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株阁

1916年至1920年，北京政治经历了恢复国会、府院冲突、清室复辟、讨逆、护法和直皖战争。总统与总理几次换人，中央政府仍然存在，但决定政府人选的武装力量愈来愈难由政府约束。理解这个变化，需要同时看北京的制度争议、湖南的战争和贯穿南北的铁路。后来的直皖分裂，正是在这些事务中逐步形成，不能把1916年的所有北洋将领预先分成两个固定集团。 恢复约法，没有恢复共同的服从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主持国务院，冯国璋成为副总统，旧国会恢复。这个安排解决了国家元首的继承问题，也暂时容纳了反帝制力量。不过，黎元洪没有一支足以制衡北洋主要将领的直属军队；段祺瑞可以凭借长期军职及人事关系影响军队，却不能仅靠总理职权任意处分所有部队。总统的法律地位、总理的人事资源和各省军事长官的实际控制并不重合。 1917年是否参加对德战争，使这几种权力正面相撞。参战涉及中国在战后和会中的地位、庚子赔款和对外关系，也涉及贷款、军械及以参战名义增练部队。支持参战者不全是段的党羽，反对国务院做法者也不必然赞成德国。争议还包括：外交及宣战应当经过怎样的议会程序，军人能否用督军会议和政治压力替代国会决定。 黎元洪...

1922年，吴佩孚击败张作霖，直系在北京取得优势；两年后，奉军再度入关，吴却在前线作战期间失去北京。两次战争不能只用统帅能力的升降解释。东北保留下来的财政与军队，使战败者能够重新组织；直系内部没有被胜利消除的分歧，则使它在第二次大战中失去后方。军事胜利、中央职位与持久统治，始终是三个需要分别争取的结果。 共同获胜者之间的分配 1920年直皖战争后，曹锟、吴佩孚和张作霖共同压倒段祺瑞一方，但对北京官职及财政的安排没有形成稳定规则。张作霖希望入关参战能够换来中央影响，吴佩孚则不愿任由奉方和旧皖系人物结合，使自己在北方受到包围。梁士诒1921年底组阁，将原有交通、财政人事网络与奉方支持联系起来，遂成为冲突焦点。 这不只是谁与谁关系不好。国务院能够影响借款、拨款、铁路和任命，财政与交通部尤其涉及军队赖以调动和供养的资源。吴反对梁内阁，可以同时使用反对亲日外交、要求改变人事及维护本派利益等理由。美国公使1922年初的电报，已经把梁内阁及军事派别之间的关系列作危机中心。FRUS，1922年关于梁内阁的电报，档号893.00/4191 双方各自寻求外围配合。孙中山希望利用北方战争推进自己的北...

1924年北京政变以后，段祺瑞回到中央，张作霖与冯玉祥分别凭借奉军和国民军分享胜利。两年以内，这个组合便彻底破裂。郭松龄在奉军内部起兵，国民军向直隶扩张，吴佩孚与张作霖反而合作进攻国民军。这段历史显示，“派系”不能只按出身和旧日盟友来辨认：军队驻防位置、军官升迁、地方财政及外援渠道的变化，会使原有合作变成直接冲突。 段祺瑞为什么能回来，却不能重新统军 段祺瑞1920年失败之后，保留了政治名望与人事联系。1924年11月他出任临时执政，并不是皖系旧军队已经恢复，而是奉军和国民军都不愿对方独占北京，又需要一个能够主持中央事务的人。临时执政在制度名义上拥有很大权力，实际却必须依靠驻军支持。 这个结构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职位集中，就等于权力集中。段能够组织政府、发布命令、召集会议，不能因此独立决定各军军饷，也不能任意调走冯和张的部队。北京的外交部、财政部等机关继续办理事务，而政策的执行仍要经过军队及地方控制者。文官不是一概无所作为，但不能只凭法律规定要求各军服从。 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统一和不平等条约问题。国民会议的代表如何产生，与段主持的善后会议以何种方式吸收地方实力...

1917—1926年的两广，反复出现一种安排：政治领袖主持政府，几支有独立饷源、指挥官和招募关系的军队共同保卫它。军队可以接受任命，却未必愿意接受调遣。孙中山两度离开广州，陈炯明从盟友变成敌手，杨希闵与刘震寰从迎孙功臣变成被讨伐者，都发生在这种安排之内。 到北伐前，广州政府已经能够击败驻省的重要对手，并把黄埔军事组织扩充为正规军。这个变化不能只用“革命军打败军阀”说明：新的政治训练、苏联援助与工农动员确实改变了军事能力，但胜利同样依靠粤军、湘军、滇军等既有部队。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也保留了本部组织。统一政府成立与各军关系彻底统一，是两件不同的事。 旧桂系为什么能够左右广州 “旧桂系”指陆荣廷及其相关军事网络，并不是广西全体军民。陆的力量形成于边境军事、地方招抚和清末军政任命，进入民国后继续借助省级职位扩张。护国战争之后，桂军进入广东，莫荣新等控制广州的军事要地和部分财政资源。孙中山1917年来广州护法时，拥有政治号召、议员支持和海军力量，却缺少一支能够压倒驻省各军的陆军。 护法军政府承认旧国会及《临时约法》的政治主张，并不能自动产生共同作战计划。孙中山希望以广州为起点改...

1925年孙传芳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不是因为一支军队依次征服了五个完整的省。其地位来自几种不同过程：本部从湖北转进福建；利用江浙战争进入浙江；收容败军；驱逐进入苏皖的奉系力量；再与各省军事首领达成联盟。兵员、地盘与职位在其中不断重新组合。 本文重点是1920—1926年的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湖南、湖北的护法战争详见第03篇，北伐各战场详见第14篇。地区差别决定了军事组织的形态：武汉适合控制长江与南北交通，上海涉及租界、关税及密集的工商利益，福建有沿海港口和彼此分散的地方武装。这些条件帮助统帅筹饷，也使其必须同许多无法完全支配的机构交易。 两湖不是一支“南方军队”的驻地 湖北的王占元依靠北洋军组织，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则拥有不同的湘军与政治关系。1920年湖南驱逐张敬尧之后，谭与赵很快发生权力竞争。谁支持省自治、谁接受北京任命，与谁实际统率哪一师部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1921年湖南方面介入湖北的驱王运动，希望改变北军长期施加的压力。吴佩孚利用这一危机进入两湖：王占元失势，并不意味着湖北由地方自治力量接管。湘军在鄂南推进后，又遭到吴部反击；长江航运、洞庭湖和岳州方向成为改变战线的...

1911年至1935年的云南、贵州，说明“占领省会”与“控制一省”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云南的军事学校和新军产生了能够向川黔桂输出的军官群体，却没有保证这些军官服从同一个领袖；贵州看似不断遭到邻省干预，本地军事集团也始终拥有另立联盟的能力。两省之间的战争，不能写成一个稳定的“滇系”反复吞并一个被动的“黔系”。 军队为什么离开云南，又为什么返回 云南新军与陆军讲武堂提供了军官、训练办法和同学关系。辛亥革命后，这些组织资源帮助省级政府动员正规部队。护国战争又使云南获得超出本省财力的全国声望。不过，军队能够出省作战，不等于本省能够长期承担全部军饷。入川、入黔的军队需要利用驻地的税收、粮食和运输，军官也因此建立了新的部下与收入关系。 这里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矛盾：省城希望利用远征军扩大政治影响，远征军却可能逐渐不愿把兵饷和人事交回省城。军队回师时，它携带的是已经形成指挥关系的战斗单位，而非等待省政府重新分配的兵员。因而，外战失败可能引发内战，外战积累起来的实力同样可能引发内战。 1920年四川战局逆转后，顾品珍所部退至毕节、昭通一带。唐继尧授顾东防督办职务，并未消除将领对连年出征的不满。...

1917年至1935年的四川，长期存在几个同时征兵、收税和任用官员的军事中心。外省报纸可以把这些军队统称为“川军”，全国政治人物也可以同四川某位领袖谈判，却没有因此获得一条贯通全省的军令。“川系”适合表示地域来源，若被理解为一支统一行动的军队，就会遮蔽四川战争的主要问题。 防区是驻军安排，也是财政安排 一个部队的防区，不只包括地图上的驻地。部队要从当地筹粮、征税，影响县长任用，安排交通与运输，也会同盐商、粮商、乡绅建立关系。控制更多县份，可以增加军饷来源；防区越大，需要防守的交通线和服从自己的军官也越多。因此，面积扩张不一定带来相同比例的可用军力。 四川省政府可以设在成都，重庆却掌握长江出入的重要通道；川南盐产区、川北交通节点和成都平原，各自支持不同军事集团。省政府首领如果不能调走别人的军队，不能排除驻军自行征收，拥有省长或省主席职衔就仍不足以建立统一财政。四川省地方志对1935年前后“交出民财政务”的叙述，反过来显示此前各防区实际保有这些权力。《四川省志·省政府篇》内容介绍 防区制度也不是在一天之内由一项法令完整创造的。它包含军队驻扎形成的事实占有、会议承认的边界、战后重新分...

1911年至1937年，山西、陕西与甘宁青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北军阀模式”。阎锡山较早维持了省级军政中心；陕西有相互竞争又不断改编的军队；甘宁青则同时存在省城官员、驻军首领、地方社会与多个马氏家族的权力。三种格局影响了战争能否持续，也影响了中央任命能否真正执行。 山西：长期统治依赖什么 阎锡山的优势不只是避战。他需要维持军官任用、军队训练、兵工生产与地方行政之间的联系，使省内资源能够持续支持军队。相对稳定的统治给这些机构积累经验的时间，军事能力又使他在全国阵营之间拥有谈判条件。选择暂时不出兵，本身也要求有足以自保的力量。 所谓“模范省”是阎政权的重要自我表述，却不能当作治理成绩的总评。学校、实业、乡村组织和公共卫生可以提供实际服务，也可以承担纪律、征收和政治动员功能。某项政策具有现代化内容，与它是否由民众自主决定，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林政研究提供了比领袖口号更细的观察。山西官员希望通过地方组织推动植树、管理林木，但村庄有筹措教育经费、维持生计的需要；1930年代铁路建设需要枕木，又与保护森林发生冲突。官府能够提出全省计划，并不意味着村庄资源已经可以无条件调动。军政建设的不同目...

新疆在1916年以后没有立即出现中原式的轮番争夺省城。杨增新维持统治至1928年，却不能据此把新疆理解为与全国、俄国革命隔绝的稳定地区。跨境难民、贸易、武装和地方政治持续影响省权。1931—1937年的战争更同时包含地方反抗、军队竞争、分离建国运动与外国军事干预，不能合并成一个“新疆军阀混战”。 本篇追溯1912年的省内安排，重点讨论1928—1937年。主要判断是：新疆政权的集中程度，与它对南京的服从程度并不同步。盛世才能够扩大省内控制，恰恰有赖于南京不能掌握的跨境军事与财政资源。 杨增新的统治依赖哪些中间人 1912年，伊犁革命力量与迪化的旧官僚、军队并没有随着清帝退位自动形成统一指挥。杨增新在获得中央任命以后，继续通过谈判、人事调整与武力处理省内不同权力中心。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尔泰与喀什的官员和驻军，各有历史形成的职权及对外联系。中央任命提供合法名义，实际协调仍需省内逐项完成。 杨的政治联盟包含汉族官员、回族军官、蒙古与穆斯林地方上层。其意义不能简化为“以某族制某族”：地方首领可以帮助官府调解、征收和维持秩序，也保留利益与议价能力。省城并不直接、均匀地管理每...

一支军队能够挂牌成立，不等于能够按编制出动；能够占领省城，也不等于能够持续征税和补充弹药。1916—1930年的战争中，军政权力常在这几项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将领必须依赖财政官员、银行、军工技师、铁路员工和地方中间人，个人威望只有经由这些组织才能转化为持续的军事行动。 本篇以此前各战场为检验，讨论财政、兵员、武器与运输，必要处延伸到1935年的整军。其中心判断是：军权私人化与行政、技术机构的发展并不互相排斥；关键在于这些机构向谁负责，谁能决定款项、职位和物资的最终分配。 税收属于谁，款项到了谁手里 “一个省供养一支军队”只是简写。法定税种归属、实际征收机关、征收地点和最后用款者，可能分属不同层级。中央宣布某项收入归国库，并不能保证地方如期解送；将领截留税款，也不表示可以绕过县署、税局和商人无限征收。军费的取得需要组织，而组织会提出条件、拖延执行或转移负担。 田赋附加、商业税捐、盐税、关税与地方杂税的征收条件各不相同。海关和盐税中的债务担保、管理及解款安排，限制了政府可以自由使用的部分。抢占北京有助于争取全国性的任命、借款与外交承认，却不能使既有债务与扣款消失。第03篇与第05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