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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某个帝国靠殖民地致富,至少涉及三个不同命题:殖民地税收是否减轻宗主国财政负担;宗主国企业和投资者是否从中获利;殖民统治是否提高了殖民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命题不能由同一个财政结余数字回答。一个殖民政府可以依靠本地税收维持收支平衡,同时向伦敦支付养老金和利息;宗主国财政可以向殖民地拨款,同时本国企业取得采购合同;殖民地可以修成铁路,同时承担未经当地居民平等授权的税负。

本篇的中心问题是:殖民地财政的“自给”,怎样改变了帝国成本的承担者?比较窗口集中在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英属印度、法属西非及日本统治下台湾、朝鲜的制度建立为主;战间期材料用于检验“自给以后便永不补贴”的说法。这里不把这些案例合成为一个帝国总利润率。现有材料的账户边界和时间窗口不足以支持这种计算。

先划定账本的边界

财政转移要说明转出和转入的是哪个政府账户。商人的贸易收入、企业利润、债券利息、殖民政府税收与驻军开支,分别属于不同主体。英国投资者收到印度铁路利息,不等于英国财政部收到同额税款;东京向总督府拨款,不等于日本所有纳税人共同投资了一家企业,也不等于当地居民得到了同额公共服务。

还要区别现金负担与其他征发。强制劳动未必进入现金支出表,却占用了劳动者时间,减少家庭生产。低估这一部分,会把殖民地居民支付的真实成本写成行政效率。Cogneau、Dupraz和Mesplé-Somps对法国殖民财政的重建,特意说明现金账目、地区间转移和非货币负担的统计边界;跨地区比较需要先统一边界,再比较数额。研究者对法国殖民财政数据库的说明

表一:本篇比较的账户与观察窗口

时期:1890年代至1930年代,以各行所列窗口为准;单位:制度和账户分类,不作币值换算;来源:下文所引议会记录、殖民会计法规与研究。表中“不能推出”是会计边界判断。

案例与窗口 直接观察对象 能回答的问题 单凭该账户不能推出
英属印度,1893、1913—1914年 印度收入及在伦敦支付的费用、汇票收入用途 哪些义务由印度财政承担,如何向英国付款 英国政府和全部私人企业的净收益
法属殖民地,1900年制度改革;西非作为重点 本地预算、本土补助与军政费用 哪一级政府负责弥补财政缺口 非洲劳动者的全部负担、所有殖民地的共同收益率
台湾,1897—1905年 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 岁入岁出如何独立编列,某项补充金何时取消 日本政府所有对台支出是否归零
朝鲜,1910年以后 朝鲜总督府特别会计及一般会计补充 旧政府资产债务如何承接、谁批准预算 各年度全部军费和私人资本利润

印度的收入,为什么需要在伦敦支出

英国议会讨论的Home Charges,通常译为“本国费用”或“本国支出”,指由印度财政承担、在英国支付的一组费用。债务利息、有关官员的退休金、采购与行政支出可以进入这一组账户。它并非一个可直接替换成“贡赋”的纯粹利润科目,但也绝非只看见收款人提供某项服务,就能排除强制关系。

1893年5月15日,上院关于印度本国费用的辩论已把争议说得很具体:印度承担多少在英国发生的军事费用,招募、训练和退休支出如何分配,银价下跌怎样增加按英镑付款的卢比成本,以及伦敦与印度政府对分摊方式的分歧。这份材料首先是议员的论证和质疑,不能把发言者提出的每项估计直接当成审计结论;它足以证明帝国财政内部存在利益冲突。英国上院1893年5月15日辩论

付款还涉及汇兑。印度税收主要以卢比取得,在英国支付的义务则需要英镑。印度事务部出售以印度支付为基础的汇票,在伦敦取得英镑,印度方面再向持票者支付卢比。这种安排连接了贸易结算与公共财政。只统计汇票售得的英镑,容易把偿债、购买白银和储备转移全部误写成英国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净收入。

1914年3月26日,印度事务副大臣Charles Roberts在下院书面答复中,明确分解了预计1913—1914财政年度的汇票收入用途。

表二:印度事务部预计汇票收入的用途,1913—1914财政年度

单位:当年名义英镑;口径:1914年3月26日答复中的预计实现额及预算安排,非经审计最终决算;来源:Hansard,第60卷,569W栏。首行为总额,其余为用途,不能把总额与分项再次相加。

项目 金额(英镑) 含义
预计出售汇票取得总额 31,200,000 资金来源总额,答复称约数
预算内本国费用 21,650,000 包含经常、资本及其他用途
追加资本支出 1,415,700 包括偿还债务
购入白银 4,528,200 不能等同于净利润
铸造卢比所得转入金汇兑储备 2,150,000 储备转移
余额 原答复未单列金额 用于1914年3月31日之后的一般需要

这张表说明,大量资金汇往伦敦,并不足以计算“英国每年从印度拿走多少钱”。但这种口径修正没有消除政治问题。需要继续查问:为什么这些支出应由印度税收承担,汇率风险为何落到印度财政,采购是否存在替代方案,当地纳税人能否改变合同与预算?帝国制度使部分付款义务稳定下来,也使其优先级脱离了当地居民的平等政治选择。

法国的“财政自治”,首先是责任分配

1900年4月13日法国财政法律第33条,是殖民预算分工的重要节点。1914年参议院文件重述该条:殖民地民政和宪兵开支原则上由本地预算负担,同时仍可由殖民事务预算提供补助。因而,“财政自治”不能理解为法律禁止本土再拨一分钱,更不能理解为殖民地居民获得自主决定税收的权利。法国参议院1914年议会文件,关于第33条及补助的说明

这种安排产生了一个明确激励:殖民行政机构需要在当地寻找收入,以支付自身和建设项目的成本。港口较发达的地区可以依赖贸易税,内陆行政扩张则更可能需要人口、土地或其他直接征收,以及预算未充分记载的劳动征发。地理、商品贸易和行政覆盖范围不同,决定了同一条“自给”原则的执行并不一致。

表三:殖民财政规则形成的时间线

时期:1897—1915年;单位:年份、日期;来源:法国参议院文件、台湾会计制度研究、朝鲜特别会计法规与美国外交档案;口径:区分规则公布、组织建立和实际财政安排。

时间 制度或事件 发生变化的权力
1897年 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建立,财政与主计机构随后组织化 殖民地预算被单独编列,仍处于日本帝国预算体系内
1900年4月13日 法国财政法律第33条 明确本地预算负担民政、宪兵费用及补助安排
1901年起 法国有关支出分工进入新预算安排 “本地负担”开始需要落实为持续收入
1905年度 台湾特别会计达到研究所称“岁计独立” 特定补充项目取消,不代表所有帝国成本消失
1910年9月30日、10月1日 朝鲜特别会计敕令公布、施行 原政府债权债务被移入殖民账户,预算提交日本帝国议会
1912—1915年 中国关税用于外债、赔款的安排反复调整 债权优先序及资金保管受外国银行与外交团介入

法国西非的研究尤其需要避免把本土投入与当地服务划等号。Huillery对殖民财政的研究指出,本土纳税人的贡献有限,殖民官员薪酬却占用当地支出的较大部分。这是对“殖民地靠法国长期供养”的有力质疑。但该论文跨年统计的分母和合并方式,不能仅凭摘要复原;这里不把摘要里的平均比率扩写成某一年的精确账目。Huillery,2014年论文摘要及书目信息

后续覆盖法国非洲和印度支那的研究还提出了更复杂的解释:殖民财政征收未必很弱,公共服务覆盖却可能偏低,因为欧洲籍职员的高薪和少量人员形成了昂贵的行政组织。二战后本土补助增加,也没有自动消除这种支出结构。于是,低服务覆盖不能简单归因于“当地没有税源”,有时需要从工资制度、服务对象和支出优先次序寻找原因。Cogneau、Dupraz与Mesplé-Somps,研究概要

台湾与朝鲜:特别会计不会自动带来财政独立

日本统治台湾后建立特别会计,把当地收入和支出单独列示。林煒舒对1895—1898年制度建立的研究指出,1897年形成特别会计及相应财政组织,1905年度达到所称“岁计独立”;同时强调,多项日本政府对台支出并未进入总督府预算。后一个限定直接影响结论:一个账户不再领取某项补充金,不等于维持殖民统治的总成本已经全部由该账户支付。林煒舒,〈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预算制度之建立〉摘要

特别会计还可通过借款扩大投资。1899年度台湾总督府追加预算的原档摘要列出,拟通过公债筹资、由一般会计转入350万日元,用于铁路、基隆筑港、土地调查以及监狱和官舍等项目。这里的350万是追加预算计划额,不是已完成投资的决算,也不是台湾税收。它同时说明,“本土转入”可能以债务筹资为基础,把一次性工程费用变成后续偿债责任。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A10110990800

土地调查与财政有两层联系。一方面,辨明地块、产权和应税对象,可以减少政府对地方信息中介的依赖;另一方面,明确的税籍也使征收更深入。专卖则把政府收入接到消费和商品销售环节。台湾先后建立鸦片、盐、樟脑、烟、酒等专卖,税收与商品经营收入由此并存。统计总督府“收入”时,应辨明专卖销售总收入还是扣除成本后的净收入,不能把二者混算。台湾文献馆关于专卖制度的档案介绍

朝鲜的制度文本更加直接。1910年9月30日公布的第406号敕令,第一条规定以特别会计自身收入及一般会计补充金支付开支;第三条要求其预算连同日本帝国总预算提交帝国议会;第六条把旧韩国政府尚存的债权债务移入该账户。债权债务没有随着国家被吞并而凭空消失,而是被重新归属和管理。名古屋大学法令数据库收录的敕令全文,第一、三、六条

表四:朝鲜特别会计建立的法律步骤

时期:1910—1911年;单位:日期;来源:第406号敕令全文及同页所列帝国议会审议记录;口径:法律规定和审议节点,非实际收支结果。

日期或期限 规定或程序 财政意义
1910年9月30日 敕令公布 确定特别会计与中央补充关系
1910年10月1日 敕令施行 新账户开始适用,并承接旧债权债务
1910年度内 铁路、森林等部分会计暂沿旧例 过渡年度不能直接视为完整统一账户
1910年12月31日前 相关旧收支出纳事务须结清 预算制度切换仍需要账务清理
1911年1—3月 日本帝国议会审议相关事项 审议场所与殖民地纳税居民的政治代表权是两个问题

由此不能认定台湾与朝鲜走了一条相同的财政道路。两地税源、产业、建设计划、行政和军事位置不同,中央补充的规模与持续时间也不同。法条能证明补充机制存在,却不能替代历年决算。将台湾某年的“岁计独立”复制到朝鲜,更不能据此推广为日本全部殖民地的共同状态。

基础设施收益与居民决定权

对殖民财政批判最有力的反问,是某些铁路、港口、卫生工程确实提高了运输效率与服务能力;如果海外投资者并未获得异常收益,能否仍将这些制度称为掠夺?这个反问要求把经验判断做细,而不能只靠“殖民”一词代替所有成本收益分析。

一项利用伦敦证券数据研究印度铁路的论文发现,1880—1908年担保证券不加权组合的平均年度总回报约为3.7%,并未显示相对于其他证券的异常高收益。票面或资本担保比例不等于投资者按市场价格买入后的总回报率;这足以反驳“有5%担保,所以所有英国铁路投资者都稳定取得超额利润”的推论。作者也区分普通证券持有者与承销商等其他参与者。Bogart与Chaudhary,2019年,印度铁路投资回报研究,第五节及表2a

接受这些结果,不需要接受“殖民地因而没有受到剥夺”。公共工程可能有效,仍然存在项目选择与成本承担的反事实问题:同样的税收能否用于更广泛的教育、卫生或其他铁路线路?担保可以吸引资本,也可以把经营失利的风险留给当地税收。证券投资者收益一般,不代表劳工、承包商、行政人员与不同地区之间不存在再分配。

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当地居民缺乏平等政治权利,就预先断言每一座铁路的经济收益必定为负。严谨的判断应分别检验生产和运输效果、财政风险以及居民对征税和支出的决定权。三方面结论可以并存,彼此不能代替。

中国的不同处境:国家仍在,收入用途已受约束

清末民初中国并未整体变成印度式殖民财政辖区,但关税、盐税与外债赔款之间的安排,形成了另一种财政主权约束。1915年美国驻华使馆的报告,汇集了中国外交部与外交团的往来:1900年前借款在海关收入上拥有先于庚子赔款的地位,盐税又需为赔款提供月度资金;相关外国方面保留在收入不足时要求调整付款顺序的权利。附件还列有1912年外国银行委员会接收海关收入、确定付款次序的安排。《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5年,第158号文件及附件

这种安排不同于殖民总督府直接编列全境预算,却同样把一部分财政收入的优先用途固定在政府日常选择之外。中国政府即使征到更多关税,也未必能首先用于国内支出。比较的关键因此是:谁拥有征收权,谁保管收入,谁排列支付顺序,谁能修改这些安排。只比较税额,会遗漏财政自主程度上的差别。

帝国财政的突出特征,是征税对象、支出受益者与预算决定者之间的距离。殖民地“自给”常常意味着由当地社会负担行政统治,而非当地社会获得财政自主;本土补助增加,也不必然意味着殖民地居民获得等比例利益。只有沿着税款、借款、转移和支付逐项查明主体,才能判断帝国的钱由谁支付,又供谁使用。

资料与实际阅读范围

本文直接核对了1914年英国议会书面答复的完整短文、1893年上院辩论有关费用分摊段落、朝鲜特别会计敕令全文及1915年外交文件和附件;使用了台湾1899年预算原档的官方目录转录摘要,未声称逐页核读影像。法国参议院PDF因文件过大未完整载入,第33条内容依据可检索的原文段落;不据此复算法国殖民地年度总支出。

印度铁路论文阅读了导论、制度背景、回报结果和结论;法国财政综合研究使用作者公开说明,Huillery论文及林煒舒论文仅取得摘要,因此未将其未公开核验的表格当作本文原始统计。台湾专卖沿用档案馆页面可检索说明,不复算专卖收益比例。日本大藏省百年史的相关旧PDF链接检索有摘要、打开返回错误,未作为正文事实的唯一依据。上述范围足以支持账户和制度比较,尚不足以计算各帝国跨时期的总成本或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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