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13：1953年，停战如何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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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板门店的双方代表在停战文件上签字。前线没有立即停火。协定把停止敌对行动的时间定在签字十二小时以后，当晚22时，各方应当让其控制下的陆、海、空军同时停止敌对行动。签字与执行之间隔着十二小时，士兵仍可能在协定生效以前的战斗中死亡。协定第12、63款

从1951年7月开始谈判，到1953年7月停火，谈判本身持续了两年。1953年的突破既涉及战俘安排，也涉及几个政府能否接受一份无法实现全部战争目标的协定。北京、平壤和莫斯科需要协调让步；华盛顿需要处理扩大作战的风险与盟国意见；韩国总统李承晚则试图阻止一份保留半岛分裂的停战。即使双方谈判代表已能就文本达成一致，也不能假定所有前线部队都会按同一政治意志行事。

这一年的关键过程有清楚的先后次序。3月苏联改变继续战争的政策，随后伤病战俘交换打开接触。5月美方一面研究扩大战争，一面调整遣返方案；6月战俘安排达成协议，李承晚却下令释放大批朝鲜战俘；7月美韩交涉取得最低限度的合作，金城战役又改变了部分战线。把这些事压缩成“核威胁奏效”或“最后一仗迫使对方谈判”，都会丢掉已经发生在前面的决策。

1953年初，双方缺少的是什么

到1953年初，停战的许多军事条款已有草案。双方并不需要从头发明一条分界线，也不需要重新争论是否设立监督机构。真正难以处理的是没有按原籍遣返的战俘，以及任何妥协在国内政治中会怎样被解释。朝中方面反对把拒绝遣返当作既成事实，美方坚持不能强制所有人回去；营地内部的组织控制、胁迫和暴力，又使“个人意愿”很难凭一次名单核查得到可靠确认。这个问题的具体形成过程见第12篇。

僵局并不表示双方已经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志愿军的阵地、炮兵和补给条件较1950年明显改善，能够组织有准备的局部进攻；联合国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也保持了火力优势。双方都还能给对手造成损失，却难以用可以承受的代价取得足以统一半岛的胜利。军事上的这个差别很重要：不能轻易打赢一场扩大了的战争，并不等于不能把现有战争再打一年。赫尔墨斯《停战帐篷与战斗前线》第21章

美国在1953年1月完成总统交接。艾森豪威尔竞选时承诺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执政后仍要同时面对韩国安全、美国伤亡、财政负担和全球军事部署。单方面退出会使韩国处境危险，迅速扩大战争又可能把苏联卷入。新政府接手的实际问题，是怎样取得一个能够维持的停战，并为失败时的下一步作准备。准备更多战争选项与寻求停战，在内部文件里一直同时存在。

朝中一方同样有共同利益和不同负担。战争在朝鲜境内进行，城市、交通与农业的损毁直接落在当地社会；中国承担大规模驻军和补给，苏联提供装备、技术及部分作战支援。三国对继续作战的成本没有同样的感受。判断1953年是否发生政策转变，应当查它们向盟友提出什么具体建议，而不能只从公开讲话中的胜利语言推断。

斯大林去世以后，莫斯科怎样改变路线

斯大林于3月5日去世。两周后，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向北京和平壤提出的停战建议。3月19日的决议明确认为，不应机械地延续过去的路线，应当努力结束朝鲜战争。文件不是一般性的和平呼吁：它规定了与中朝沟通的渠道，并安排由中方先提出公开建议、朝方响应，随后苏方支持的次序。1953年3月19日决议，CWIHP《公报》第6—7期，文件112，印刷页80—82

选择的第一步是伤病战俘交换。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此前于2月22日提出过这类交换，莫斯科建议给予积极答复。这项安排可以先于全部遣返问题解决：严重伤病人员的运输、医疗与交接具有较强的人道理由，也可以让双方恢复实际接触。它不要求一开始就接受对方对所有战俘的政治定义，因此更容易成为谈判恢复的入口。

更重要的改变在剩余战俘的处置上。苏联建议立即遣返明确要求回国的人，把其他人交给中立国家管理，继续处理其归属。这个思路承认，直接交换不能一次解决全部人员的问题。此前双方争论常常围绕“应该全部遣返”或“不能强迫遣返”的原则展开；中立方接管提供了一个过渡程序，使政府可以接受暂缓决定，而不必公开宣布完全放弃自己的原则。

文件还列出了军事停战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停火、双方各后撤两公里、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安排。这说明3月的任务是推动已有文本与新的战俘办法结合。莫斯科并未要求中朝先取得一场足以消灭敌军的胜利，再考虑协定。政策改变发生在5月美国讨论核武器使用方案之前，构成判断后者作用时不能越过的时间界限。

3月30日，周恩来公开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停战后立即遣返坚持回国者，将其他战俘交由中立国处理。美国政府注意到这比原有立场灵活，但没有把广播声明自动当作可执行协议。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讨论时，仍关心中立安排是否真实可行，以及应由哪一渠道正式通知克拉克。FRUS，第424号文件；第425号文件

美方并非第一次接触中立国保管的构想。国务院3月30日的分析提到，克拉克在1952年已经提出过相近建议，当时受到实际执行条件的限制。1953年的新意在于，对方现在愿意把这个机制作为正式解决问题的途径。制度方案能不能发挥作用，取决于各方是否准备接受它产生的结果；同一种办法，在不同政治条件下可能长期搁置，也可能迅速进入实施谈判。FRUS，第426号文件

伤病交换以后，还要怎样处理其余战俘

4月举行的伤病战俘交换通常称为“小交换”。它证明双方能够安排车辆、路线、医疗与移交程序，也使恢复全面谈判不再只是声明。交换期间，部分空袭计划受到限制。美军战史记载，原拟攻击鸭绿江口附近杨市目标群的行动被推迟，因为伤病战俘将在那里集中；另一项空袭也因类似考虑延后。即使在双方仍持续交战的情况下，具体的人道安排已经开始影响军事行动。赫尔墨斯，第21章，第459—461页

全面谈判恢复后，争议转向了谁保管战俘、在哪里保管、哪些问题须经一致同意，以及解释期结束后怎么办。中立国并不是一个无需进一步说明的词。某一国家是否被双方认为公正、是否愿意派出部队、是否有运输和管理能力，都会影响协议的可信度。印度逐渐承担了关键角色，但美方对印度与中朝的关系有疑虑，中朝也担心所谓中立管理只是确认原有甄别结果。

1953年5月21日，驻远东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向国务院讨论委员会表决规则。若一切实质事项都需全体一致，就可能被一个成员阻断；如果仅以简单多数决定，另一方又可能认为其利益得不到保障。墨菲在电报中比较了不同多数规则。这类看似琐碎的程序，直接关系到战俘能否被继续拘留、是否可以离开以及哪个政府应承担责任。FRUS，第538号文件

杜勒斯访问印度时，同尼赫鲁讨论了印度提供看管部队、解释期及人员最终去向的问题。尼赫鲁既不赞成无限期拘留，也认为美方的部分安排偏离了此前的印度方案。双方在原则之外反复修改执行办法。最终达成妥协，包含了各方在期限、管理权和人员处置上的调整；不能把整个过程解释成某一方毫无变化，另一方突然屈服。5月21日会谈记录；5月22日会谈记录

6月8日，双方签署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文件，解决了停战谈判最持久的争点。委员会由印度、瑞典、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看管所需武装部队与执行人员由印度提供。愿意遣返者直接交换，其余人员交由中立机制管理，给予原属一方解释机会，并设置后续处理期限。后来实施中的冲突和强迫问题，并没有因为文本签署而消失，但到这时，双方已经找到了可以写入协定的程序。FRUS，第581号文件；停战协定附件

核武器方案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美国政府在1953年确实认真研究过使用核武器扩大朝鲜战争。把这件事说成全属虚构，同样不符合档案。但研究方案、决定准备、向对方传递威胁、对方接收并因此改变政策，是四件需要分别举证的事。某份绝密会议记录说明决策者考虑过什么，无法单独证明北京或莫斯科听到了相同内容。

5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向国防部长威尔逊提交了多种军事路线。最有限的选项是维持当时的军事行动并扩充韩国军队；更大的选项涉及半岛腰部攻势、对中国及满洲的海空行动，直至摧毁敌军、统一朝鲜。参联会认为，若采用某些扩大作战的方案，应准备大规模使用原子武器，零星使用不足以取得所设想的效果。FRUS，第535号文件

同一文件列出了扩大行动的代价：苏联介入、更广泛的战争、盟国支持流失、伤亡和预算增加，以及对其他地区军事部署的影响。这不是一份已经排除反对意见的投弹命令。它是军方为不同政策目标配置军事手段的建议，要求政治领导人决定是否承担相关风险。若只摘取其中支持原子武器的一段，删去行动条件与代价，读者会误以为战争已经进入倒计时。

5月2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继续暴露出这些困难。艾森豪威尔关心苏联可能攻击日本及朝鲜港口，也担心朝鲜扩军消耗原本用于北约等方向的资源。会议讨论了准备时间、军需供应、盟国协商和作战计划。其结论具有条件性：如果形势迫使美国扩大战争，这些原则可作为指导；具体准备和研究仍须继续。FRUS，第536号文件

杜勒斯在新德里向尼赫鲁表示，如果谈判不能取得结果，美国可能加强军事行动，作战区域也可能扩大。该会谈记录可以证明，美国向印度传递了扩大战争的警告。但现存记录中的这段谈话并没有明确写出向中朝发出原子弹最后通牒，更不能只凭美方希望印度转达，就推定收件人接受了某个精确的核威胁。FRUS，第537号文件

战后的美国解释常强调强硬政策促成了停战，历史研究则必须把这种自我评价与同期决策对照。历史学家威廉·斯蒂克在讨论这场争论时指出，明确核警告是否传到对方及其效果都存在证据问题，而中苏在3月已开始寻求妥协。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构成了谈判压力，但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它单独促成中朝转向。斯蒂克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冷战史会议的论文

这一判断也不需要假定轰炸没有作用。美军在5月攻击灌溉水坝，造成交通、农田和水利设施破坏；双方在地面战场继续付出伤亡。这些行动增加了战争成本。然而，“成本上升”与“某一次行动决定了最后签字”属于不同强度的结论。前者可以从作战和损毁记录确认，后者还需要对方决策材料以及排除其他解释的证据。赫尔墨斯，第21章，第461—462页

李承晚释放战俘，怎样把协议重新推向危险

6月18日，李承晚指示韩国方面释放联合国军营地中的大批朝鲜战俘。这些人被韩国政府称为“反共战俘”。释放行动发生在双方已经就遣返安排达成协议以后，也发生在美韩尚未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以前。它使联合国军无法按原定名单把相关人员交给中立委员会，直接损害了克拉克代表所属军队履约的可信度。

李承晚当日给克拉克的信，承认命令由自己发出，并解释为何没有预先告知美方：他认为预告会导致行动被阻止。他反对把这些人交给印度人员管理，宣称这是关乎人员安全和韩国立场的决定。这封信比后来把释放描写成营地偶然失控的说法更直接，说明它是韩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作出的有意行动。FRUS，第607号文件

信中还出现了更严重的条件：如果韩国不能接受停战，韩国部队可能脱离联合国军指挥，也可能不按协定从非军事区撤出。对于克拉克而言，这关系到整条战线。联合国军由多个国家的部队组成，韩国军队在地面防御中占有重要位置；某一部队拒绝后撤，或者自行发动攻击，可能使其他部队也被卷入。军事停战需要一条能够执行命令的指挥链，不能只靠谈判代表签名。

华盛顿的反应十分强烈。杜勒斯会见韩国总理白斗镇与驻美大使梁裕灿时，指责释放行动破坏了即将完成的停战，并使盟国怀疑美国是否暗中参与。他指出，按已经达成的程序，很多相关战俘原本就可能在中立管理以后获释；提前采取单方面行动，却把整个协议和盟军安全置于风险之中。FRUS，第611号文件

李承晚的考虑有其具体安全背景。1949年美军主力离开韩国以后，韩国在1950年遭受进攻；他不愿在保留北方军队、志愿军和分裂现状的情况下，再次依赖模糊的美国承诺。要求防卫条约、扩大韩国军队和取得经济援助，都与这种担忧有关。但同盟内部存在真实安全分歧，并不能把违反共同安排的行动变成没有后果的外交技巧。中朝要求确认联合国军能约束韩国，其他参战国也要求美国解释如何防止重开战争。

关于释放人数，不同记述使用了不同时间点、营地范围和后续失踪核对口径。这里不用一个看似精确的数字代替这一复杂过程，也不把所有被释放人员的政治选择视为完全一致。第12篇讨论营地内控制与个体意愿；本篇关注的是释放行动怎样改变了政府间的履约问题。可以确定的政治事实是，韩国政府拿走了原本应纳入共同程序的一大批人员，而克拉克无法简单将其重新收回。

美韩妥协：承诺保护韩国，也限制自行北进

美国派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赴韩交涉。双方谈判围绕停战后安全保证、军事经济支持和韩国是否配合执行展开。李承晚希望获得足够明确的保障，以免停战之后美国逐渐撤出；美国则要避免一项保证被解释为支持韩国自行发起统一战争。防御朝鲜再次进攻与支持韩国主动北进，在美国政策中是两种不同承诺。

7月9日至11日，美韩交涉形成了一组仍有条件和解释分歧的承诺。李承晚7月11日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将不阻挠停战实施；克拉克当天讨论向中朝保证韩国部队履约时，援引的却是李承晚7月9日致罗伯逊的另一封信。两份文件不能合并成一个已经完全明确的保证。李承晚致艾森豪威尔信；克拉克电报

罗伯逊随后反对直接引用7月9日来信，因为信中带有限定条件，并有不公开的约定。7月12日，哈里逊在会谈中只作了较一般的履约保证，南日仍要求明确承诺。战俘已经释放，无法恢复到6月18日以前的状态；美国还须把同韩国达成的政治谅解，转化为中朝能够接受的军事执行保证。罗伯逊电报及编者脚注，FRUS第694号文件

到7月24日，杜勒斯仍在向李承晚澄清承诺边界。他表示，若发生未经挑起的进攻，驻韩联合国军也将受攻击，因而会立即涉及共同应对；但正式条约仍须遵循美国宪法程序。他不接受把政治会议失败等同于美国自动支持韩国单独进攻北方。若省略这类限制，就会把后来成立的美韩同盟误写成韩国可以随时要求美国参加统一战争的保证。FRUS，第715号文件

共同防御条约当时还没有完成签署与批准。停战前，美韩形成的是政治谅解和继续谈判条约的安排；条约正式签署在1953年10月1日，联合国条约登记所记生效日期为1954年11月17日。韩国国家档案院介绍记为18日，第14篇及来源说明保留了这一差异。停战已经实施以后，美韩仍为驻军、经济援助、指挥关系与韩国的政治承诺继续交涉。联合国条约登记，第3363号；韩国国家档案院条约资料

韩国没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并不等于当时所有韩国部队都处在协定的执行体系之外。协定按交战双方的军事指挥系统组织责任，第17款要求签字指挥官及其继任者确保所属各部遵守条款。韩国政府拒绝作为签字者，与韩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指挥关系下接受停火安排，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两个事实。1953年6—7月的美韩谈判，正是在填补二者之间的政治风险。

金城战役：最后的局部进攻改变了什么

志愿军1953年夏季进攻并非从李承晚释放战俘后才开始。5月至6月已有多个阶段的攻击，金城地区的韩国军队突出部也早已成为作战目标。6月的释放事件为进一步打击韩国军队增加了直接政治理由，并使中方决定推迟最后签字，以继续施加军事压力。战场准备、地形条件和政治目的在此结合，不能把整场战役解释为几周之内临时产生的惩罚行动。中国军网《金城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收局之战》

金城突出部位于中部战线。突出阵地使守方能够向前观察和控制地形，也使其两翼及横向联系容易受到威胁。志愿军的意图是打击突出部内外的韩国部队，攻占有利地形并把战线拉直。到1953年，进攻已经能够集中炮兵实施较强的火力准备，随后以多个方向突破和向纵深穿插，攻击守方指挥、交通及炮兵位置。它与1950年底高度依赖秘密接近和夜间迂回的作战，在装备与组织条件上已有明显区别。

7月13日晚，志愿军第20兵团所属各攻击集团展开进攻，第24军在侧翼配合。美军战史同样记载了当夜猛烈炮击和多处突破，并确认韩国首都师、第6师、第8师和第3师等部的防线受到冲击。不同战史对部队识别、突破时间和战果数字有差异，但对突出部受到严重打击、韩国多支部队失去联系这一主要结果并无根本分歧。赫尔墨斯，第21章，第474—476页

穿插的效果也不只表现为消灭某个据点。相邻团之间失去通讯、前后方道路中断、不同师的部队混在一起，会使指挥官难以掌握己方位置。守军即使仍有武器和人员，也可能无法组织成连续防线。美军战史描述了这类混乱，并记录部分韩国部队没有在预定线停止撤退。不能把这些现象一概写成所有官兵放弃抵抗，也不能只列仍然坚守的据点而忽略整体指挥失序。

7月14日，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命令相关韩国师向金城川以南后撤，缩短防线。美军调入第187空降团战斗队，并调整美军第2师、第3师及韩国其他师的部署，用预备队堵住缺口、掩护整顿。韩国首都师和若干部队撤到后方重组。由此可见，战役造成的影响超出了几个前沿阵地：联合国军必须改变军、师级配置来恢复战线。

7月16日以后，韩国军队在美军支援下反击，收复部分地形，向金城川一线推进。志愿军也由继续突破转向巩固阵地、抗击反扑。到停战前，联合国军恢复了一部分失地，却没有恢复原来的整个突出部。把7月13日以后写成一方始终单向前进，会遗漏反攻和防御；只强调反攻夺回若干高地，则会掩盖战线最终仍向南移动的结果。

中方的战果统计与美方对志愿军损失的估计都很高，而且口径并不对等。中方“毙、伤、俘”合计不能改成“击毙”，美军第八集团军对敌方伤亡的估算也不是志愿军实报名册。不同资料有时还把金城战役、整个夏季反击以及不同截止日混在一起。较可靠的共同事实是突出部被削去、韩国若干部队需要重组、双方为突破和反击付出严重损失。若要进一步比较代价，需要按部队、日期和死亡、负伤、失踪分类核对，而不是把两个战果宣称直接相加。

“奇袭白虎团”也是同样的问题。相关行动的直接目标包括韩国首都师第1团团部，突击分队攻击指挥机关，属于整个突破中的一个环节。袭击团部、打乱团的指挥与歼灭全团不是同一种战果。把著名战例放回兵团进攻、炮火支援和穿插的整体部署，既能解释它为什么有作用，也能避免以一个分队的行动代替整场战役。

金城战役使中方能够以有利的局部战果结束战争，也展示了继续作战会给韩国军队带来的代价。不过，双方就战俘安排达成协议是在6月8日，美韩的关键保证形成于7月11日前后，均早于7月13日的主攻。战役影响了签字前的军事和政治条件；它没有从无到有地创造停战谈判，也没有使对方承诺接受朝鲜统一。

签字的内容，比仪式更重要

7月27日，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在板门店签署文件；金日成、彭德怀与克拉克作为各方军事指挥官签署相关文本。协定序言把目标限定为停止敌对行动，等待政治层面的和平解决。它没有规定一方无条件投降，没有建立一个全半岛政府，也没有承认任何一方已经实现其全部政治目标。

表：停战协定处理的主要事项及其边界。

事项	协定的安排	没有由此解决的问题
停止作战	签字十二小时后，各方陆海空军停止敌对行动	各政府之间的全部政治争端
分隔军队	军事分界线两侧各后撤两公里，设非军事区	将原三八线恢复为一条不变国界
监督执行	军事停战委员会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	对所有争端实行强制政治裁决
处理战俘	直接遣返与中立国管理相结合	自动确认营地内每个人的真实意愿
后续外交	建议三个月内召开更高层级政治会议	保证统一、外国军队撤离或和平条约一定实现

军事分界线依附图确定，反映的是双方最后接受的接触线。它与1945年划定的三八线并不重合。非军事区原则上宽四公里，作用是使对峙军队隔开，减少局部事件直接引发全面作战的机会。后撤涉及阵地、补给和装备，协定给出了撤离期限，并要求报告雷场、障碍物及安全通道。停火命令只有与这些操作相连，才可能让接触线从持续交火地带转为受规则约束的缓冲区。

军事停战委员会共有十名高级军官，双方各五名，负责监督协定执行并协商处理违约事项。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瑞典、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组成，负责人员轮换、装备替换等条款规定的检查与监督。包括印度在内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则处理特定战俘问题。这三个机构的成员与职权不同，印度没有因此承担全部停战监督工作。

协定还限制新增军人和加强性武器进入朝鲜，同时允许按规定轮换人员、以同类同效能装备替换损毁或耗尽的物资。这些条款意在防止一方利用停战迅速获得决定性优势。它们需要入境口岸报告、检查及双方配合。后来围绕这些条款发生的争端，不应倒写成1953年的文本从来没有约束力；文本设计与执行中的破坏，需要分别讨论。

第60款建议双方有关政府在三个月内召开政治会议，处理外国军队撤离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它用的是向政府提出建议的形式，因为前线指挥官无法独自决定各国外交政策。第62款又规定，协定在被双方接受的修改或政治和平安排明确取代前继续有效。两款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能够在政治谈判失败时继续停止全面战争的安排。协定第60—62款

为什么停战不是一个单一原因的结果

1953年的停战需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苏联新的领导层愿意推动妥协，中朝接受通过中立机制处理争议战俘；美国调整部分程序安排，并相信继续维持韩国存在比立即统一半岛更可行；韩国政府最终作出不阻挠实施的保证，联合国军据此承诺控制所属部队。地面作战和空袭不断提高继续战争的成本，最后战线也经过新的战斗才固定下来。

这些条件承担不同作用。3月的政策转变解释谈判为什么重新出现解决空间；6月的战俘文件解释文本为什么能够完成；美韩交涉解释韩国为什么没有使执行彻底失败；金城战役解释停战前一部分战场形势如何改变。任何单项都不能自动替代其他几项。只有把不同时间发生的选择放回各自问题，才能理解为什么协议既不是突然降临，也不是在第一轮谈判开始时就已注定。

对前线而言，停火使炮击、空袭和大规模攻防停止；对政府而言，仍然存在驻军、援助、国内政治与统一方案的争执。对无法回乡的家庭而言，协定也没有打开一条自由穿越半岛的道路。1953年结束了这场战争最集中的作战阶段，却把许多问题交给了随后几年。下一篇从这些仍待处理的问题出发，考察南北重建以及两个同盟怎样逐步固定下来。

史料与核对说明

本文以1953年同期外交文件、苏联决议译文、停战协定全文与美军官方战史为主。中国军网的金城战役回顾用于核对中方部署和解释，与美军战史中的撤退、增援及反攻记录对照；双方战果宣称没有合并为统一伤亡数。美国档案能够证明美方内部考虑与对外交涉，不能独自证明中苏接收并相信某项未被记录的警告。

可复查材料包括FRUS 1952—1954年朝鲜卷上册、下册、CWIHP第6—7期朝鲜文件及停战协定全文和附件。各文件的使用范围与限制另列于本篇来源说明。军事地理可对照美军战史第21章中的原始地图链接，地图中的线与标记须按原图日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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