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势既要打击军队，也要改变政治

春节攻势虽然没有推翻南越政府，却改变了美国继续升级的政治意愿。这是判断攻势取得政治效果的重要依据，不能因为进攻者损失惨重就被排除。

但把全部行动解释为预先设计好的“媒体胜利”，同样不成立。总攻与总起义的设想包含对南越政权、城市群众反应和军队稳定性的强烈期待。迫使美国谈判可以是目标之一，却不能在事后取代没有实现的其他目标。

准备过程中，人员、武器和地方网络向城市及交通节点集中。1967年末至1968年初的边境战事牵制了美军注意力和兵力；溪山究竟主要承担牵制任务，还是也包含夺取实质战果的企图，不能只凭后来发生春节攻势便反推唯一目的。

美国和南越并非没有收到进攻迹象，但对进攻范围、目标和时间的判断不充分。发现对方可能进攻，与准确预见多座城市同时遭袭，是不同层次的情报能力。

从1月袭击到三轮攻势

1月30日和31日，多地先后发动袭击，并不是所有目标在同一时刻行动。西贡的突击队攻击使馆区等象征性目标，却没有夺取美国使馆主体办公楼；其军事规模有限，政治与传播效果很大。顺化则出现了持续数周的城市占领与反攻，不能与短暂袭击同等处理。〔5-1〕

在多数城市，美军与南越军最终恢复了控制。预期中的普遍起义没有出现，南越军队也没有整体倒戈。对进攻部队而言，进入城市后暴露于增援、炮火和封锁，撤出困难；地方组织原先依赖的隐蔽性，也因集中行动受到损害。

农村结果却并不完全相同。政府部队和干部撤向城市，可以给反政府组织重新进入乡村的机会；战斗、轰炸和人口逃离又可能摧毁这些地区的生产与组织。丰盈省的一份1968年2月报告就记录了保卫芹苴、乡村干部难以返回和农村安全恶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地方实例既不能代表全国，也足以反驳“城市守住便意味着所有乡村同时改善”。〔5-2〕

五月至六月、八月以后又有后续攻势。持续攻击保持了压力，却进一步消耗力量。越方后来对顺化行动的回顾承认，对胜利可能性的判断过高，后续行动存在机械执行，主力和地方组织都受到严重损失。这样的自我批评不能自动解决所有战史争议，却使“每一步都完全达到原计划”的解释难以成立。〔5-3〕

1968年春节攻势与此前主要攻击方向地图

图2：南越春节攻势，图题所示主要时段为1968年1月29日至2月25日。美国西点军校历史系的后来教学地图，确切制图年份未在文件页注明，2012年已上传公开。红色箭头表示1967年9月至1968年1月中旬的主要攻击，不能全部读作春节期间推进方向；红色叉号标示1月及其后的主要攻击地点。棕色为高程，不是政治控制区。图有北向和英里比例尺。来源：西点原图；文件及权利说明认定为美国军方公务作品、在美国属公共领域。本文未修改图像。

为什么战场上的击退没有恢复美国政府的信心

春节攻势之前，美国政府曾公开强调战争进展。多座城市遭到袭击，使公众发现：即使美军能够击退进攻，对方仍有能力组织全国性行动。受损的是关于战争接近成功的判断，而不只是某一个据点。

进攻之后的增兵讨论，又把问题转化为资源和政治选择：需要多少额外兵员，是否扩大征召，付出以后能够得到什么结果？财政压力、人员损失、国内冲突和决策层分歧，共同推动政策复审。

媒体放大并传播了这一落差，但“某位主持人的一句话使美国输掉战争”缺少足够因果依据。政府内部的悲观评估、资源需求与政策争论，并不依赖一场电视评论才能存在。反过来，把媒体完全视为无关因素也不对：报道影响了公众获得的信息，并限制了政府维持原有乐观叙述的能力。

3月31日，约翰逊宣布限制部分轰炸，并不再竞选连任；五月，巴黎会谈开始。这不是美国立即撤出，而是对继续无限升级的信心下降。尼克松后来仍扩大某些军事行动，也说明1968年的政策转向没有使战争立即走向结束。〔5-1〕

顺化与美莱：分别核查，不能相互抵消

顺化占领期间发生了拘捕、押解和处决。具体受害者材料足以否认“完全没有处决”的说法，例如美国人员Stephen H. Miller被捆绑杀害的记载。但遗骸出土、失踪人数、战斗死亡和处决总数，不是同一个统计对象。对总数提出质疑，不能因此否认已有证据的杀害；确认杀害，也不能把所有死者归入同一责任类别。〔5-4〕

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美莱杀害无武装村民。部队行动、幸存者、军内调查和司法程序提供了多种证据。直升机驾驶员Hugh Thompson及其机组干预并救助平民，说明“所有现场军人都同意杀戮”也不是事实。对具体人员的审判数量，不能用来代表实际受害总数或全部指挥责任。〔5-5〕

美莱在1969年大规模曝光，因此不能倒置时间，把它写成春节攻势发生当时公众反应的直接原因。它影响的是随后对军队行为、政府诚实和战争合法性的判断。

法律上，不论把具体冲突归为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战争，蓄意杀害已受控制、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能以“对方可能支持敌人”获得许可。1949年日内瓦公约共同第三条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规定的最低保障，明确禁止杀害、酷刑及未经正常审判的处决；国际性冲突还有相应的战俘和平民保护规则。不能用后来1977年的议定书或1998年的罗马规约，未经说明地倒推当时全部法律问题。〔5-6〕

第五篇年表：军事结果与政策变化并非同一天发生

日期	事件	直接后果及解释边界
1967年末—1968年1月	边境与溪山战事	牵制注意力；不能据此确定所有行动只有佯攻目的
1968年1月30—31日	多地先后发动春节袭击	城市安全与美方进展叙事受到冲击
1968年2月	顺化持续争夺，多数城市攻势被击退	进攻者未实现普遍起义，城市破坏和人员损失严重
1968年3月16日	美莱屠杀	当时未立即全面公开
1968年3月31日	约翰逊政策声明	升级受到限制，谈判机会扩大
1968年5—6月	第二轮攻势；巴黎会谈开始	军事压力与外交并行
1968年8月以后	第三轮攻势	继续消耗部队与地方组织
1969年	美莱曝光、美国撤军政策展开	战争行为与继续介入受到进一步质疑

表源：〔5-1〕—〔5-6〕。

第五篇注释

〔5-1〕美国国务院历史办公室，《The Tet Offensive, 1968》，读全文；用于三轮攻势、目标及政策时间线，不采用其中把民族解放阵线受损概括得过于绝对的措辞。

〔5-2〕Connable，Embracing the Fog of War，附录C，印刷页261—266，收录丰盈省1968年2月报告。

〔5-3〕Lê Khả Phiêu，《Chiến công và những bài học từ cuộc tiến công Xuân Mậu Thân 1968 tại Huế》，《人民报》，2008年1月14日；读越南语关于目标、城市与农村、后续攻势的反思。文中包含对1986年总结的转述，不是1967年会议原始记录。

〔5-4〕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纪念名录中的Stephen H. Miller条目；Raymond R. Lau，〈The 1968 Tet Offensive in Vietnam and the Seizure of Hue〉，Studies in Intelligence 61(4)，2017年12月，原文，读文末遗体辨认与追查部分。二者不能冒充两名独立处决目击者。对统计方法的反对意见参见Gareth Porter，Indochina Chronicle 33，1974年6月24日，文本；其立场鲜明，未单独用来决定结论。

〔5-5〕PBS American Experience，《Selected Men Involved in My Lai》，读Calley、Medina、Thompson、Peers等条目。本文未取得并通读全部原始调查卷宗，因此不声称完成了逐名受害者统计。

〔5-6〕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英文文本，共同第2、3条，所读版本印刷页35—36；战俘待遇另见第三公约第13条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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