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巴尼萨德被免去总统职务以后，伊朗的政治竞争改变了性质。此前还有机会依靠选票、报刊和街头组织相互牵制的力量，越来越多地进入地下活动、武装对抗、监禁与流亡。到1983年，连曾经支持霍梅尼的人民党也被取缔。这段过程不能概括为所有反对派同时发动叛乱，也不能写成所有失败者始终只争取议会民主。不同组织作出了不同选择，国家机构则拥有决定哪些选择还能合法存在的优势。

这一时期还包含另一项重大转折：伊朗在1982年收复主要失地后，继续向伊拉克境内进攻。内部权力集中与外部战争相互加强，但并不是同一个决定的两个名称。政治对手被排除，不等于战争因此必然打赢；收复国土带来的声望，也不等于政府取得了无限期战争的授权。

爆炸袭击与大规模处决怎样交错升级

1981年6月20日，支持巴尼萨德及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人群走上街头，随即遭到镇压。次日议会表决认定总统政治上不适任，22日霍梅尼将其免职。三件事互有联系，却不能合并为一场只有军事意义的叛乱：总统职务的终结有正式文书，参加示威者是否携带武器、个人是否实施暴力，仍需分别认定。最高领袖的免职命令及所附议会来文可以证明程序发生过，不能证明所有竞争条件都公平。

随后发生的袭击使执政阵营面对真实的生存威胁。6月28日，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贝赫什提等大批党政人物身亡；8月30日，总统拉贾伊与总理巴霍纳尔死于另一场爆炸。国家最高层在两个月内遭受连续打击。各机关既需要填补职位、保护设施，又把政治组织的联系网络视为潜在袭击通道。人民圣战者组织通常被认定与这些袭击有关，但对具体行动的策划、执行和公开承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联合国特别报告员2024年的调查也保留了归责层次，不能把事后流传的每个细节都写成已经审判确认的事实。当时的分析见Fred Halliday《革命第三年》，后来的证据梳理见特别报告员调查第15—25页。

政权的回应远远超出了保护政府建筑和追查爆炸案。革命法庭、检察机关和监狱体系迅速处理大批政治案件；组织成员、支持者、散发刊物者与真正参加武装行动者，往往在“反革命”的分类下被混为一谈。这里的“反革命”首先是当局给出的政治与法律指控，不能直接成为历史作者对所有被捕者的身份判断。国家掌握拘押、审讯、审判和处决的连续能力，嫌疑人则很难获得独立辩护和公开核查的机会。

安全危机可以解释为什么支持强硬措施的人增加，却不能证明处决所有被拘押者是必要的。针对一项具体袭击追查责任人与惩罚整个政治网络，有不同的证据要求。伊朗在革命前已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政权更替没有自动取消生命权、禁止刑讯和公正审判等义务。即使按当时尚未普遍废除死刑的法律环境判断，也不能以政治归属代替最严重罪行的个别认定。公约第4、6、7、14条。

人民圣战者的组织资源与战略失败

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简称MEK或MKO）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敢死队混称。它拥有反王朝斗争的资历、青年支持者和秘密组织经验，却没有获得足以约束革命武装与司法机关的制度地位。组织领导层把巴尼萨德的总统选票与自身动员能力结合，希望打破伊斯兰共和党的优势；这套联盟并不能保证军队会服从总统，更不能保证多数选民愿意支持一次武装夺权。

巴尼萨德和圣战者领导人马苏德·拉贾维离开伊朗以后，反对运动的领导与国内普通支持者的处境进一步分离。地下组织可以继续策划袭击，流亡政治组织可以发表声明，但被辨认出来的支持者首先承受搜捕风险。组织性暴力又帮助当局把政治异议与暗杀联系起来，压缩其他反对力量公开辩护的空间。这个后果不证明国家镇压是由反对派“自找的”；它说明一种战略会改变盟友、观望者与执政者的选择范围。

反过来，把圣战者组织描写成从来不具有社会基础的外国工具，也不符合其早期经历。1981年的国内组织与后来从伊拉克获得基地、装备并参加跨境作战的武装，处于不同阶段。后来的合作关系可以用于解释1988年的军事行动，不能倒推每个1981年的年轻支持者已经选择与伊拉克军队合作。对一场运动的判断必须允许成员身份、组织路线和战争立场随时间改变。

支持霍梅尼的左翼为何仍然失去生存空间

伊朗左翼并非一个统一阵营。人民敢死队在革命后分裂，多数派逐渐把共和国的反美立场理解为值得支持的进步方向；少数派更早反对这种合作。人民党即Tudeh Party，也主张保卫霍梅尼领导的反帝革命。这些组织并不是没有读过法学家监护理论，而是把国际阵营、社会经济改革和反美斗争排在政治多元之前。它们判断新政权仍可能沿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演变，因而容忍甚至支持压制自由派或其他对手。《伊朗百科全书》“人民敢死队”条、“努尔丁·基亚努里”条。

这套策略有现实依据：政权确实实行部分国有化，批判美国影响，并动员贫困群体。错误在于把外交敌友关系当作国内权力分享的保证。一个政府可以反对美国，同时反对本国马克思主义组织；可以支持某些再分配政策，同时不允许独立工人组织挑战自己的任命和动员权。人民党有组织经验，却不能控制革命法庭和卫队，也无法要求霍梅尼接受持续的党派竞争。

苏联联系则使人民党的处境更加复杂。其领导层与苏联的关系、秘密军事网络，都不能简单说成当局凭空编造；但电视认罪是在羁押与刑讯背景下形成的，不能独立证明每项间谍、政变或叛国指控，更不能把所有普通党员纳入同一责任。对人民党的政治误判与对司法程序的批评可以同时成立，无需选择一方之后放弃另一种判断。

1983年2月，人民党领导人开始被捕；4月逮捕扩大；5月4日，当局正式宣布该党非法。这不是三个可以互换的日期。同期汇编保留了清楚的先后顺序，也显示取缔如何把原先有限的合法活动空间彻底关闭。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1984年2月，第32690页。到此，“只要支持反帝路线就能保留独立组织”的设想已经被实际权力关系否定。

独立宗教权威为什么也未能约束最高领袖

沙里亚特马达里拥有宗教声望、商人支持和阿塞拜疆地区的联系，其支持者在1979年建立穆斯林人民共和党，试图阻止最高权力过度集中。制宪争执随后转成地方动员与机构争夺：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大不里士的广播、党部和街道成为冲突地点；卫队及支持政府的力量逐步压制该党，部分支持者被处决。沙里亚特马达里撤回对继续活动的认可，也无法保护已经暴露身份的追随者。博鲁曼德中心《阿亚图拉的冲突》，有关1979年末至1980年初的章节

到1982年4月，亲霍梅尼教士又宣布取消他的宗教领导资格，背景是当局指控他与推翻政府的阴谋有关。同期报道记录了官方支持降格的动员，也记录了其家属的反驳；这种材料可以证明处分与政治压力，不能独立证明阴谋指控成立。Sajid Rizvi，合众国际社，1982年4月21日

这一失败不能归结为独立教士没有威望。他们能影响信众、筹款和地方抗议，却不能持续约束掌握武装与司法机关的对手；为避免更大冲突而退让，又会削弱支持者的组织保护。政治权力还能够反过来干预宗教资格，使原本可能构成制衡的权威失去活动机构。宗教人士之间的强制排除，说明“教士共同夺权”不足以概括最后形成的秩序。

收复霍拉姆沙赫尔靠的是怎样的合作

国内政治趋于集中，并没有消除正规军与革命卫队的差异。正规军拥有较成熟的参谋、炮兵、装甲、航空与补给能力；卫队能够组织新兵、地方网络和巴斯基民兵。巴斯基是动员组织，并非所有成员都属于训练与装备相同的战斗单位。把伊朗作战概括成“狂热人海”，会遗漏正规军提供的专业能力；把胜利全归于正规军，也无法解释不断补充的兵员与基层动员。

1981年秋以来，伊朗先后解除阿巴丹包围，恢复部分交通联系，再在1982年春推进反攻。霍拉姆沙赫尔位于卡伦河与阿拉伯河附近，城镇、堤岸、桥梁和通往伊拉克的道路共同限制部队运动。城市失守对伊朗具有强烈象征意义，但收复它仍需要切断守军补给与退路。战役不能只按最后一天升起哪面旗来解释。

1982年4月底开始的反攻由多个方向展开，正规军与卫队在合作中保持各自组织。渡河、扩张桥头阵地、逼近道路与分割守军，比一次正面冲锋更能解释结果。伊拉克把部队部署在分散的固定阵地上，既要保住城市，也要防守外侧道路；预备队调动和撤退决策受到指挥体系限制。5月24日，伊朗收复霍拉姆沙赫尔。双方的损失、被俘人数与参战兵力，在战时报导和后来的重建中差异明显。

Cordesman与Wagner的军事研究估计，霍拉姆沙赫尔及南胡齐斯坦相关战区的伊朗兵力超过15万，伊拉克前沿防御兵力约7万至9万；这是广大战区估计，不是城内巷战人数，更不是一张双方同时公布的点名册。这些估计显示战区作战规模；其战时来源衍生的损失估计，仍不能视为精确结算。《现代战争的教训》第二卷，第5章，PDF第25—30页附近的战役重建。

1982年为什么继续向伊拉克进攻

收复主要失地以后，伊朗领导层面临的选择已经变化。继续抵抗占领与向邻国推进、迫使其政府倒台，所需资源和成功标准并不相同。萨达姆此前发动战争，因而伊朗怀疑其停战诚意并非毫无根据。即使伊拉克宣布撤军，边界据点、赔偿、战俘与监督执行仍需解决；不能把当时局面写成一份安全保证已经落实的和平协议摆在桌上，只等伊朗签字。

但仍然存在具体外交选项。1982年7月12日，安理会第514号决议要求停火、撤回国际公认边界，并提出观察员安排。决议并未满足伊朗关于侵略责任和赔偿的全部要求，却提供了一条可以谈判、检验和争取加强的路径。联合国安理会工作汇编，1981—1984年，第239—240页。

伊朗随后把主要进攻推进伊拉克境内，尤其朝巴士拉方向施压。领导层希望进一步军事胜利迫使伊拉克接受责任与赔偿，部分领导者也期待萨达姆政权垮台。刚取得的战果使这种预期具有吸引力。然而，收复本国土地时的动员条件，并不能原样转化为持续占领邻国的能力；伊拉克军队在本土防御时的补给距离、工事条件和政治动员也不同。伊拉克什叶派居民不会仅因宗派相同，就自动支持伊朗进攻。战争阶段概述见Saskia Gieling“伊朗—伊拉克战争”。

支持继续进攻的一个有力理由是：停止推进可能让侵略者恢复实力，下一场战争会更危险。这个风险真实存在，但不能单独决定答案。继续进攻同样可能使伊拉克获得更多外援，使海湾国家更坚定地反对伊朗，并消耗本国兵员与财政。以1982年可知信息判断，争取监督停火是一项有风险的选择；试图通过越境战争获得更有利秩序，则是另一项风险更大、结果更依赖对手内部崩溃的选择。后者不是收复国土的自然延长。

革命组织开始成为长期国家机构

1982年9月通过的革命卫队章程，把保卫革命、打击颠覆与服从最高统帅写进了常设制度。章程同时规定卫队不得成为政党，其成员不得加入政党。这种文本上的非党派要求，并没有取消其保卫特定政治制度的任务。与普通行政机关相比，卫队的合法性来自革命及领袖授权；与政党相比，它又拥有武装和组织资源。《伊斯兰革命卫队章程》第1—5、47—48条。

因此，竞争者失败不能只用“遭背叛”或者“实力不足”解释。自由派需要的统一行政指挥未能建立；巴尼萨德的选票无法转化为稳定的机关联盟；圣战者的武装路线扩大了其与社会其他力量的距离；部分左翼支持排除对手，最终也被同样的机制排除。上述判断说明各方行动的效果，不减轻拘捕、刑讯和任意处决的实施者责任。

到1983年，共和国已经形成更牢固的武装、司法与政治筛选结构，但其内部并未停止争论。国家控制经济到什么程度、如何分配战时负担、宗教法与国家政策冲突时由谁决定，仍会引发争执。反王朝联盟的解体结束了一个阶段的公开竞争，却没有让“教士”变成意见一致的统治集团。

本篇年表

日期	地点与参与者	事件、直接后果及争议
1981年6月20—22日	德黑兰；示威者、议会、霍梅尼	示威遭镇压，议会表决后总统被免职；个人暴力责任与正式罢免程序应分开。免职原文
1981年6月28日	德黑兰；伊斯兰共和党	总部爆炸造成领导层重大损失，随后镇压进一步升级；具体行动归责不可仅以传闻补足。
1981年8月30日	德黑兰；总统与总理	拉贾伊、巴霍纳尔遇袭身亡，国家安全与继任压力加大。
1981年9月	阿巴丹地区；正规军与卫队	包围被解除，合作反攻逐步改变南线态势。军事研究第5章
1982年3—5月	胡齐斯坦	连续反攻；5月24日收复霍拉姆沙赫尔，主要失地得到恢复。
1982年4月	库姆及全国	亲霍梅尼教士处分沙里亚特马达里宗教资格；官方阴谋指控不能替代个别责任证据。
1982年7月12日	联合国安理会	第514号决议提出停火、撤军与观察员安排；没有自动解决责任与赔偿。
1982年7月起	伊拉克边境与巴士拉方向	伊朗扩大越境进攻，作战目标与防卫失地阶段发生变化。
1982年9月6日	伊朗；立法与革命武装	卫队章程通过，将任务和指挥关系制度化。章程
1983年2月、4月、5月4日	伊朗；人民党与安全机关	首轮逮捕、扩大逮捕、正式取缔，三个阶段不能合并。同期汇编

来源与阅读范围

本篇采用的波斯语一手材料为总统免职令及革命卫队章程的网页转录，分别阅读命令全文、所附来文及上述条款，并未核看所有纸本公报。英语材料中，Halliday文章读全文；Iranica两篇党史条目读相关时期；Keesing’s读人民党相关段落。军事研究阅读第5章有关1981—1982年合作与反攻部分，未通读全书。

特别报告员2024年报告只用于所述政治暴力与证据方法，阅读摘要及1981—1982年相关章节。报告、百科和同期新闻各有错误可能：人民党取缔日期采用同期汇编纠正百科的混写；法庭与国家责任判断采用条约及原始程序文书，不以研究者的政治评价替代法律证明。战争兵力为研究估计，尚缺各阵营完整伤亡登记。沙里亚特马达里部分实际读博鲁曼德报告相关章节及UPI检索回传的报道正文节选；报告把降格年份写作1981年，与同期报道不符，采用1982年。未将电视认罪或官方指控视为独立定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