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发生的不是一次由同一机关指挥、具有同一目标的革命。波兰的谈判、匈牙利的党内改革、东德的出走与示威、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动员、罗马尼亚的暴力决裂，改变政权的方式不同。苏联到 1991 年才终结，南斯拉夫则沿着另一套联邦危机进入战争。把这些变化统称为“东欧剧变”，有助于看见共同的时代条件，也容易把必须解释的差异提前抹去。

到 1999 年，旧集团体系已经消失，一些国家建立了能够轮替的政府，另一些地方仍由战争、贫困或行政权力决定政治竞争。欧洲出现了扩大中的制度共同体，也出现了未能进入这一共同体的安全焦虑。解释这一段历史，需要分别回答旧政权为什么失去维持能力、国家为什么解体、改革为什么产生不同分配结果，以及国际秩序为什么没有沿着一份共同认可的设计图重建。

经济困难提供压力，却没有规定政权更替的日期

经济解释的力量在于，它能说明为什么既有统治交易越来越难继续。以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住房和社会保障换取政治服从的制度，必须持续提供这些东西。短缺、外债、技术差距和增长放缓，使执政者既难增加消费，也难维持投资；改变价格和企业约束又会伤害依赖旧安排的人。改革因此不是从一个无成本选项走向另一个，而是在不同群体之间重新分配损失。

但经济困难不会自己成立反对党、组织罢工或命令警察停止开枪。波兰的工人组织、教会网络和谈判经验，给不满提供了持续协调的载体；匈牙利党内改革派能够利用既有机关修改制度；东德居民可以通过周边国家离开，也可以借教会和街头网络聚集。相近压力在不同组织条件下，变成了不同政治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仅凭增长率或外债规模，无法可靠预测哪个政权在哪一个月失去权力。

更强的经济决定论会说：表面上的组织差别并不重要，只要财政和供应体系足够恶化，倒台终会发生。这个说法解释了统治成本上升，却把真正需要研究的“终会”变成了无限期限。政府仍可能收缩消费、加强镇压、寻求贷款、调整领导层，或者让损失长期由某些群体承担。若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选择在特定时刻失效，经济危机就仍是压力条件，尚未构成完整的政权崩溃解释。

反过来，也不能因政治行动决定了转折日，就把结构性经济困难降为背景。组织者能够获得支持，往往因为日常生活已经使官方承诺失去可信度。地方领导人选择谈判，也与其缺少继续补贴、继续借款的能力有关。比较各国时应追踪同一条具体关系：哪一项经济约束改变了哪一群人的立场，又通过哪个机关或组织影响了决策。前一篇对工资、就业和福利的拆分，正是为了避免用一个全国平均数替代这条关系。

莫斯科的变化为什么会迅速传遍东欧

苏联对盟国政权的军事保障，长期改变了当地政治竞争的风险。1956 年和 1968 年的经验，使反对者必须考虑：即使本国政府让步，苏军是否仍会介入？也使执政党能够相信，国内危机不会完全由自己承担。戈尔巴乔夫时期不再按旧方式保障盟国领导层，改变了两边的预期。当地领导人需要自己承担镇压和让步的后果，社会组织则有更多理由相信行动可能成功。

因此，苏联政策改变具有强大的共同解释力。它尤其能够解释为什么原先有不同内部问题的东欧国家，在很短时期内接连转向。但是，共同条件不等于共同命令。莫斯科没有替波兰选民投票，没有替东德示威者决定路线，也没有制定罗马尼亚军队与安全机关之间的行动方案。苏联撤去某种外部保障，扩大了本国力量的作用空间；结果仍要由本国组织、领导分裂和强制机关的选择解释。

这一判断还有明确的适用边界。南斯拉夫不属于华约，阿尔巴尼亚早已脱离苏联阵营，不能把它们的危机都归入“苏军没有来”。苏联本身也不是自己控制的卫星国。联盟共和国具有领土、干部和行政组织，俄联邦领导层与联盟中央争夺合法性，1991 年政变失败进一步改变了军队和政府的服从关系。解释苏联解体，必须研究中心内部权力竞争，不能只把它视为东欧变化最后倒下的一块牌。

国际传播还通过另一条道路发生：可见的成功改变了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当邻国举行竞争性选举、开放边界或允许反对派进入政府，原来被描述为绝不可能的事情获得了实例。信息传播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突然相信同一种意识形态；它降低了参与者独自承担风险的感觉，也使党内干部更容易想象退出原有统治安排后的生存方式。政治转折因而可能比社会观念的深层改变快得多。

为什么有的国家换了政府，有的国家失去了边界

政权更替解决谁统治，国家解体涉及由哪些居民在多大领土上组成政治共同体。两者可以同时发生，却不是同一个问题。波兰可以在大体公认的国家边界内争论政府和经济制度；苏联与南斯拉夫还必须争论中央、共和国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权力归属。后者的改革每推进一步，都可能改变下一次投票究竟由谁参加。

联邦制度在此具有双重作用。共和国的议会、政府和行政边界可以成为和平谈判的单位，也能为退出中央提供现成组织。不能因为几个社会主义联邦后来解体，就断言联邦制必然制造分裂。中央集权同样可能激化民族不满，而没有地方制度也不保证少数群体安全。需要考察的是，边界争议发生时，是否存在双方接受的谈判规则、资源分配方案和可以约束武装的机关。

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离，说明民族政治和国家解体并不必然走向大规模战争。南斯拉夫的对照则显示，当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分布与政治边界交错，地方组织能够获得武器，中央军队失去共同国家军队的可信度时，居民会越来越依赖各自的武装保护。领导人如果把领土控制与人口构成相联系，驱逐平民就可能成为建立新事实的手段。这里需要追责的是制定政策、发出命令和实施犯罪的人，不是把族群当作一个永久犯罪主体。

“古老仇恨”的解释无法回答几个直接问题：为什么同一批居民能在某些时期共同生活，在另一些时期被迫选边；为什么相邻地区暴力程度不同；为什么政府和武装改变政策后，冲突强度也会改变。历史记忆可以被动员，却必须通过学校、媒体、政党、军队和地方权力才能产生具体效果。认真研究记忆，并不需要接受它能够不经组织和选择、自动发动战争的说法。

民族主义也不是经济危机的简单伪装。它涉及谁有权决定语言、边界、财产和安全，即使收入恢复也不会自动消失。不过，经济资源和政治身份常被同一批组织捆在一起：失业被解释为他族占有资源，预算争执被解释为民族剥削，地方干部保住权力被包装成保护共同体。这样产生的政治联盟，很难只靠恢复增长拆解。

从华约解散到欧洲一体化：新制度并非同时向所有人开放

1991 年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相继结束，东欧国家不再被同一军事与经济集团约束。这并没有立刻创造一个边界清楚、成员平等的新欧洲。各国面对的市场条件、债务安排、与西欧的距离以及被接纳前景不同。退出旧组织是一项已经发生的变化，获得新组织保护则需要另一套谈判和资格判断，两者之间存在漫长而不均等的等待。

组织终止与外国驻军撤离有各自的程序。华约先在 1991 年 3 月取消军事结构，同年 7 月才正式终止；经互会也在这一年结束，北约历史记录将其解散列于 6 月 28 日。军事同盟结束，并不意味着营房、装备和人员当天全部撤走。原苏军的撤离跨越了苏联解体，后期由俄罗斯继续执行；以下三个驻军规模和谈判条件不同的国家，可以看出这种时间差。北约，波兰与北约，1990—1992 年部分；北约，经互会解散记录

苏联及其后俄罗斯驻军撤离的不同进度

驻在国	已核实的撤军节点	与组织终止的区别
捷克斯洛伐克	1990 年 2 月签订撤军协议，至 1991 年 6 月底完成执行	撤军协议早于华约正式终止，撤离也在苏联解体前完成。捷克外交部，天鹅绒革命后的外交调整
波兰	俄罗斯作战部队于 1992 年 10 月撤离，其余驻军至 1993 年 9 月撤完	作战部队撤离与全部驻军撤完是两个节点，均晚于华约终止。北约，波兰与北约
德国	驻德西部集群于 1994 年 8 月 31 日完成撤离	统一并未立即结束驻军。撤离还涉及运输、军人住房及经费安排，这些事项通过德苏谈判落实，再由德国与俄罗斯完成执行。德国联邦政府，苏军撤离费用与执行记录

欧洲共同体及其后的欧盟，为部分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预期的外部目标。1993 年哥本哈根欧洲理事会确认，有意愿的中东欧联系国可以在满足条件后加入；政治制度稳定、法治与少数群体保护、市场经济及承担成员义务的能力成为标准。1993 年哥本哈根会议结论，扩员部分这不是 1989 年已经存在的一张保证所有国家同时进入的入场券，到 1999 年也不能把后来的入盟结果写成既成事实。

候选资格之所以能影响国内政策，是因为它给改革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可见收益：改变法律和行政制度，可能换来市场准入、投资可信度和未来成员地位。但条件也有分配后果。遵守竞争规则、调整产业、改善监管，需要由企业、财政和劳动者承担不同成本。政治家可以把有争议的政策说成“欧洲要求”，而选民仍有理由追问，哪些是明确的入盟义务，哪些是本国政府自主选择。

这套制度吸引力不能倒过来解释所有国家的成功，也不能掩盖西欧既有成员的利益。接纳新成员涉及预算、农业、劳动力流动和决策权，不会只由抽象的民主团结决定。候选国也不是被动接受文件的对象，它们通过谈判争取时间和例外。到 1999 年，欧洲出现的不是简单的“西方吞并东方”，而是一个由不对称谈判推进、但仍包含当地选择的制度扩展过程。

北约“不东扩”承诺：需要把每一句话放回谈判

有关 1990 年保证的争论，最容易被压成两个互相否定的口号：西方从未说过任何限制扩大的话；或者已经签署了永久禁止所有东欧国家入约的协议。现存文件不能支持任何一种概括。谈判中确有安抚苏联的表述，其中一些超过东德范围；最后生效的条约则具有明确的对象和地理边界。区分它们，是判断责任的前提。

1990 年 1 月 31 日，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在图青演说，提出北约不应向东扩大、逼近苏联边界，同时讨论统一德国境内原东德地区的特殊军事地位。美国驻波恩使馆 2 月 1 日电报记录了这两项相关但不同的主张。演说的发言人是西德外长，听众是公开场合的国内外受众；它表明一种谈判立场，不能直接等同所有北约成员共同作出的永久决定。美国使馆电报及档案说明

2 月 6 日，根舍向英国外长赫德解释，限制扩大不仅涉及东德，并以波兰退出华约后不应立即加入北约为例。英国谈话记录因此反驳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东欧成员资格”的绝对说法。它的对象却是英国外长，不是苏联领导人；这份记录能证明西方内部讨论的范围，不能单独证明苏方已经接受一项内容完整的交换协议。赫德致驻波恩大使电报，1990 年 2 月 6 日

2 月 9 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讨论统一德国的地位。他把德国留在北约、美国继续驻留，同北约军事管辖范围不向东推进的保证联系起来。谈话的直接问题是统一德国应留在联盟内还是成为联盟外的国家；这既不能被抹掉，也不能使其中较宽泛的措辞自动失去意义。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对美方记录的引文，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苏方记录的公开英译，都留下了这一保证性语言。苏方记录还显示，戈尔巴乔夫反对扩大北约区域，贝克表示赞同；但戈尔巴乔夫同时说，整个问题还须由领导层深入讨论。这是在形成方案，没有在现场完成一项范围与履行方式都确定的条约。美方谈话备忘录及编者说明、苏方谈话记录英译，第5、8—9页

谈话之后还有数月交涉。1990 年 9 月 12 日签署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即“二加四条约”，由两个德国和美、苏、英、法六方签署。第五条规定原东德及柏林地区在苏军撤出期间和撤出后的军事安排；撤出后允许按联盟结构编配的德国军队驻扎，但限制外国军队以及核武器或其运载工具在该地区的部署。第六条保留统一德国参加联盟的权利。条约没有列出一项禁止波兰、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今后申请北约成员资格的条款。条约第四至六条

这里至少有三种不同问题。第一，谈判中有没有作出足以形成政治期待的保证？有，不能用条约没有写入来否认谈话发生。第二，有没有一份已经缔结、明确涵盖所有中东欧国家、永久禁止扩员的条约？上述文书没有。第三，后来的扩大是否违背当时形成的信任和合作预期？这需要评价各方对谈判整体的理解，不能仅靠一句话或一张条约截图宣布争论结束。

口头承诺并不因没有签字就必然毫无法律意义，但认定一项具体国际法律义务，仍需考察发言权限、确定性、意图、对方接受以及后来谈判。本文核对的记录不足以证明存在一项内容与范围都明确、由北约全体承担的普遍禁扩义务。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把这些保证理解为欧洲将朝较少对抗、较少排他性的方向发展，并非毫无文件基础。法律义务与政治信任可以分别评价，不能拿其中一项替另一项作答。

1997—1999 年：扩大与合作为什么同时发生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希望加入北约，有本国历史经验和安全判断。它们不能被写成没有意愿、仅供大国移动的棋子。对经历过苏联干预或受其支配的国家来说，加入一个具有军事承诺的组织，与获得抽象的全欧友好保证并不相同。但北约成员是否批准接纳、采用什么时间表，也由美国和欧洲盟国自己的战略与国内政治决定；申请意愿并不自动产生成员资格。

俄罗斯的反对同样不能简单归结为无理拒绝邻国自由。苏联解体后失去原来的战略空间，俄罗斯精英又认为其参与新秩序的地位不够平等，北约扩大容易被理解为西方利用力量差距重划安全范围。理解这种感受，不等于承认俄罗斯对邻国选择拥有否决权。一个可持续的安排，需要同时处理小国的安全选择与大国对军事部署的担忧；只承认其中一方的主权或不安全感，都会遗漏实际矛盾。

1997 年《北约—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正体现了这种尝试。双方宣布不把彼此视为敌人，建立磋商机制，同时明确彼此没有否决对方行动的权利。军事部分谈的是核武器部署意图，以及在当时和可预见安全环境下，对额外永久驻扎大量作战部队的克制；它没有取消扩员，也不是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不举行演习或增援。基本文件第一、二、四部分

这份文件说明，1990 年代并非一条从合作必然滑向敌对的直线。各方仍在创造制度，试图让扩员与俄方参与并存。它也暴露了制度限度：磋商权不同于共同决定权，政治保证不同于接受所有安全判断。当具体危机中意见分裂，会议机制未必能够把相反目标变成共同政策。1999 年 3 月 12 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正式入约；同月爆发的科索沃空袭，则把这一困难集中暴露出来。北约同期入约公告

科索沃把人权保护与使用武力的矛盾带到前台

科索沃危机不是波黑战争换了地点继续打。它的制度起点是塞尔维亚境内自治权限被削弱、阿尔巴尼亚族多数人口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受到压制，以及长期和平抵抗未能改变权力关系。到 1998 年，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活动与南联盟、塞尔维亚安全力量的行动相互升级，平民承受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武装组织的攻击不能授权军警集体惩罚村庄，国家安全诉求也不能把居民驱逐变成合法手段。

欧安组织核查团在 1998 年秋进入科索沃，1999 年 3 月撤离。其报告把现场记录与后来难民访谈结合，指出侵权具有系统性，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承受了极不相称的伤害。报告也调查其他方面的侵权，不能把“各方都有案件”误读为规模和组织责任相等。由于撤离后的材料较多来自受害者与目击者访谈，阅读时还需保留观察方式改变的界限。欧安组织《Kosovo/Kosova: As Seen, As Told》第一卷，导言与执行摘要

1999 年 3 月 24 日北约开始空袭，6 月结束。支持者认为外交施压已不能保护平民，必须用武力迫使南联盟让步；反对者指出，行动没有获得安理会明确授权，并且空袭本身造成平民伤亡与基础设施破坏。这是两个需要分别判断的问题：制止严重侵权的目的是否成立，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与实际效果是否成立。前者不能自动回答后者，后者的争议也不能抹去先前侵权。

空袭期间发生的大规模驱逐尤其要求谨慎叙述。说“空袭以后驱逐加速”，是在描述时序；说“所有驱逐都是空袭造成”，则额外提出了因果判断。要支持后一命题，需要解释此前的镇压、行动准备、地方执行以及为什么军警选择以平民为对象。同样，空袭最终迫使撤军，也不能证明每一项轰炸选择必要，或证明没有其他可行路径。对反事实方案可以讨论证据和可行性，不能把未曾发生的路径写成已被验证的历史。

6 月 10 日安理会第 1244 号决议，为国际民事与安全存在建立框架，同时保留关于南联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第10段授权临时民事管理与实质自治，第11段把促进最终地位的政治进程列为国际民事存在的职责；附件二也保留主权、领土完整与政治安排的表述。联合国决议资料页、英文转录第10—11段及附件二它没有在 1999 年直接解决科索沃最终地位。把后来独立争议倒填成这一年已经确定的法律结局，会误解临时安排本身的性质。

战争结束也没有使所有居民立即安全。欧安组织记录，1999 年 6 月以后塞族、罗姆人及其他被指为合作者的居民遭到杀害、绑架、驱逐和财产破坏。报复不能因为受害者所属群体曾有武装实施犯罪就获得合法性；国际力量既承担阻止原有侵权的责任，也必须保护新秩序中的少数群体。欧安组织第二卷执行摘要，收入 1999 年人权会议文件第 141 页起

最强的替代解释：这一切是否只是西方获胜

“西方胜利”解释抓住了实际的力量变化。美国保留全球军事能力，北约没有随华约消失，西欧市场和制度对转型国家具有很强吸引力。苏联及继承它主要国际地位的俄罗斯，则失去了原来的集团资源和许多谈判优势。忽略这种不对称，就难以解释为什么重建秩序更多围绕既有西方组织展开，而不是由各方另建一个权力完全对等的新组织。

它还有比“谁最后获益”更强的同期政策证据。里根政府1983年1月17日的NSDD-75，把军事竞争、限制军事及军民两用技术转让、约束信贷和加强广播列为对苏政策工具，并明确希望促成苏联内部逐渐走向政治经济多元化。东欧条款主张削弱莫斯科控制，对较独立或较开放的国家区别对待。因此，否认美国主动施加制度性压力，同文件并不相符。《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81—1988年卷三，文献260

不过，这份指令也要求谈判、允许非战略贸易，并在南斯拉夫条款中支持其独立、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它证明干预意图和所选工具，不能独自证明执行效果，更不能推出华盛顿始终希望拆散所有社会主义联邦。波兰的公开援助已有国会拨款和受援项目证据，秘密援助另有研究与证词，两者见第4篇；资源进入反对运动是可检验的影响渠道，是否控制该运动的每项决定则是另一项需要证据的主张。

但把整段历史归为西方策动，无法解释旧政权内部为什么长期形成特定危机，也无法解释波兰工人、东德出走者、波罗的海独立运动或苏联共和国领导人的具体选择。外部广播、外交、贷款和制度吸引力能够影响局势，却不能代替当地的行动能力。若一种解释把所有地方力量都视为外部代理人，就会把本来需要证明的控制关系当成前提。

另一种相反的叙述把结果完全归于自由与民主的必然胜利，也有同样问题。政权垮台以后，财产可能被少数人控制，战争可能限制竞争，行政机关可能重新压制反对者。民主程序不是旧体制结束后自动填入的内容。维护公开选举、独立司法和少数群体权利，需要持续的组织与政治支持；市场交换也必须依靠执行合同和限制掠夺的公共机构。

较能解释各国差异的结论是：经济与合法性危机削弱旧统治，苏联政策改变了外部约束，社会组织和精英分裂决定转折方式，国家边界与强制机关的安排影响和平或战争，而随后制度与资源分配塑造了转型结果。这几项因素有先后和相互作用，不能简单各占一个百分比。它们的价值在于，每一项都能追问具体证据，并用不同国家的反例限制适用范围。

1999 年的欧洲因此同时拥有真实进步和未解决的问题。更多人可以更换政府、旅行、表达和创业；另一些人仍在寻找失踪亲属、争取返乡，或者等待工资和养老金。冷战集团的终结没有使国家安全、民主和社会保障自动一致。新的共同安全能否成立，要看制度是否能够保护不同国家及不同群体，而不只是在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重新分配发言权。

因果年表：旧集团结束与新安排形成之间

时间	变化	因果意义与限制
1989 年	多个东欧国家政权转型	苏联不再按旧方式保障盟国统治，但各国组织与强制机关决定具体过程
1990 年 1—2 月	根舍、赫德、贝克等讨论德国统一与北约范围	存在安抚苏联的政治语言；发言对象和范围并不完全相同
1990 年 9 月	“二加四条约”签署	对原东德军事部署作具体安排，保留统一德国的联盟选择
1991 年	经互会与华约结束，苏联解体	旧组织撤除；各国并未同时获得新的经济与安全保障
1993 年	欧盟哥本哈根入盟条件明确	外部制度目标更清晰，资格审查与调整成本仍由各国分别承担
1995 年	波黑达成代顿安排	停战与战后治理得到框架，难民返乡和共同国家运作尚需执行
1997 年	北约与俄罗斯签署基本文件	扩大过程与合作机制并行，磋商不等于相互否决权
1999 年 3 月	波、匈、捷入约；北约开始科索沃空袭	联盟扩大与危机干预同时考验俄西关系、主权原则与平民保护
1999 年 6—10 月	科索沃进入国际管理，少数群体仍遭侵害	停止主要战争并不等于所有居民获得安全，也未解决最终地位

来源与阅读范围

北约《Poland and NATO》，实际读取 1990—1992 年关系演变部分，核对华约军事结构与组织正式终止的月份，以及波兰作战部队和全部驻军撤离的两个节点；《Dissolution du COMECON》是 1991 年 6 月 28 日的简短事件记录，仅用于核对组织终止年表，不据此推断清算程序当天全部结束。
捷克外交部《1989: Sametová revoluce na MZV》，2005 年，Robert Janás 撰写；实际读取“Nová zahraniční politika”中撤军协议、执行期限及华约终止段。该页将经互会终止写作 1990 年，与其他记录不符，本文未采用该日期。德国联邦政府《Die Kosten für den sowjetischen Truppenabzug》，统一史年表 1990 年 9 月 10 日条；实际读取谈判、经费分配与最后执行段，核对 1994 年 8 月 31 日完成撤军。

本篇综合解释以前十四篇的国别过程为比较基础；提出的因果层次是对案例的归纳，不冒充某一档案直接给出的定论。外交争议另行核对下列材料，避免用事后口号替代当时的发言和正式文件。

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75，1983年1月17日；国务院历史办公室FRUS 1981—1988卷三文献260所载公文转录，重点阅读三项目标、军事／经济／政治行动及东欧、阿富汗、南斯拉夫条款。该材料证明政府政策，不将指令本身当作事后效果评估。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 2017 年资料集《NATO Expansion: What Gorbachev Heard》：文档1、2、5实际使用日期、出处、档案说明与编者公开引文，未能直接读出所附扫描全文；文档6已读取Anna Melyakova所译正文第1—10页，重点核对第5、8—9页。后者源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Fond 1、Opis 1，是有省略标记的英译，不能写成俄语原稿。资料集作者对承诺范围有鲜明解释，本文将其解释同原始谈话对象、正式条约范围分开。
《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1990 年 9 月 12 日，德国历史研究所 GHDI 英译文本；实际阅读第四至六条，并核对德国外交部原文发布入口。军事部署限制与成员资格不同，不从第五条推导不存在的全欧永久禁扩条款。
欧洲理事会《哥本哈根会议主席结论》，1993 年 6 月 21—22 日，实际读取文件目录和扩员相关内容；只用于说明条件形成，不从文件本身推断所有候选国后来改革的成效。
北约与俄罗斯《基本文件》，1997 年 5 月 27 日，实际读取官方全文，重点使用第一、二、四部分。此处是政治承诺与磋商安排的文本分析，没有把“可预见安全环境”条件删去。
欧安组织《Kosovo/Kosova: As Seen, As Told》，1999 年，第一卷实际读取导言、目录与执行摘要；第二卷使用欧安组织人权会议文件所收执行摘要。没有逐项核验全部市镇证词，报告结论也不等于对每名被告的刑事终审判决。
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1999年6月10日；联合国正式PDF下载受限，实际改读IAN所存Kosovo Info Web Portal英文转录的序言、第10—11段及附件二，并同联合国授权登记系统检索可见的第10—11段交叉核对。未将第三方转录冒充已读联合国PDF，也不据此宣称完成全部法律争议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