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 8 月，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محمد مصدق）政府被推翻。英美秘密策划、国内反对联盟和伊朗军人的行动，都有具体证据。争论的难点不是从中挑一个“真正原因”，而是说明这些力量怎样合作，为什么第一次行动失败后仍能翻盘，以及推翻政府怎样改变了此后的制度选择。

这场危机还需要分别回答三个问题：伊朗能否决定本国石油的经营方式；摩萨台扩张行政权是否符合宪政；外国政府能否以自己的利益判断为由，秘密组织他国政府更替。支持国有化，不要求认可首相的每一个决定；批评首相，也不能自动授权外部干预。

1941 年以后，王权重新成为争议

礼萨沙退位后，青年国王保留王朝和军队，却一时不能像父亲那样控制政治。议会、报刊和各种政治组织重新活跃，地方力量也争取空间。1941 年 9 月美国公使的电报已经同时记录了新王赦免、议会修订垄断法律，以及外国使节介入继位与地方政治。这种开放从开始就受到占领环境的限制。FRUS，1941 年第 III 卷，第 454 号电报

民族主义者要求外国减少干预，也要求国王受宪法限制。两种要求会在石油问题上汇合：如果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收入受到外国公司控制，政府的预算和独立政策就会受制；如果军队只忠于国王，议会支持的首相也无法稳固执行政策。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Jebhe-ye Melli）于 1949 年形成，国有化与限制王权成为它组织支持的主要议题。Mark J. Gasiorowski，《1953 年政变》，背景部分

民族阵线本身并不等于全体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也没有统一加入。卡沙尼（Abol-Qasem Kashani）有独立的宗教和政治联系，可以动员街头支持，也会与摩萨台竞争。人民党（Tudeh Party，حزب توده）则拥有自己的左翼组织，不能被看作民族阵线的下属。政府面临的任务，是在议会支持、街头动员、军队服从与对外谈判之间维持合作。

国有化要改变的是实际控制

英伊石油公司掌握开采、炼制和销售体系，使英国不仅关心一项商业资产，也关心财政、能源与战略地位。伊朗的要求因此超出了增加分成：若经营与账目仍由原公司支配，议会就很难把石油视为可以自主决定用途的国家资源。1951 年 3 月，议会通过国有化原则；摩萨台在当年春季出任首相，承担执行责任。Gasiorowski，《1953 年政变》；Ferrier，《英伊关系》，石油危机部分

英国以经济与外交手段阻止国有化顺利实施。封锁销售渠道、撤离技术人员和诉讼压力，使伊朗即使取得法律上的所有权，也难以立即把石油转成收入。财政紧张会反过来影响政府支付能力与国内联盟。国有化政府能够扩大非石油出口和节制支出，却无法迅速替代原有国际销售网络；这一限制说明为何危机延续，也不能据此推断伊朗本来就没有要求改变特许制度的理由。M. H. Pesaran，《巴列维时期经济》，1951—1954 年部分

可行妥协必须处理控制、补偿和销售三个不同问题。英国若只承认国有化名称而要求保留原来的经营支配，伊朗难以接受；伊朗若完全拒绝技术和销售安排，也难以获得急需收入。谈判失败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方不懂经济。双方都在估计让步对国内权威的损害，只是英国还有制裁和秘密干预可用，双方承受的压力并不对等。

图二：1951 年 10 月 23 日，摩萨台与杜鲁门在华盛顿布莱尔宫会面

图二：摩萨台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51 年 10 月 23 日，华盛顿布莱尔宫。摄影 Abbie Rowe，美国国家档案馆 NAID 200363；美国联邦政府职务作品，公有领域。图片来源与馆藏说明。照片只说明两人当时存在直接外交接触，不证明美国已经支持国有化方案。

海牙判决没有裁定所有争点

英国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伊朗首先反对法院管辖。1952 年 7 月 22 日，法院认定自己没有管辖权。伊朗接受强制管辖的声明有时间范围限制，英国提出的依据不能满足这一条件。1933 年的特许协议则是伊朗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英国本身并不是合同缔约方。国际法院，Anglo-Iranian Oil Co. (United Kingdom v. Iran)，案件概述及判决目录

这使英国无法通过该案取得所要求的裁判，对伊朗是重要外交成果。它却不是一份全面确认“所有国有化措施均合法”的实体判决，也没有决定应赔偿多少、如何计算损失或未来经营安排。法院能否审理，与当事人在全部实体问题上谁有理，是不同层次。政治宣传可以把败诉和胜诉压成一个词，历史解释需要保留这个区别。

国内法律授权也不能解决全部国际履行问题。议会通过法律，使政府取得国内执行依据；原公司仍可提出合同与赔偿主张。反过来，公司存在利益请求，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因此获得推翻伊朗政府的权力。围绕国有化的法律争议不能替秘密军事行动作无限延伸的辩护。

1952 年胜利之后，联盟开始失去一致

摩萨台要首相掌握军政任命，以使实际权力与政治责任相配。1952 年 7 月，他与国王冲突后辞职，艾哈迈德·卡瓦姆（Ahmad Qavam）继任。7 月 21 日的抗议迫使卡瓦姆退出，摩萨台回任。这次胜利说明首相拥有能够影响政局的支持，也强化了他通过群众压力击退宫廷的信心。Gasiorowski，《1953 年政变》，1952 年危机段

胜利没有把联盟变成纪律统一的政党。首相要求紧急立法权，争议的人事任免与改革又影响既有利益；卡沙尼、巴盖伊、马基等昔日盟友逐渐与他决裂。政治封锁与经济压力越大，首相越倾向于集中权力以执行政策；权力越集中，原来因反对王室专断而加入的人，就越可能担心议会正在被架空。

这项权力并非首相单方面宣布取得。1952 年 8 月通过的授权法，允许他在限定政策领域内试行立法六个月，并要求把措施提交两院决定。1953 年 1 月的延长法又增加一年，规定新的措施签署后三个月内须送交议会。程序上确有立法授权，但议会能否这样转授权力、延长授权是否削弱自身职责，仍然可以成为宪法争议。法条上的追认要求，也不等于每项措施都已得到充分审查。准确的批评应检验授权范围与实际执行，不能把议会自己作出的决定从叙述中删除。六个月授权法波斯语转录；一年延长法波斯语转录

这是对摩萨台最有力的批评：民族独立的支持不能永久代替议会程序，政治危机也不会自动使扩大行政权正当化。与此同时，反对首相的人包括受到改革触动者、坚持议会权力者、王室支持者和接受外国协调者。把所有反对都叫作“收买”，会使合法批评消失；把所有反对都称作自发民意，则会掩盖秘密组织活动。

英美由施压转向更换政府

杜鲁门政府曾寻求谈判解决，英方则较早探索替换摩萨台的办法。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美国参与推翻政府的行动。冷战判断帮助这一转变取得支持：美国官员担心持续危机使人民党获利。但官员担心共产主义扩张，并不是人民党即将夺权的独立证据。必须把当时的风险认知与事后可以证实的能力分开。Gasiorowski，《1953 年政变》，英美决策段

1953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官员仍在讨论贷款、技术援助和军事培训。档案编者所引的 CIA 备忘录却指出，援助可能延长摩萨台执政，使 TPAJAX 行动无法实施。这种并存说明“美国政策”由不同机构争论并执行，公开外交接触与秘密推翻方案完全可能同时存在。FRUS，伊朗 1951—1954 年卷，第 218 号文件及注 17

CIA 的 1954 年内部总结把工作写得很具体：向犹豫的国王施压取得解职与任命敕令；协调国内反对派；开展宣传和心理战；在军队内部建立秘密行动联系；准备支持扎赫迪政府的资金。行动需要伊朗人签字、动员和执行，却由外国机构提供协调、资源及战略目标。FRUS，第 363 号文件，1954 年 3 月 8 日

同一文件还记载，美国批准行动前要求确认，英国会对继任政府的石油谈判采取灵活态度，美国则准备给予过渡经济援助。这把经济压力与政权更换联系起来：摩萨台政府难以得到的资源，计划向新政府提供，以免新政府立即陷入同样的财政危机。英美利益有交集，却并非完全一致；美国需要一个可维持的亲西方政府，也希望英国为此调整石油立场。FRUS，第 363 号文件，“Note”部分

这份总结是行动者的自述，有夸大成效和把夺权说成合法行动的动机。它可以证明 CIA 承认做了什么，不能独自证明每一名参加者都受其控制。计划获准日期也须审慎：回忆录所说的 6 月 25 日高级会议，官方编者未找到会议记录；现存行动年表指向 7 月 11 日授权，尚未找到总统书面签署件。FRUS，第 225 号编者说明

解散议会与解职敕令的法律争议

1953 年 8 月，摩萨台通过公投寻求解散议会；政府广播支持公投，反对者的抵制呼吁未得到同等传播。投票安排和行政宣传都削弱了以结果证明自由授权的说服力。解散议会意味着首相摆脱一个可能罢免自己的机构，也使王室能够主张议会缺位时国王恢复更直接的任免权。Siavush Randjbar-Daemi，《德黑兰广播与 1953 年 8 月 19 日政变》，公投与广播部分

王室的论点有文本依据：1907 年补充条款第 46 条确实提到国王任免大臣。摩萨台一方则能援引大臣对议会负责和王令须有负责大臣签署的原则。还须核对敕令签发、送达和宣布解散议会的先后，不能把投票完成直接等同于全部法律程序完成。广播资料显示，政府到 8 月 16 日中午才公开宣布议会解散。波斯语宪法第 44—46、67 条；Randjbar-Daemi

这些争议不足以得出首相的每项行为都合宪，也不足以把一次秘密组织军队、抓捕对手并夺取传播设施的行动变成普通的人事调整。“政变”在这里指以秘密组织和强制手段改变实际政府权力；使用这个名称，不预先替首相解决他自身的宪法问题。

宪政危机中的替代程序尤其重要。如果首相失去议会信任，公开投票、重新组阁与选举本来能够提供更可核查的更替依据；解散议会削弱了这条路径。王室和外国机构又以秘密军事组织推进既定人选，并未单纯等待制度裁决。双方行为都损伤了可用于和平解决争议的程序，但损伤程序的方式与掌握的资源不同，不能用“双方都有问题”把责任平均分配。

两次行动之间发生了什么

8 月 15 日至 16 日夜，皇家卫队军官纳西里向摩萨台送达解职敕令，遭政府控制；第一次行动失败，国王随后离境。政府掌握了警报与部分忠诚力量，秘密联络也可能泄漏。CIA 的总结承认原定行动因为泄密而受挫。FRUS，第 363 号文件，“Results”部分

失败后，扎赫迪及其联系网络没有完全被清除。宣传继续散布国王敕令，把摩萨台描绘成违抗合法君主；反王朝的街头行动又加深了部分居民对共和制和人民党的恐惧。政府在 8 月 18 日禁止未经许可的示威并拘捕左翼活动者，次日街头力量的配置因而发生变化。Randjbar-Daemi，广播记录分析

8 月 19 日，亲王室人群、地方政治网络与倒向扎赫迪的军警共同扩大控制。人群提供可见的支持和对局势变化的信号，武装部队则能够夺取要地、使用坦克并攻击政府据点。广播台的控制尤其关键。电台宣读扎赫迪的任命并向地方发令以后，全国官员就必须选择服从谁，首都的夺权由此向外扩展。当天政府被推翻，摩萨台次日投降。Gasiorowski，《1953 年政变》；FRUS，第 291 号 CIA 评估

首相的支持人数不能自动兑换成指挥能力。军队中谁能接到命令、取得车辆和武器、控制电台与交通，往往比首都是否还有大量同情者更直接影响当天的结果。人民党有组织，不等于它能在短时间内代替政府指挥体系；民族阵线拥有政治声望，也不能保证所有部队服从。把失败解释为群众突然全都改变立场，会漏掉这些行动资源的转换。

外国策划和国内反扑各能解释多少

“主要是国内反扑”的强论据，是摩萨台确实失去部分盟友，王室有真实支持，伊朗军人作出了决定性选择，CIA 自己也记录了运动的自发成分。这个解释能说明为何外国策划者找到合作者，却无法解释已经证实的宣传组织、军内秘密联络和资金安排为何可以忽略。“纯粹外国制造”则无法解释不同伊朗群体的利益冲突，以及第一次失败和第二次成功之间的变化。

王室支持者也不必然以服从美国为目标。他们可能为了保护君主制、个人地位、财产或反共而行动，外国机构利用的正是这些已经存在的动机。国内行动者保有目的，并不会减少外部组织者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外部干预已经存在，也不使所有伊朗参加者变成没有选择的代理人。这种区分比为政变分配一个无法计算的“外国贡献百分比”更符合现存证据。

有关教士收钱的说法必须逐人核查。2018 年公布的档案评析确认卡沙尼参与动员，却认为他收取英美资金仍无强证据；一份付款传闻备忘录来源和信息链并不清楚。计划支付、有人声称支付和实际收款，不是同一事实。博鲁杰尔迪等高级教士也不能因宗教身份被一并算入政变组织。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1953 年政变中教士参与的新发现》，2018 年 3 月 7 日

和平替代方案并非不存在：议会政治、受约束的王权和可执行的石油妥协都有现实倡议者。困难在于英国是否接受失去原有控制，王室是否容忍首相控制军政，摩萨台是否保留能罢免自己的程序，以及各方是否相信对手会履约。1953 年的选择使这些问题以强制夺权解决。它帮助王朝恢复地位，也使以后反对者更难相信政治争执能够在宪法内结束。

本篇年表

日期	事件及来源	争议与口径
1941 年 9 月	王位更替与政治重新开放；FRUS 1941，第 454 号	开放发生于外国占领环境，并非完全自主恢复。
1949 年	民族阵线形成；Gasiorowski	联盟不是意见一致的单一政党。
1951 年 3 月；当年春季	石油国有化立法；摩萨台出任首相；同上	国有化原则、实施法和任职是不同节点。
1952 年 7 月 21 日	街头抗议促使摩萨台回任；同上	证明当时的动员能力，不等于 1953 年仍有同样联盟。
1952 年 7 月 22 日	国际法院判定无管辖权；案件记录	未作全面实体判决。
1953 年 6 月 15 日；7 月 11 日	国务院援助讨论；现存年表所载行动授权；FRUS 218、225	尚未找到总统书面授权；不能照搬回忆录中的 6 月 25 日会议。
1953 年 8 月上旬；8 月 16 日	解散议会公投；政府公开宣布解散；Randjbar-Daemi	两者时间不能混同。
1953 年 8 月 15—16 日夜	第一次夺权行动失败；FRUS 363	CIA 自述承认泄密；不同当事人叙述不能自动相互印证。
1953 年 8 月 19—20 日	政府被推翻，摩萨台投降；Gasiorowski	FRUS 363 一处误写 17 日，其后写明 19 日，采用多源一致日期。

来源与实际阅读范围

来源	实际阅读范围与证据性质
FRUS，1941 年第 III 卷，第 454 号电报，1941 年 9 月 19 日	正文全文及编者注；外交观察，用于开局条件。
Gasiorowski，Coup d’État of 1332 Š./1953，1993，2013 年更新	条目正文全文。属于学术综合；涉及个别教士收款与行动批准日期时，采用后来档案核验的限制。
Ferrier，Anglo-Iranian Relations iii. Pahlavi Period，1985；Pesaran，Economy ix. in the Pahlavi Period	分别阅读石油危机段、1951—1954 年经济段；不把两文共同转引当成完全独立证言。
国际法院 Anglo-Iranian Oil Co. 案第 16 号	阅读官方案件概述与判决、诉讼文件目录，未阅读全文判决；有关管辖权表述限于概述明确说明的理由。
1907 年波斯语宪法原刊文字转录	第 44—46、67 条及其权力结构条文；不是 1953 年司法机关对敕令效力的判决。
波斯语《授予摩萨台六个月权限法》与《延长权限一年法》，维基文库转录	阅读两法完整实质条文、通过日期及转录出处；前者涉及两院分别通过，后者原署 1331 年 10 月 30 日。未阅议会法律汇编原始扫描；不把依法通过与符合宪法混同。
FRUS，伊朗 1951—1954 年卷，第 218 号文件，1953 年 6 月 15 日	正文及注 17；国务院提议与 CIA 反对援助的文献链。
FRUS，同卷第 225 号编者说明	全文；区分回忆录、行动年表和未发现的总统书面授权。第 221 号行动计划只公开题录，29 页未解密，未读取正文。
FRUS，同卷第 363 号文件，1954 年 3 月 8 日	正文中目标、行动、结果和费用各节；CIA 行动总结会为自身行为辩护，日期也有误记。第 291 号 CIA 备忘录正文用于检验其所称自发成分。
Siavush Randjbar-Daemi，Radio Tehran and the 19 August 1953 Coup: A New Perspective，IJMES 56(2)，2024，280—287	阅读线上正文关于 8 月公投、16—19 日广播与电台控制的相关段落，未核听原始广播音频；当时广播记录通过该论文使用。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第 619 号简报，2018 年 3 月 7 日	阅读导论及卡沙尼、博鲁杰尔迪、付款备忘录证据评析；没有把传闻付款当作已证实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