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钱从哪里来08-世界大战与大规模财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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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政府征钱的规模,也改变了征钱的方法。所得税从较窄的纳税群体扩展到大量工资领取者,企业账簿成为查核利润的依据,雇主承担扣缴工作,银行和储蓄组织参与销售国债。战后政府因而拥有了更稳定的收入和更密集的收入记录。但这不能直接解释福利国家的出现:同样的征收与金融组织,也能服务军事统制、限制消费和帝国扩张。
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经历表明,战争留下的是一组可以继续使用的制度条件。它们后来承担什么任务,要看战争结果、政治参与、社会组织和具体政策选择。征收能力扩大与公共权利扩张,必须分别核对。
工资所得怎样进入日常征管
英国所得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扩张。1914年7月31日《财政法》第2条第1款规定,每英镑征1先令3便士,折合6.25%;议会普及页将这一税率约写为6%,这里采用原法的精确数值。同年11月战争预算又提高税率,11月19日通过的决议将该所得税年度最后四个月的税率加倍。因此,7月法规定的6.25%不能视为1914年全年不变的税率。1914年《财政法》,第2条第1款;Hansard,1914年11月19日,所得税决议及税率说明
到1918年,标准税率升至30%;所得税纳税人数从1914年的113万增至1920年的300万,随后又有所回落。标准税率与人数共同变化,说明财政扩张同时涉及每个纳税人的适用税率和进入征税范围的人口,不能只看最高税率。英国议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税收,正文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按过去收入评税、隔一段时间缴款的办法,越来越不适合大量按周领薪的人。收入随加班和季节变化,旧税款可能在工资已经下降时到期。1943年《雇佣所得税法》第1条,要求对适用报酬按当年收入征税,并由付款人扣缴或退还;1944年进一步立法扩展后,随薪扣缴制度PAYE投入实施。它把工资记录、免税额、累计收入和已经扣缴的税额联系起来,使税款尽量跟随当期支付能力变化。1943年法,第1—2条;1944年扩展法,第1条
这项改革将一部分行政成本转给企业。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在1945年4月24日向下院报告,1944—1945财政年度PAYE征得约5.4亿英镑,比前一财政年度的相应收入多约1亿。这里比较的是两个年度的实收,并非对同一年度采用旧办法所能取得收入的测算。他特别区分:增收主要来自工资上涨能及时反映到税款;或约四分之一才来自更有效的征收。这是财政大臣对首年效果的估计,并非独立审计识别的改革净收益。同场辩论还谈及雇主和税务人员的额外工作,以及工资减少时的退款安排。Hansard,1945年4月24日,“Pay-As-You-Earn in Practice”及后续辩论
因而,所谓政府“掌握人口信息”,在这里有具体含义:税务机关需要知道谁由哪个雇主支付报酬、适用什么减免、此前已经缴了多少。工资台账和持续申报使按年一次核定难以覆盖的变化变得可追踪。它不是一份完整人口调查,更不意味着所有自雇收入和财产收益都同样容易核实。受雇者的收入更透明,也可能使他们比收入难以查核的群体更难逃避税负。
表1:英国所得税标准税率的选定节点,1914—1941年
| 年份或立法节点 | 标准税率 | 应如何理解 |
|---|---|---|
| 1914年7月法 | 6.25% | 每英镑1先令3便士;同年11月战争预算又提高税率 |
| 1918 | 30% | 战争期间显著提高 |
| 1938 | 27.5% | 再次大战前的军备背景 |
| 1941 | 50% | 每英镑10先令,属于标准税率 |
单位:应税所得的百分比。口径:选定立法或年份节点的标准税率,既非全部居民的平均有效税率,也非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高收入附加税、减免和家庭情形另行影响实际税额。1914年单列7月法,当年随后再次调税;表中节点不表示各年全年不变的税率,也不构成连续年度序列。来源:1914年《财政法》第2条第1款、1914年11月19日所得税决议、一战税收史、战争成本、税制大事记。
法国改革先于开战,也受开战拖延
法国综合所得税不是战争开始后才被发明。1907年卡约提出方案,1909年下院通过,参议院长期抵制;1913年的扩军费用又改变了政治计算。1914年7月15日法律通过,仍在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方案在谈判中受到限制,所得申报并未一开始就成为全面强制要求。战争爆发后,政府反而先推迟实施,到1916年才首次就1915年收入征税;1917年再建立分类所得税与综合累进所得税并行的结构。法国国民议会:所得税创设,正文及所链1914年法律
这条时间线反驳了“战争一来,财政行政自然升级”的说法。财政部门需要收入,议员要回应选民,纳税人团体担心财产调查与累进税,军方要求支出。这些行动者没有同一套优先次序。战争提高了改革的紧迫性,却也造成征管困难。通过一部税法,与取得申报、完成评估、收到账款,始终是几项不同工作。
企业利润的征税同样需要行政基础。法国1916年7月1日设立战争超额利润税,追及战争期间已经产生的收益。财政档案目录显示,地方个案包括利润申报表、会计文件、基层委员会记录、检查报告、决定及减免材料。它们证明征税经过申报、核查和争议处理,而不能证明每家企业已经足额缴款;还需要逐案账目和汇总决算才能评价实际负担。法国经济财政档案,战争利润税目录,2021年版,第6—7页,档号B-0015198/1至B-0015757/1等
“超额利润”也不是不需要解释的数字。选哪几年作正常利润基准,新增资本如何扣除,物价上涨造成的名义收益如何处理,都会影响税额。若军需合同允许提高售价,部分负担还可能转入政府采购成本;若企业压低工资或改变投资,法律上的纳税企业也不是唯一受影响者。具体转嫁程度须由行业和合同材料证明,不能预先断定全部由资本所有者承担。
表2:法国所得税改革的提出、通过与实施,1907—1917年
| 时间 | 决策或行动 | 支持、阻力及执行差别 |
|---|---|---|
| 1907年 | 卡约提出分类所得税加综合累进税方案 | 改革派强调负担公平;反对者担心财政调查和财产权受损 |
| 1909年 | 下院通过方案 | 参议院阻力使其未成为当时实施的税法 |
| 1914年7月 | 财政法确立综合所得税 | 军备费用促成妥协,方案范围受到限制 |
| 1914年12月 | 里博要求延期实施 | 战争需要没有立即转化为新税实收 |
| 1916年 | 首次对1915年收入征收综合所得税 | 收入年度、申报征收年度必须区分 |
| 1917年7月 | 通过分类所得税安排 | 按所得来源分类与综合累进征税结合 |
时间单位:公历年、月。范围:法国国家所得税制度,不含所有地方税和战争附加。来源:上述法国国民议会专页;该页为立法史整理,本文未据此声称核读各地1916年税册。
税款、借款和配给解决不同问题
战争财政至少要处理两种约束。财政部需要支付工资、军火合同和运输费用;军队需要实际的粮食、钢铁、燃料与劳动力。增加货币支付能力,并不能同时增加这些物资。政府若在产能已经紧张时扩大采购,居民又保有同样的购买力,竞争就会通过价格、短缺和排队表现出来。
税收减少私人当期可支配收入;债券把部分购买力转换为未来还本付息的请求权;消费税提高某些消费的价格;配给直接限制可购买数量;价格管制约束公开交易报价。这些办法能并用,却不能相互冒充。居民购买债券后仍有金融资产,缴税后则没有同额的政府偿付承诺。价格被冻结,也不表示物资充足:买不到、排队和黑市价都属于真实生活成本。
日本的国债融资提供了需要特别区分的案例。日本银行机构年表记载,1932年11月开始直接承接弥补岁入的国债,12月开始向市场出售所承接债券。初次由中央银行买入,不等于债券永久留在中央银行,更不等于此后完全脱离储蓄、银行资产配置和市场需求。日本银行:《沿革1900年以后》,1932年条目
日本财政综合政策研究所的历史整理进一步指出,随后政府和日银推动金融机构吸收国债,带有强制或半强制性质;政府支出增加民间资金,出售债券又吸收部分资金。进入战争末期,这种安排更难维持。该报告同时提醒,战时公定物价没有充分反映黑市价格,不能把官方指数较稳定当作居民没有承受通胀与短缺的证据。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2023年5月8日,No.23-SR-01,第1、5、9页
图1:战争时期支付、债权与实物配置的关系,约1914—1945年
flowchart TD
accTitle: 战争时期的资金动员与物资约束(1914—1945年,机制示意)
A[居民与企业] -->|缴税| B[国库]
A -->|储蓄或购债| C[银行与债券市场]
C -->|认购国债| B
D[中央银行] -->|依法定安排购债或提供信用| B
B -->|军费与采购付款| E[军队和生产运输部门]
E -->|订单与工资| A
F[配给及价格管理机关] -->|限制数量或报价| G[居民消费与物资分配]
H[可用劳动力 设备 原料] -->|形成真实供给上限| E
H --> G
单位:无,箭头表示交易或约束关系,宽度不代表金额。范围:英法日相关安排的分析性归纳,不表示三国同时采用相同法律。日本中央银行买入后向市场出售的过程另见正文。来源:上述英国征管记录、日本银行年表及日本财政研究报告;图为自制。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发行债券并不自动减少当期资源成本。无论由税款还是借款支付,已经用于军火的钢铁都不能同时用于住宅。融资方式改变的是购买力怎样被动员、债权留给谁、以后由谁付息。它能分散财务负担,却不能将已经发生的物资使用整体推迟到下一代。
战后偿债有不同的安排
战争停止后,债务不会随军队复员自动消失。财政部门可以用未来税收支付利息、续借到期本金,也可以寻求债务重组。经济恢复若扩大税基,债务相对收入的比例可能下降;通胀则会削弱固定金额本币债权的实际价值。后者把损失转给持币者和债权人,对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尤其不利,不能只从政府账面看作成功。
Reinhart和Sbrancia研究1945—1980年的债务处理,强调利率上限、资本流动限制和引导金融机构持债,与通胀结合,可以降低政府实际融资成本。其测算还区分“比假设市场利率少付的利息”和“实际利率为负时债权缩水”,两者不是同一个数字。自由市场反事实利率不可直接观察,测算须依赖假设,不能把所得估计当作国库实际收到的一笔税款。《The Liquidation of Government Debt》,IMF工作论文15/7,2015年,第24—29页;本文观点属作者
日本在战败后还经历严重物资短缺和高通胀,1946年采用新旧钞转换及存款冻结等紧急措施。恢复货币秩序与重建生产需要同时推进,不能将1945年前的动员能力直接当作战后稳定的基础。上述日本研究区分战时、战后紧急措施和恢复期,并提醒官方物价与实际购买价格之间的差别;这里使用“高通胀”,不把所有阶段笼统套入按月涨价50%定义的“恶性通胀”。同一日本财政研究报告,第11页、第20页注31
哪些责任留下来,为什么
英国战后公共医疗的建立,经过了提案、立法和组织医院服务几个不同阶段。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社会保障方案;1946年医疗立法随后推进,1948年7月5日NHS正式开始服务。公共医疗主要依靠一般税收等公共资金,获得治疗的原则是医疗需要。这不同于按个人购入多少国债分配债券利息,也不同于按个人税单金额分配医疗待遇。英国议会:贝弗里奇报告馆藏说明,BBK/D/495;上院图书馆:NHS经费制度,2023年,第1节
教育也需要超越法律宣布。英国1944年教育法确立英格兰和威尔士免费中等教育的安排,地方教育当局负责提交学校重组方案;苏格兰在1945年有相应立法。经费、教师和校舍必须配合,按考试分流的制度仍会造成不同教育经历。因此,免费制度减少了一种经济门槛,并不意味着教育机会已经完全平等。英国议会:1944年教育法,正文
法国则更多通过社会保险扩展保障。1945年10月4日的45-2250号法令第1条规定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面对收入能力下降和家庭负担的风险,且明确后续法令还要协调法律、扩大受益对象。这说明建立总制度,并不等于所有居民同日获得统一待遇。制度接续1928—1930年社会保险,资金主要由雇主和劳动者缴费,社会伙伴参与治理,既有特别制度也得以保留。Legifrance:1945年法令第1条,页面注明自1945年10月7日起的条文;法国社会保障机构:大事记,1928—1948年段
日本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年金的形成,则要追到1961年。厚生部门的历史整理指出,1956年仍有约3000万人未参加医疗保险,随后通过扩围计划,将原先未被雇员保险覆盖的农民和自营者纳入国民健康保险。医疗设施还需要公共投入和长期贷款。战后经济增长、社会保险扩面与服务供给相互配合,不能缩写为1945年战争结束就建立了完整福利国家。日本厚生部门:1955—1964年经济增长与全民保险,相关章节
三国差异在于税收、缴费和机构组织的组合,而非谁拥有一个抽象的“福利国家”。劳动者缴费、雇主缴费和一般税收在法律上各有归属,经济负担又可能通过工资及价格调整重新分配。判断制度是否改善生活,还要观察保障覆盖、患者自付、待遇差距和服务是否可及,不能只比较政府预算支出的高低。
临时措施能否留下,取决于转换成本和政治支持。工资扣缴已有雇主台账、税务人员和持续申报需求,和平时期仍可使用。医院、学校和保险待遇则形成稳定服务需求,需要持续经费。与某场战争直接绑定的超额利润征税或物资管制,更容易因生产和政治条件改变而退出或调整。后续立法、组织和利益协调决定了这些安排能维持多久。
共同牺牲能解释税改,却不能保证权利
支持战争推动财政扩张的最强论证,不只是军费高。Scheve和Stasavage比较一战参战与未参战国家,并研究税收辩论,提出大规模征兵激发了“财富也应承担牺牲”的要求:普通人被征召,部分企业却取得战争利润,累进税便获得新的公平依据。作者用最高边际税率等指标检验其主张,并强调代表权扩张本身不足以解释骤变。《The Conscription of Wealt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2010年,第529—533、541—543页
这个解释有力地说明了税收正当性如何变化,但仍有适用边界。最高边际税率不是普通家庭的全部税负,收入税率提高也可能与消费税、物价上涨及免税额实际缩水同时发生。制度结果还取决于征管能否落实、支出惠及谁。英国和法国材料也表明,许多改革方案及组织基础早于战争存在,战争有时促成妥协,有时推迟实施。
政治权利更不能从财政贡献中直接推出。英国妇女参与生产、消费并承担税负,1918年取得的选举权仍受年龄和财产等限制,直到1928年才与男性取得同等选举条件。日本战时对银行和居民储蓄的组织,也没有自动产生对军事支出的民主控制。帝国范围内被征税、征工和征兵的人群,更不能因为未被纳入本土选民名册就从财政史中消失;其负担应与上一章的殖民财政分开核算。英国议会:妇女选举权年表,1918、1928年条目
以缴税金额衡量公民资格,还会忽略消费中的间接税、无偿照护和各种强制负担。儿童、失业者及没有应税收入的人也有权利,社会保障正是为了处理收入中断和需要不均。这里采用的评价标准是:制度能否稳定提供服务、分担风险并接受监督,而非每个人的所得税是否足以支付其一生所用的公共服务。
表3:战争财政与公共责任的总体年表,1914—1961年
| 时间 | 英国 | 法国 | 日本 |
|---|---|---|---|
| 1914—1918年 | 所得税税率及纳税范围扩张 | 1914年所得税立法,1916年首次实施,1917年补充分类所得税 | 本表不将其一战经历等同于欧洲本土总体战 |
| 1928—1932年 | 1928年男女选举条件平等 | 1928—1930年社会保险立法 | 1932年日银承接国债并开始向市场出售 |
| 1943—1945年 | PAYE立法与实施;1944年教育法 | 战后1945年重组社会保障 | 战时金融动员延续至战败,随后出现重建与物价困难 |
| 1946—1948年 | 医疗立法后于1948年启用NHS | 社会保障继续分类落实 | 1946年金融紧急措施,恢复生产与稳定物价并行 |
| 1961年 | 本表不作当年制度排名 | 本表不作当年制度排名 | 实现全民医疗保险与全民年金 |
时间单位:公历年。范围:选定制度节点,非完整财政收支序列,亦非相同初始条件下的绩效比较。来源:正文所列议会、法国法令与社会保障年表、日本银行及厚生部门资料。空缺用文字说明,不以推定数据补齐。
战争扩大了征收的需求,工资台账、企业会计、金融网络和行政组织让某些需求成为实际收入;公共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的延续,则需要另一次政治和预算选择。财政能力能解释承诺怎样获得资源,不能替代对承诺内容的判断。相同的组织能力可能用于治疗疾病,也可能用于强制征用;其用途、负担和限制必须分别评价。
参考资料与阅读范围
- 英国税法和议会记录:核读1914年7月31日《财政法》第2条第1款;1914年11月19日Hansard核读所得税决议、税率说明及通过记录。核读1943年《雇佣所得税法》第1—2条和1944年扩展法第1条;1945年4月24日Hansard核读PAYE实施段及相关辩论,明确增收比较对象为前一年度相应实收。收入为当时名义英镑,安德森的效果归因属于当事人报告,未当作独立因果识别。议会税制、教育及妇女选举权网页读取相关正文。
- 法国材料:国民议会所得税专页读取全文;战争利润税档案目录核读第6—7页及档号,未阅读目录中每件企业档案;1945年法令核读保留原始生效时间的第1条,原始版入口只有扫描下载信息,不虚称读完全部原始法令;社会保障年表读取1928—1961年相关条目。
- 日本材料:实际日文检索并核读日本银行1932年年表;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2023年报告核读第1、5、9、11页及第20页注31。该报告是历史研究整理,并非当年国库账簿;《日本银行百年史》相关扫描页在本次工具中未成功显示,故不把它列为本篇已读证据。厚生部门英文历史页读取1955—1964年相关章节。
- 学术争论:Scheve与Stasavage论文核读摘要、导论及战争公平论证相关页,未复算其统计模型;Reinhart与Sbrancia工作论文核读摘要、导论、第24—29页概念与计量限制,未复算各国债务序列。两者用于检验不同机制,不互作独立的同一事实证实。
- 图表均为本文自制;没有使用历史图片或AI生成史料。英国国家档案馆NHS页面打开返回403,正文改用已打开的议会馆藏说明和上院图书馆材料。研究检索截止:202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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