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新政府实现了退出大战的首要目标,却接受了远比“不兼并、不赔款”口号严酷的现实安排。和约同时使执政阵营发生分裂:布尔什维克内部争论激烈,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人民委员会,数月后又试图通过刺杀德国大使破坏和约。

这段历史不能只用“列宁忍辱负重”或“布尔什维克出卖国家”解释。必须同时看到旧军队的瓦解、德国的军事优势、被争夺地区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及不同革命者对保存政权和推进革命的不同判断。

从和平宣言到单独谈判

1917年11月的新政府向所有交战国提出和平谈判,但协约国没有共同参加这一方案。苏维埃政府因此与同盟国进行停战接触,12月15日(旧历12月2日)达成正式停战安排,随后在布列斯特展开和谈。旧俄军的士兵已经大规模期望复员,谈判代表很难以一支随时能够重新进攻的军队为后盾。06-S01

十月通过的和平法令原本保留了讨论其他条件的余地。列宁在报告中承认,单方面拒绝战争无法使战争结束,实际条款仍须谈判。政府一面向其他国家的工人呼吁,一面同这些国家的政府交涉:希望革命改变力量对比,又必须在革命尚未发生时处理现实军事压力。06-S02

德国方面拥有自己的战争目标。东线和平可以释放部队用于西线,也可以通过政治与经济安排扩大对东欧的控制。苏维埃代表提出民族自决,德方却可以把脱离俄国解释为当地政治机构已经表达的意愿,而这些机构是否处在占领压力下,又成为争议。双方使用相似的原则词语,不代表对撤军和自由表达有相同要求。

乌克兰进一步使谈判复杂化。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单独参与谈判,并于1918年2月9日同同盟国达成和约。它有自己的国家目标和与布尔什维克交战的处境,不能被写成俄国代表团内部的一个地方小组。德国借此取得粮食与军事干预的机会,乌克兰领导人则希望获得抵抗苏维埃进攻的支持。

列宁、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

列宁主张接受必要让步,认为首先必须保存苏维埃政权,等待力量恢复和欧洲局势变化。布哈林等左翼共产主义者则要求革命战争,担心妥协使革命服从帝国主义秩序。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反对接受德国条件,认为和约会牺牲革命与农民利益。争论并非爱国者与不爱国者之间的简单区别,各方对什么最值得保存有不同排序。06-S01

托洛茨基试图采取停止作战但不签和约的办法,后来常被概括为“不战不和”。这一选择希望揭示德国要求的强制性质,并判断德国是否真的愿意继续进攻。它的风险在于,把停战能否延续寄托在对手的政治成本上,而俄方自身缺少阻止进攻的可靠力量。

2月18日,德军恢复进攻,迅速沿铁路推进,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重新讨论条件。继续拖延不再只是保留谈判空间,也意味着更多地点可能被占领。列宁推动接受新要求,代表团最终签字。这一顺序说明,和约并非从最初停战起就以同样条件注定;谈判中的选择和军事行动改变了最后代价。

旧军队正在解体,新军队却尚未形成稳定的作战组织。人民委员会在1918年1月28日(旧历1月15日)决定建立工农红军,起初采取志愿招募。宣布建军与取得能够阻止德军的部队之间,还隔着招募、训练、指挥和补给等工作。托洛茨基到3月才接任军事领导职务,军队随后逐步引入旧军官、政治委员和更广泛的征集。2月决定是否继续战争时,谈判者无法预支这些后来形成的力量。06-S03

条约怎样安排领土、军队与邻国

条约第1条宣布结束战争,第3条规定分界线以西、原属俄国的地区不再受俄国主权支配,俄国不干预其内部关系。第5条要求俄方复员,包括新建立的部队。和平因而不只是双方停火,还限制了苏维埃俄国保持军事力量和干预边缘地区的能力。06-S04

第6条要求俄国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媾和、承认其同同盟国签订的条约,并撤出乌克兰的俄军与赤卫队;同一条还涉及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芬兰的撤军及秩序安排。第4条涉及奥斯曼战区和卡尔斯、阿尔达汉、巴统。将这些地区全部涂成“割给德国”,会误解实际条文:脱离俄国主权、德国占领、承认另一国家与奥斯曼方向的安排,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06-S04

条约也不能被当作当地社会自由决定的完整记录。军事占领、地方民族组织、阶级冲突和大国谈判共同影响结果。对于彼得格勒或莫斯科的统治者,这是失去旧帝国空间;对于部分民族政治力量,则涉及建立独立国家的机会。二者可以同时存在,而独立要求也不保证新国家免受德国控制。

第9条规定双方放弃战争费用及战争损害的相互赔偿要求。因此,不能把1918年8月补充协议中的财政义务直接写成3月3日条约原有的赔款条款。讨论和约的经济代价时,还应区分失去地区的生产与税收、实际占领中的物资征集,以及后来另订的财政条件。06-S04

对于苏维埃政府,签字换取的是继续生存和组织力量的时间,并非德国保证不再施压。对于被撤出或受占领的地区居民,代价也不是中央政治家口中的暂时退让那么抽象:地方政权更替、军队进入和物资征用会直接改变生活。判断条约时,必须同时计算这些不同位置所承担的后果。

左派社会革命党为何先退出政府,后走向武装冲突

左派社会革命党支持十月后的苏维埃政权,参加土地政策与国家机关,并曾与布尔什维克共同反对立宪会议多数。它不是从旧王朝一侧突然出现的反革命力量。其成员和领导人对农民利益、地方苏维埃及革命国际主义有自己的理解,因此既能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也能从左翼反对其政策。

1918年3月和约获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人民委员会,但仍在苏维埃及其他机关中活动。退出内阁与立即全面地下化之间存在时间差。随着双方在和约、粮食征集和农村政策上的矛盾扩大,合作空间进一步缩小。将3月退出政府与7月冲突合成同一天,会抹掉这一段仍然可能进行政治竞争的时期。06-S05

7月6日,布卢姆金和安德烈耶夫刺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行动由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策划,希望破坏和约并推动对德革命战争。参与者在契卡中的任职,使行动得以借助安全机关身份接近目标,也说明当时国家机关中尚有不同党派人员。

刺杀之后,捷尔任斯基前往相关部队调查时被扣留,左社革党武装与政府发生冲突。布尔什维克组织武力镇压,并拘押正在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左社革党代表。左社革党领导层未能把刺杀转化成它所期待的全国反德战争,其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反而迅速丧失。06-S05

左社革党失势还意味着农村与中央之间一种联系被削弱。Cinnella指出,该党曾领导农业人民委员部,并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农民部接收乡村代表与请愿。土地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参与调查、管理没收土地及分配使用权,村庄并非只是等待中央命令。左社革党人既在这些机关推进政策,也试图维护苏维埃代表机关相对于人民委员会的独立作用。06-S05

这种联系使双方的分裂超过外交意见之争。布尔什维克需要得到乡村粮食,左社革党人则更强调村庄自主与农民的土地成果。共同支持消灭地主制度,并不能消除国家征集与农户支配产品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个在土地革命上有合作基础的联盟,可以在粮食和战争问题上破裂,原因不必归结为其中一方突然失去原先全部社会支持。

此外,政治盟友参加安全机关所造成的风险,也与单纯的外部叛乱不同。米尔巴赫遇刺表明,拥有国家机关身份的人可以把官方资源用于另一套政治目标。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扩大党派排斥,又会使机关内原有的合作和相互监督进一步减少。这是此次危机影响权力集中方式的一条具体路径。

“七月起义”的目标与结果

Ettore Cinnella对左社革党的研究强调,其领导层的核心设想是用对德行动迫使革命重新走向战争,而非一套周密替换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夺权计划。这是关于行动目标的历史解释,不等于否认刺杀、扣押和武装抵抗。一次行动即使没有充分准备接管政府,也会直接挑战现政府的外交决定与武装权威。06-S05

组织和准备中的混乱,也不足以证明整个事件都是布尔什维克制造的假案。Cinnella所引左社革党内部材料,呈现了该党领导层自主讨论和策划行动的过程。布尔什维克最终从镇压中巩固权力,与左社革党自己发动刺杀并不矛盾;获益者的身份无法单独证明谁制定了行动计划。06-S05

七月镇压也不是一纸命令让全国所有左社革党党员同时消失。地方组织、个人态度和是否谴责中央行动,影响后续处置。但作为能够与布尔什维克共同执政、又保有独立纲领的全国性盟友,该党遭到决定性打击。政权内部可公开反对领导层战略的空间进一步收缩。

布列斯特和约由外部军事压力促成,左社革党破裂又把外交分歧变成国内强制行动。新政府既要防止德国进攻,又要应对不断扩大的国内武装反对。1918年春夏伏尔加河与西伯利亚的变化,将使后一个问题迅速发展成大规模战线战争。

参考资料与使用范围

  • 06-S01:Lewis Siegelbaum,〈Treaty of Brest Litovsk〉。大学专题。用于停战、谈判与党内分歧;不把同月各地起事合并为同一党策划。
  • 06-S02:和平法令及列宁报告。原始文本。
  • 06-S03:Lewis Siegelbaum,〈Red Guard into Army〉。大学专题,用于建军决定与随后组织改革的时序。
  • 06-S04:《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Yale Avalon条约全文,重点为第3—6、9条。
  • 06-S05:Ettore Cinnella,〈The Traged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omise and Default of the 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in 1918〉,Cahiers du monde russe 38(1–2),1997年,45—82页。期刊记录;可读扫描件。重点读取54—58页的农村政治及65—69页的七月决策与行动讨论。

上一篇:十月夺权、和平土地与立宪会议|系列目录|下一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与伏尔加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