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分裂形成 · 2 联盟与柏林墙 · 3 东方政策 · 4 经济与社会 · 5 1989年 · 6 统一谈判 · 7 统一后果

统一解决了国家分裂、边界强制和两套政治权利制度并存的问题，却没有立即消除产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收益和代价也不是分别落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身上：同一个家庭可能获得旅行自由、养老金提高和更好的医疗，同时经历失业、职业贬值与迁出。

法律进入生活，需要重建组织和人员关系

1990年10月以后，联邦法律原则上扩展到原东德地区，但通过过渡规定分阶段实施。新州、地方政府、法院、社会保险和公共机构必须实际运转，不能只靠一份条约自动完成。

统一条约第13条规定了公共机构向州或联邦转移的框架。学校课程、大学组织、司法人员和行政资格随之重新评估。解除统一社会党的政治控制具有明确必要性，但怎样区分政治责任、一般任职和专业资格，需要具体程序；把所有旧制度内的工作经历都当作个人过错，会制造新的不公。《统一条约》第13条。

军队整合也不是简单合并两支军队。部分原人民军人员进入联邦国防军，大量人员退役，装备和组织被重新筛选；军队规模与国际协议共同限制了可保留的岗位。德国联邦国防军：统一军队的形成。

产权处理尤其复杂。“返还优先于补偿”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征收都撤销。1945—1949年占领当局实施的征收被排除在通常返还范围之外，公共用途、第三人利益和其他例外又限制具体处理。返还可以救济原所有者，却可能让现居住者和经营者陷入长期不确定；保护既有使用也可能使受害者认为损失未被承认。《统一条约》第41条、附件三：1990年6月15日财产问题联合声明。

国家安全机关档案开放，则把秘密监控转化为能够被受害者、研究者和公共机构检查的材料。1991年形成专门法律框架，但查阅、公布和任职审查并非没有边界，第三人隐私、材料真实性和使用目的都需要限制。联邦档案馆：国家安全机关档案的法律依据。

责任追究必须把历史评价与刑事责任分开。参与压迫制度，并不自动等于符合某一项刑事犯罪的全部要件；刑事追诉也不能为得到满意结果而取消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边境杀人，欧洲人权法院2001年在Streletz、Kessler和Krenz案中认为，对有关领导人的定罪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判断依据涉及行为发生时东德法律中的生命保护与用武限制，不能把国家实践违反自身法律，当作永远免责的理由。这一判决针对具体年代和具体行为，也不是允许把后来法律任意追溯到1961年。欧洲人权法院判决，2001年3月22日，尤其第51—89、107—114段。

东部工业为什么剧烈收缩

旧有问题与转型政策按顺序相互作用。

统一前，部分企业设备老化、能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和销售能力不足。但它们仍有经互会订单、计划定价和国家提供的资金环境，能够维持生产与就业。

货币联盟改变了成本和购买力，居民更容易购买西部产品，企业却无法同步提高产品售价。经互会市场转向新的支付条件、需求下降和供应链重组，又使旧出口渠道收缩。工资上升、债务处理和产权争议进一步影响现金流与投资。最终，托管机构在这一环境中决定出售、重组或关闭企业。贝恩德·马滕斯：去工业化的东部，产业与企业结构部分。

所以，“原企业本来没有竞争力”可以解释相当部分困难，却不能证明每一种关闭、出售和债务安排都是唯一合理政策。反过来，找到恶劣出售案例，也不能证明所有企业原本都能在开放市场中持续盈利。

不来梅伏尔坎造船集团提供了一个需要具体追责的例子。集团接管东部船厂后，有关补贴、资金集中管理和集团其他业务的关系出现严重问题。不来梅议会1998年调查报告追踪了最高约8.5亿德国马克量级的东部资金及利息进入集团资金管理体系的过程，并批评有关监管不足。这个数字不能简单等于法院已认定的犯罪金额，也不能直接推定全部资金最终损失相同；但它足以否定“所有结果都是无人能够改变的市场规律”。不来梅议会伏尔坎调查报告，14/1147，1998年10月16日，第331—343页相关段落。

托管机构需要在企业持续亏损、投资者不足、财政压力和地区就业之间作出决定，任务本身具有真实困难。困难不能免除失当决策和监管责任；个案责任也不能替代对整体工业收缩规模的解释。更有解释力的结论是：旧结构使许多企业脆弱，快速货币与市场转换放大冲击，具体私有化和重组政策进一步决定了损失怎样分配。

收入改善为什么不等于所有人处境相同

东部失业迅速上升。1991年登记失业人数年均已约一百万，但登记数字仍不包括全部提前退休、短时工作和就业项目中的人员，不能直接当成所有失去正常岗位者的总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东、西部失业发展的长期比较，统计口径部分。

与此同时，收入和公共服务确实改善。1991年至2000年，东部人均产出和可支配收入与西部的差距都有所缩小。

表：1991年与2000年东、西部人均产出和可支配收入

指标与年份 东部五州 西部十州 东部约为西部
1991年人均GDP 7,342欧元 22,687欧元 32.4%
2000年人均GDP 16,785欧元 27,959欧元 60.0%
199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7,247欧元 13,788欧元 52.6%
200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13,091欧元 16,597欧元 78.9%

来源：德国政府2016年统一状况报告，联邦议院文件18/9700，第74页表1.1、第94页表3.1。两组地域均不包括柏林；金额采用报告中的当年价格欧元口径，早期年份是统计换算，并非当时已流通欧元。收入为私人家庭及相关非营利机构部门按人口计算的可支配收入，不是平均工资、家庭收入中位数或等值收入。比例按表内数字计算并四舍五入。

这张表不能证明实际生活水平按名义金额同比增长，也不能把人均GDP直接当作每名就业者的生产率。1991年已经处在转型冲击之中，不是统一前经济的无扰动基准。

它能够支持的判断是：到2000年，东部人均产出与收入都明显向西部接近，但可支配收入的接近程度高于产出，社会保险和财政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能说明每个家庭、年龄和职业群体都同比受益。

退休者、保住工作或进入新行业的人，与中年失业者的经验不同。东德妇女具有较强就业传统，却也受到工业和公共岗位调整的冲击。年轻人更容易通过迁移获得机会，原居地则可能失去劳动力和未来家庭。1990年代后半期，年轻人口外流再次突出，地区差异也扩大；柏林周边的勃兰登堡与远离增长中心的地区，并不是同一种变化。尼古劳斯·韦尔茨：1989—2000年新联邦州人口外流，2002年。

收入还不同于财富。工资和养老金可以较快提高，住房、企业所有权、继承和长期金融积累却难以同步。企业总部、管理岗位和资产所有权更多集中在西部，也影响东部居民对“谁在决定未来”的感受。不能用可支配收入趋近，就宣布财产和权力差异已经消失。

环境改善则具有清楚的物质表现。污染企业关闭、燃料转换和环保投资共同降低空气与水污染；其中企业关闭既带来环境收益，也可能伴随就业损失。德国环境署：统一三十年的环境变化，2020年回顾。

健康变化也不宜全部从1990年起算。对死亡原因重新校正的研究指出，东部某些心血管死亡改善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1990年代进一步加快。医疗技术与服务条件改善具有作用，但“统一创造了此前完全不存在的改善趋势”超过证据。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对相关人口研究的介绍，2018年；本文使用研究摘要，未将其当作原始数据论文全文。

财政转移支持养老金、失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实由纳税人及社会保险体系承担长期负担。但把这些支出全部相加叫作“统一的社会净成本”，会混淆资金从谁流向谁、支出产生的资产与服务，以及没有统一时仍会发生的支出。统一没有一个能够脱离口径、直接说明所有收益与损失的单一价格。

为什么还会有“东德人”的共同经验

制度转换不仅改变收入，也改变履历的社会价值。一个人在原企业中积累的经验，可能因企业关闭而失去用途；原来的管理职位可能被视为政治关联；专业资格可能需要重新认证。即使生活设施变好，这种地位损失仍是真实的。

西部人员大量进入司法、行政、大学和企业领导岗位，一部分来自制度转换所需的经验和资格，一部分来自资源与组织优势。这使统一在法律上完成之后，仍可能被体验为“别人评价我们的过去，并决定我们的未来”。

“内部殖民化”一类说法，抓住了人员、资本与评价权的不对称；但若把它等同于没有选举权、没有平等公民身份的殖民统治，又会失去制度区分能力。判断不平等，无需把所有历史经验都放进同一个标签。

东德怀旧也有多种对象。怀念同事关系、托育便利、童年商品或工作共同体，不自动等于赞成国家安全机关、边界枪击和政治垄断。人们可以拒绝旧制度，同时拒绝让自己的全部生活被写成毫无价值的错误。约尔格·甘策米勒：东德身份认同，2020年历史回顾。

第七篇年表：国家统一之后的制度与社会变化

时段 主要变化 判断后果时的限制
1990年10月起 联邦法律、州与公共机构重新衔接 法律生效不等于人员和组织立即稳定
1990—1991年 企业订单、成本与所有权条件急变 旧问题、市场变化和政策冲击同时作用
1991年 登记失业年均约一百万人 不包括全部隐性失业和退出劳动市场者
1991—1992年 国家安全机关档案法律框架建立并落实 开放须兼顾受害者权利、第三人隐私与证据审查
1990年代 企业私有化、关闭与投资持续 个案成败不能代替整体因果分析
1994年 俄罗斯驻军主要撤离完成 国际军事落实晚于国家统一
1998年 伏尔坎议会调查报告公布 为具体资金与监管问题提供可追查材料
2000年前后 产出、收入、环境与健康出现显著改善 地区、职业、年龄和财富差距仍在
2001年 欧洲人权法院审查边境杀人定罪 刑事责任须通过具体法律与程序判断

为什么分裂持续数十年，却在短时间内结束

分裂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国家制度、外部军事保障和居民日常生活彼此支撑。东德既拥有强制力量，也提供就业、教育和社会服务；西德既保持统一目标，也逐渐学会在分裂条件下稳定发展。大国担心改变现状导致战争，居民则需要在既有条件下生活。分裂并不需要每个人赞成，只需要改变它的风险长期高于各方能够承担的程度。

1989年以后，这些条件连续发生变化。民众行动使统治合法性危机公开化，外逃削弱政府恢复稳定的能力；苏联不再提供军事维持旧秩序的保证；西德具备可以迅速扩展的国家、货币和财政体系；欧洲共同体与北约又为其他国家接受统一提供了框架。

对实际发生的和平、获得国际承认的统一路径而言，东德政治垄断被打破、民选机构能够作出决定，以及四国同意处理保留权利，是关键的必要条件。这里的“必要”，针对这条具体历史路径，并不声称任何想象中的德国统一都只能这样发生。

长期接触、家庭关系、共同语言文化、西德经济与制度吸引力，是促成条件。它们帮助居民理解和选择另一种生活，却没有在1970年代就保证国家统一。

外逃加速、经济预期恶化、货币联盟承诺、科尔政府把握谈判时机，以及11月9日的政策与执行脱节，则是加速因素。它们改变了时间表和可行方案之间的力量对比，没有单独创造全部结果。

因此，统一不能完整归功于某个国家、领导人或制度。东德居民终结了自己不能自由更换政府的政治状态；西德政府和政党把这种变化转化为具体国家方案；苏联接受了不再以军事力量维持东德；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及欧洲共同体则参与确定统一能够被接受的安全、边界和制度条件。统一结束了分裂，但具体怎样统一，继续决定了此后谁更容易获得机会，谁承担了更大的调整代价。

全系列资料与阅读范围

本系列实际使用了德语、英语、俄语、中文、法语和波兰语检索。俄语材料包括1952年苏联照会原文和1990年“二加四”条约正式文本；部分苏联领导人会谈使用档案机构公布的英语译本，没有把译本阅读写成俄文原件阅读。法国部分核读密特朗法文公开访谈；波兰边界部分核读波兰官方条约文本。公开讲话证明当事人的公开立场，不能单独证明其全部内部考虑。

条约、照会、旅行规定及记者会实录核读了正文或相关完整条款；长篇调查报告、档案手册、统计报告和学术论文按正文注明的页码、章节使用，没有声称通读全部。英国首相府1990年1月10日材料使用档案目录与摘录，不冒充完整扫描件阅读。晚年回忆、机构历史介绍与当年文件，也没有被当成相同证明力的材料。

中文检索核实了葛君《二战后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再探讨（1945—1953）——基于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会谈记录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1卷第4期，第71—81页，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4.008。本系列使用的是期刊摘要，没有取得可核读全文，因此没有用未读页码承担正文关键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