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解放军并非在1998年春突然出现，也不是一支从成立起就有完整指挥体系的正规军。地下政治、地方亲属网络与海外侨民提供早期组织资源，1997年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危机使武器更容易取得，1998年军警行动中的平民死亡则显著扩大招募基础。它的扩张既包含主动支持，也伴随对被指为合作者的居民施压和暴力。

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当局面对的武装袭击是真实的，不能把整个冲突说成国家凭空制造了一个敌人。但其对付袭击的方式不断把更大范围居民卷入：村庄遭攻击、拘押者被虐待、家园被毁，许多人对现行国家的信任进一步消失。到1998年秋，政府军警能够收复道路和城镇，却未能消灭武装网络；国际监督于是进入这一尚未解决的冲突。本篇追踪这条升级链，止于10月停火与核查安排形成。

地下网络怎样变成公开武装

科索沃解放军的阿尔巴尼亚语名称是 Ushtria Çlirimtare e Kosovës，缩写UÇK；英语文献常用KLA。它与鲁戈瓦的科索沃民主联盟不能混为一个组织。早期成员来自不同地下活动与流亡网络，部分人与科索沃人民运动有联系，地方武装又有自己的家族、村落和熟人基础。组织早期的隐蔽性使成立时间、成员数字和某些袭击归属并不完全透明。

1996年，针对警察和塞尔维亚居民的袭击使这个名称越来越常见。1997年11月，武装人员在一场葬礼上公开出现，标志着它开始主动争夺政治代表性。公开亮相不仅是在宣布有枪，更是在挑战“只有鲁戈瓦能够代表阿尔巴尼亚族社会”的格局。参与一场葬礼、接受保护或向亲属提供食物，却仍不能自动算作加入武装组织。HRW，《Under Orders》，“The Downward Cycle of Violence”及“Growth of the Kosovo Liberation Army”

哈拉迪纳伊等案2012年重审判决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尺度：到1996年末、1997年初，总参谋部成员分别在科索沃地下、阿尔巴尼亚和海外活动；1998年各地区的组织成熟度明显不同。德雷尼察与西部杜卡金较早发展，其他地区更晚形成有效组织。法院同时提醒，军方和观察人员提供的兵力数字只是近似值。Haradinaj等案，IT-04-84bis-T，2012年11月29日，第18、25—28段；阿尔巴尼亚语译本

这种差异解释了为什么不能给1998年初的科索沃画一幅整齐的“双方控制区”地图。一个村庄可能白天面对警察巡逻，夜间由地方武装活动；一条路能被设卡，也不表示沿线居民已经接受稳定行政管理。部队人数、持枪居民、正在境外训练者和可动员支持者，更是不同口径。

钱与枪来自哪里

侨民是重要资源，但侨民资金不是一个没有内部区别的钱袋。用于学校和医疗的“百分之三”体系，与科索沃解放军使用的“祖国在召唤”（Vendlindja Thërret）基金，在组织、控制和政治倾向上都需要分别考察。哈拉迪纳伊案重审判决第29段记载，1997—1998年存在布科希基金与“祖国在召唤”两种资金渠道；对前者，审判庭又明确表示没有取得更多证据。因此，不能仅凭这一段就断定整个平行政府财政都受解放军控制。同案第29段，英文原文“Funding”

同一判决的阿语文本使用“Fondi i trepërqindëshit”，直译为“百分之三基金”；“Vendlindja Thërret”则是另一具名基金。保留原名的意义，在于让不同回忆录和政治宣传中的“国家基金”“战争基金”“政府基金”能够相互核对，避免先在翻译里把区别抹掉。海外捐赠确实支持武器与装备采购，但现有材料不足以给出全部资金的来源比例。

有关毒品、走私与其他犯罪收入的指控，不能因为经常出现就直接升级为“科索沃解放军主要靠贩毒”的定论。要证明某一种犯罪是主要经费来源，需要可核对的账户、运输链、具体责任人与总额分母；某个支持者涉及犯罪，不能自动推出组织整体财政结构。反过来，民族解放的自我表述也不能免除对强征、勒索或犯罪所得的调查。本篇取得的司法材料支持侨民与具名基金的存在，尚不能量化犯罪资金的份额，这个限制不改变跨境采购已经发生的判断。

武器供应的转折更明确。1997年阿尔巴尼亚金字塔集资骗局崩溃，引发全国性动乱，军火库被洗劫，大量武器进入非国家渠道。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山地、失序边境和跨境关系，使小武器进入科索沃更容易。现有证据能确认这条供应条件的变化，不能因此把每一件进入科索沃的枪都归为阿尔巴尼亚政府正式援助。HRW，《Under Orders》，“Growth of the Kosovo Liberation Army”

地方获得武器的方式，也不总是总参谋部统一配发。哈拉迪纳伊案记录村庄派小组到格洛贾内，再进入阿尔巴尼亚购买武器，随后带回村里使用；证人对哈拉迪纳伊本人具体参与程度的说法存在差异，法院没有全部接受检方关于统一合作链的推断。军火确实抵达，与每批军火都由同一个人指挥，是两项不同命题。同案，阿语译本“Organizimi i mbrojtjes në fshatra”，印刷页16—18

德雷尼察：反叛、警察行动与扩大招募

德雷尼察位于科索沃中部，丘陵、村庄与熟人网络有利于分散武装活动。到1997年，当地解放军的存在已影响警察夜间活动。阿德姆·亚沙里家族位于下普雷卡兹的宅院，成为警察关注的重点。亚沙里是地方武装领导者，因此不能把针对他的行动描述为国家完全不知目标身份的随机攻击；但一个被怀疑或确认参战者住在家中，并不使同住亲属全部成为合法攻击目标。

1998年2月28日至3月1日，利科沙内与奇雷兹发生警察行动。警方称巡逻队遭伏击并有人死亡；人权观察报告承认冲突最初经过仍有未明部分，同时根据幸存者、遗体与地方调查记录，指出一些死者在被控制后遭杀害。这里的关键区别是：证明武装人员先袭击警察，并不能解释或合法化战斗结束后的处决。HRW，《Humanitarian Law Violations in Kosovo》，1998年10月，“The Attack on Likošane”

3月5日，警方再次进攻普雷卡兹的亚沙里宅院，战斗延续数日。亚沙里死亡，家庭成员也大量死亡。人权观察当年记录随后埋葬的58具遗体中，有18名女性和10名16岁及以下儿童。这个数字是特定遗体与年龄口径，不能写成“58名全部为平民”，也不能把德雷尼察几次事件的死者总数写成妇女儿童总数。同一报告，“The Attack on Donji Prekaz”

普雷卡兹对政治支持的作用，来自行动结果被地方社会怎样理解。一个以消灭武装核心为目标的行动，造成家庭和儿童大量死亡，使“只要不参战就能安全”的判断更难维持。参加武装、为其提供粮食或把亲属送往境外训练，遂对一部分人显得更有吸引力。这个机制得到随后招募扩大的观察支持，但不能换成对每名新成员内心动机的断言：有人追求独立，有人保护家园，也有人受到组织和同伴压力。

国家行动在战术上杀死了亚沙里，却没有取得摧毁叛乱的政治效果。另一种解释认为，解放军希望以袭击招致过度报复，扩大支持并推动国际化。这种策略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个别领导人也可能追求外部介入；但仅从镇压产生招募效果，不能证明每一次袭击都按这个完整计划发动，更不能把警察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决定归责于被袭击家庭。

西部边境：补给线与人口移动相互作用

春夏之交，战事向西部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地区扩大。1998年5月15日，米洛舍维奇与鲁戈瓦在外部斡旋下会面；外交接触没有立即控制地方军事行动。5月下旬，塞尔维亚警察与南联盟军队共同展开更大规模行动，目标之一是截断人员和武器从阿尔巴尼亚进入的路线。

部队以较强火力攻击村镇、清理道路和边境通道；解放军依靠地方村落、山地和跨境补给维持活动。平民却无法简单退出这张军事地图：村庄既是居住地点，也可能靠近补给线，撤离者经常先投亲，再躲入山林，最后才越境。人权观察在阿尔巴尼亚、黑山采访难民，并在1998年9月进入部分地区，看到缺乏战斗迹象却被纵火的房屋。这支持一些破坏超过即时交战需要的判断，但报告并非逐村完整调查，不能据此为所有损毁住宅确定同一个执行单位。HRW，1998年报告，“Violations in the Yugoslav-Albania Border Region”

边境封锁有军事目标，不等于手段因此自动合法。若只以打断运输解释焚毁民房和攻击逃难者，就漏掉了摧毁当地生活条件的效果。这里也不能把所有逃离者归为同一种身份：有人躲避交火，有人受到直接威胁，有人因房屋被毁而无法留下；他们可能沿同一条山路抵达阿尔巴尼亚，但致使他们离开的行为未必相同。

部队收复交通节点以后，组织网络仍可能继续存在。越境避难把家庭、侨民和武装采购联系得更紧，村庄受到破坏又增加了长期无家可归的人。军事清剿因而可能同时削弱某一地区的即时作战能力，扩大更长期的政治支持；这两项结果并不互相排斥。

解放军的扩张也制造平民受害者

1998年夏，科索沃解放军试图从农村活动扩展到更大城镇。7月中下旬，奥拉霍瓦茨／Rahovec及周边发生战斗，塞尔维亚居民被拘押和失踪的记录随之出现。早期报告对攻击起始日及拘押总数存在差别，宜把战斗写为一段过程，分别核查失踪名单，不能把某日失踪数、释放数和整个行动拘押数相加。

绑架塞尔维亚平民不能因国家军警此前犯罪而获得正当性。解放军针对被怀疑为合作者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暴力，也表明民族身份不是它唯一的筛选标准；争夺政治控制本身能够产生受害者。一个地区的人给武装提供帮助，可能来自支持，也可能出于畏惧。把所有居民都画进“人民支持的解放区”，会使这些区别消失。HRW，1998年报告，“Abuses by the KLA”与“Abductions in Orahovac”

后来的司法程序也不容许简单化。2012年哈拉迪纳伊等案重审就其审理的指控判三名被告无罪，但审判庭同时确认部分酷刑和虐待事件已经得到证明，缺少的是把已证明犯罪按所控责任方式归于这些被告的充分证据。这个结果既不能写成“法院认定解放军没有侵害平民”，也不能把三人称为此次重审指控的已定罪者。布拉希马伊在2008年已因另外两项酷刑及残酷待遇罪获刑六年，有限重审的无罪结果并未撤销该项判刑。2010年之所以命令重审，是上诉庭认为初审未充分应对证人恐吓、未充分保障取得两名重要证言，损害了程序公正；两名证人后来在重审中作证。案件既有已经成立的罪责，也有经重审仍未获证明的责任，不能任选一半代表全部。ICTY，2012年11月29日判决结果说明；正式判决见所附链接

1998年政府的拘捕也远超战场上的即时俘获。律师、人权活动者、医生及政治人员被拘押的案例，使“涉嫌恐怖活动”的行政与刑事标签难以直接当作参战证明。人权观察记录了会见受限、刑讯迹象和部分被拘人员后来释放的情况。国家有调查具体袭击的责任，却必须证明个人行为，而不能以成年阿尔巴尼亚男性身份代替证据。HRW，1998年报告，“Detentions and Arrests”

秋季停火为什么没有解决战争条件

政府军警在夏秋行动中打击了武装据点，解放军扩张所暴露的训练、指挥与守城能力不足也更加明显。但军事优势没有消除跨境供应和地方支持；大片居民流离失所，又使国际压力集中于冬季来临前的人道状况。9月23日安理会第1199号决议要求停止敌对行动，撤回用于压制平民的安全部队，允许人道救援和有效监督，也要求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谴责恐怖行动。联合国第1199号决议的文件记录与条款摘要

10月霍尔布鲁克与米洛舍维奇谈判后，南联盟接受监督安排。欧安组织10月15日的公告说明，次日将与南联盟签署协议，核查对象是各方对国际要求的遵守。随后成立的科索沃核查团采用不携武器的核查人员；它能巡查、报告和增加外交成本，却不是一支能够自行解除双方武装的占领军。OSCE，1998年10月15日公告；核查团历史与文件入口

这个安排有现实价值：减少即时军事行动、扩大外部可见度、为居民返乡和谈判争取时间。它也有结构限制。双方没有同意最终政治地位，解放军没有被消灭，国家军警仍有重新部署能力。减少驻军可能给地方武装恢复活动的机会，武装活动又可成为军警重返的理由。监督能发现和报告这个循环，却不能仅靠自身权限终止它。

“国家只是反恐”解释了部分行动目标，不能解释所有平民侵害；“武装抵抗只是自发自卫”解释了部分参加者动机，不能解释绑架和政治控制。到1998年秋，停火的难题已经包括两支力量怎样约束行动、居民如何安全返回，以及谁有权决定政治安排。第四篇：谈判为何未能阻止战争继续讨论核查如何运作，以及这一短暂机会为什么没有维持下去。

本篇年表：武装化与冲突扩散

时间	地区、行动与参与者	直接后果及下一步
1996年	解放军名义下的袭击增加，警察搜捕扩大	地下网络与国家镇压相互强化，具体袭击仍须逐案归属
1997年春	阿尔巴尼亚动乱，军火库失控	跨境取得小武器更容易；不等于全部是政府正式援助
1997年11月	解放军成员在葬礼公开亮相	公开争夺政治代表权，地方组织继续扩张
1998年2月28日—3月1日	利科沙内、奇雷兹警察行动	平民死亡与被控制后遭杀害的报告扩大不满
1998年3月5日起	普雷卡兹亚沙里宅院遭攻击	武装领导人及大量亲属死亡，招募基础扩大
1998年5月15日及下旬	领导人会面；西部边境军警攻势	外交接触与战场升级并行，人口向山区和境外移动
1998年7月中下旬	奥拉霍瓦茨及周边战斗、绑架	解放军城镇攻势与针对平民的暴力均需追责
1998年夏秋	政府军警反攻	解放军失去部分据点，战争的社会基础仍在
1998年9月23日	安理会通过第1199号决议	要求停火、撤回压制平民的部队、救援与监督
1998年10月	谈判及欧安组织核查安排形成	减少即时作战，为返乡和政治谈判创造有限空间

年表据正文近邻来源；人口流离失所的统计类别及针对平民暴力的证据，在第七篇集中核查。

资料与阅读范围

实际阅读材料包括HRW两份报告的相关背景、德雷尼察、边境行动、拘押段落；哈拉迪纳伊案2012年重审判决英文及阿尔巴尼亚语译本中的组织、人数、筹资与村落武器供应部分；ICTY对重审结果的官方说明；欧安组织1998年公告与历史入口。没有把整份297页阿语判决标作通读，也没有将其起诉主张全部当作裁判事实。第1199号决议使用联合国数字图书馆可检索条款摘要，原文件页面本次抓取受限。奥拉霍瓦茨部分采用报告对事件存在的确认，不给未经逐名核对的最终死亡总数。犯罪收入占比、早期精确兵力及全部地方指挥关系，仍超出这些材料能够可靠量化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