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科索沃平民灾难不能用一个死亡总数说明。被杀的人、失踪的人、逃到邻国的人、在山林中躲避的人，以及遭到轰炸的人，可能出现在不同统计中，也可能是同一个人经历的不同阶段。判断责任必须追踪具体行动，而不是把所有受害者放进同一张阵营账单。

第六篇讨论南联盟为什么接受撤军。本篇转向战争中没有控制谈判和军事行动能力的人。可以明确的主线是：南联盟和塞尔维亚部队对阿尔巴尼亚族平民实施了广泛、有组织的暴力和驱逐；科索沃解放军也实施了针对平民的犯罪；北约空袭造成了独立可查的平民死亡。三项事实并存，不意味着规模、机制或责任相同。

一个人怎样进入伤亡数字

人道主义法律中心的《科索沃记忆之书》以姓名和个人经历为基础建立数据库。塞语项目介绍将研究时期明确为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因此，它涵盖战后暴力，不能直接当成1999年78天空袭的死亡数字。数据库还包括战斗人员；总数也不能直接标作“被屠杀的平民”。HLC，Kosovska knjiga pamćenja，项目说明

阿尔巴尼亚语项目页使用“vdekjen ose zhdukjen”，即死亡或失踪，列出13,535人及31,600份文件。这里的“或”很重要：已找到遗骸的死者与仍然失踪的人不能再简单相加。塞语旧项目页曾出现13,790人的阶段性数据库数字；版本更新、重复排除和身份核实会改变总数，不能择取较大数字，又用另一版本的族群分项拼成一张表。HLC，Libër Kujtimi i Kosovës

逐名记录比单次政府通报更便于检查，但也有边界。姓名相同可能导致重复，失踪状态可能在遗骸鉴定后改变，家属对死者是否参与武装组织的理解未必与研究分类相同。2015年发布的数据库评估介绍说明，研究者检查了资料质量和完整性。这增强了对项目方法的信任，却不能让每一项加害者归属自动成为刑事定罪。HLC，数据库评估：发现与建议，2015年

逃难既有恐惧，也有直接强制

战争中的离开至少有三种不同情形。居民可能因附近战斗主动寻找安全地带；可能看到邻村遭袭后逃离，虽然本人尚未接到命令；也可能被武装人员赶出住房、送上交通工具或逼往边境。这些行为都造成流离失所，但证明强制驱逐需要进一步检查威胁、暴力、道路控制和返回条件。

北约轰炸确实制造恐惧，交通和基础设施破坏也会改变逃难路线。把空袭后的所有离开都归因于轰炸，却无法解释许多地方出现的逐户驱赶、杀戮与财产破坏。反过来，也不能把一支军警部队在某地实施的驱逐，套到所有村庄和每个家庭身上。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Šainović等人案检验了这种区分。2014年上诉宣判摘要回顾，一审认定南联盟与塞尔维亚部队的故意行为促使至少70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居民离开科索沃，空袭及解放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交战并非这一大规模外逃的主要原因。这是针对案件证据的司法结论，不是说轰炸完全没有造成任何人的逃难。ICTY，Šainović等人案，上诉宣判摘要，2014年1月23日，第1页

最有力的反对意见是，法院依赖的证言可能受战争创伤、地方政治和控方选择影响。这种质疑必须落实到证言矛盾、地理时间和具体事件，不能只凭法庭由联合国设立便否定所有证据。上诉程序确实修改了部分事件认定，说明“存在总体暴力政策”与“控方每项指控均获证明”是两个不同判断。

民众的政治取向也不等于战斗身份。支持独立不代表参加解放军，向控制村庄的武装提供食物可能出于同情，也可能出于恐惧。阿尔巴尼亚族政治反对者可能遭解放军威胁，塞尔维亚族居民也不能因为国家军警实施犯罪就被当成可以报复的对象。家庭中的老人、儿童和缺乏交通工具的人尤其难以撤离；拥有城市住房、亲友网络或海外接应的家庭则可能更早离开。不能将“留下”解释成支持某支军队。

从地方暴力追到指挥责任

梅亚（Meja/Mejë）的事件说明驱逐与杀戮怎样结合。1999年4月27日，周边居民被赶往道路，逃难队伍经过梅亚时，警察和准军事人员将男性从家人身边分离，妇女、儿童和部分老人被迫继续前往阿尔巴尼亚。人权观察先在边境收集刚抵达难民的证言，随后于6月15日和7月25日到现场调查，发现遗骸、弹壳和个人物品。不同时间经过的证人看到的场景不同，但都指向拦截、分离、拘押及杀戮这一过程。报告引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截至2000年5月15日仍有282名在梅亚被带走男子失踪的名单；这是当时失踪口径，不能直接当作后来最终确认的死亡总数。HRW，《奉命行事》，Djakovica Municipality之Meja小节及注50—68

科索沃解放军控制的拉普什尼克（Lapušnik/Llapushnik）拘押营，则说明被国家压迫的一方也可能对无抵抗能力者犯罪。1998年7月25日或26日，营地剩余囚犯被押往贝里沙山区，一部分获释，九人遇害。Limaj等人案的法庭案件说明记录了遗骸、身份鉴定与证言之间的对应。巴拉被判有罪，利马伊和穆斯柳获释；区别在个人参与和指挥身份是否得到充分证明，而不是九名囚犯是否存在。2007年上诉维持相关结果。把两人获释说成整个营地犯罪是虚构，或者把巴拉定罪扩大为所有指挥者已经定罪，都违背案件结论。ICTY，Limaj等人案情况说明，第6—7页及上诉部分

尸体被运离杀戮现场，会进一步打断家属寻人和调查人员重建犯罪的过程。Đorđević案涉及把科索沃受害者遗体运至塞尔维亚境内隐匿，包括巴塔伊尼察。上诉庭没有接受把掩盖行动一概理解为与持续犯罪无关的事后行为。2014年上诉裁判调整了一些定罪理由与刑期，最终刑期为18年。运输、接收、埋藏和机构协调留下的证据，可以连接不同地点，但每一条连接仍需单独证明。ICTY，Đorđević案，上诉判决，2014年1月27日，尸体掩盖行动相关讨论

人权观察的《奉命行事》分别讨论军队、警察、准军事力量以及各地事件，记载拘押、杀戮、性暴力和财产毁坏。其访谈和现场材料有助于重建过程，但该组织的归责意见不是法院判决。具体指挥责任还需要职务权限、实际控制、知情情况、命令与处罚能力之间的证据。HRW，Under Orders: War Crimes in Kosovo，2001年，摘要及各地区章节

米卢蒂诺维奇在2009年被判无罪，正说明政治头衔不能取代个人责任证明。同案其他高级官员被判有罪，也说明一名总统获释不等于所有相关暴力被判定不存在。米洛舍维奇则在审判结束前死亡；他的案件没有产生有罪判决，也没有产生无罪判决。把程序终结写成法庭“洗清罪名”，与把起诉书直接写成定罪一样错误。ICTY，五名塞尔维亚高级官员获罪、一人无罪，2009年2月26日

性暴力尤其容易在数字上被滥用。幸存者可能因羞耻、创伤或家庭压力没有报案，登记数通常不能代表真实总数；然而漏报的存在也不能为任意推算提供许可。可稳妥表述的是，有证言和司法材料支持战争中发生性暴力，并与其他针对平民的暴力相联系。若要给出全境总人数，必须交代抽样方法、估计区间和是否重复统计，不能把行政救助申请数当成全部受害者。

科索沃解放军的犯罪也必须以同样方式核查。对塞尔维亚族平民、罗姆人以及被视为合作者的阿尔巴尼亚族居民实施绑架、拘押或杀害，不因组织追求民族解放就取得豁免。其地方指挥网络、战争期间与战后组织状态不同，也不宜把每一件阿尔巴尼亚族人员实施的犯罪都直接归于同一个中央命令。人权观察将这些问题列入报告，尤其将1999年6月以后少数族群遭受的暴力单独处理。HRW，《奉命行事》，关于解放军及战后暴力的章节

性暴力的具体调查可见人权观察2000年《科索沃：强奸作为“种族清洗”的武器》。报告将事件按发生于家中、逃难途中和拘押期间分类；《奉命行事》的相关章节记载其获得96起可信性侵犯报告，同时强调漏报。这个数字是研究收集到的案件，不是对全部战争性暴力的统计普查。受害者遭袭的场景与驱逐、拘押相连，说明它不能只被当成与战争行动无关的私人事件。HRW，2000年专题报告

北约空袭的平民代价

1999年5月7日，北约攻击尼什机场时，集束子弹药落入市区多个地点，包括医疗设施附近和中央市场一带。人权观察记录14名平民死亡、28人受伤，并引述北约承认偏离目标的武器造成市场和诊所损害。机场的军事用途并不能消除武器大范围散布造成的居民风险。这一事件的核心争议包括武器选择和预防措施，不能只以原定瞄准的是机场便结束讨论。HRW，Civilian Deaths in the NATO Air Campaign，Use of Cluster Bombs，第48号事件

人权观察2000年的调查估计，北约“盟军行动”中90起事件造成489至528名南联盟平民死亡。这个范围涵盖南联盟领土，不限于科索沃；也不包含全部地面战争死亡。它是现场核查、事件名单及资料交叉比对得出的范围，不是未经核实的战时政府总数。HRW，Civilian Deaths in the NATO Air Campaign，2000年，摘要与方法

精确制导只能提高命中瞄准点的概率，不能保证瞄准点选择正确。难民车队可能被误认成军队，桥梁可能同时承载军用交通和普通乘客，城市通信设施可能承担军用功能但仍有平民工作人员。因此，法律分析至少要分别检查目标是否构成军事目标、预期军事利益与平民损害是否失衡，以及当时是否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

判断不能只看结果。一次攻击造成平民死亡，并不单凭死亡人数就足以证明战争罪；但“并非故意杀害平民”也不能排除违反比例原则或预防义务。指挥者在攻击前知道什么、采取了什么核实手段、何时发现误判并停止攻击，才是区分可悲结果与违法行动的重要材料。以飞行员安全为理由减少低空识别风险，也不能把一切新增风险转嫁给地面居民。

集束弹药和贫铀弹必须分开。集束弹药的争议包括散布范围及未爆子弹药给平民带来的后续危险；贫铀弹的争议涉及撞击残留、吸入或接触途径及长期健康影响。后来的武器条约不能不加说明地倒推成1999年所有使用行为当时已受相同禁令约束，不过一般的区分、比例和预防义务仍然适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00年11月调查了11处地点，2001年发布环境评估。报告没有检出广泛的地表贫铀污染，检出的污染集中在穿甲弹残体附近及撞击点；所取水样没有发现贫铀。不过，地雷和未爆弹限制了调查范围，采样也距战争结束已有一年多。报告仍要求清理残体、标记污染点并监测饮用地下水，长期迁移影响不能仅靠这轮调查排除。UNEP，Depleted Uranium in Kosovo: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第5、6章，IAEA所存版本印刷页25—27

这些结果既不支持把某地区所有后来的癌症都归因于空袭，也不支持“完全没有残留污染”。环境采样回答的是指定时间、地点及检测条件下存在什么，不是对所有居民完成了长期流行病学追踪。

年表：暴力阶段与调查时间

时间 事件或材料 判断时应保留的边界
1998年 境内武装冲突扩大 不能把所有暴力起点放在北约空袭
1999年3—6月 空袭与地面暴力并行，大规模外逃 同期发生不等于单一因果
1999年6月以后 政府军警撤离，少数族群遭报复与驱逐 停战不等于平民安全恢复
2000—2001年 HRW空袭伤亡调查、UNEP环境评估、《奉命行事》陆续发表 区分现场调查与后来的司法结论
2009、2014年 Milutinović/Šainović等人案一审及上诉 部分结论修订，不宜只引用起诉书

来源与阅读范围

本文使用上述HLC塞语项目说明、阿语项目介绍及塞语评估介绍，核对研究期间、统计类别和版本差异；未逐一重查数据库中每名受害者。阿语关键词用于核对“死亡或失踪”的类别，不据此声称通读阿语访谈卷宗。HRW材料使用网页可访问的摘要、方法与有关章节；ICTY使用机构案件说明、新闻、上诉宣判摘要及明确标注的判决段落，摘要本身不是正式判决正文。UNEP核对了IAEA保存版本的导言、结论与建议，未声称通读全部地点调查及附录，也未将环境调查扩大成流行病学因果证明。

这些限制不妨碍确认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但限制对单一村庄的全部人数、具体命令链和长期健康总损害作出超过材料的断言。国际军队进驻以后，保护义务怎样执行，将由第八篇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