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语言与延续的家庭语言

1928年10月,荷属东印度的青年代表宣告拥护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团结的语言。八十多年后,2010年人口普查仍显示,约八成五岁及以上人口在家主要使用地方语言。一个跨岛屿的共同国家,与大量延续的家庭语言并存。这段历史使“国民形成”有了一个不同于全国改说同一种母语的观察角度。青年誓言原文转写;BPS,2010年普查专题报告,附表L4.3,第49页

共同语言降低了跨地区交往的成本,但会说印尼语,并不能保证拥有平等的公民待遇。殖民时期的法律分组、独立后的学校课程、华人姓名政策和身份证宗教栏,分别规定了居民怎样进入公共生活。亚齐教师的经历又显示,同一所学校既可能提供升学机会,也可能成为政治冲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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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登记在不同法律之下的人

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疆域来自荷属东印度,但殖民地的共同管辖没有带来平等成员资格。二十世纪前期的《荷属东印度国家组织法》以第163条区分“欧洲人”“外来东方人”和“土著”,并与第131条所规定的法律适用相联系。华人通常被归入外来东方人;这个类别也不能与华人画等号。分类涉及民事法律、婚姻和财产等事务,不能理解为一份纯粹描述风俗的族群名册。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相关档案目录导论,2023年,第28—33页

这些边界带有种族等级,却并非完全按照固定血统运行。殖民政府曾允许部分华人申请与欧洲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审批条件随时期变化,职业、财富及社会关系都可能发生作用。申请者获得的是特定法律待遇,不能据此判断他已经在文化上成为荷兰人。学校名册又沿用这些人口分组,使法律身份、教育路径与统计记录彼此重叠。H. Schijf、B. A. M. The,〈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医生〉,1992年,第35—36页

殖民学校也分成不同路径。欧洲小学主要服务欧洲家庭,荷语土著学校与荷语华人学校各有预设对象;获得荷语教育,关系到能否继续升学并进入较高报酬的职业。三类学校并非绝对不许其他群体入学,少数非欧洲家庭可以凭父母的社会地位、语言能力或申请获准进入欧洲小学。因此,教育不平等同时具有法律类别与阶层两个维度,不能只用肤色解释每一个学生的去向。Schijf、The,第39—40页

图1:1906年东爪哇Maron糖业企业学校的师生合影

图1:1906年东爪哇Maron糖业企业学校。摄影者不详,馆藏号TMnr 10002301;Collectie Wereldmuseum(原Tropenmuseum),CC BY-SA 3.0,原图未修改。校门上可见“Inlandsche School”字样和1906年。照片可以证明这所学校及一次集体拍摄的存在,不能用来估算当地入学率,也不能由队列推断学生的政治认同。馆藏文件与许可

学校距离与家庭支出又会改变名义上的机会。Schijf和The访谈的一位医生回忆,父母1932年从苏门答腊搬到爪哇,以便子女进入合适的学校;另一位受访女性则说,家庭优先支付兄弟的升学费用。这些成功移居荷兰者的回忆不代表普通家庭,却说明不能从“华人学校存在”直接推导华人子女都能受同等教育,性别和家庭资源仍会限制选择。Schijf、The,第42页

普及教育也不是一条持续上升的直线。Agus Suwignyo对1930—1942年的研究指出,大萧条改变了扩张计划,殖民政府以成本较低的印度尼西亚教师替换欧洲教师;这些教师并未因此成为更可靠的统治支持者,一部分转向独立教育活动。学校经费与教师去向会改变政策效果,“多办学校”不能直接折算成“加强殖民忠诚”。Suwignyo,2013年,论文摘要

共同语言在国家建立以前

殖民教育产生的跨地域联系,能够被学生用于殖民政府未曾预定的事业。雅加达克拉玛街106号原是Sie Kong Lian的房产,1908年起由医学和法律学校学生租住;1927年成为青年团体活动场所,又兼作印度尼西亚学生联合会及其刊物的办公地点。不同地方来的学生在求学、住宿、办刊和结社过程中,获得了持续接触的条件。这比把民族意识解释为几位领袖忽然发现共同祖先,更接近可见的组织过程。青年誓言博物馆,建筑沿革

马来语为这种联系提供了已有基础。它长期用于跨港口贸易,又有文学、宗教与宫廷传统,马六甲、柔佛—廖内宫廷是古典马来语的重要文化中心。十九世纪的出版、传教和殖民行政扩展了不同形式的书面马来语,华人报刊也参与其中。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语的语言资源,既包括文学规范,也包括跨地区交际中的用法。二十世纪初,荷兰学者C. A. van Ophuysen编定的官方规范,又被民族主义者采用并继续改造。标准语形成既继承了旧文化联系,也利用了殖民时期的文字整理工作。Lars S. Vikør,〈语言标准化与民族主义〉,1978年,第116—118页

荷兰语能够连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人,却带有殖民统治和教育门槛的限制;爪哇语拥有庞大母语人口与深厚文学传统,但其传播网络主要集中在爪哇,若以它作为全国语言,其他地区必须接受人口优势群体的语言。马来语已有跨地区用途,又不直接等于最大族群的母语,因而给政治联合留下较大的空间。这个选择不能归结为某种语言天生“民主”或“简单”:学习书面语、掌握专业词汇,都需要学校、出版和时间。Vikør,第116—118页

1928年10月27—28日,第二次青年大会把这些交往经验转成政治宣言。第三条的现代拼写是:“Kami 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 menjunjung bahasa persatuan, bahasa Indonesia。”其关键动作是拥护、尊重作为团结语言的印度尼西亚语。前两条关于共同祖国、共同民族的“一个”,没有以完全相同的句式出现在第三条;把它译成“只承认一种语言”,会额外加入排斥地方语言的意思。大会还要求报刊传播决议、团体在会议上宣读。誓言首先是一种可以复制的组织行动,不能当作全体居民当场完成认同转换的证明。青年誓言博物馆,决议全文及大会经过

语言名称也改变了政治关系。以“印度尼西亚语”命名共同语言,可以使来自不同岛屿的参与者把它用于一个尚未独立的共同体。其作用取决于报刊、组织和后来的制度继续采用这个名称。语言选择与国家形成因而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先有跨地区的倡议及传播,后有共和国把它规定为国家语言。

1942—1945年的日占统治又改变了共同语扩散的条件。印度尼西亚语言中心1984年的历史回顾记载,荷语受到禁用,印尼语进入学校、行政和法律事务。占领当局虽谋求推广日语,却需要借印尼语进行战时动员。共同语用途的扩大因而也受到战争和占领政策影响,不能全部归因于青年组织或独立后的学校。这份回顾未提供各岛一致执行的证明,更不能把制度用语直接换算成居民的政治认同。S. Takdir Alisjahbana所撰章,1984年,第104—105页

从革命教育到发展教育

1945年宪法第36条规定国家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独立战争决定了共和国能否存续,其过程另见《亚洲殖民地独立史(五)》;对于语言和教育史,更重要的是共和国逐渐取得了任命教师、编订课程、发放公文与建立广播网络的能力。RRI于1945年9月11日成立,把广播人员和设备纳入共和国的传播活动。广播可以使尚未熟练阅读的人接触共同语言,但机构成立日期不等于信号、收音机和听众已经覆盖全部岛屿。宪法第36条,国会公布文本;RRI机构历史叙述

共同国家语言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各时期教学生做同一种公民。苏加诺时期的公民教育曾把革命史、政治宣言和总统讲话编入教材;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则重新组织其内容。1975年课程中的“潘查希拉道德教育”(Pendidikan Moral Pancasila,PMP),把国家原则与合乎要求的日常行为联系起来。教育部2021年的研究回顾批评,新秩序教学偏重服从官方解释,学生权利与讨论空间受到挤压。这是后来的政策研究者对旧课程的评价,不能直接代表当时每一位学生的记忆。Lukman Solihin等,《塑造民主公民》,2021年,第39—43页

课程目标要通过学校覆盖才能影响更广的人群。1973—1978年,政府兴建六万余所小学。Esther Duflo将不同地区建设强度与儿童年龄组结合,研究这项计划对受教育年限和工资的影响,发现教育扩张产生了可测量的收益。它说明国家投入会改变普通家庭的教育机会,却没有测量儿童是否因此更加认同国家。用这项研究证明“国家认同增加”,会把经济与教育结果偷换成政治心理。Duflo,2001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研究摘要

1998年后的改革又改变了公民教育的正当性要求。2021年教育部研究把学生讨论、参与和理解权利列为民主公民教育的问题,并检视2013年课程的落实。这仍是政策目标与课堂研究,不能由课程改名就认定灌输已经结束。需要分别考察教案允许什么、考试奖励什么,以及学生实际上怎样表达意见。Solihin等,第48—49页及第三章

学校还会改变语言的用途。印尼语能够成为升学、行政和跨地区就业的共同媒介,地方语言仍可用于家人交谈与地方文化活动。公共领域的便利与家庭领域的延续可以同时出现;另一方面,当职业机会不断偏向共同语言时,家庭也可能主动改变对子女的语言选择。这是一种需要代际资料验证的机制,不能仅靠某次普查的横截面比例断定。

普查统计的多样性,与证件承认的身份

印度尼西亚语中的bangsa、suku bangsa和kewarganegaraan,不能全部译成同一种“民族”。在这里,bangsa Indonesia指向共同国民身份,suku bangsa通常指族群,kewarganegaraan指国籍。一个华裔居民可以同时具有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人族群认同和爪哇地方归属;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足以替代另外两项。

2010年BPS普查将国籍、族群、宗教与日常语言分别记录。族群回答以受访者申报为依据,必要时询问父母背景;出版报告又把较细类别合并为31个分析组。BPS后来解释,原始资料有1331个类别代码,包含别名与亚群;与ISEAS合作的研究则重新归并为633组。这些不同数字主要反映编码、合并和研究尺度,不能拿来描述某几年间族群突然增加或消失。BPS专题报告,第二章及技术附录;BPS,〈探究印度尼西亚的族群数据〉,2015年

同一报告附表L4.3统计五岁及以上人口“在家日常使用的语言”,全国印尼语占19.94%,地方语言占79.44%;省际差别很大。它既不是母语调查的直接替代,也不是印尼语能力测试。一个在家说地方语言的人,可能熟练地用印尼语工作;把剩余约八成人口解释成“不会国语”,将严重误读共同语言的传播。BPS,第49页;统计范围与表下注见第二章

普查提供人口分布信息,民事登记则可能直接关系到办事资格,二者需要分开。2017年宪法法院第97/PUU-XIV/2016号判决处理的是家庭登记和身份证的宗教栏。传统信仰实践者在诉讼中提出,宗教栏不能登记其信仰,会影响婚姻、子女出生登记及其他服务。法院认定相关条文中的agama应当包括kepercayaan,并否定要求这些人的宗教栏留空的规定;判决同时允许以“信仰实践者”概称登记,无须逐一列出所有信仰名称。宪法法院判决,2017年,诉讼材料及第153—155页

这提供了一条可追踪的分类反馈:行政表格先规定何种身份可以填写,居民在办理生活事务时遇到障碍,受影响者再以公民权利提出诉讼,促使法律解释改变。表格中的空白并不是一个人没有信仰;取得新登记选项,也不能自动证明窗口执行和社会偏见已经完全改善。

华裔公民为何仍被区别对待

华人的经历尤其能显示族群标签与国籍的错位。殖民时期的“外来东方人”是统治者规定的法律类别,不能倒推其中所有人都与当地社会缺乏联系;独立后的华人又有不同国籍、迁移年代、语言和政治经历。国家机关若把华人文化特征当作外来政治忠诚的证据,即使面对本国公民,也会制造额外的成员资格要求。

姓名政策留下了清楚的官方表述。1968年第123号总统决定延长了1966年华人改名规定的适用期,其序言明确把改名与加快同化、建设国民和国民品格联系起来。它针对的正是使用华人姓名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特别程序给予改名便利,不能简化成要求所有华人改名的全国刑事禁令。但官方仍把这类公民的姓名列为同化对象。1968年第123号总统决定,援引1966年第127/U/Kep/12/1966号规定,第1页

姓名之外,新秩序还对华文教育、出版和公共文化活动施加限制。Ismatu Ropi区分了这些措施:1967年内阁指令涉及被归为外国人的移民及其教育设施;此后,政府又限制华文印刷品。把这些全部混称为一条“禁止华人”的法律,会掩盖不同文件针对国籍、学校和文化表现的不同方式。这些措施缩减了公开使用华文的空间,也增加了家庭传承相应语言的困难。Ropi,《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与规制》,2017年,第152—154页

国家同化政策与暴力事件也不能混为一段没有日期的“排华史”。1965—1966年大屠杀主要针对被认定与印尼共产党有关的人,遇害者绝大多数不是华人;华人遭到的威胁和地方性暴力仍须具体研究。Robert Cribb与Charles Coppel特别批评了把整个屠杀改写为杀害华人的叙述。1998年5月暴乱中针对华人女性的性暴力,则有联合事实调查及国家妇女委员会的记录。区分事件,关系到能否准确识别受害者、施暴过程与责任,并不减少任何一类暴力的严重性。Cribb、Coppel,2009年,第447—465页;国家妇女委员会,2016年5月13日声明

改革时期发生了实质性制度变动。2000年第6号总统决定废止1967年第14号总统指令,取消对华人宗教、信仰与习俗活动的特别许可要求。2006年国籍法又调整了跨国婚姻子女等人的国籍规则。前者改变文化活动限制,后者处理法律成员资格;二者都不能单凭条文证明社会歧视消失。拥有公民身份、获得教育机会、可以公开使用文化符号,以及免于暴力,是相互有关而需要分别检验的权利。2000年第6号总统决定;2006年第12号国籍法,第4、6条及第41条,文本转录

亚齐教师的课堂与安全

亚齐适合检验国家教育的限度,因为这里的政治争议进入了学校日常工作。1976年成立的自由亚齐运动与中央政府长期冲突,学校和公务员教师因其国家象征而承受压力。教师既要完成工作,也要面对武装组织、军方与地方社会对其立场的判断。在这种环境下,把教学内容当作教师本人政治信念的直接证据,会危及真实的人。Lopes Cardozo、Shah,2016年,第332—338页

两位研究者2013年的访谈记录中,有教师回忆冲突时期不穿制服、改穿拖鞋,以降低公务员身份的可见度;也有人谈到讲授公民教育、印度尼西亚语和历史时受到的威胁。这些回忆主要涉及2000—2004年,教师和校长样本来自Aceh Besar,不能代表冲突更剧烈的东北部,更不能概括所有亚齐人的国家认同。其价值在于具体呈现:国家课程并不总能按教案进入课堂,教学者会因安全风险调整行为。同文,第333、337—338页

2005年8月15日的和平备忘录在共和国框架内安排亚齐治理,涉及地方政治参与、地方象征和历史习俗。协议规定亚齐可以使用地方旗帜、徽章和颂歌,也要求治理制度尊重当地传统。其方向是在共同国家内重新商定地方权力和承认方式,而不是把语言标准化继续推进就能代替政治解决。和平备忘录第1.1.5、1.1.6及1.2节,圣母大学和平协议资料库

这个案例还限制了对印尼语成功的解释。共同语言能够让地方诉求进入全国行政和政治讨论,却不会决定中央必须怎样回应。教师会说、会教印尼语,与他们是否认可某一时期的国家行动,是不同问题。学校提供共同表达手段的效果,可以与它因政治冲突而被抵制的经验同时存在。

时间线:共同语言、学校与分类制度的不同节奏

表1 1906—2017年学校、语言与身份制度的关键节点。日期分别指照片记录、政治宣言、立法、调查或判决,不表示全国实施和认同已经完成;来源列于各行。

时间 事件与性质 对本篇论证的意义及来源
1906年 地方学校影像记录 东爪哇Maron糖业企业学校已存在;不代表全国普及。馆藏10002301
1928年10月27—28日 青年团体大会与政治宣言 拥护印尼语为团结语言,并要求传播决议;尚非国家强制政策。博物馆转写
1942—1945年 日占时期语言用途调整 荷语受到禁用,印尼语扩展至教育、行政与法律;依据战后回顾,不推定各地执行一致。语言中心出版物,第104—105页
1945年 独立建国与宪法规定 第36条确立国家语言地位;条文不能证明语言已经普及。国会宪法文本
1966—1968年 同化政策及程序延长 华裔公民姓名成为官方同化对象。1968年第123号决定
1973—1978年;1975年 学校建设扩张;课程改革 小学数量增加与PMP课程并行,教育收益不能当作认同测量。Duflo;课程研究
2000年;2005年 限制性指令废止;地方和平协议 华人文化活动与亚齐政治安排分别改变,不能合并为一种“融合完成”。总统决定;亚齐协议
2010年 全国人口普查 记录家庭语言和族群申报;统计口径不等于语言能力或公民权。BPS报告
2017年11月7日 宪法法院公开宣判 传统信仰实践者推动身份证宗教栏规则改变。第97号判决

印度尼西亚经验的跨国意义,首先在于共同语言可以建立在既有跨地域交往上,并与大量地方语言长期并存。它的另一项意义更不容易用“成功整合”概括:语言、学校、国籍和人口登记能够相互配合,也会产生不同边界。会说共同语言的人仍可能被要求改名,接受共同课程的地方仍可能争取自治,登记在同一国家的人仍可能诉求更平等的证件制度。下一篇将把这些差别放回法国、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过程,比较哪些制度确实扩大了共同生活,哪些变化只增加了服从要求。

参考资料与材料边界

正文链接指向具体材料。以下列出主要学术研究及其使用范围,法律和官方统计以相应历史版本为对象;研究范围主要为晚期荷属东印度至改革时期,不把某一年调查延伸为此后的不变现状。

  • H. Schijf、B. A. M. The,〈Chinese Doctors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Social Mobility among an Ethnic Trading Minority in a Colonial Society〉,《Indonesia》第53期,1992年,第33—50页。取得全文,重点阅读第33—40页;成功移居荷兰的医生访谈有明显选择性,本文没有把它当作全体华人样本。
  • Lars S. Vikør,〈Language Standardisation and Nationalism〉,载《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the Standardisation of Asian Languages》,Pacific Linguistics C-47,1978年,第105—130页。取得全文,重点使用第116—118页的印度尼西亚讨论。
  • 印度尼西亚语言建设与发展中心,《Sejarah dan Perkembangan Pusat Pembinaan dan Pengembangan Bahasa》,1984年,使用S. Takdir Alisjahbana所撰章第104—105页。取得全文载体并阅读相关段落;属于战后官方出版的历史回顾,未取得日占时期禁令原件。
  • Agus Suwignyo,〈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Changing Trajectory of Public Education Policy in Indonesia, 1930–42〉,《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44卷3期,2013年,第465—489页。只取得出版社摘要及参考文献,相关段落限于摘要可支持的结论。
  • Esther Duflo,〈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 Evidence from an Unusual Policy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卷4期,2001年,第795—813页。正文使用发表版摘要所列建设规模、研究设计及结果方向,不从该研究推导民族认同。
  • Mieke T. A. Lopes Cardozo、Ritesh Shah,〈“The Fruit Caught between Two Stones”: The Conflicted Position of Teachers within Aceh’s Independence Struggle〉,《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14卷3期,2016年,第331—344页。取得全文,区分2013年访谈、2000—2004年主要回忆时段与Aceh Besar样本边界。
  • Robert Cribb、Charles A. Coppel,〈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11卷4期,2009年,第447—465页。取得作者上传的全文转写,重点核对开篇论点;本文不采用有争议的族群死亡人数估计。
  • Ismatu Ropi,《Religion and Regulation in Indonesia》,Palgrave Macmillan,2017年,重点使用第152—154页。取得作者所属大学保存的全文,讨论政策差别,未把所有宗教实践概括为同一种法律身份。
  • BPS,《Kewarganegaraan, Suku Bangsa, Agama dan Bahasa Sehari-hari Penduduk Indonesia: Hasil Sensus Penduduk 2010》,书目号2102032、出版物号04000.1110,2011年印行,官网发布于2012年5月23日。取得全文;家庭语言采用附表L4.3第49页,地方语言比例在正文图表间有0.01个百分点差异,不影响“约八成”的判断。

RRI成立日期依据其官方历史页面的可检索节选,未取得该页完整正文;没有据此估算广播覆盖或听众规模。图像归属与许可另见素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