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正常化，并不发生在双方解决所有争论、撤走所有驻军之后。1989年领导人会晤时，苏军已经撤出阿富汗，越南撤离柬埔寨仍待完成，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撤出也尚未结束。双方接受的是一条有具体步骤、可以继续谈判的缓和道路。1990年的军事互信指导原则和1991年的东段边界协定，使这条道路逐渐获得制度支撑；但签字、生效、勘界和执行仍是不同阶段，不能全部压进1989年那一次握手。

1950年的同盟条约到这一时期才走完法律上的期限。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外长黄华同日将决定通知苏联驻华大使。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署、4月11日生效，三十年期限届满日是1980年4月11日，不能把1979年的不续约通知写成当日已经失效。新华社通报将条约形容为早已名存实亡，并将责任归于苏方，这是中国政府对同盟破裂的判断；提前通知、期满失效仍按各自日期处理。黄华在通知不续约的同时提出通过谈判改善国家关系，也说明退出旧同盟与寻求新的相处规则可以同时进行。《人民日报》1979年4月4日第1版所刊新华社电，文字转录；《北京周报》1979年第14期，第3—4页

阿富汗使对抗延伸到中国西北邻境

1979年底苏军进入阿富汗，改变了中国对周边安全的判断。前一年越南进攻柬埔寨，中苏边境的军事压力也仍存在；现在，苏联军事力量又直接进入与中国、巴基斯坦相邻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因此把阿富汗与其他方向的威胁联系起来。不过，把这些方向放进同一安全判断，并不等于已经证明它们来自一份统一的苏联进攻中国计划。

1980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在北京与邓小平谈及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加强巴基斯坦和运输安排。邓主张使苏联陷入长期游击战，并把巴基斯坦的安全视为关键。他关于苏联下一步谋求印度洋暖水港的说法，反映其战略推断；会谈本身不能验证莫斯科确已批准这种后续行动。布朗与邓小平会谈，FRUS阿富汗卷第150号文件

几天后的美国情报材料记载，中国准备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武器，并围绕巴基斯坦的同意及相应安排展开联系。它使中国的介入不再只是一句反对苏联的外交表态，而有了装备供应和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但是，准备提供、谈妥渠道与实际完成某一批交付，仍须分别证明；该文件不能单独承担整整十年的军援总量统计。1980年1月12日材料及编者注，FRUS第162号文件

阿富汗因此应列入中苏间接军事危机：苏联军队直接作战，中国决定支持反苏武装，并就军援与美国、巴基斯坦协调。这里能够直接证实的是1980年初的政策与供应安排；实际交付批次、训练地点和持续年份仍需另据执行记录核查。它不是中国正规军与苏军公开会战。巴基斯坦掌握运输和接触条件，阿富汗各派拥有自己的组织、宗教、地方与政治目标，外援增加了战争能力，并未使受援者成为服从单一外国指挥的整体。把苏军面对的所有抵抗都写成北京安排，也会抹掉阿富汗社会抵抗外军和内部权力竞争的原因。

这项政策还呈现出价值与战略的紧张。抵抗外国驻军有自身的政治诉求，北京、华盛顿则希望增加苏联负担；两种动机可以同时存在。支援方赞许的军事效果，与当地社会遭受的长期战争伤害，同样可以同时存在。以“牵制苏联有效”回答全部问题，会跳过武器流入、派系竞争以及居民生存条件的后果；以战争最终造成灾难否认当时所有安全忧虑，也不能解释政策形成。

图10：1980年初讨论中的阿富汗援助关系

1980年初中美与巴基斯坦讨论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关系示意；箭头不代表已核实运输线路或数量

制图：本系列资料整理，2026年10月22日。依据：上述1980年1月8日会谈与1月12日情报材料。原创关系示意图，非历史地图，无比例尺；不表示飞机航路、边界、部队位置或已交付数量。箭头区分政策协调与援助安排，不把讨论当作完成交付。本图按CC0提供，不转载来源中的图像。

柬埔寨和中越边境没有随1979年撤军安静下来

中越之间的战争不能在中国1979年3月撤军时画上句号。此后仍有边境炮击、局部进攻和阵地争夺，1984年以后老山方向的作战尤其持久。越南资料通常从河江省渭川战场叙述这些战斗，地名和战区范围不与中文“老山战役”完全重合。越南之声刊载的指挥员阮德辉回忆节选，明确把1984—1989年作为持续战争阶段。回忆中的军力和伤亡总数有立场与统计口径问题，本篇只据此核对持续作战事实和越方战场认识，不直接照录其所有数字。阮德辉回忆节选，VOV，2022年2月17日，越南文

苏联继续援助越南，并使用金兰湾等设施，但每场中越交火是否有苏联人员直接参与、是否由苏方策划，必须有相应证据。一般军援关系只能证明战争持续的外部条件，不能证明某次炮击的指挥链。本系列把这些作战列为中越持续军事冲突及中苏竞争的地区背景，不把它们逐场累加成中苏直接战斗。

中国希望通过对越压力影响柬埔寨局势，越南则同时承担在柬埔寨作战与北部防御的负担。这个机制能够解释战场之间的联系，却不能据此断言某次北部攻势必然阻止或击败了某次柬埔寨行动。具体牵制效果需要逐月对照调兵、补给和作战记录。与1979年已有运输航空人员回忆支持的南北调兵相比，1980年代各次战役的对应关系在本轮材料中仍不完整。

1988年南沙海战又检验了苏越合作的限度。中国与越南为争议岛礁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当时在越南拥有军事存在，却没有因此自动参战。Shuxian Luo依据档案、研究和同时代报道指出，莫斯科在保持对越关系和改善对华关系之间取平衡，没有按越方期待联合谴责中国，苏方也表示其金兰湾舰艇不会介入争端。这里能支持的是“不介入具有实际政策意义”，不能反过来证明苏联授权或协助中国动武。Luo，《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India and Vietnam》，第254页及注48—51

因而，1988年海战列入军事危机候选及安全保证边界的检验，不列为中苏交战。该研究转引的苏方交涉和新闻材料，部分本轮未能直接取得；关于具体拒绝请求的次数、舰艇即时命令和内部理由，不再继续扩写。能够可靠讨论的是，持续军援与基地使用并未形成覆盖受援国所有领土争端的无条件作战承诺。

这一点也限制了“代理战争”的使用。越南长期驻柬埔寨确实依赖外援，但越南的地区安全目标不是苏联援助凭空制造的。中国支持的柬埔寨抵抗阵营也不是一个没有内部分歧的组织。红色高棉既是这一阵营的重要军事力量，又负有严重暴行责任；对越南驻军的反对，不能抵销对红色高棉行为和外援后果的审查。

1986—1987年中印对峙与苏联保证的边界

在东南亚之外，1986—1987年桑多洛河一带的中印对峙也需要列入候选。直接部署和对峙的是中印军队，苏联的作用主要涉及印度能够期待何种外部支持。Luo的研究指出，莫斯科没有在这次对峙中明确选边，并强调1971年印苏条约不针对第三国；戈尔巴乔夫1986年11月访印时，一面保证改善对华关系不会损害印苏关系，一面没有给予印度对华争端中的明确支持。Luo，第251页及注23

这与1988年南沙危机一样，说明苏联改善对华关系时，伙伴不能把既有友好条约理解为对一切领土争端的作战保证。至于苏方态度对印度降低对峙强度起了多大作用，该研究只提出可能的影响，不能代替印度决策记录。此事列为第三国军事危机中的苏联保证问题；目前所引材料不能证明苏军参与对华行动，也不能单凭研究中的概括用语断言中印已经交火。

三大障碍从哪里来

所谓三大障碍，通常指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的军事部署、苏军进入阿富汗，以及苏联支持越南在柬埔寨驻军。它们是中国提出的关系正常化条件，围绕现实安全安排，而非要求苏联重新接受中国在全部意识形态争论中的立场。1979年的接触因阿富汗问题中断，1982年10月起副外长级磋商恢复，此后延续多轮。中国外交部历史资料《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三项议题形成于不同时间。边境与蒙古方向的压力在1960年代已突出；越南、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在1970年代末改变了地区格局。把“三大障碍”作为一个完整固定公式倒填进1969年，会让后来形成的条件冒充当时已经存在的政策。当前核读材料足以确认1980年代的明确用法，尚不足以断言某一次讲话就是该术语的唯一首次提出。

它们也不是法律性质完全相同的三件事。中苏边境部署涉及双方本国领土上的军力及相互威胁判断；苏军驻蒙古涉及苏蒙关系与蒙古的安全选择；阿富汗有苏联直接用兵；柬埔寨则牵涉越南驻军和苏联支持。中国可以提出自身安全关切，却不能仅凭这种关切取得替蒙古或柬埔寨决定一切安排的权利。谈判必须同时面对主权原则、外军部署和当地政治主体。

蒙古尤其不应只作为一块缓冲地带出现。北京担心蒙古方向的苏军接近华北战略腹地，苏蒙两国则以自身安全关系解释驻军。双方对威胁的判断可以相反，但蒙古的国家地位不因此消失。本轮没有取得足够蒙古文军事文件，不能代蒙古领导层虚构它们如何评价每个撤军方案；可以直接核实的是，1989年的中苏公报将苏军撤出蒙古作为具体议题，同时仍以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规定关系。

1986年邓小平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强调越南撤出柬埔寨是主要障碍，并表示苏联若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质步骤，领导人会晤就有可能。这一点很重要：他要求可见变化，而不是要求所有事项必须在会晤前彻底执行完毕。他把苏联支持视为越南持续作战的关键，是谈判立场和因果判断；其“没有苏联支持便无法继续一天”的绝对表述不宜当作经过后勤核算的结论。1986年9月2日访谈英文文本

三大障碍因此既有真实安全内容，也发挥谈判作用。列出明确问题，可以避免关系改善停留在友好措辞；允许分步解决，又避免每一个未完成事项都否决所有接触。若只把它们视为宣传借口，会解释不了撤军与部署变化何以重要；若把它们理解成一份不可调整的先决条件清单，则解释不了1989年峰会为什么能先于全部执行完成。

为什么1980年代终于出现机会

中国的改革需要较稳定的外部环境，苏联也逐渐面对长期军事负担与国内改革之间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安全顾虑立即消失，而是领导层开始重新衡量：继续保持大规模相互威慑，所得是否足以抵偿经济和外交成本。

美国国务院1985年5月的一份政策备忘录已经注意到，中国仍把苏联视为主要安全威胁，却同时扩大接触、突出独立外交，并不愿让对美军事合作限制自己的选择。文件还区分了三大障碍对“全面正常化”的约束与对一般关系改善的影响。这是美国政策人员的判断，不等于中国内部决策记录，但它说明在戈尔巴乔夫完成大幅政策调整之前，缓和已不是突然出现的想法。罗德曼致舒尔茨，1985年5月28日，FRUS第242号文件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在于推动更具体的调整，使安全承诺能够转化成军力和外交变化。不能把这种转变全部归因于个人善意：苏联的改革压力、阿富汗战争负担、中国政策变化和其他地区谈判共同创造了条件。也不能把苏联1991年解体倒过来当作1985年所有决策者已经知道的结局。领导人可以意识到现状代价很高，却未必预见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变化。

最有力的反方解释是：关系改善仅仅来自苏联实力下降，中国等到了对方不得不让步。这个解释抓住了资源约束，却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也降低意识形态要求、接受分步处理，并承认正常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相同为前提。1986年的公开访谈恰恰把制度差异与具体双边条件分开。正常化是一种相互调整，不能全部写成一方屈服。

另一种解释把缓和归功于中美合作的成功，认为中国通过制衡迫使苏联后退。外部压力确实构成背景，但中国同样希望减少对三角外交的依赖。若中苏只能以共同反对某个第三国为基础相处，关系就仍受外部冲突牵动。后来公报强调不针对第三国，表明双方至少在正式规则上试图改变这一点。

1989年完成了什么，又没有完成什么

1989年2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报告确认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完成。这是可核验的军事变化，强于单纯承诺。它没有带来阿富汗战争立即结束；联合国记录仍讨论外部援助、干涉指控和阿富汗政治安排。撤军完成与当地和平到来不能混为一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阿富汗部分，第404—405页，引S/20465

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宣布关系正常化。两国恢复高层交往，党的关系也得到恢复，但并未重建1950年式同盟。国家关系是否正常、共产党之间是否交往、两军是否减少戒备、边界是否已经勘定，属于不同问题。它们可以互相促进，却不会因为同一份公报而在同一天完成。

5月18日联合公报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强调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威胁，也不借第三国领土损害对方安全。柬埔寨问题上，双方同意越军应在同年9月以前全部撤出，并讨论国际监督和减少外部军援；关于过渡政治安排仍存在分歧。这不是已经解决柬埔寨政治前途的证明，而是把共同点与剩余分歧公开写进文件。《戈尔巴乔夫访华文件资料》，1989年，联合公报部分，第60—63页

公报还记载中国欢迎苏联宣布从蒙古撤出四分之三军队，并期待其余部分尽快撤出。这一措辞本身就能否定“峰会前苏军已全部撤离蒙古”的说法。宣布比例、实际撤出比例和最后撤离日期，应以逐批执行记录另行核对。本篇不借一句欢迎声明填补全部过程。

把1989年称为正常化的转折点，因此有明确根据；把它称为所有军事矛盾的终点则不准确。即使承诺可信，部队撤离、设施转换、军事活动通报和边界勘测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执行机关。这种时间差不是外交失败的自动证据，而是检验外交成果能否落实的过程。

柬埔寨也显示了双边缓和的边界。中苏可以减少竞争、推动受援伙伴改变政策，却不能用两国协议代替柬埔寨各派、越南、东盟国家和联合国参与的政治安排。1991年10月巴黎和平协定建立了更广泛的解决框架；它晚于中苏正常化，不能倒写成1989年峰会已经完成的成果。联合国条约库《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登记页

1990年：从减少敌意到约束军事行为

1990年4月24日，中苏签署并使《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生效。标题中的“指导原则”不可省略。它为后续裁军与互信谈判建立规则，不意味着当天已经完成相应裁减。中国外交部条约数据库登记

第一条提出把边境军事力量降至与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使其结构以防御任务为限；第二条允许不对称裁减，优势一方在有关方面作更多裁减。第五、六条讨论监督核查、现场观察、演习限制和通报等措施。许多具体种类、数量、范围与执行办法仍留待谈判。这些条款把“相信对方没有敌意”转成“能够观察和约束对方军事活动”的制度方向。协定中文原件，第一至六条

不对称裁减的意义在于，形式上各减相同数量，未必产生双方认为相等的安全。军力结构、地域纵深和进攻能力不同，需要分别处理。对于长期担心突然袭击的双方，减少进攻性部署、预先通报重大调动和允许观察，有时比抽象声明更能降低误判。

这仍是一项制度设计，而非逐项执行完毕的清单。第七条要求边界全面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保持秩序，也反证当时边界问题尚未全部解决。1990年后的人员、装备与地区谈判，不能由后来1996年、1997年的多边协议反向替代；后苏联时期的安排继承了部分思路，但主体与法律文件已发生变化。

1991年：划定大部分东段，不等于解决全部边界

1991年5月16日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将多年谈判成果写入具体边界描述。俄文文本与可得英文译本均显示，第三条保留第七至第八界点、第十至第十一界点之间两段继续谈判。仅凭这一条，就不能宣称1991年中苏全部领土争议已经解决。协定俄文，第3条；PA-X所收英文译本

第四、五条规定成立联合勘界委员会，确定河流主航道或河流、主要支流的中线，落实岛屿归属，设置界标并制作详细勘界地图。它们说明条约中的划界与现场勘界不同：前者确认法律上的走向，后者通过测量和共同工作把线落实到地面与图件。边界描述写得详细，不代表界标已经全部设置。

第七条又规定，勘定后河流自然变化不自动改变边界和岛屿归属，除非双方另有协议。河流会变，法律边界不能每次随水道变化都重新引发争端；这类技术规定正是降低长期冲突的重要部分。第八条还处理包括军用船只在内的相关通航问题，承认安全与实际交通需要规则，而非靠禁止对方一切活动来解决。

协定在1991年签署，1992年3月16日才生效。这个时间差跨越苏联解体，因此最后的批准、生效与后续执行不能全写作苏联时期已经完成。东段主要涉及其后的中俄边界，西段问题又涉及新的中亚国家。1991年既是本系列的时间终点，也是边界解决进入国家继承条件下新阶段的起点。俄文法律数据库所列签署、批准及生效说明

本轮检索的1989—1991年外交文件、军事互信文件与边界材料中，没有发现可以独立核实的新增中苏直接交火事件。这只是已查材料的范围结论，不是“这些年绝无任何巡逻摩擦”的证明。关系正常化并不能逻辑地排除地方事件，正如仍有边界待谈也不能证明一定发生了战斗。

分裂留下的历史结论

中苏分裂不能归结成两位领导人不合，也不能用边界线解释全部。安全利益、革命道路、国家地位与领导权竞争互相影响：意识形态争论让国家政策被解释成背叛，边境军力又使政治分歧获得现实战争危险。第三国战争进一步增加了双方无法直接控制的变量。

反过来，恢复关系并不要求双方重写全部历史记忆。中国不必宣布此前所有担忧错误，苏联也不必接受中国对全部冲突的责任认定，仍可同意撤军、减少进攻能力、维持边界秩序和继续划界。这不是取消责任追问，而是把追问历史责任与防止下一次战争分开处理。

各阶段的后果也不能统称为“谁赢了”。中国获得更多外交选择，却付出长期军事与边疆社会成本；苏联避免了对华全面战争，同时维持庞大部署并承担对外支援；越南、蒙古、阿富汗和柬埔寨各自承受不同压力，不能只是大国得失的附注。许多战争最终走向谈判，不意味着战争是达到谈判的唯一道路，更不意味着已经付出的伤亡因此合理。

到1991年，两国没有重新成为1950年意义上的盟友，也不再以彼此为必须持续准备大战的对象来组织全部关系。最实在的变化，是外交渠道、军事互信原则与具体边界规则开始取代猜测和前线强制。尚未解决的地段、尚未落实的裁减和第三国的政治安排仍需后续工作；能够承认这些未完成事项，同时使其不再阻止整个关系改善，正是这次正常化的重要成果。

本篇年表

表10：1979—1991年对抗缓解与执行阶段。

时间	事件	完成程度与军事含义
1979年4月3日；1980年4月11日	中国决定并通知不续约；1950年同盟条约期满	通知与法律届满相隔一年，均不同于此前政治决裂
1979年底—1980年初	苏军进入阿富汗；中美讨论援助抵抗力量与巴基斯坦	形成军援协调与间接危机；该组文件未证明交付和训练执行
1982年10月起	中苏恢复政治磋商	谈判恢复，安全问题尚未解决
1984—1989年	中越边境持续阵地战	中越直接冲突；苏联一般援越不能证明逐战指挥
1986—1987年	桑多洛河方向中印对峙，苏联未明确选边	列入第三国危机候选；不算中苏直接冲突
1986年9月	邓小平公开强调消除障碍的实质步骤	柬埔寨被强调为主要障碍，允许分步推进
1988年3月	中越南沙海战	苏联未直接参战，检验保证的限度
1989年2月15日	苏军完成撤离阿富汗	撤军可核实，不等于阿富汗和平
1989年5月	中苏高层会晤与关系正常化	国家、党际交往恢复；蒙古撤军和柬埔寨安排未全完成
1990年4月24日	边境减军与互信指导原则签署生效	建立谈判框架，具体裁减仍需协商执行
1991年5月16日	国界东段协定签署	两段保留；1992年生效，现场勘界另行进行
1991年10—12月	柬埔寨巴黎协定；苏联解体	地区政治解决与国家继承分别进入新阶段

资料与阅读范围

不续约日期核对《人民日报》1979年4月4日第1版相关新华社电的网页转录，并对读《北京周报》1979年第14期第3—4页的条约消息全文；后者同时载明通知苏方日期及期满日期。两者同属中方公开说明，不作为两个独立立场的证据；未将整版报纸或整期刊物列为通读。

本篇实际阅读所引FRUS单件正文，1986年访谈全文，1990年协定中文扫描原件，以及1991年协定俄文的通则、保留段、勘界、通航与生效条款，并与PA-X英文译本交叉。1991年俄文长篇界点描述未逐点复测，英文译本也不是官方中文文本，故未据此制作精确边界图。

1989年访华资料集只阅读联合公报及相关会谈部分，未称全书通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只阅读阿富汗撤军及后续争议部分。柬埔寨巴黎协定使用联合国条约登记确认名称和日期，未将未取得全文的附件写作已经完整审读。

Luo的研究只阅读冷战相关章节及脚注，尤其第251、254页，不把其引用的CIA文件或其他专著冒充本轮已读原件。越南文VOV材料实际阅读相关回忆节选，保留其当事人视角；蒙古文原始军事材料仍不足。张晓明《Deng Xiaoping’s Long War》仅核对书目及摘要，作为继续研究入口，不代替本篇已经取得的具体证据。书目页面

待进一步核验的是1980年代各次中越战役与苏联具体援助的逐次对应、苏军撤出蒙古的分批执行记录、以及1990—1991年边境裁军谈判的详细数量方案。这些缺口不妨碍确认正常化与协定签署，却限制把“指导原则”夸大为已完成的全面非军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