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以后，王朝面临的反对行动进入工作场所。街头游行可以被驱散，炼油、交通、银行、报刊和政府机关却需要熟悉业务的人持续工作。雇员拒绝合作，使政府同时失去收入、服务能力和对社会的正常控制。换首相、加薪、戒严与逮捕轮番使用，仍不能稳定恢复运转。到1979年1月，国王决定离境时，首相和军队仍在，维持他们权威的政治关系却已经严重松动。

停工怎样扩大了政治危机

石油罢工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佩曼·贾法里把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九月首轮停工，十月至十一月再度扩散，十二月政治要求更明确，年底出现全国协调。最初的要求包含工资、住房与工作待遇，政府让步曾带来复工；随后镇压、其他行业的抗议和反王朝动员，把劳资问题同国家权力联系起来。把全过程写成霍梅尼一声命令、全部工人立即停工，会抹掉这种变化。Peyman Jafari：《Fluid History: Oil Workers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2018年，第71—74页

石油工人的力量来自所处位置。油田、炼厂、输油与装运需要协调，少数关键岗位停工就能影响更多环节。出口减少损害政府财政，国内供应不足又影响交通、取暖与其他生产。军队可以控制厂门、拘捕组织者，却不能迅速替代全部技术人员；强迫暂时复工，也不等于恢复长期合作。警察和军队越多介入劳动管理，原本可以用待遇谈判处理的问题越容易成为政治冲突。

参加者也不是同一种工人。正式雇员、承包工、办公室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待遇与诉求不同。部分人希望改善行业内部的不平等，有人坚持民族独立或宗教正义，有人支持左翼组织。共同停工表明他们愿意在当时共同施压，不能据此推定他们已经赞成同一套革命后的财产制度。

这也让政府很难只靠一次加薪结束危机。当停工要求包含释放被捕同事或取消军事管理时，工资谈判无法独自解决；如果某一单位先复工，工人还会判断其他单位是否继续行动、自己会不会失去集体保护。罢工是否结束，逐渐取决于跨单位的信任和政治承诺，超出了企业经理原有的谈判权限。

罢工需要组织和生活来源

停工能够持续，必须有人联络不同部门、传递消息、判断何时复工，并承担逮捕与失业风险。各地成立的罢工委员会，把熟悉工作关系的人变成代表；委员会的组成并不相同，左翼、伊斯兰左翼、霍梅尼支持者和独立人士都可能参与。工人对工作的控制逐渐增加，全国性的独立组织却没有同步成熟。这给后来介入协调的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间。

社会支持解决了一部分生计问题。商人与宗教团体既传播消息，也资助死伤、被捕者家庭及停业者；集市的职业关系、社区救济和宗教捐助，可以转用来维持抗议。阿什拉夫的研究记录了商人为罢市期间的学徒、杂工和工人提供补助，并资助传单与录音传播。不能把这些不同渠道合并成一笔由霍梅尼统一支配的全国基金，现有材料也不足以列出可靠的总收支表。Ahmad Ashraf：《Bazar iii.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

这些组织还影响谁能代表运动讲话。掌握救济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家属信任；能够与管理层谈判、使被解雇者复职的人，会获得工人支持。宗教威望只有通过这些具体事务，才可能转化成稳定的政治服从。反过来，如果罢工让居民长期缺少燃料，而组织者无法安排供应，支持也可能减弱。

决定恢复国内供应，因此有政治上的两重作用。它可以减少居民生活困难，使持续反对政府不必等于全面停止生产；它也让协调者有机会宣称，自己比现政府更能区分社会需要和王朝需要。工人继续掌握实际操作，政治代表则争取决定生产目的。两者合作时能够扩大压力，发生争议时也会暴露谁有最后决定权的问题。

石油委员会开始行使行政权

1978年12月29日，仍在法国的霍梅尼发出命令，委派迈赫迪·巴扎尔甘率五人小组处理石油事务，其中包括拉夫桑贾尼和穆斯塔法·卡提拉伊。命令要求军警退出设施，恢复仅供国内需要的生产，停止出口，并限制军方囤积燃料；条件遭破坏时，可再停止生产。文件直接要求管理人员合作。霍梅尼：《委任巴扎尔甘组织五人石油委员会》，伊朗历1357年10月8日，《伊玛目文集》第5卷，第302—303页

命令的对象包括工人、经理和军方，已经超出一般声援声明。生产多少、供给谁、谁可以进入设施，都是政府通常处理的问题。委员会把停工造成的压力转为协调生产的资格，为革命领导层积累了行政权威。这里也能看到巴扎尔甘与激进教士的合作：后来同霍梅尼发生冲突的自由派宗教政治家，此时正在帮助建立另一套可运转的指挥关系。

谈判中还涉及撤走军人、复职、允许工人返回公司住房、释放被捕者与补发工资。政治承诺因此同劳动者的眼前利益连接起来。贾法里强调，这一过程逐步把地方罢工组织纳入全国政治领导，同时削弱了独立协调的可能。这个解释有充分机制依据，但不能倒推全部工人从开始就只是被动工具；委员会能发挥作用，恰恰因为先前停工已证明了工人的力量。贾法里：《石油与政治的联系》，波斯语学术文章，2021年2月26日

由此也能区分两种权力：暂时阻止政府办事，与持续组织社会运转。罢工已经充分显示前一种能力，石油委员会开始尝试后一种。它没有立即取代所有国家机关，却让革命阵营能够以实际事务证明自己有资格接管。这一变化发生在国王离境之前。

军人内阁没有恢复可持续的服从

1978年8月底上任的谢里夫—埃马米以和解争取宗教人士，黑色星期五以后却难以使反对派相信政府承诺。11月6日，国王改任阿扎里将军组阁，并公开承认需要回应人民的抗议。军事化与认错同时出现，反映王室仍在寻找恢复秩序的方法，也使官员难以判断接下来应该依靠谈判还是武力。

军人内阁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它逮捕一些旧政权人物，试图以追究腐败平息不满，也加强军事管理。但让旧官员承担责任，没有建立让公众信任的调查程序；用军人取代部长，没有补足失去合作的工作队伍。公众若认为首相始终由国王控制，就可能把每次换人理解为保存王权的手段，而不愿把新政府同过去分开。布鲁金斯革命年表，1978年8月至1979年1月部分

十二月塔苏阿和阿舒拉期间的巨大游行，又展示了反对派安排队伍、维持秩序与提出政治要求的能力。参与人数的不同估算不宜当成人口普查，但行动规模足以表明危机已经超出少数地下组织。军队面对的对象包括穿制服人员的亲属、邻居和同学。继续服从命令的代价由此改变，兵力和装备数量无法单独预测他们是否愿意长期镇压。

一种常见反驳认为，王朝只是因为国王不够坚决才失败。这个判断至少需要回答：武力能够迫使哪些人工作，能够持续多久，又会使多少原本中立的人转向反对？一次驱散或短期复工，只能证明某种命令暂时得到执行。要恢复稳定统治，还要让军官相信文官政府有前途，让雇员相信承诺不会被撤回；现有内阁都没有充分做到这些。

巴黎使流亡者更容易介入国内

1978年10月，霍梅尼离开伊拉克，抵达法国并在巴黎附近诺夫勒堡居留。法国的电话、记者与国际交通，使其声明能够迅速到达国内，也让外国政府和公众更容易接触他的形象。法国广播档案的相关节目以巴黎活动、国际报道与多种反王朝力量的汇合为中心，能够帮助理解这种传播条件；节目介绍不能替代其中各位见证人的完整证词。France Culture：《1978–1979 : un destin pour Khomeiny》节目文字介绍

法国允许其停留，确实给了反对派重要便利。这项事实与“法国设计了伊斯兰共和国”之间，仍隔着动机、决策与执行证据。一个国家可能希望保留接触渠道、观察局势或避免驱逐后的外交成本；这些做法也可能产生比决策者预计更大的后果。历史解释需要承认便利的实际作用，同时查明它能解释到哪一步。

巴黎的传播优势也有国内条件。没有工厂停工、清真寺与集市关系，没有愿意接收并转传消息的人，外国记者的采访不会自动变成国家权力。霍梅尼能提出石油委员会，是因为国内已经出现需要协调、且愿意部分接受其裁断的运动。

巴赫蒂亚尔接到的是一个缺少合作的政府

1978年12月底，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接受组阁任务，试图用恢复宪政挽救局势。他有反王朝政治经历，并非一直效忠宫廷的官员。他提出释放政治犯、扩大新闻自由、结束秘密警察体制，并要求国王离境。其目标包含把实际统治权交回政府，保留可以运行的宪制。

巴赫蒂亚尔1979年1月9日接受法国广播采访时，明确区分国王出国与退位，并称离境可以使长期遭到破坏的宪法发挥作用。他还表示尊重霍梅尼，希望其能参与民主政府。这是巴赫蒂亚尔公开提出的方案，不能写成霍梅尼已经接受的协议。《世界报》转述France-Inter访谈，1979年1月11日

困难在于，他从国王手里接受任命，也因此失去了许多原来同道的支持。霍梅尼拒绝承认这个政府，反对派多数不愿用已经取得的动员优势换取保留君主制。巴赫蒂亚尔需要恢复生产来证明改革有效，但工人又要求先解决政治问题。他还需要军队支持，同时必须让公众相信自己有能力约束军队。两项要求彼此牵制，几周内难以解决。

瓜德罗普会议究竟证明了什么

1979年1月初，美、英、法、西德领导人在瓜德罗普会面，讨论国际安全，也讨论伊朗。法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1月6日的公开声明强调政治形势、安全、缓和及军备限制，没有宣布为伊朗选择统治者。英国首相卡拉汉1月16日在议会说明，伊朗局势尚未解决，四国没有就西方应采取何种立场达成精确决定。法国总统府：1月6日声明，法语；英国议会：1月16日瓜德罗普会议辩论

公开说明当然可能回避敏感内容，不能据此断言没有私下协调。可以确定的时间顺序是：大规模抗议、罢工、阿扎里内阁失败与巴赫蒂亚尔组阁，都已发生或启动。会议所面对的是正在崩溃的盟友政权。承认国王很难留下、准备同反对派接触、为国王离境作安排，均可能影响结局；要进一步证明四国预先设计并成功安装后来那套体制，必须给出更强的命令、协议和执行链，时间接近本身不够。

海瑟使命暴露了美国政策的分歧

美国将军罗伯特·海瑟一月赴伊朗，与军方高层直接接触。1月12日给国防部长布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的电报，以及布热津斯基翌日转呈卡特的备忘录，显示美国仍想维持一个友好政权。海瑟要求高级军官留任、军队保持完整，优先支持巴赫蒂亚尔；若文官政府失败，则考虑更强的军事措施，最终选项包含军方接管。部分伊朗将领比他更急于立即行动。《General Huyser’s Report》，1979年1月13日，附1月12日电报

这份内部文件同时限制了两种解释。美国确实干预了军队的选择，不能被描写成完全置身事外；文件也不支持把海瑟使命概括成让军队无条件投降。布热津斯基尤其担心政策滑向接受越来越激进的替代政府。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伊朗将领的主张也不同。外交接触、对武力的限制和保留政变预案，在同一阶段可以同时存在。

海瑟后来离开伊朗，军队在2月11日才宣布中立。要把后者直接归结为他的命令，需要证明这道命令如何传达、谁接受、怎样压倒随后的军营战斗与指挥危机。已有材料允许讨论其使命可能削弱立即政变的机会，却不足以跳过一个月的国内过程。

1月16日：离境没有立即结束君主制

1979年1月16日，国王与王后离开伊朗。正式安排仍是暂时出国，摄政机构、议会、巴赫蒂亚尔政府与军队继续存在。把这一天写成君主制已经在法律上和平移交，便无法解释此后两位总理竞争、机场关闭与重新开放，以及二月的武装冲突。

离境的实际影响很大。长期围绕国王个人运作的军政体系失去了最终裁决者；支持者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反对者则把出国当作继续施压有效的证明。巴赫蒂亚尔获得了一部分施政空间，却没有随之取得同等的群众信任和军方权威。此后局势将取决于他能否恢复行政运转，霍梅尼能否把声望变成政府，以及军人是否还愿意为旧宪制战斗。

本篇年表

日期	行动及权力变化
1978年9—10月	石油与公共部门罢工扩大，经济要求逐渐同释放被捕者、解除戒严等政治要求相连。
1978年11月6日	阿扎里组建军人内阁，军事管理与和解信号并行。
1978年12月10—11日、29日	大规模宗教纪念游行；月底霍梅尼委派石油委员会，巴赫蒂亚尔接受组阁任务。
1979年1月上旬	巴赫蒂亚尔组织文官政府；瓜德罗普会谈与海瑟使命试图应对已形成的危机。
1979年1月16日	国王离境，旧国家机构继续存在，权威与服从关系进一步不稳。

资料与阅读范围

石油部分阅读了贾法里2018年英文学术章节的罢工发展及协调委员会相关页，以及2021年波斯语文章相应段落；二者出自同一研究者，不计为相互独立的证实。12月29日命令读取了波斯语原文在线转录。外交部分实际读取法国总统府声明、英国议会记录和海瑟电报及备忘录OCR，公开声明只能证明公开立场。法国广播资料仅使用网页说明，未听完整音频；《世界报》使用可见的短篇访谈转述，未听原始广播。瓜德罗普秘密会谈没有取得完整法方内部记录，因此不把公开文本当作对所有私下安排的排除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