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以后，巴列维王朝扩大了军队、行政机构和经济建设，也压缩了独立政治组织的活动空间。这个国家并非一直停滞到革命突然发生。土地所有权、教育机会、妇女的部分法律地位和居民消费都发生了实质变化。问题在于，获得某种改善的人，不会因此放弃对物价、尊严和政治权利的要求；王朝又越来越难以让这些要求在公开制度中得到处理。

真实成就与有条件的支持

石油收入和工业投资给国家提供了此前少见的资源。佩萨兰汇总的统计显示，1963—1977 年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工业与服务业的扩张尤其显著，生活水平也有实质改善。这些成果不能被王朝最终垮台倒推成宣传幻象。官员、企业家、技术人员、取得土地的农户，以及希望避免政治失序的居民，都可能有维持现有政府的理由。M. H. Pesaran，《巴列维时期经济》，增长与分配部分

支持也有不同强度。1974 年美国使馆记录的一次谈话中，几名富裕商人猛烈批评物价和宫廷影响，却仍认为国王必须留任，以免陷入无政府状态。腐败指控只是这些商人的说法，不能据此判定王室成员确实操纵了全部食品供应。他们既有不满又害怕替代结果，这种态度却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政治选择。FRUS，1969—1976 年第 XXVII 卷，第 60 号编者说明，所引 1974 年 5 月 13 日谈话记录

沉默、接受公共服务、参加官方活动和积极忠诚因此不能混作一项民意指标。一位农户可以感谢获得土地，也反对政府的宗教政策；一个商人可以支持稳定，也拒绝行政限价。若统治者把这些有限合作全部理解成无条件拥护，他就容易把政策批评误认为背叛，反而破坏原来的支持基础。

图三：1977 年 11 月 15 日，卡特总统与伊朗国王在白宫会面

图三：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穆罕默德·礼萨沙，1977 年 11 月 15 日，白宫。摄影 Marion S. Trikosko／U.S. News & World Report，美国国会图书馆 ppmsca.55415；馆藏说明记载权利由捐赠者献入公有领域。图片及馆藏说明。照片体现两国的高层联系，不能测量伊朗社会对国王的支持；拍摄场合并非同年 12 月的德黑兰访问。

统治集中怎样削弱纠错

1953 年政变后的王朝拥有外部援助和恢复中的财政资源，反对组织却面对拘捕、监控和政治排斥。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萨瓦克（SAVAK）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机构。政治竞争受压以后，国王更能实施政策，却也更少面对能够迫使政府修改方案的独立议会、工会或政党。命令可以较快向下传达，错误的社会反馈却未必能够向上进入决策。

镇压的证据不能依靠最大数字取胜。国际特赦组织的 1975—1976 年报告明确说，政治犯总数难以确定；它自己认为有数千人，另一些来源提出更高估计。报告还列出非暴力文化活动者受刑事处罚的案例。把该报告转述的最高数值写成其独立核实结果，会扩大证据；把所有被拘者统称为暴力分子，则会抹去它记录的具体案件。《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1975—1976》，“Iran”节，PDF 第 93 页

美国政府内部也并非不知道问题。1976 年 8 月，国务院官员在准备国会说明时警告，替伊朗否认酷刑和新闻控制，会与已掌握的信息冲突。他提及严厉审讯、审讯后死亡、秘密处决和对报刊的指令。安全机构以国家安全解释行为，不能消除拘禁、司法程序和身体完整权方面的责任。FRUS，第 185 号备忘录，1976 年 8 月 20 日

同一备忘录又建议强调政局稳定、土地关系改善与国王在普通居民中的声望。这不是民意调查，却显示美国官员能够同时承认发展与虐待。把两者分别评估，才可理解盟友为何继续支持王朝，也能避免用建学校抵销酷刑，或用酷刑否定所有经济变化。

土地改革确实分了地，也划定了谁有资格

土地改革在 1962 年阿里·阿米尼政府与农业部长阿尔桑贾尼任内已经推进，后来被纳入国王的“白色革命”。1963 年 1 月公投把土地、森林、国营企业股份、工人利润分享、选举改革和扫盲等政策合成一套改革承诺。国王希望削弱大地主的独立影响，并把农民和新受益群体直接联系到国家。Pesaran，土地改革与发展计划部分

1962 年土地改革法的具体规则，比“消灭封建制度”更能说明结果。法律把自耕或带家人耕作、向地主交租的农户，与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分别定义；一般土地持有上限以一整村为标准，超额部分由政府收购分配。果园、茶园及符合条件的机械化农场另有例外。因此，大地产受到打击，并不意味着全部土地平均分给所有农村居民。波斯语《土地改革法修正案》，1340 年 10 月 19 日，第 1—3 条

研究估计，改革把约六百万至七百万公顷土地转给原佃农，占当时农业土地相当大的比例。产权转移是真实成就；没有传统耕作权的农村雇工和其他无地居民，却往往不能直接分地。得到一小块土地的家庭还需要水、贷款、种子和市场，部分村庄的新组织也由较富裕农户占据优势。Ahmad Ashraf、Ali Banuazizi，《巴列维时期的阶级》，土地改革及农村阶层部分

对受益者而言，改革降低了对地主的依赖；对未受益者而言，村庄内部差别可能更明显。农村居民迁往城市，也可能同时受土地不足、家庭人口变化和城市工资机会吸引。由迁移直接推出“改革把所有农民赶出土地”，无法解释已经取得产权的人；由产权转移直接推出“农村问题已经解决”，又忽略了经营条件和被排除的人。

改革也重新安排了管理权。法案第 7 条把土地改革委员会置于农业部长领导之下，土地改革机构负责人的任命则经过王令。由此可以推知，村民脱离部分地主控制后，仍需要与国家机关交涉。产权变化和获得独立申诉能力是两个问题，中央替代地主并不自动解决后一个问题。土地改革法第 7 条

妇女获得的权利不能只归给一位国王

1963 年妇女取得全国选举的参与资格，1967 年《家庭保护法》又改变了婚姻争议的处理方式。妇女活动者长期推动教育和法律改革，梅赫兰吉兹·马努切赫里安等人的参与也不能被抹去。王室支持有助于政策通过，同时把改革作为自身正当性的证明；获得实际权利与接受王室政治宣传仍是两回事。Ziba Mir-Hosseini，《现代伊朗家庭法》，1967 年立法部分

1967 年法律第 8 条要求离婚先经过法院，并取得无法调解的证明；第 11 条列出双方可提出申请的若干情形；第 14 条要求已有妻子的男性再婚前取得法院许可。这些程序限制了丈夫单方面处分婚姻的空间，也让抚养与生活费用进入司法裁决。但第 15 条仍允许丈夫经法院确认，阻止妻子从事被认定损害家庭利益或名誉的职业。波斯语《家庭保护法》，第 8、11—15 条

这是一种重要而不完全的平等。法院有新权限，不等于每一位妇女都有同样的法律知识、交通条件和诉讼资源。宗教家庭中的妇女也可能支持改善婚姻权利而不愿接受国家规定的文化形象。把妇女按“现代支持国王、传统反对国王”排列，会把她们同时关心的家庭、自主、信仰与政治权利拆散。

法律本身注意到了诉讼资源差距：第 4 条允许对无力支付者减免相关费用，并由法院安排法律援助。这说明改善权利还需要支付实际使用权利的成本。条文能证明立法者提供过补救办法，却不能证明偏远地区的妇女都能得到帮助；衡量执行仍需案件、经费和法律服务覆盖资料。《家庭保护法》第 4 条

学校和大学扩展也产生类似结果。新机会使更多青年进入专业职业，知识与期望随之提高；国家控制就业和政治参与，又使教育不必然转化为忠诚。不能把学生反对当成接受教育后的忘恩负义，也不能认为任何扩大教育的政府都会走向革命。教育提供表达和组织能力，是否用于反对，还要经过具体的政治冲突。David Menashri，《高等教育》，穆罕默德·礼萨沙时期部分

宗教反对怎样超过宗教机构的利益

改革触动宗教机构的财产、司法权限和公共权威，但不同教士的应对不一致。有人选择与政府交涉，有人减少政治介入，有人公开反对。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روح‌الله خمینی）在 1962—1963 年围绕选举、白色革命和王权发动抗议，1963 年 6 月被捕引发示威与镇压，使他成为更突出的反王朝人物。Hamid Algar，《萨法维以来的什叶派》，1962—1964 年部分

宗教反对的内容也有可批评之处。维护宗教机构的利益和反对妇女政治平等，不能因为它们与反专制结合，就自动变成进步要求。反过来，国王推行有益改革，也不能证明他有权以暴力消除所有反对。必须逐项判断政策及反对理由，才能看见民族独立、法律程序、性别秩序和宗教权威怎样被不同参与者组合。

霍梅尼流亡期间逐渐明确法学家治理国家的方案。1970 年纳杰夫讲课所阐述的法学家监护，把合格宗教法学家的权限扩展到政治统治。这并非全部什叶派学者接受的唯一解释，胡伊等人的立场限制这种扩展。学者也争论他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方案有多少连续性，因而不能把 1970 年描述成毫无前史的瞬间发明。Yasuyuki Matsunaga，Revisiting Ayatollah Khomeini’s Doctrine of Wilāyat al-Faqīh，2009，实际阅读印刷页第 77—85 页

文本存在，只能证明一种方案已经被提出。它不能测量后来每位参加示威的人读过多少，更不能证明反对王朝的自由派、工人或妇女已经同意让法学家掌握全部最终权力。思想传播、组织服从与对未来制度的选择，需要不同证据。到 1970 年代，宗教语言能够汇集不满，却尚未消除这些分歧。

沙里亚蒂怎样把宗教语言转向社会革命

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علی شریعتی）提供了另一条思想路径。他关注反殖民、阶级不平等与人的社会责任，把什叶派历史解释为反抗压迫的资源，并批评维护既有秩序的宗教权威。宗教左翼因而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者共享反帝、反剥削的词汇，同时拒绝把宗教只看作必须消除的迷信。相近的政治语言没有消除唯物史观、宗教信仰及领导资格上的分歧。Ahmad Ashraf，〈20世纪伊朗的伊斯兰政治运动〉，宗教社会主义部分

德黑兰侯赛尼耶·埃尔沙德中心的讲课、课程与文化活动，使这些观念接触到受教育青年。沙里亚蒂在1967—1972年间是主要讲授者之一，受到部分青年欢迎，也引起保守教士反对和萨瓦克压制。演讲及后来流传的文字、图像，可以证明思想传播及认同；不能由此推定他拥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全国组织。他1977年去世，未参与后来宪法的制定。Siavash Saffari，Beyond Shariati，出版社公开节选，第7—10页

强调宗教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造使命，与把国家最高权力交给合格法学家，不是同一方案。青年可以因沙里亚蒂重新理解伊斯兰，又因霍梅尼的政治号召参加反王朝行动，而尚未解决两种领导观的冲突。世俗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有组织群众与发动游击战的策略分歧。思想影响必须通过具体社团、刊物和行动来追踪；“读过某位作者”既不等于接受他的全部观点，也不等于同意后来以其名义建立的制度。

石油繁荣为什么也会带来紧张

1973—1974 年油价大涨，让政府能够扩大投资和进口，但资金不能立即增加港口吞吐、熟练工人、住房和食品供给。原已快速扩张的经济进一步承压，物价上涨伤害工资调整较慢的人。全国平均收入增加，与城市日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可以同时发生；人口统计和个人感受的差别，并不表示其中一方必然虚假。Pesaran，1973 年后的增长、通胀与分配部分

1974 年美国使馆的报告呈现了政府面对的具体矛盾。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鼓励农业生产，却会加重城市居民的食品负担；继续补贴能暂时压低价格，却需要财政支出，并可能削弱生产激励。政府先考虑削减补贴，随后又转为保留或增加补贴，并扩大进口、减税和限价。这些反复说明政策制定者知道压力，却没有一个立即兼顾所有群体的办法。FRUS，第 60 号编者说明

部分官员当时仍判断尚无足够迹象表明危机严重。这个判断后来显得乐观，但不能据此说他们已经知道革命即将发生而故意忽视。1974 年的物价报告能够证明购买力受损和政策紧张，不能直接证明全国性的革命联盟已经形成。经济困难要改变政局，还需要不满者能够相互识别、组织持续行动，并使国家执行能力受到影响。

一党化与反暴利行动怎样改变合作

1975 年成立的复兴党（Rastakhiz，حزب رستاخیز）把原来由王室控制的政党进一步合并，要求政治参与围绕王朝组织。国王希望借全国性组织加强联系，却把对政府的支持推向更高强度的公开认同。对原本只愿意服从法律、保留私人意见的人，这增加了参与成本。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关于复兴党的资料说明，1990 年，所引历史研究

霍梅尼于 1975 年 3 月发表抵制声明，禁止信徒入党，并把一党化、报刊控制与违宪联系起来。他还对经济作出许多猛烈指控；这些指控首先证明他的动员方式，不能直接作为经济统计。声明能够把维护宪法的语言用于反对王朝，却不表示他放弃了法学家治理的长期方案。《霍梅尼文集》第 3 卷，第 71—75 页，1975 年 3 月 12 日声明的官方英译

同年反暴利运动使另一部分合作恶化。政府关闭商店、执行限价并拘押被控违规者，试图把压低物价的承诺变成可见行动。美国使馆记录，商人抱怨价格不顾实际成本、执行随意；有人取消进口或停止补货，因为再交易可能亏损。商务官员也承认经营者犹豫不前。FRUS，第 141 号编者说明，所引 1975 年 8—10 月电报

这种政策会形成连锁后果：政府把涨价归到商人行为，商人减少交易以躲避处罚，供应可能因此更紧张，行政机关再加强管制。传统商业网络本来可以支持秩序，却逐渐把自身经营安全与政府干预联系起来。仍不能由此断言所有商人都参加革命；能够确定的是，国王损伤了一批有财力、联系和组织经验者的合作意愿。

到 1977 年，危机仍有不同出口

“现代化太快”的解释抓住了社会关系变化，却无法单独解释革命。若教育、工业和土地改革本身必然毁掉王朝，就难以解释改革曾产生真实支持，也难以说明为何许多受益者很晚才转向公开反对。更具体的机制是：发展创造新利益与新期望，分配和物价使群体发生冲突，独立组织受压又使协商与纠错困难，最后不同诉求逐渐把责任集中到国王身上。

王朝仍有选择。放缓投资可以减轻供应压力；减少随意执法可以恢复商业信任；允许组织、报刊和议会表达批评，可以让不满针对具体政策，而不必全部升级为是否拥护国王。实施者需要掌握预算、执法和政治授权，因而这些措施不能只靠一位温和官员呼吁。国王尤其需要允许别人对自己的政策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否决。

这也解释了改革的政治难度。放松控制可能让被压抑的批评迅速出现，宫廷会把它视为失去权威；继续压制又会削弱温和派证明体制内改变有效的能力。1953 年的经验，使这种信任问题更加尖锐。到 1977 年，国家尚有强大资源，反对者也远未形成统一制度方案，但公开批评能否积累、不同网络能否合作，已经开始决定危机将通过何种方式展开。

本篇年表

日期	事件及来源	解释边界
1962 年 1 月 9 日	土地改革法修正案，原署 1340 年 10 月 19 日；波斯语文本	网页含后加修正，本文核心引用第 1—3 条。土地改革早于 1963 年公投。
1963 年 1 月 26 日	白色革命公投；Pesaran	政策组合与后续执行分开，未采用官方高赞成率推断自由民意。
1963 年 6 月 5 日	霍梅尼被捕与抗议；Algar	不使用未经独立核实的高死亡数字。
1967 年 6 月	《家庭保护法》；波斯语法条、Mir-Hosseini	区分程序改善与完全性别平等。
1970 年；1971 年	纳杰夫关于伊斯兰政府的讲课；波斯文书刊行；Matsunaga	思想形成、传播和群众接受不等同。
1973—1974 年	石油价格与收入激增；Pesaran	收入、实际产量和实际购买力分别判断。
1975 年 3 月；3 月 12 日	复兴党成立；霍梅尼抵制声明；声明及编者注	声明用来研究政治动员，不把其经济控诉当作独立统计。
1975 年 8—10 月	反暴利运动及商业反应；FRUS 141	使馆接触者不代表所有商人。
1976 年 8 月 20 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伊朗人权说明的内部异议；FRUS 185	官方机构内部存在分歧，不能概括为对压制毫不知情。

来源与实际阅读范围

来源	实际阅读范围与限制
波斯语《土地改革法修正案》，1340 年 10 月 19 日，Nezamat 法律汇编	阅读第 1—8 条及相关修订标记，核心引用第 1—3、7 条。网页是合并法律文本，并非未经修订的原始刊本。
波斯语《家庭保护法》，1346 年，维基文库转录	第 1—23 条，其中第 4、8、11—15 条逐条核对；没有将 1975 年修法混入 1967 年原法。
M. H. Pesaran，Economy ix. in the Pahlavi Period	土地改革、1963—1977 年增长、分配及 1973 年后通胀段；统计通过研究汇总使用，未重新计算国家账户原始表。
Ahmad Ashraf、Ali Banuazizi，Class System vi. Classes in the Pahlavi Period，1992，2015 年更新	国家部门、工人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阶层部分；土地面积是研究估计，不是逐宗登记复核。
Ziba Mir-Hosseini，Family Law iii. in Modern Persia；David Menashri，Education xvii. Higher Education	分别阅读 1967 年立法与妇女活动者段、穆罕默德·礼萨沙时期教育段；家庭法同时与波斯语条文核对。
Hamid Algar，Shiʿism in Iran Since the Safavids	巴列维时期及 1962—1964 年霍梅尼活动的相关段落；作者立场与事件事实分开。
Yasuyuki Matsunaga，Revisiting Ayatollah Khomeini’s Doctrine of Wilāyat al-Faqīh，Orient 44，2009，77—90	实际读印刷页第 77—85 页，未读完整篇；其中霍梅尼著作引文为该论文转引，不能算已经阅读波斯语《伊斯兰政府》原著。
Ahmad Ashraf，Islamic Political Movements in 20th Century Iran；Siavash Saffari，Beyond Shariati	前者实际读宗教社会主义与殉难观段落；后者实际读出版社公开导论节选第7—10页。思想表述经研究使用，未通读沙里亚蒂波斯语原著；Saffari所引家属与传记材料也不是独立核验的原始证言。
FRUS，1969—1976 年第 XXVII 卷，第 60、141 号编者说明	两篇正文全文，分别归集 1974 年物价政策、1975 年反暴利电报；所引商人判断作为意见而非已证实腐败事实。
同卷第 185 号文件，1976 年 8 月 20 日；国际特赦组织《1975—1976 年报告》	前者正文全文；后者只读“Iran”节，PDF 第 93 页。拒绝把报告所引外部最高估计当作独立查明的政治犯数。
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委员会，IRN4131，1990；《霍梅尼文集》1975 年 3 月 12 日声明	前者所引研究摘要，未读其所据 Hiro 著作；后者实际阅读官方英文译文全文及注，不冒称波斯语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