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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印度军队结束了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1999 年,葡萄牙结束澳门的行政管理。同一年,东帝汶选民否决在印度尼西亚内部实行特别自治的方案,直到 2002 年才建立获得广泛承认的独立国家。三个地方都经历了葡萄牙帝国的退出,最后的政治归属却不相同。

这些差别影响独立史的基本写法。果阿不能被列成一个“1961 年独立的国家”,澳门回归也不是新国家诞生。东帝汶则不能只列一个 1975 年独立日,略过随后的印尼占领、抵抗和联合国过渡。判断殖民统治是否结束,需要分别查看谁控制军队和行政、谁主张主权、居民能否决定归属,以及有关各方何时接受新的安排。

果阿为何没有随英属印度一起独立

葡属印度由彼此分离的领地组成。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达曼、第乌在更北方,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又是内陆飞地。英属印度退出的法律文件不能自动约束葡萄牙;印度政府关于领土统一的要求,也不会自行解除葡萄牙驻军和行政机关的控制。独立后的印度因此继续面对欧洲殖民据点的存在。

萨拉查政府的回应,是把殖民地重新写入葡萄牙国家的宪法定义。1951 年修宪将殖民地改称“海外省”,宣称葡萄牙是跨洲而不可分割的国家。莫妮卡·萨维德拉对世界卫生组织档案的研究表明,连葡属印度参加区域卫生合作的资格,也被用于维护这种国家叙述;技术机构并没有脱离主权争议。Saavedra,2017,论文全文

“海外省”这个名称回答的是里斯本如何界定自身领土,没有回答当地居民如何取得决定权。若行政名称改变就足以免除去殖民化义务,宗主国只须修宪便可永久保留殖民地。不过,把这一套说法完全当作临时借口,也会低估葡萄牙政府维持帝国的政治投入:承认果阿可以脱离,可能削弱其在其他海外领地坚持同一原则的能力。

果阿当地的抗争早于印度军队进入。1946 年 6 月 18 日,社会主义者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在马尔冈举行集会、挑战禁令并被捕。果阿政府的纪念史把这一事件列为重要转折。这里的行动要求既包括结束殖民统治,也包括集会、言论等日常政治自由;只写尼赫鲁与萨拉查的外交争论,就会漏掉当地组织为何持续动员。果阿新闻与宣传部:历史节点

不同抗争方式对普通居民意味着不同风险。公开集会依赖参与人数,却容易遭到逮捕;跨境动员能取得印度社会的声援,也可能使里斯本把行动归为外部干涉;地下和武装活动能够挑战警察控制,却不能保证所有居民都接受其政治代表权。因此,“当地有反殖民运动”与“某一组织已经获得全体居民授权”,是两项需要分别举证的判断。

1954 年,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的葡萄牙统治已经崩溃,当地出现自治行政。随后葡萄牙向国际法院提出通过印度领土前往飞地的通行权争端。1960 年判决区分普通人员、民事官员和货物的通行,与武装部队、武装警察、武器的通行,不能把它简化成法院授权葡萄牙出兵恢复统治。国际法院:印度领土通行权案

飞地事件说明,殖民帝国可能先在局部失去有效控制,再长期维持法律主张。通行权、行政权和领土主权并不是同一项权利。印度可以阻止殖民军事力量穿越本国领土,葡萄牙仍然可能在外交场合提出争端;当地居民的行动又可以先于两国最后达成协议。这样一段过程不适合压缩成一次首都间的“归还”。

1961 年的军事胜利与 1974 年的承认

1961 年 12 月,印度发动“胜利行动”,葡萄牙在果阿、达曼、第乌的统治随军事失败结束;果阿将 12 月 19 日作为解放纪念日。果阿官方年表 军事力量的悬殊解释了战役为何迅速结束,却不能独自解释国际争论。印度政府把行动理解为结束残存殖民统治;葡萄牙政府则把它视为对本国领土的武力攻击。

对印度立场最强的质询,并非替殖民统治辩护,而是追问反殖民目标能否自动授权使用武力。假如任何邻国都能自行宣布某块领土“本来属于自己”,再以此发动战争,弱小社会的自决也可能受到伤害。因此,评价果阿事件,需要同时考察葡萄牙长期拒绝改变统治的责任、印度的具体主张、当地政治行动,以及禁止使用武力这一原则;反殖民目标不能让最后一项问题失去意义。

反过来,单纯引用葡萄牙的宪法领土定义,同样不能解决殖民关系。一个政府不能只凭自己制定的法律,就证明远方居民同意它继续统治。双方所援引的原则之间存在真实张力:殖民地主权主张受到挑战,结束殖民统治所采用的军事手段也需要接受检验。把战役写成纯粹的文明胜利或纯粹的侵略,都会省去争论中最需要解释的部分。

葡萄牙的正式承认发生在 1974 年革命之后。1974 年 12 月 31 日,印葡签订条约;葡萄牙承认果阿、达曼、第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已经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并承认印度的完全主权。葡萄牙《共和国公报》1975 年 4 月公布批准条约的第206/75号法令。条约第七条规定,生效依赖交换批准书;双方于1975年6月3日在里斯本交换批准书,条约同日生效。签署、国内批准和生效是三个不同步骤。葡文原文:第 206/75 号法令及条约,第一、七条;《联合国条约集》第982卷,第14321号,159页脚注1

因此,1961 年回答的是谁已经统治这些地区,1974 年条约回答的是葡萄牙何时同意正式解决主权争端。条约也涉及财产和档案等后续事项:旧行政体系消失以后,居民仍然需要证明身份、土地权利和各种资格。主权安排若不能处理这些日常关系,政治上的结束就会在个人生活中留下漫长尾声。

果阿人的地方认同没有随着并入印度消失。1967 年 1 月 16 日的民意投票,选择的是并入马哈拉施特拉邦还是维持中央直辖区地位,选民拒绝前者。这不是一次重新选择印度或葡萄牙的公投,更不是追认 1961 年军事行动的同义程序。果阿首席选举官办公室:邦情资料 拒绝殖民统治与要求保留地方政治空间,可以由同一批居民同时提出。

法属印度和澳门,为什么没有变成新国家

法属印度的本地治里、卡赖卡尔、马埃、亚南提供了另一个比较。1954 年 11 月 1 日发生行政权的事实移交;1956 年签订割让条约;1962 年 8 月 16 日交换批准书,完成法律上的主权移转。当地官方历史清楚区分这几个日期。本地治里政府地方志,过渡时期章,印刷页 878、880

法文条约第一条规定法国向印度移转完全主权;第二条保留有关特殊行政地位的安排;第四、五条处理居民国籍和保留法国国籍的选择。条约序言提到经居民代表表达意愿,不宜将这种代表程序写成全体成年居民直接投票。1956 年割让条约法文,第一至五条 网页导言误将 1956 年说成事实移交“八年后”,这里采用条约日期及官方地方志,不沿用导言。

这种安排表明,去殖民化可以通过加入一个已经独立的国家完成,原殖民地不必先成为独立国家再合并。但居民的权利不能由地图颜色替代:谁保留旧国籍、法律和法院如何衔接、地方行政能保留多少差异,都会影响移交是否获得社会接受。边界之外的居民同样可能受国籍条款影响,不能把人口与领土看成天然重合。

澳门的主要过程已在第八篇讨论。放在葡萄牙帝国终结的历史里,关键是双边文件使用的法律语言。1987 年《中葡联合声明》写明澳门属于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从 1999 年 12 月 20 日起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过渡期由葡萄牙负责行政管理。葡文中的“行使主权”与“行政管理”是不同概念,不能改写成澳门在该日获得独立。葡萄牙批准联合声明的第 25/87 号决议,第一、三款

澳门与果阿的共同点,是葡萄牙行政统治结束而没有出现一个新的主权国家;不同点是交接所依据的程序。澳门通过预先约定日期和过渡制度完成安排,果阿则先发生军事接管,再解决葡萄牙承认问题。由此不能推出所有殖民遗留地区都应采用同一路径,尤其不能越过居民的历史和适用文件,把澳门模式直接套在东帝汶。

东帝汶的第一次去殖民化为何失败

帝汶岛东西两部曾分别处于荷兰和葡萄牙统治之下;西部进入独立印度尼西亚,并不使葡属东帝汶自动成为印尼领土。1974 年葡萄牙的政治变革打开了去殖民化空间,当地政党提出不同方案:革命阵线主张独立,帝汶民主联盟起初希望保留与葡萄牙的联系,帝汶人民民主协会主张与印尼合并。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东帝汶 1975—1999,政党部分

这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共识、只等宗主国签字的社会。政党之间争夺地方权力,葡萄牙行政当局没有建立足以管理竞争和权力转移的程序。1975 年 8 月民主联盟发动武装行动,革命阵线反击,内战和报复杀戮破坏了和平转移的可能。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后来同时调查两派的严重侵害,没有将独立运动排除在责任审查之外。《Chega!》执行摘要,印刷页 55—58

1975 年 11 月 28 日,革命阵线宣布独立;12 月 7 日,印尼军队全面入侵。宣告与有效独立之间随即被战争切断。巴黎政治学院研究网络:第五节第一小节 革命阵线控制大部分地区,并不等于全国已经完成一套自由的普遍授权程序;这项限制同样不能成为邻国以武力取消居民自决权的理由。

苏哈托政府以地区稳定、反共及部分当地政党的合并要求为行动辩护。这些理由须放回冷战环境理解,却不能与自由表达的全体居民意愿画等号。外国军队介入以后,赞成或反对某种归属的意见能否公开提出,恰恰成为判断代表性的前提。先控制政治活动,再以受控制环境中的表态证明自决完成,在逻辑上不能成立。

美国政策也不能从公开原则直接推定。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公布的 1975 年 12 月 6 日福特、基辛格与苏哈托会谈材料显示,美方事先获知可能采取强硬行动,并对苏哈托表示理解;同时担心美制武器使用带来的法律和国内政治问题。此处依据档案馆的文件说明及所转录内容,扫描电报未逐页校读。国家安全档案馆,第 4 号文件说明

这种支持降低了印尼领导人预期的外交成本,却不意味着印尼军方只是执行美国命令。占领政策仍有自身的地区战略、军队利益与反共政治。区分外部纵容和具体行动责任,有助于解释国际结构如何使暴力长期持续,也避免把东帝汶与印尼的行动者一并写成超级大国的附属人物。

联合国没有把入侵当作完成去殖民化。安理会第 384 号决议要求印尼撤军,重申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并批评葡萄牙没有充分履行管理国责任,要求其合作。由此可见,“葡萄牙已经无法控制当地”与“葡萄牙的国际责任已经终止”不是同一结论。安理会第 384 号决议,1975 年 12 月 22 日,序言及第一至四段

占领、地方抵抗和国际可见度

占领造成的损失不能只统计战斗死亡。《Chega!》对 1974—1999 年冲突相关死亡给出最低估计约 102,800 人,包含杀害以及超过和平时期水平的饥饿、疾病死亡,并列明估算误差;这不是逐人确认的遇害者名单。报告还把印尼军警及其地方辅助力量列为致命侵害的主要责任方。《Chega!》执行摘要,印刷页 44

这一口径关系到如何理解殖民战争的社会后果。农民即使没有在战斗中被射杀,也可能因迁徙、耕作中断、失去食品和医疗而死亡;流亡者即使活下来,也可能多年不能返回家庭土地。因此,单用交战双方的阵亡数字衡量暴力,会把大量由占领环境造成的损害排除出去。反过来,不能把所有超额死亡都改写成现场处决,否则统计证据和责任分析都会失真。

抵抗也不只发生在山区。地下联络、城市示威、宗教机构提供的空间以及流亡者的外交活动,共同维持了东帝汶问题的国际关注。1991 年圣克鲁斯屠杀的影像传到海外,使镇压更难被隔绝在当地。1996 年,贝洛主教和若泽·拉莫斯—奥尔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的是推动公正、和平解决东帝汶冲突的努力。《Chega!》执行摘要,印刷页 14;诺贝尔奖官方说明

妇女的参与不应只出现在伤亡统计里。流亡活动者卢尔德斯·皮雷斯后来回忆,1999 年她与姐妹、朋友返回各地,向不识字的妇女解释投票程序。这是一名参与者的回顾证言,不能代表全部妇女经历,却具体说明“选民表达意愿”需要怎样的组织劳动。皮雷斯访谈,西班牙语原文,2024 年

长期抵抗没有单独决定 1999 年的时间点。苏哈托政权结束后,印尼政府的政策空间改变,哈比比政府同意经联合国安排征询居民意见。巴黎政治学院研究网络:第五节第六小节、第六节 但若没有长期保存下来的组织网络、国际议程和自决主张,新的外交机会也未必会转化为实际表决。外部政治变化与本地持续行动,在这里相互作用。

1999 年投票究竟决定了什么

1999 年 5 月 5 日,印尼、葡萄牙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下达成协议。选民选择的是接受或拒绝“在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内实行特别自治”的方案。若接受,印尼落实自治安排,葡萄牙推动从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及有关议程中移除东帝汶;若拒绝,印尼须采取解除联系的宪制步骤,各方安排权力移交联合国,启动走向独立的过渡。协议第五、六条,联合国文件 S/1999/513,第 7 页

8 月 30 日实际举行投票,9 月 4 日公布结果:78.5% 的有效票反对特别自治,21.5% 赞成。东帝汶政府的葡文纪念资料仍以“接受或拒绝印尼体制下的特别自治”描述选项。东帝汶政府葡文公告,2013 年,末两段 因此,“独立公投”可以作为简称,但“当天立即建国”不符合协议规定的后续步骤。

协议把当地治安责任留给印尼,这一安排没有阻止投票后的严重暴力。亲印尼民兵实施杀害、焚毁与驱逐,大批居民流离失所。安理会随后授权国际部队进入,澳大利亚领导的东帝汶国际部队承担恢复安全的任务;它与后来由联合国直接管理的过渡机构不是同一个组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投票后的暴力与国际部队

投票结果揭示了一种不能由条约文字保证的条件:决定归属的程序必须有人能够保护,落败一方也必须接受结果。没有这一条件,选举程序可能已经完成,选民仍然无法安全留在家中。东帝汶的经历尤其不能被写成国际监督一到,暴力便自然消失的范例。

1999 年 10 月 25 日,第 1272 号决议设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赋予其全面行政责任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管理权限。其任务包括安全、公共服务、自我治理能力建设等。安理会第 1272 号决议,第一至三段 这段时期已有明确的独立方向,却还不是由东帝汶本国政府全面掌握国家权力。

联合国怎样退出,才能完成独立

过渡行政有一个实际矛盾:国际人员越直接地填补行政空白,越需要安排把权力、知识和资源交给当地人。若只追求尽快恢复秩序,容易把本地参与视作拖慢效率;若从一开始完全依赖受战争破坏的机构,又可能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安全和服务。两种风险都不能由“国际援助”这个好意词语消除。

阿斯特丽·苏尔克 2001 年论文的研究摘要指出,联合国沿用普通维和的招募和管理办法,最初没有充分设置当地参与及能力建设机制。这里能直接阅读的是研究机构发布的摘要,不据此声称已经读过全部个案证据。Suhrke:Peacekeepers as nation-builders,研究摘要 这一批评没有否定保护居民的必要性,而是要求把成功标准从国际人员做了多少事,转向当地机构能够接续多少权力。

2001 年举行制宪议会选举,2002 年制定宪法并选举总统。2002 年 5 月 20 日,权力转交独立的东帝汶国家;联合国仍以新的支助任务继续协助。这些步骤在联合国对过渡行政的执行报告中分别列出。联合国文件 A/57/666,机构建设成果表 留下援助和安全支持,并不等于原来的全面过渡行政仍然存在。

最强的另一种解释认为,东帝汶只是因印尼政治危机和国际力量变化才获得独立,当地抵抗并非决定因素。这个解释指出了必要的时机条件,却没有解释为什么 1999 年会出现持续而明确的独立选择,也不能解释组织、外交与记忆如何在二十多年中存续。较完整的因果判断须同时容纳两点:当地行动不足以单独战胜印尼军队,国际机会也不能凭空创造一个社会的自决要求。

果阿、澳门、东帝汶的结局由各自的历史关系和具体程序形成,不能按领土面积或宗主国身份预先推定。前两者的殖民终结没有创造新国家,东帝汶则经历了从失败的去殖民化、外国占领到独立的漫长过程。承认这些差别,才能同时说明领土安排为何改变,以及这些安排中的居民究竟取得了什么权利。

关键年表

表12:葡属及法属亚洲领地的移交、承认与东帝汶独立。军事控制、条约承认、行政移交和独立建国分列;“后果”仅指当时直接变化。

日期 地点 行动者 事件 后果与来源
1946-06-18 果阿马尔冈 洛希亚、集会参与者、葡属当局 公开集会挑战政治禁令,洛希亚被捕 当地公民自由运动的重要节点。果阿官方史
1954 年中 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 反葡行动者、地方行政、葡萄牙 葡萄牙失去飞地控制 形成地方自治行政,继而引出通行权争端。国际法院案件概述
1954-11-01;1962-08-16 本地治里等法属印度领地 法国、印度、地方代表 先事实移交,后条约批准书交换 行政移交与法律移转相隔近八年。地方志,页 878、880
1961-12-19 果阿等葡属印度领地 印度军队、葡萄牙军政当局 葡萄牙军事统治结束 印度取得实际控制。果阿官方史
1967-01-16 果阿 当地选民、印度选举机关 投票否决与马哈拉施特拉邦合并 保留中央直辖区地位,不是印度与葡萄牙间的归属投票。选举机关资料
1974-12-31 新德里 印度、葡萄牙 签订承认印度对原葡属印度领地主权的条约 结束不承认立场,另须履行批准与生效程序。葡文条约
1975-06-03 里斯本 印度、葡萄牙 交换条约批准书 主权承认条约生效,区别于1961年接管和1974年签署。UNTS,第982卷,159页
1975 年 8—9 月 东帝汶 民主联盟、革命阵线、葡萄牙当局 政党武装冲突与行政失序 和平权力转移失败,平民受害。《Chega!》,页 55—58
1975-11-28;12-07 帝力及东帝汶 革命阵线、印尼军队 宣布独立,随后遭全面入侵 独立宣告未形成稳定有效国家。巴黎政治学院研究网络
1975-12-22 纽约 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第 384 号决议 要求印尼撤军,重申自决及葡萄牙管理国责任。决议原文
1987-04-13 北京 中国、葡萄牙 签署澳门联合声明 确定过渡安排和恢复行使主权日期。葡文决议与声明
1999-05-05 纽约 印尼、葡萄牙、联合国秘书长 达成东帝汶协议 确定自治方案及接受、拒绝的不同法律后果。协议第五、六条
1999-08-30;09-04 东帝汶及境外投票点 选民、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 投票并公布结果 78.5% 有效票拒绝自治,进入独立过渡路径。东帝汶葡文资料
1999-10-25 纽约、东帝汶 安理会、联合国过渡行政当局 设立 UNTAET 联合国取得过渡期全面行政权。第 1272 号决议
1999-12-20 澳门 中国、葡萄牙、澳门居民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 葡萄牙行政管理结束,中国恢复行使主权。葡文联合声明
2002-05-20 帝力 东帝汶国家机构、联合国 独立并移交权力 UNTAET 结束,新支助任务接续。联合国任务说明

资料与阅读边界

研究截止日为 2026 年 11 月 15 日。正文以 2002 年完成的历史过程为主要终点,不以旧资料推断各地今天的政治、经济状况。引用葡萄牙官方条约时实际阅读了葡文;东帝汶投票结果也核对葡文官方表述。澳门联合声明依据葡文检索正文及相关官方公报交叉核对,1987 年公报扫描件未逐页辨读。

果阿政府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概述属于官方公共史,不等于中立档案;前者的“解放”叙述与后者的部分政权定性均需辨析。果阿 1967 年投票说明可在选举机关页面的检索文本中核对,本次打开页面未稳定返回该段,使用范围限于日期、选项和结果。国际法院案件概述用于区分通行权,不延伸为对 1961 年战争的判决。

东帝汶《Chega!》执行摘要由本地真相委员会编写,本文使用 ETAN 保存的副本。查阅范围是历史、死亡估算和责任认定的有关段落,未通读全部报告。萨维德拉论文可阅读全文;苏尔克论文仅取得研究机构摘要。皮雷斯访谈是西班牙语呈现的参与者证言,既不是随机社会调查,也不是葡文原始口述录音。

便于进一步追查的研究与文件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