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的全球传播06-制宪者如何选择与改换制度
一个国家采用哪种政府体制,首先取决于哪些人能够提出方案、阻止方案,并使方案成为法律。殖民遗产影响他们熟悉的规则,战争和经济危机改变他们最担忧的问题,政党与领袖则会判断自己在新规则下能否获胜。这些因素可以同时存在。把制度选择全部解释成学习先进国家,会漏掉权力利益;全部解释成领袖自利,又无法说明为什么相近利益会产生不同条款。
尼日利亚1979年、斯里兰卡1978年的改制尤其适合比较。两国都曾实行受英国影响的议会制度,都以加强行政能力为改革理由,却没有采用同一种行政—立法关系。尼日利亚建立总统与国会分别产生的体制;斯里兰卡设立强势民选总统,同时保留总理、内阁和议会责任。两者都可以在公共语言中被称为“总统制”,比较研究却必须继续检查政府如何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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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时实行联邦议会制度,1963年改为共和国仍保留总理。1966年军事政变与随后内战,使恢复文官政治时的制宪问题发生变化:政治精英担心的已不只是独立后如何分配部长职位,还包括怎样抑制地区对立、维持联邦,以及避免再度军事接管。1979年总统制是在这段断裂之后建立,不能把它写成英国退出时直接留下的安排。美国国会图书馆《Nigeria: A Country Study》关于政府与政治的章节
启动者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领导的军政府。他在1975年宣布向文官政府过渡,任命由F. R. A. 威廉斯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其遇刺后,奥巴桑乔继续这一进程,随后由乌多·乌多马主持的制宪会议讨论草案。最终文本仍须经过最高军事委员会这一权力关口,1979年10月1日随交权生效。尼日利亚参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的1975—1979年记录、各国议会联盟1979年选举纪要
讨论空间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开放的。穆罕默德1975年10月18日的起草委员会讲话,已提出实行行政总统制,并要求总统、副总统的产生与内阁组成反映联邦的地域多样性。现可取得的讲话转载,与同时期美国驻拉各斯电报对讲话的记录相互吻合。因此,“重新选择议会制”是相对于旧制度的实质备选,却不能描述成制宪会议中与总统制拥有同等政治支持的自由选项。掌握交权进程的军人已经表达了明确偏好。讲话转载及原始日期、1975LAGOS10362号外交电报的公开镜像
新制度的用意不能只概括成“选一个强人”。全国性总统选举试图使候选人必须超出单一区域寻找支持;联邦各州又在参议院中取得代表。总统与议员分别获得任期,部长任命需要参议院同意,政府职位分配还受联邦多样性原则约束。这些规则组合起来,试图把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与地区代表和任命监督连接起来。
1979年宪法第126条规定的地域分布条件,是其中可具体检验的一项:胜选所需支持不能只集中在少数人口大州,还要达到规定的跨州比例。第135条的部长任命规则,则要求体现联邦特征。1979年10月17日参议院审查部长提名时,议员已经直接引用第135条与第14条讨论这一义务,说明它并非只存在于制宪者的宣传中。1979年宪法第126条原文扫描本、参议院1979年10月17日会议记录,第151—152栏
从规则推导激励,可以看出这种设计的两面。需要多个地区选票,可能推动候选人建立跨地区联盟;必须考虑州际职位分配,可以缓解某个地区包揽中央权力的忧虑。另一方面,地区支持也可能通过职位交换取得,而不是形成共同政策。只要总统能够分配的资源很大,全国竞选便可能提高争夺中央职位的收益。前一种是制度希望产生的行为,后一种是相同规则容许的另一条路径;宪法条文自身不能决定哪一种占优势。
新总统也没有因与议会分开选举,就摆脱议会谈判。1979年谢胡·沙加里的全国党未独自控制众议院多数,须同尼日利亚人民党建立议会联盟,内阁中也有两党成员。各国议会联盟的同时期纪要留下了这一具体结果。固定任期保护总统的在职地位,却不自动替他取得预算、法律和人事任命所需的票数。IPU,1979—1980年《议会选举与发展纪事》,尼日利亚,第99—100页
公众的地位也应分环节说明。草案讨论、制宪会议与1979年选举让文官和选民进入过渡,但最终宪法先由军政府制定,选民随后才在新规则下选出执政者。因此,存在公共参与与最后决定权属于军政府,可以同时成立。把1979年选举直接解释为选民已经自由比较并批准全部体制方案,会高估这次授权的范围。
1983年军事政变结束第二共和国,说明改制没有实现阻止军人再度干政的全部目标。它还不能证明总统制单独造成崩溃,因为军队的政治地位、经济环境、选举争议及资源分配同时影响结果。若要证明议会制一定更好,必须进一步说明同样条件下,议会责任能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而非仅列出政变年份。反过来,以政治人物“没有正确操作”为由排除制度责任,也会回避激励与问责设计本身是否存在缺陷。Joseph Olayinka Fashagba关于第一、第二共和国立法机关的研究摘要
斯里兰卡:长期主张遇到了足够大的议会多数
斯里兰卡的转折由文官政党领袖推动。J. R. 贾亚瓦德纳在1966年已经主张,直接获得授权且拥有固定任期的行政首脑,更有能力实施经济发展政策。他在1970—1972年制宪期间提出总统制方案,却遭本党领袖达德利·森纳那亚克反对。1977年统一国民党取得约五分之六议席后,方案才具备落实条件。这个先被否决、后来通过的过程,说明发展论证本身不足以造成改制;党内领导权和议会席位改变了可执行的选择。Jayasinghe、Reid、Welikala,《Parliament: Law, History and Practice》,第13—14页
实际改制又分两步。先修改1972年宪法,贾亚瓦德纳于1978年2月4日成为行政总统;随后1978年新宪法于9月生效,把新安排纳入完整宪法。首次任职并不是先举办一场新总统直选,再由胜者制定宪法。新宪法第160条确认了这一过渡安排。建立直接民选职位,与第一任就职的授权方式,必须分开。斯里兰卡议会国家元首记录、1978年未修订宪法,第160条
贾亚瓦德纳支持固定任期行政权,包含一项可以认真讨论的效率主张:政府实施会在短期遭到反对的政策时,不必随时担心议会联盟瓦解。反方最强的回应则是,减少更换执政者的机会,也可能延长错误政策的持续时间。所谓“不受短期压力”究竟保护了长期公共利益,还是削弱了对不受欢迎政策的纠正,不能仅凭领导人宣称的发展目标判定。
权力利益也可以从过渡条款观察,而不必猜测个人内心。通过修宪,现任总理获得新设总统职位;通过新宪法,他获得一套不完全依赖普通议会信任的地位。这是法律产生的可见利益。但该利益不能自动证明经济发展论证全是借口。较稳妥的解释是:政策主张与职位利益在同一次改制中一致,足以控制修宪的多数让两者同时实现。
1978年安排又并未完整采用美国模式。总理和内阁仍然存在,内阁保留对议会的责任;总统则成为行政机关中的主导人物。对这种制度,只看总统强大就称“美国式总统制”,会遗漏议会能使政府下台的规则。只看总理存在就称“法国原样移植”,也会忽略总统对政府任免的更大权限。
斯里兰卡行政权调整年表:削权与扩权交替发生
| 年份与文本 | 与行政权有关的变化 | 比较时应保留的区别 |
|---|---|---|
| 1978年 | 建立行政总统,保留总理、内阁与议会责任 | 并非纯粹美国式行政—立法分立 |
| 2015年第19修正案 | 限制总统权力;总理任职条款不再列总统任意免职 | 需结合议会责任条款理解政府存续 |
| 2018年危机与裁判 | 最高法院否定不符合当时条件的提前解散议会 | 限权条文需要法院和议会实际执行 |
| 2020年第20修正案 | 再次扩大总统权限 | 不宜沿用2015年的任免规则描述此后制度 |
| 2022年第21修正案 | 恢复宪法委员会等制衡,同时保留部分强总统权限 | 不是完全恢复第19修正案 |
| 2026年第22修正案 | 调整高级法院退休与员额事项 | 没有改变本表讨论的总统—总理责任关系 |
这张表采用议会公布的2015年合并本、至第21修正案合并本、2026年9月25日认证的第22修正案,而不是把网页首页的“最新宪法”标签当作最终版本判断。
2015年合并本第46条将总理继续任职的例外列为辞职或不再是议员,同时第48条保留议会否决政府政策、预算或通过不信任案导致内阁解散的规则。到了第21修正案后的文本,第47条又明确列有总统书面免除总理,第49条仍保留议会导致内阁解散的途径。因此,两个时期中总理面对的解除职务风险不同,不能只用“都是1978年宪法”将其抹平。
2018年的诉讼展示了纸面限制怎样成为实际限制。总统试图提前解散议会,最高法院确认当时尚未满足宪法规定的任期或议会特别多数请求条件,因而撤销解散公告。这里援引的是解散议会案的结论,并非把它扩大成法院对危机中每一项任免争议都已作出同样裁断。最高法院SC FR351/2018案第二部分,特别是第16—19页
2022年经济和政治危机后,对总统权力的批评又推动了改革。主张废除行政总统制的公民组织认为,仅作局部限制不足以改变权力集中;最终通过的第21修正案则保留行政总统职位,并恢复部分任命制衡。前者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替代主张,后者是取得通过的妥协,不能把两者都写成“限制总统”的同一方案。CPA对2022年政府修宪草案的立场声明
危机后的修宪也不足以单独证明,危机完全由总统制导致。制度可能影响决策能否受到及时质疑,却不会自动解释财政、债务、外部冲击和具体政策的全部作用。较有解释力的问题是:哪些决定缺乏有效审查,哪些机关原本能够阻止,后来的修法是否真正改变这些环节。把“强政府促进发展”替换成“强政府必然毁坏经济”,仍然没有完成因果分析。
葡萄牙、芬兰与加纳:改制不总是整套替换
葡萄牙1982年的改革集中处理1976年留下的军人监督与总统权限,取消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宪法审查安排。总统继续由选民产生,政府继续依赖议会;变化发生在军人权力退出和总统干预条件上。现行第195条保留严格限定的总统解任政府权。这种调整更像重新划定权力边界,不能简单归结为从一种完整“主义”转向另一种。葡萄牙总统府博物馆的民主制度史、葡萄牙宪法第195条
芬兰的变化更能说明总统直选与总统扩权并不同步。1994年开始直接选举总统;2000年新宪法却进一步明确议会在政府组成中的地位。总理须得到议会认可,总统再正式任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也须有总理提出的理由。2012年生效的修宪又使总统与政府在有关事项上发生分歧时,可以通过政府报告与议会立场解决。总统尼尼斯托2019年的议会讲话明确说明了这一变化对外交与安全政策争议的意义。芬兰政府关于总理地位及2000年改革的说明、2019年4月10日总统议会讲话
总统在芬兰仍与政府合作领导外交,不能因其权力削减就写成纯粹礼仪元首。改革缩小的,是总统独立支配政府形成、解散与政策选择的空间。与此同时,欧盟事务增加了内阁与议会协调的重要性。保留一个具有公共合法性的总统,与强化日常政治的议会责任,可以是同一次改革的两个目标。芬兰总统府关于行政权与对外关系的说明
加纳则有更明显的制度回摆。1960年共和国宪法建立恩克鲁玛主持的总统行政安排;1969年恢复以总理和议会多数为基础的政府;1979年改采总统与议会分立;1992年又保留总统制,同时要求多数部长来自议会。宪法审查委员会因此称1992年安排具有混合性质。这里的混合指人事与权力关系的结合,不能据此等同于法国那种民选总统与议会责任政府并存的半总统制。加纳宪法审查委员会报告,2011年,第139—141页
加纳的1960年总统安排、1969年的议会政府、1979年的总统制,也不应与军事统治期间混成一种连续体制。政变终止某份宪法的实际运行,与通过修宪改变行政—立法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变化。比较改制次数时,若忽略这一点,就会把军队接管写成对某种民主制度的正常选择。
关键改制比较表:旧问题、现实选择与已经发生的结果
| 改制 | 当时对旧问题的诊断 | 实际选择范围 | 最终安排 | 已观察到的结果 |
|---|---|---|---|---|
| 尼日利亚1979年 | 地区对立与旧文官制度崩溃,需要联邦整合 | 军政府1975年已支持行政总统制;旧议会制度是被放弃的基准,证据不足以称其为势均力敌的提案 | 全国选举总统、独立国会、跨州支持与联邦职位约束 | 1979年完成文官交权,执政党仍须结盟;1983年军方再度接管 |
| 斯里兰卡1978年 | 贾亚瓦德纳认为议会妥协妨碍发展政策 | 总统方案曾遭本党领袖森纳那亚克反对,保留议会政府具有真实政治支持;1977年多数改变通过条件 | 行政总统、总理及议会责任并存 | 现任总理经过渡条款转任总统;总统权限成为此后反复修宪的对象 |
| 斯里兰卡2022年 | 危机中权力集中与监督不足遭到批评 | 存在废除行政总统制的公民组织主张,也有政府提出的局部修正;二者通过能力不同 | 保留总统职位,恢复部分任命制衡 | 第21修正案恢复宪法委员会,但仍保留总统书面免除总理的条款 |
| 葡萄牙1982年 | 1976年军人保留权力与文官民主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整 | 已确证的谈判范围是调整既有1976年安排;不能凭后见之明补出获同等支持的纯总统制方案 | 取消革命委员会,重配宪法审查与总统权限 | 军人机关退出宪法架构;总统解任政府权受到特别条件限制,未全部取消 |
| 芬兰2000、2012年 | 进一步明确政府组成、政策协调与议会责任 | 实际通过的路径是保留总统而重分权限;没有据此假定废除总统也是同等现实选项 | 议会选总理,限定解散条件,增加议会处理行政分歧的作用 | 总统府公布的任命程序按议会支持组织政府;总统仍与政府合作处理外交 |
表中“结果”限于前文史料和条文能够证实的改变,不把尚未证明的增长、稳定或民主质量提升填入。尼日利亚的旧议会制度、葡萄牙的既有安排属于可以识别的改革基准,其地位与斯里兰卡曾由具体政治人物支持的替代方案不同。制度存在过,并不保证在下一次制宪时仍有足够支持使其重新通过。
五种选择机制如何改变具体规则
这些案例可以整理为五种机制,但每一种都必须说明中间环节。遗产、危机或领袖利益本身不会自动生成宪法;它们先影响参与者的资源和判断,再通过提案权、否决权、选举与修宪程序成为可执行规则。以下比较属于对前述过程的解释,不是宣称所有国家都遵循同一因果顺序。
制度选择机制比较表:条件、规则、激励与代价
| 机制 | 具体条件与选择者 | 转化成什么规则 | 希望改变什么行为,又有什么代价 |
|---|---|---|---|
| 殖民、法律遗产与知识网络 | 制宪者熟悉既有议会程序,顾问提供其他规则 | 保留原有机关,选择性替换行政首脑产生方式 | 减少重建成本,也可能延续权力不平等;顾问扩大知识范围,却没有代替国内批准者 |
| 政党、军队与社会分歧 | 军人控制过渡,地区担心被中央排除 | 军人监督机关、地域票数要求、职位组成约束 | 促成关键参与者接受协议,也可能保留军人特权或职位交易;葡萄牙、尼日利亚各有具体条款 |
| 未来选举与职位预期 | 参与者判断哪种任期和多数组合有利于自己 | 总统权限、过渡任职、议会责任与选举日程 | 可以稳定执政联盟,也可能将一次胜利转化为长期优势;斯里兰卡过渡条款与法国日程调整须分别解释 |
| 战争、国家建构与治理能力 | 地区冲突或发展停滞被归因于政府弱势 | 全国总统选举、固定任期及更集中行政权 | 有利于协调和持续执行,也会提高中央争夺的收益、延长错误政策;不能把权力集中当作财政能力自动增长 |
| 外部压力、示范与合法性 | 外国制度声望、顾问交流或加入国际组织的目标 | 借用条款,或调整法律审查、国际义务与机关协调 | 获得可用经验及外部认可,也可能低估当地成本;欧盟准入条件并不等于要求复制法国政府体制 |
第一种机制解释为什么英国制度往往成为前殖民地最容易取得的起点,却不能解释它们为何永远停在那里。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与加纳后来都修改了关键关系。遗产提供的是可用机关、法律语言与人员经验;当决定者、政治联盟或危机诊断改变时,这些资源也可以被用来建立不同的制度。
关于战争、国家建构与发展目标,改革者的理由值得认真对待,但理由不能直接等同于因果事实。贾亚瓦德纳相信行政稳定有利于发展,穆罕默德强调联邦整合,这些主张影响了规则选择。至于规则是否真的产生预期效果,则需要另看执行结果、替代解释和付出的代价。事后失败不能证明当初无人真诚信奉;当初真诚信奉,也不能证明判断正确。
社会分歧与政治利益经常同时发生作用。地域分布规则可以保障少数地区参与,也可以服务建立全国执政联盟的政治人物;军人保留监督权可以被解释为过渡保障,也能延续军队的政治地位。分析的重点是利益如何被写成任职资格、否决权或人事份额,而不是在“公共利益”与“私利”之间强迫选择唯一答案。
选举预期则必须有可观察的依据。法国2001年调整选举顺序,讨论的就是总统选举先行会如何影响随后的议会多数;这与凭空推测某位制宪者“相信自己必胜”不同。斯里兰卡可确认的是现任领袖直接进入新设职位的过渡规则,至于他怎样估计遥远的下一轮选举,不能仅从获益结果反推全部心理。法国参议院2001年1月16日关于选举日程的讨论
外部作用同样需要具体化。罗马尼亚1991年制宪有法国顾问参与,2003年修宪又与加入欧盟的准备相联系,调整法律优先效力和议会对欧洲事务的参与。这是顾问网络与国际准入条件分别作用于条文的例子;欧盟的政治标准要求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并未因此指定各申请国必须选择法国半总统制。把国际民主认可与特定政府模式相等同,会夸大外部强制。法国参议院2003年罗马尼亚报告,II.1.a
这些机制还会通过运行反馈重新组合。斯里兰卡的多次修宪显示,反馈可以导致限权,也可以成为再次扩权的理由。改制不是自动向同一个终点靠近:哪一届议会有足够多数,哪一种危机解释赢得支持,都会影响修订方向。评估结果必须追踪具体权力,不宜把修宪次数当成学习能力的直接指标。
解释选择不等于认可选择
对这种分析最有力的反驳,是它可能把任何结果都解释为“国情使然”,从而放弃判断制度好坏。避免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前明确衡量标准:政府能否执行已授权政策,选民能否公平更换执政者,反对党与少数群体是否受到保护,法院和议会能否约束违法行为。这些标准不能因为喜欢某位改革者而临时改变。
另一种强反驳认为,权力利益才是决定因素,制度理念只是包装。尼日利亚军人预定总统方向、斯里兰卡现任领袖从过渡条款获益,都支持认真检查这一解释。但芬兰保留总统直选而削减总统独立权力,葡萄牙取消军人保留机关,又说明可组织的利益之间也可能形成自我限制。要把所有理念都还原成伪装,仍须提出具体证据。
法律效力也不能替代价值判断。一个修宪多数可能依程序通过强化总统的条文,仍然存在对竞争公平和少数权利的合理批评;一个总统可能宣称拥有直接民意,却不能因此违反明确的解散条件。2018年斯里兰卡的裁判说明,合法授权的边界能够独立于政治支持率发挥作用。
因此,各国“为什么选”与“选得是否好”,需要两套相连而不同的论证。前者重建当时谁有选择权、有哪些真实备选、方案怎样取得通过;后者检验结果是否实现了公开承诺,并把效率、问责、代表性与权利代价一并计算。只有这样,英国、美国、法国才会成为历史参与者实际使用过的参照,而不会被写成可以脱离政治条件直接复制的答案。
资料与阅读范围
- 尼日利亚:IPU《Chronicle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nd Developments XIV, 1979–1980》尼日利亚条目第99—100页全文;1979年10月17日参议院部长提名讨论第151—152栏;1979年宪法第126条检索到的原文片段。原始宪法扫描本未作全篇阅读。1975年讲话采用公开转载并与同时期外交电报镜像交叉核对,不冒充已查验讲话原件。
- 斯里兰卡:1978年宪法过渡条款;议会2015年合并本第46、48条;至第21修正案合并本第43、47、49条;2026年第22修正案全文。SC FR351/2018案实际阅读官方公布第二部分有关解散条件和裁判结论,未将其当作全部相关诉讼的总判决。
- Jayasinghe、Reid、Welikala,Parliament: Law, History and Practice,CPA,使用第13—15页历史段落;所用PDF未在版权页显示出版年,2024年为链接上传路径年份。Fashagba的尼日利亚研究仅使用已公开摘要。未声称通读上述著作。
- 葡萄牙总统府制度史与宪法第195条;芬兰总统府权限说明及尼尼斯托2019年4月10日议会讲话;加纳宪法审查委员会2011年报告第139—141页相关段落。原文链接随相应论点提供。
- 检索截至2026年11月15日。斯里兰卡版本核查包括2026年9月25日认证的第22修正案;不能以官方旧合并本的修订截止日期替代此后的立法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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