平等的发言,不把其他代表的全部讨论视为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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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宪法官方文本,本次官方PDF获取不稳定,实际条文核对使用CLPR整理的第17、32、37、326、352、359条及历史版本页面。第44次修正后的条款不用于描述1975年的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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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高法院基本结构判决专题。实际阅读法院结论说明,未逐篇通读1973年全部法官意见;2017年隐私权判决本次核对其讨论并推翻ADM Jabalpur案的可检索段落,未通读全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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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宪法第二章,重点第26—27条;Grootboom案法院档案,重点合理性和命令部分;TAC案,重点第129—135段及正式命令。
学术研究与机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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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档案馆分治专题,使用官方页面可检索的迁移与暴力解说;网页访问受限,未声称逐件读完所列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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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it De,A People’s Constitu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使用出版社内容介绍界定研究议题,未把该介绍冒充全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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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 Mubangizi、Ben K. Twinomugisha,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access to HIV/AIDS medicines,African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10卷1期,2010年,第105—134页。实际查阅摘要和第1、3节,使用其历史比较,不把2010年的医疗情况当作今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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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宪法法院认证过程说明、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宪法史、印度官方选举统计历史说明。分别用于制宪程序、旧制度及1975—1977年政治节点;机构历史叙述与原始判决分开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