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开放，改变了东德居民出行的可能性，却没有立即取消民主德国的政府、法律和国际地位。东德执政党失去垄断权力、举行自由选举，以及这个国家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加入联邦德国，是相互推动而又需要分别解释的过程。把这十一个月压缩成一次“推倒柏林墙”，会漏掉统一真正具有决定性的社会选择、议会决定与国际谈判。

东德危机最特殊的条件，是边境另一侧已经存在一个富裕、说同一种语言、原则上承认东德居民德国人身份的国家。居民可以要求改变本国，也可以离开本国。这两种行动起初并不一致，却共同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继续按原有方式统治的能力。边境开放以后，后一种选择又改变了前一种选择的条件。

离开的人与留下的人

东德并非直到 1989 年才出现不满。旅行限制、秘密警察的监视、住房与消费品问题、污染和政治表达受限，早已进入居民生活。国家能够提供就业、教育与一部分社会保障，也确实拥有认同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问题在于这些支持无法通过自由竞争与公开纠错加以检验。政府仍以高度一致的选举数字显示合法性，居民却能经电视、亲属往来和实际消费比较，直接观察西德的生活。

1989 年 5 月地方选举使这种矛盾变成可以组织行动的事实。反对派人士进入投票站观察公开计票，将现场结果同公布数字对照。争论从“是否相信政府”转为“这些票为什么没有被正确计算”。教会、和平与环保团体提供了少量相对可进入的空间，申诉、聚会和复制材料让分散的不满获得联系。这个过程没有产生一个足以立即接管国家的统一反对党，却削弱了当局对信息的垄断。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崩溃，“地方选举”部分

人口外流则从另一端改变局势。匈牙利拆除与奥地利边境的技术设施，不等于当天就允许所有东德游客出境；真正具有制度意义的开放还经过了夏季逃亡事件、外交交涉与 9 月的政策决定。到了 9 月，东德居民经匈牙利离境的路线已经难以靠东柏林单方面关闭。另一些人进入西德驻布拉格使馆寻求出境。东德领导层希望把这种离开解释为少数不忠者受西方诱惑，却必须同时应付劳动力流失、家庭焦虑和邻国不愿继续代为阻拦的现实。

9 月底，西德外长根舍宣布布拉格使馆中的难民可以前往西德。列车按谈判安排经过东德，原意包括维护东德对出境程序的控制，却在德累斯顿等地吸引更多试图登车的人，造成冲突。跨国安排经过铁路、车站与地方警力执行，产生了中央原本希望避免的公开场面。电视传递这些画面，进一步让居民知道离开已经成为现实选择。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布拉格使馆难民专题

留下的人并不只是未能离开的人。9 月成立的新论坛等团体提出公开对话、法治与政治参与。一部分参加者明确希望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东德；另一些人首先要求自由旅行、取消党特权，尚未决定未来国家形式。莱比锡的星期一祈祷及随后游行把这种诉求带入街头。“我们是人民”首先是在否定党对代表资格的独占，不能把它自动译成“我们要求立即加入西德”。

外流与示威因而既相互支持，也存在张力。离境使国家显得越来越不值得信任，鼓励留下者要求改变；但大量年轻人和专业人员离开，又减少了在东德建设新制度的人力，并加深改革必须迅速兑现的压力。若改革需要数年才可能改善生活，西德已经提供的制度与收入便成为极强的竞争者。这个结构在柏林墙开放后更为明显。

10 月 9 日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枪杀

“和平革命”并不意味着国家始终没有使用暴力。1989 年秋，多地示威者遭拘捕和殴打，10 月 7 日建国四十周年前后也发生镇压。东德领导层此前赞同中国政府对北京抗议的镇压，这使人们对大规模武力行动的恐惧有具体根据。把最后的和平结果倒推为“当局从未想过使用强制”，会抹掉示威者当时面对的危险。

10 月 9 日莱比锡约七万人走上街头。地方安全机关做了部署，医院也准备接收伤员；但是要面对的规模超过此前小型集会。教会人士与市民呼吁克制，指挥机构需要判断拦截是否可行、能否控制后果、上级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库尔特·马祖等六名当地人士的呼吁有助于传播不使用暴力的信息，却不能代替对整个决策链的解释。规模、群众克制、地方指挥者的判断与中央回应的时序，共同影响了现场处置。苏联没有为保住东德领导层发动军事干预，是更广泛的政治条件，不能据此假定每名现场指挥官都收到过莫斯科的明确指令。

关于谁“下令不许开枪”，事后有相互竞争的自我叙述。埃贡·克伦茨等领导人强调自己避免流血的作用，地方当事人则强调他们在中央明确回应以前已经决定不进行进攻性驱散。现有材料足以确认当晚安全力量没有对大游行发动大规模武力清场，不能把全部功劳归给某个后来声称挽救局势的人，也不能推论每个基层单位都已经拒绝服从政府。关键变化是一次足够大、公开而没有遭到毁灭性镇压的示威，改变了之后所有人的风险判断。戈尔特马克：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崩溃，莱比锡及领导层变动部分

下一轮示威因此可以动员更多人。统一社会党内部也看到了原有路线不能恢复秩序。10 月 18 日，昂纳克被免去党的领导职务，克伦茨接任。这个变化仍是执政集团内部的人事更换，既没有取消党在宪法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让反对派获得选举产生的政府权力。克伦茨本人参与过旧体制的核心运作，难以仅靠承诺“转折”重建信用。

苏联的作用应放在这个具体位置上：东德仍有大量苏军驻扎，武力资源并未物理消失，莫斯科却没有为昂纳克或克伦茨恢复垄断统治发动干预。这个约束改变了东德领导人的选择，但苏联不出兵本身不能解释当地教会网络如何组织、群众为什么出门、边防站后来怎样放行。把整个过程说成戈尔巴乔夫“放手”后的自动崩塌，会把执行过程从历史中删掉。

11 月 9 日：文件、广播和边检站

11 月初，布拉格再次成为危机出口。东德恢复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后，大量居民又到西德使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愿无限承受这种局面。东德不得不允许他们直接由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西德。这样一来，柏林边境仍封闭、绕道邻国却可离境的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

11 月 9 日，内政部与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拟订临时旅行规定。文件包括私人旅行申请和永久离境，意图通过签证手续减轻压力，并让居民直接使用东西德边境口岸。它没有要求所有边检人员在听到新闻时立即取消检查。生效与公布安排、签证办理、边防操作，本来需要衔接；政治局、部长会议与宣传发布之间的程序失配，正发生在权威快速衰减的时候。《柏林墙编年史》1989 年 11 月 9 日 9:00—17:30 条目及所附旅行规定

当晚记者会上，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公布了新规定。被问到何时生效时，他回答“立即、毫不延迟”。电视直播使这句话越过行政传达链到达居民，新闻机构又将其概括为边境开放。听众有理由把一名最高层发言人的公开回答视为有效承诺，边检官员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完整操作命令。结果不是一句口误独自推倒了一道墙，而是公开承诺、行政程序与数以千计居民的行动发生了冲突。

人群逐渐来到博恩霍尔默大街等口岸，要求按电视宣布的决定通行。现场并非只有一条“边防”指挥链。哈拉尔德·耶格尔是护照检查单位PKE的副负责人，隶属国家安全部第六总局，通过鲁迪·齐根霍恩上校请示，其上级责任范围属于副部长格哈德·奈贝尔；穿边防制服不等于属于边防部队。负责外部警戒的曼弗雷德·森斯少校则向第35边防团报告。两种机构分别负责旅行检查与边境安全，现场需要协调。

最初既有等待指示，也有试图恢复控制的有限命令。据耶格尔后来接受采访的叙述，齐根霍恩传达了让最激烈要求离境者出去、在其证件照片上盖章使其不能返回的办法。这种局部放行没有让其余人散去，反而证明有人已经可以过去。它说明上级并非整夜完全没有回应；真正缺少的是同公开承诺、现场人数相适应的统一操作方案。赫特勒重建：机构分工、约21时20分的有限放行；其中电话内容来自事后口述

耶格尔与同僚最终停止检查，让人群通行。约在 23 时 30 分前后，该口岸已经无法继续按原来方式控制；其他口岸随后开放。具体的分钟、某一通电话的措辞与谁最先作出决定，部分依赖事后口述，宜与同期音像和记录相互对照。可以确定的是，居民不是拿着已经办妥的新签证依次通过，也不是中央先下达了一份贯彻至所有口岸的无限制开放命令。汉斯-赫尔曼·赫特勒：11 月 9 日 20:30—24:00 博恩霍尔默大街过程重建

这晚没有大规模开火，不能仅用“命令不清”解释。在此前一个月，群众运动已大幅提高了镇压成本；克伦茨在 11 月初的命令中也明确禁止在示威背景下使用枪械。边防人员没有理由确信一次血腥行动还会得到稳定而有力的政治保护。局部的不执行和自行处置，发生在这个已经变化的权力环境中。若没有此前的动员与领导危机，同样一句错误发布未必产生同样结果。

开墙之后，谁能够代表东德

柏林墙开放削弱了政府控制人口流动的能力，却没有立即提供新的治理权威。汉斯·莫德罗于 11 月中旬出任政府首脑，试图通过改革保留东德。12 月 1 日人民议院删除统一社会党领导地位的宪法规定，12 月开始举行中央圆桌会议。旧党改名、领导人辞职、反对派参与监督，与正式的行政机构继续运作同时发生。

圆桌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给旧制度之外的组织一个可以谈判选举、监督政府并讨论新宪法的场所。它也有明确边界：参与者不是经全国自由选举产生，街头组织的勇气与道德信誉不自动等于多数选民授权。圆桌会议既要约束政府，又不能承担所有行政工作，因而不得不同仍掌握档案、人员和机构的旧体系协作。

国家安全部的命运暴露了这种矛盾。政府试图用改组后的安全机构维持国家功能，市民却担忧只是换名保存监视网络。各地公民占据有关机关、要求停止销毁档案，1990 年 1 月 15 日柏林国家安全部总部也遭到占领。保护档案不仅是追究过去责任，还关系到谁能够监督当下权力。党失去宪法特权，并不意味着它过去掌握的信息优势已经消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国家安全部总部被占领

保留独立东德的方案此时仍然具有实际支持。作家、公民运动人士和部分改革派认为，可以保留社会保障、限制资本支配，并建立民主制度。1989 年 11 月的《为了我们的国家》呼吁便体现了这种选择。莫德罗提出条约共同体，科尔 11 月 28 日的十点计划也包含逐步接近的联邦性安排，并非在那一天已经决定十个月内完成加入。

这些方案的困难在于时间与资源。独立改革需要财政、可靠货币、可接受的外部融资以及居民愿意留下的信心。西德政府能够提供大规模支持，却把支持同政治与经济规则的改变联系起来。东德政府的社会承诺则要在劳动者流失、企业困境和信用下降时兑现。改革派可以批评统一过快，却必须回答另一项具体问题：等待期间由谁承担收入差距、财政缺口和继续迁移的成本？戈尔特马克：德国统一的开端，“维持东德”“条约共同体”“压力增长”部分

选票、德国马克与统一速度

1990 年 3 月 18 日，东德举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由的人民议院选举。投票率超过九成。主张快速统一的“德国联盟”获得约 48% 的选票，社会民主党约 22%。统一社会党改组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约占 16%，公民运动组成的联盟九〇约占 3%。这些是政党名单得票，不是关于统一条约每项条件的公投。社会民主党也支持统一，因而不能把德国联盟以外的选票全部当成反对统一。

结果给快速统一路线以非常强的民主授权，却没有证明选民赞成后来每一种私有化办法、失业规模或财产返还规则。选举中，西德政党提供资金、组织经验和知名政治人物，力量并不对称；另一方面，不能因存在这种不对称就否定东德居民的实际选择。许多选民将德国马克、稳定法律与西德社会保障看作具体可兑现的承诺，而不是愿意继续押注于一个财政和行政基础动摇的新东德。戈尔特马克：1990 年人民议院选举，选举结果与公民运动部分

洛塔尔·德梅齐埃领导的新政府因此把工作重点放到谈判加入条件。5 月签订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于 7 月 1 日生效。德国马克进入东德，工资、养老金和不同类别的储蓄按规定兑换，东德同时接受市场经济与西德社会制度的大量规则。这一步稳定了居民对货币的期待，也使东德企业迅速面对以硬通货计价的工资和开放市场竞争。

迅速货币统一的支持者有强论据：若保留迅速贬值的东德马克，居民可能继续迁移，企业与地方政府难以留住人员，政治过渡可能被经济失控打断。批评者的强论据也同样具体：生产率较低、设备与市场关系较弱的企业，一旦成本按较高兑换比率折算，竞争力会突然下降；先恢复企业能力再统一货币，可能保留更多就业。这里存在真实的政策取舍，不能用“人民选择德国马克”免除对政策后果的分析，也不能把旧有低效率、经互会市场收缩与货币政策造成的冲击都归到一个原因。1990 年同期分析：两德国家条约

到夏季，经济困境反过来加快了政治统一。东德独立财政和行政继续承受危机，而统一后可以更直接进入联邦的财政与福利安排。8 月 23 日，人民议院以 294 票赞成、62 票反对、7 票弃权决定，自 10 月 3 日起加入联邦德国《基本法》的适用范围。8 月 31 日签署统一条约，9 月由有关议会批准。最终采用的是当时《基本法》第 23 条所容许的加入方式，没有按第 146 条先制定一部由全体德国人决定的新宪法。德国联邦议院研究处，2010 年 8 月 20 日，第 1—2 页

四国权利为何仍然重要

两德居民和议会能够决定本国政治方向，但德国整体与柏林仍受战后四国权利约束。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对统一德国的联盟关系、边界与军力有不同担忧。波兰尤其要求确认西部边界，不愿把本国领土安全交给统一后德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二加四”谈判让两个德国处理统一，四个战胜国处理德国整体的国际地位。美国支持统一德国留在北约；苏联起初更倾向中立化或其他安全安排，后来在政治、经济及安全谈判中接受德国自行选择联盟。法国与英国的疑虑也不是一个共同的否决计划，两国在欧洲合作、四国权利和德国统一的时间表上分别采取了立场。

1990 年 9 月 12 日签署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确认统一德国的领土范围与边界，规定军力限制、苏军撤离安排及原东德地区有关外国军队和核武器的限制，并使四国权利终止获得条约依据。条约在 1991 年完成批准后正式生效，统一则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先行实现，不能把签字、暂停行使权利和正式生效写成同一天。《二加四条约》原文，第 1、3—7、9 条

这份条约也不能直接当成“北约对整个东欧永不扩大”的文本证明。其驻军限制有明确地域和对象，外交会谈中的各种保证还需要逐件核对发言者、时间、受众与措辞。德国统一的国际条件解决了当时德国的位置，并未通过这份条约替所有其他东欧国家永久决定联盟归属。相关的外交争议将在系列最后一篇集中讨论。

改革东德为什么没有成为最后结果

把德国统一解释成西德吞并，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资源、法律与组织力量严重不对称。西德制度成为默认模板，东德公民运动提出的新宪法方案没有成为统一基础，许多社会安排和企业在很短时间内被改造。这些事实能够支持对统一条件与速度的批评。

但若“吞并”意味着东德居民完全没有参与、国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被外部强迫取消，证据并不支持。自由选举明确改变了政府授权，人民议院作出了加入决定，国际条约完成了外部安排。必须同时承认多数选民选择快速统一，以及他们没有逐项授权或预知全部经济后果。

另一种说法将独立民主东德视为本来稳妥、只被科尔有意破坏的方案。它确实曾有组织、知识分子与部分居民支持，并非纯粹事后想象；但要长期存在，它必须在 1989 年末至 1990 年初取得稳定外援、抑制人员外流、重建国家信用，并赢得全国选举。它最终没有满足这些条件。西德影响很大，却不足以解释为何选民愿意接受这种影响。

东德垄断政权的瓦解，首先来自出走、社会动员、执政集团失去应对能力和苏联不干预的结合。国家统一则进一步依赖开放边境后的选择结构、1990 年选举、财政与货币安排，以及四国谈判。独立改革没有自动被开墙取消，而是在随后数月的竞争中失去多数支持和可实施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何同样结束共产党垄断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后来面对的却是国家分离问题。

年表：从开放边境到终止东德国家

日期	地点与行动者	决定、执行及直接后果
1989 年 5 月 7 日	东德，选举机关与民间观察者	地方选举计票受到民间核对，造假争议促进反对派联系。来源
9 月	匈牙利、布拉格、东德	出境路线扩大，人员流失与街头动员相互加压，东德无法要求邻国无限代为阻拦。
10 月 9 日	莱比锡，约七万示威者与地方安全力量	大规模游行未遭武力清场，改变随后动员的风险判断；责任不能只据领导人回忆归于一人。
10 月 18 日	东柏林，统一社会党	昂纳克下台、克伦茨接任，尚未终结党垄断。
11 月 9 日傍晚至深夜	记者会、广播机构、各边检站	新旅行规定被宣布立即生效，人群到达口岸；现场请示、有限放行失败后转为全面通行。分时记录
12 月 1 日、7 日	人民议院、中央圆桌会议	党领导地位条款被取消；反对派与旧机构开始共同安排过渡。
1990 年 3 月 18 日	东德选民	自由选举给予快速统一路线明确优势，不等于对全部统一条款举行公投。结果分析
7 月 1 日	两德政府、银行、企业	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生效，货币稳定与企业竞争压力同时到来。
8 月 23 日、31 日	人民议院、两德政府	先决定加入日期，再签统一条约。议会研究
9 月 12 日；10 月 3 日	六国外长；两德国家机构	签署国际最终解决条约；东德加入联邦德国，国家统一实现。国际条约正式生效另在 1991 年。条约

来源与阅读范围

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Manfred Görtemaker，〈Zusammenbruch des SED-Regimes〉，2009 年 3 月 19 日；读取有关地方选举、外流、莱比锡与领导层变动的网页段落。网页是历史研究性叙述，内附回忆与原始材料节录；回忆不单独承担现场指挥责任判断。
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德国广播电台合作项目《Chronik der Mauer》，〈Chronik 1989，November〉，持续维护、未统一标注发布日期；重点核对 11 月 1—9 日及 9 日分时条目，并使用其链接的 Hertle 博恩霍尔默大街过程重建。已读相关文字，未宣称看完全部音视频或调阅实体档案。
Manfred Görtemaker，〈Volkskammerwahl 1990〉与〈Beginn der deutschen Einigung〉，2009 年 3 月 19 日，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读取选举、公民运动、保留东德与货币联盟相关部分。正文的替代方案判断是根据不同资源条件所作的综合推论。
德国联邦议院研究处，〈Der Beitrittsbeschluss der DDR-Volkskammer vom 23. August 1990〉，Aktueller Begriff 54/10，2010 年 8 月 20 日，第 1—2 页，全文读取。它是议会研究说明，区别于当天会议记录。
《Vertrag über die abschließende Regelung in Bezug auf Deutschland》，1990 年 9 月 12 日，BGBl. 1990 II，页 1317 起；使用联邦政治教育中心 2009 年 3 月 26 日转载德文，核对第 1、3—7、9 条。法律安排以条文本身为据，不把网站概述当作新增条款。

本篇未以单一回忆确定莱比锡的全部指挥贡献，也未把统一过程中的任何一次民调当作全国公投。对统一后长期就业与财产分配的评价，续见第十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