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钱从哪里来10-分税制土地与地方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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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分税制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但地方财政此后的演变,还取决于住房制度、城市建设、企业融资和公共服务责任。把土地出让与地方债务都归结为这一年的税收上收,会漏掉另外两个问题:地方究竟能支配多少转移支付,新增建设又由谁决定、通过什么机构筹资。
同样,中央收入占比上升,也不能直接解释为地方财力同比下降。收入先进入哪一级国库,与经过返还、补助后由哪一级政府支出,是两组不同的账。理解改革以来的中国财政,必须同时追踪税收归属、政府间转移、资产收益和偿债责任。
本文核验截至2026年11月15日。完整年度收支采用2026年7月及9月公布的2025年中央、地方和全国财政决算,债务数据采用2026年11月12日公布、统计至9月末的报告;资料发布日期、统计期间和政策生效日分别标明,不把尚未完成的2026年度当成已有决算。
财政包干为什么既有动力,又有代价
改革初期的财政包干,是在既有行政体系中重新分配增收收益。地方按约定上解中央或接受补助,多收的一部分可以留用,于是地方政府更有动力扩大生产、培育企业和组织收入。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5年又在利改税背景下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包干不是中央完全退出,也不是各省拥有独立税收立法权。财政部《财政改革大事记(1978—1983年)》、《三十年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
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在调整。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仍有所得税与税后利润上交并存;1984年第二步改革进一步以税收规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国有企业缴税、作为国有资本向出资人分配利润,以及向银行借款,逐渐成为需要分别处理的关系。它们并未在一个文件公布后立即完全分开,但企业不再只是财政拨款和利润上缴之间的一个环节。财政部《三十年税制改革的回顾与发展趋向》
包干的困难在于,地方既参与征管,又能通过企业隶属、收入安排和谈判影响分成;全国性财政调节则要求中央能够取得比较稳定、可预期的收入。富裕地区有条件保留更多增长收益,收入基础薄弱的地区仍要承担行政、教育和基本建设开支。分权是否有效,因而不能只看地方收入占比,而要看地方保留增收的激励、公共服务责任和地区之间的补助规则是否相配。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同期分析,也把反复谈判的分成与不清晰的转移安排列为改革问题。IMF,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lected Issues,政府间财政关系部分
1993年国务院决定的目标相当具体:堵住收入流失,增加中央从以后收入增长中取得的份额,同时保留地方发展的积极性。这份文件承认原体制的激励作用,也明确批评财政分散对宏观调节的约束。财政改革的冲突,是中央需要稳定收入与地方希望保留既有财力之间的冲突,不能只用“集权”两个字解释双方为何最终接受方案。国发〔1993〕85号,第一、二部分
1994年的关键安排,是划税与返还一起实施
分税制将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并分别组织征管。1994年国内增值税原则上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同时按1993年的地方既得财力核定返还,改革造成的净上划收入按规定返还地方,并安排以后的增长办法。中央收入统计中的跃升,因此不能全部理解为当年地方可用资金等额减少。
返还帮助中央与地方达成了改革安排,却也保留了原来收入分布的差异。历史上税源丰富的地区有较高返还基数,按原有财力返还与按公共服务需要均衡财力,是两种不同目标。此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共同财政事权补助的发展,处理的正是不能仅靠税收归属和历史基数解决的问题。国发〔1993〕85号,第三部分第二至四项
1994年的比例也不是今天的比例。全面营改增后的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已经调整,2019年方案明确延续国内增值税“五五分享”。把75∶25一直延长到2026年,会错误估计地方留成,也会漏掉税制变化给地方收入结构带来的调整。国发〔2019〕21号,第二部分第一项
转移支付后的关系可以用一组实际账目说明。
表1: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中的中央、地方和内部转移
| 项目 | 金额,亿元 | 含义 |
|---|---|---|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216049.86 | 中央收入与地方本级收入之和 |
|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93972.53 | 按收入划分归中央的收入 |
| 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122077.33 | 地方自己这一级口径的收入,不含中央转移 |
|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 101823.03 | 中央支出、地方收入中的同一笔内部转移 |
|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244209.18 | 根据全国与中央本级支出计算,占全国约85% |
范围为全国各级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单位为当年名义人民币亿元,采用2025年度决算。中央表于2026年7月16日公布,全国及地方表于9月16日公布。来源:全国收入决算表、中央收入决算表、地方收入决算表。地方支出为同口径计算值:全国支出287243.42减中央本级支出43034.24,等于244209.18亿元。表内项目不可相加:全国收入已经包含中央及地方本级收入,转移支付在合并全国口径时应抵销;收支之间还涉及调入资金、结转结余和债务融资。
地方支出多于地方本级收入,不能据此断定全部缺口来自借债。中央转移占有很大部分;反过来,获得转移也不意味着地方可以任意支配,部分补助具有确定用途和分担要求。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还各有收入来源与使用范围,合法调入需要在两边留下记录,不能把四本预算简单叠加成一个无条件可用的资金总额。《预算法》第五至九条
“地方”内部同样有分配关系。省得到更多财力,未必表示每个县都能承担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任务。2022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意见要求合理划分省、市、县责任,上级委托下级办事须足额安排资金,不得通过考核或配套要求变相转嫁支出。这个规定本身反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约束:中央与地方之间理顺收入,只完成了多级财政关系的一部分。国办发〔2022〕20号,第二、三部分
图1:税源归属、政府间转移与地方支出的不同环节
flowchart TD
accTitle: 分税制下收入归属与地方支出关系
A[纳税人缴税] --> B[归中央的税收]
A --> C[归地方的税收]
A --> D[中央地方共享税]
B --> E[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D -->|中央分享部分| E
D -->|地方分享部分| F[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C --> F
E -->|中央本级支出| G[中央承担的公共事务]
E -->|对地方转移支付| F
F --> H[省市县按责任安排地方支出]
I[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 J[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J --> K[补偿开发及规定用途支出]
L[经批准的地方一般债融资] -.纳入对应预算并形成偿债责任.-> F
M[经批准的地方专项债融资] -.纳入对应预算并形成偿债责任.-> J
适用时期:1994年以后形成并持续调整的制度,债务部分按2015—2026年法定安排概括;定性图,无金额单位。来源:国发〔1993〕85号、《预算法》第五、七、三十五条、国发〔2014〕43号。为突出关系,省以下转移、非税收入、预算调入和结转未逐项绘制;共享税按现行各税种规则划分,并非全部采用同一比例。实线不表示同额资金,虚线表示融资,土地出让与融资均未画入税收来源。
土地出让怎样进入地方财政
城市扩张同时增加了建设需求和可开发土地的价值。1998年住房改革要求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货币化,并扩大个人住房贷款,住房需求、开发企业融资和地方土地供应由此发生更紧密的联系。这些制度变化发生在1994年之后,不能从分税制文件里直接推出。国发〔1998〕23号,第二及第六部分
土地出让处分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把它写成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所有权。出让价款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土地相关收入;征地补偿、拆迁、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开发又形成支出。2006年底发布、2007年起实施的收支管理办法,要求出让收入全部入库,支出通过预算安排。收支由此进入可核对的预算记录,判断净收益仍须扣除有关成本。财综〔2006〕68号,第二、四、十三至十九条
同一宗地可以涉及几笔性质不同的款项。开发企业缴纳土地价款,地方取得出让收入;建设和交易产生税款,按各税种规则入库;企业以土地使用权等资产融资,形成的是企业负债;政府如果借债建设周边道路,又形成另一项债务和对应资产。把土地价款、房地产税收和抵押贷款都计入“土地财政收入”,会将收入、资产交易与融资重复计算。
从资金用途看,出让收入的部分受益者是被补偿的农户、居民和拆迁企业,部分是基础设施承包商及公共服务使用者。最终分配是否公平,取决于征收是否合法、补偿是否充分、土地增值如何分配,以及新增设施服务了哪些居民。出让收入上升既不能单独证明公共利益增加,也不能单独证明全部资金遭到侵占;需要检查补偿支付和实际项目。
融资平台使这一过程进一步延伸。地方通过出资、注入土地或股权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由公司为公益性项目筹资。2010年的清理文件对这类主体已有明确界定,表明平台融资是在政府建设需求、企业组织形式和金融供给之间形成的制度安排。它能把未来收益转为当前建设资金,也可能让项目责任、债务责任和预算审批分离。财预〔2010〕412号,第一部分
由这些收支关系可以推导出一种风险机制:如果地方把持续出让收入或土地增值当作还款前提,市场降温会同时影响预算收入、抵押物估值和项目融资。其强度取决于当地产业、人口流动、房地产市场和债务到期结构,不能据全国土地成交总量判断每一个县的偿付能力。
法定债务与财政风险不是同一个边界
2014年修订、2015年施行的《预算法》建立了地方政府在批准限额内发行债券的制度通道。现行第三十五条要求省级预算中的有关建设融资经过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和人大程序,并有偿还计划;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为其他主体债务提供担保。配套的国发〔2014〕43号要求划清政府与企业责任,并对存量债务进行甄别,而不是把所有平台欠款一概确认为政府债务。《预算法》第三十四、三十五条、国发〔2014〕43号,第二、三及第六部分
表2:2014年改革以来的主要债务关系及2026年阅读口径
| 类别 | 谁负有主要还款责任 | 预算或风险关系 |
|---|---|---|
| 中央法定政府债务 | 中央政府,由财政部统一管理 | 纳入中央债务限额和有关预算安排 |
| 地方一般债务 | 对应地方政府;按法定安排发行和转贷 | 一般公共预算承担相应收支 |
| 地方专项债务 | 对应地方政府 |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融资通常以相应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另有依法批准的置换安排 |
| 平台、其他国企及政策性金融相关债务 | 须按借款人与合同分别判断 | 企业和银行负债不因国有背景自动成为国债;政策性银行贷款对借款人是负债、对银行是资产 |
| 担保、其他或有责任及支持预期 | 法定义务、合同责任与市场预期各有边界 | 合法担保可能触发支付;补贴、注资或救助可能形成预算压力,支持预期本身不等于政府担保 |
本表为制度关系表,时间范围为2014—2026年,无金额单位,不提供债务总量估算。来源为《预算法》第三十四、三十五条和国发〔2014〕43号;专项债置换例外依据2024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议的政策说明。各类别有潜在交叉,不能直接相加。
这一区分同时限制两种误判。把全部国企债务算作政府债务,会忽略经营性资产、企业自身收入以及政府作为出资人的责任边界;把企业名义的债务完全排除在财政分析之外,又会漏掉违规担保、实际由财政还款或维持公共服务所形成的压力。判断一笔贷款,需要同时看合同、资金用途、还款来源和实际处置,不能只看借款人的名称。
债务置换也有不同形式。到期债券再融资,是借入新款偿还旧本金;展期是在原债权关系下调整到期日;隐性债务置换则可能把经过核定的既有义务转入法定政府债务。三者都可能缓解当期现金压力,但没有一种操作仅凭更换债务形式,就消除了此前建设消耗的资源。
2024年政策,已经执行到哪一步
2024年11月公布的方案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2024—2026年安排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另从2024年起连续五年,每年在新增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用于化债。两者合计提供10万亿元相关资源。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2万亿元棚改隐性债务仍按原合同偿还,不能再算成新增的2万亿元财政拨款,也不能写成债务已经免除。财政部2024年11月8日发布会说明
政策公布不等于全部执行完毕。2026年10月的财政部发布会披露,前三季度发行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专项债券18977亿元,6万亿元置换限额的累计发行进度达到98.3%。这是发行进度证据;是否降低了每个地区的实际融资成本、清偿了多少拖欠款、改善了哪些服务,仍须检查地方支付和审计结果。2026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新闻发布会
表3:2026年前三季度地方政府债务,发行、余额与成本各指什么
| 指标 | 数值 | 统计性质 |
|---|---|---|
| 1—9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额 | 88082.32亿元 | 期间融资流量 |
| 其中:新增债券发行 | 42292.62亿元 | 发行分类,不能全部当作新增项目支出 |
| 其中:再融资债券发行 | 45789.70亿元 | 包括偿还和置换有关存量债务的融资 |
| 9月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 606538.69亿元 | 时点存量,含1619.05亿元非债券形式存量债务 |
| 9月末存量债券平均利率、剩余期限 | 2.70%;10.9年 | 存量债券指标,与新发行平均利率2.01%不同 |
范围为财政部统计的地方政府债务,不含中央债务和未经纳入该口径的企业负债;金额为当年名义人民币。来源:《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2026年9月)》,2026年11月12日发布,第一、三部分。新增与再融资合计等于发行总额;发行总额不等于债务余额增加额,置换还会改变法定债务与隐性债务之间的分类。
投资收益与偿付条件
最有力的反驳是,地方借债建设道路、供水、学校和交通网络,可以把长期受益项目的成本分摊到多年;严格要求当年税收支付全部投资,可能让快速城市化地区长期缺乏必要设施。地方债形成的资产和公共服务,确实不能从偿付分析中删去。2024年化债政策说明也把投资形成资产、降低利息和释放地方财力作为政策理由。
但资产存在与可按期偿债之间,仍有几项需要证明的联系。公益道路可能提高整个地区的生产率,却没有足够收费收入;人口流失地区的设施可能难以取得原先预测的收益;有价值的学校不能为满足短期债务要求随意出售。社会收益可以支持政府投资,却不能替代对预算现金流和债务期限的安排。较低利率有助于减少负担,不能自动修复错误的项目收益预测。
另一个反方观点是,没有地方对增长和建设的积极投入,中央集中财力也未必能提供同样适合本地的公共服务。这个判断有依据:地方掌握需求信息,分权能够使决策接近居民。相应的约束应当针对项目选择、公开记录和责任承担,而不能把地方裁量一概视为风险。困难在于,项目受益者、决策者与最后还债的人可能不相同;任期内形成的投资成果可见,未来维护和付息义务却未必获得同等重视。
实际执行记录能说明这种风险怎样进入公共服务。2026年审计报告在16省60县的财政涉农资金调查中发现,56县截留挪用279.48亿元,大多用于偿债、国企经营和基层基本支出。部分资金虽已在系统中登记分配,随后又被调减或通过企业账户转移。这个样本不能推算全国发生率,但足以否定“预算已下达,就等于居民已获得服务”的推断。《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印刷页16
制度演变总年表
表4:1980—2026年中央地方财政与融资制度节点
| 时间 | 变化 | 需要区分的结果 |
|---|---|---|
| 1980年 | 财政分级包干推行 | 增收激励增强,不等于地方获得完整税收立法权 |
| 1983—1985年 | 两步利改税,随后调整包干体制 | 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组关系同时变化 |
| 1993年12月—1994年1月 | 分税制决定公布并实施 | 税收上划与返还并行,收入份额不等于最终财力 |
| 1998—2007年 | 住房货币化、住房金融扩展;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基金预算 | 土地、住房和财政的联系加强,毛收入仍须扣除相关成本 |
| 2014—2015年 | 预算法修订施行,地方政府债券制度与存量甄别推进 | 法定借债通道与企业融资责任重新划分 |
| 2016—2022年 | 国内增值税分享调整,省以下财政改革继续 | 分税制后的权限与比例仍在改变 |
| 2024—2026年 | 增加限额置换隐性债务并陆续发行 | 政策额度、发行进度和实际效果分开核验 |
范围为全国制度节点,单位为公历年;来源见正文各原始文件及财政部改革大事记。不代表地方执行在同一天完成。
分税制与化债安排的详细年表
表5:1993—1994年分税制的决定、利益安排和执行
| 时间 | 行动者与安排 | 利益协调、执行和后续问题 |
|---|---|---|
| 1993年12月15日 | 国务院发布国发〔1993〕85号 | 中央要求提高稳定收入;文件明确保留地方积极性,显示改革需要处理地方财力诉求 |
| 1993年收入基期 | 按既得收入核定净上划与返还基数 | 地方接受新划分的补偿安排,也保留地区间原有差异 |
| 1994年1月1日 | 分税制开始实施,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分别划分征管 | 税务机构、国库划解和预算结算共同执行,不能仅靠公布比例 |
| 1994年以后 | 税收返还按基数及规定增长办法计算,原补助上解部分延续 | 改革采用渐进调整;均衡地区财力仍需后续转移支付制度 |
| 2016年、2019年 | 国内增值税分享调整并明确延续五五分享 | 1994年的制度框架保留,具体收入划分继续变化 |
范围为上述全国改革,单位为日期,无金额估算。来源:国发〔1993〕85号全文及国发〔2019〕21号。1993年基期是结算依据,不是另一次公布政策;表中利益分析依据公开方案,不能据此声称已掌握所有地方谈判记录。
表6:2024—2026年隐性债务置换的授权与执行
| 时间 | 可核实的动作 | 尚不能据此得出的结论 |
|---|---|---|
| 2024年11月8日 |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加6万亿元地方债限额;财政部说明分三年安排 | 批准额度不是已支付资金 |
| 2024—2028年安排 | 每年从新增专项债中安排8000亿元化债 | “新增专项债”不全等于新增建设投资 |
| 2026年1—9月 | 当期用于隐性债务置换的专项债发行18977亿元 | 不能把发行额当作债务整体消失额 |
| 2026年10月公布进度 | 6万亿元置换限额累计发行98.3% | 利息节约、拖欠清偿和公共服务改善仍须分别核验 |
范围为该轮全国政策,金额为名义人民币;来源为2024年11月及2026年10月财政部发布会,均见上文。没有将预测效果写成已经实现的效果。
财政关系要追到最终支付和责任
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资源不再主要由一种固定拨付方式决定。税收分享提供经常收入,转移支付调节地区财力,土地出让连接城市开发与资产收益,债务把未来收入用于当前投资。这些机制能扩大公共服务能力,也可能使支出承诺增长快于稳定收入。
1994年改变了收入归属,却没有独自决定后来的住房金融、城市建设或地方债规模。2024年以来的置换改变了期限、成本和债务分类,也不能独自证明项目效率与基层服务已经改善。评价财政改革,需要继续追问:征收和补助是否形成可靠财力,投资收益是否足以支持承诺,资源不足时谁先承受削减,以及造成违规支出的人是否承担责任。
参考资料与阅读范围
- 1980年代制度沿革采用财政部改革大事记与回顾文章的相关段落;它们是事后机构叙述,涉及动机的判断与1993年国务院原始决定相互核对,不当作独立地方档案。
- 国发〔1993〕85号、国发〔1998〕23号、财综〔2006〕68号、国发〔2014〕43号、国发〔2019〕21号、国办发〔2022〕20号及现行《预算法》:核读正文涉及条款和实施日期。2006年文件仅说明2007年制度节点与收支性质,不用旧征收机构安排冒充2026年操作流程。
- IMF,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lected Issues(1997),政府间财政关系部分:使用公开可检索的相关节选,未声称通读全份报告;作为同期问题描述,不据此推断2026年政策。
- 2025年度全国、中央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决算表:核对收入、转移支付及中央本级支出;全国支出总额据财政部官方页面可检索记录复核,并与地方收入、调入结转及差额勾稽。2026年9月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核读发行、余额和利率段落;年度决算与债务市场统计分别使用,不采用已被决算更新的3月预算执行数。
- 2024年11月和2026年10月财政部发布会、2026年审计工作报告:分别作为政策说明、执行进度及抽查发现使用;审计核读县域涉农资金部分,未把样本推算为全国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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