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更替使许多人获得迁徙、表达、经营和选择政府的权利，也使另一些人失去稳定职业、积蓄和原有公共服务。两类变化经常发生在同一个家庭。一个人可以支持结束一党统治，同时反对所在工厂关闭；可以从商品供应改善中获益，同时无法承受住房和医疗支出。1989—1999 年的社会后果，应沿着家庭收入、财产、劳动、照护和政治权利分别观察。

转型的代价真实存在，但并非各国接受了同一套政策而得到同一种结果。国家是否继续存在、是否发生战争、旧产业如何组织、政府能否征税和支付、外国市场是否开放，都影响改革政策的作用。比较普通人的生活，首先需要防止把这些条件全部藏进“转型”这个词里。

货架丰富了，为什么生活仍可能更难

旧制度下，官方价格不一定代表取得商品的实际成本。排队、凭关系购买、配给、等待住房，以及质量和选择受限，都占用时间或限制生活。价格放开后，一些短缺迅速缓解，市场上可以买到更多商品，但这并不等于原来的购买者都买得起。此前以等待时间承担的成本，部分转为货币支出；拥有现金、外汇或稳定收入的人更容易适应。

因此，不能仅用商店照片判断生活水平，也不能只看名义工资。家庭工资翻倍而消费价格涨得更快，购买力仍会下降；反过来，即使旧统计中的工业产量下降，新出现的服务、商品质量和消费选择也可能改善。真实比较应当使用相同地域与可比价格的收入、消费指标，再检查分布和公共服务。统计技术上的困难不能用来否认危机，也不能因危机严重就忽略统计变化。IMF 关于转型产出差异的研究专门指出新私营活动漏计、旧相对价格与统计制度转换的问题。

波兰在 1989 年已面临严重通胀，1990 年稳定方案试图通过货币财政约束、汇率安排和价格改革改变预期。俄罗斯 1992 年放开多数价格时，原苏联货币过剩、商品供应混乱和国家解体同时存在。两国居民都经历价格冲击，但改革前状态、中央控制力和外部支持并不相同。把两次价格放开仅按“快”归为同一种政策，难以解释后续为什么出现不同的恢复路径。

储蓄损失尤其容易被平均收入遮蔽。依靠固定退休金、银行存款或固定工资生活的人，往往不能像掌握库存、外汇和定价权的人那样及时调整。通胀改变的是不同资产和收入持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稳定物价有重要社会意义，但如果通过拖欠养老金、工资或削减基本服务实现表面预算平衡，其成本又被转移给缺少议价能力的人。需要同时追踪价格和支付，而非只检查政府宣布的目标。IMF 对 1990—1993 年稳定措施的回顾

产出下降来自哪些不同过程

东欧和前苏联普遍出现转型初期衰退，但衰退并非一种单一事件。原经互会的贸易和结算体系改变，使企业失去熟悉订单；苏联解体又把同一计划体系内部的供货关系变为跨国贸易。企业原先不需要独立解决的货币、付款、报关和合同问题，突然成为继续生产的前提。即使机器和工人没有消失，缺少关键零件或付款渠道也能使生产停顿。

另一部分下降来自原有生产结构不再被购买者接受。某些军工、重工业和低质量产品失去补贴订单，原先统计上有产值的活动不能按原规模延续。关闭这些活动可能提高长期效率，但机器、工人和城市不会立即转到新行业。职业技能、住房、交通、资本和市场信息都限制转移速度。所谓“资源重新配置”落实到家庭，是寻找工作、承担培训成本和决定是否离开熟悉社区的过程。

政策还会放大或缓解下降。利率、税收、信贷、破产安排和竞争开放改变企业生存条件；过度宽松可以维持低效企业，也可能产生通胀与银行损失；过急抽走资金可能让原本有市场的企业因流动性不足倒闭。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速度能够替代对具体政策组合的判断。IMF 1999 年的跨国分析强调初始条件与组织中断的重要性，但研究依赖统计口径和模型，不能据此声称每一国的每一项紧缩都正确。研究范围与方法说明

战争地区必须另行比较。波黑的工厂停产，可能来自炮击、电力中断、道路封锁和人员被迫离开；塔吉克斯坦的衰退包含内战影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还受到战争、封锁及能源供应变化的约束。将这些下降全算作私有化的效果，会把战争从解释里删掉。反过来，和平国家也出现严重贫困，说明战争并非一切社会损失的必要条件。

到 1999 年，一些中欧国家已恢复并超过转型前的产出，另一些国家仍远低于旧水平。这种比较应使用各国不变价格 GDP 的内部时间序列，不能把官方汇率换算的美元总量直接当作家庭福利。1989 年基数也不是理想社会：此前已经存在债务、短缺、污染和隐性失业；恢复旧产量既不等于完成改革，也不等于居民已经弥补全部损失。IMF 的十年回顾

表1：六国到1999年的产出恢复与物价变化。

国家	1999年实际GDP指数，1989=100	1999年实际GDP增长率，%	全年平均通胀率，1998年／1999年，%
波兰	122	4.1	11.8／7.3
匈牙利	99	4.5	14.3／10.1
捷克	95	-0.2	10.7／2.1
罗马尼亚	76	-3.2	59.1／45.8
俄罗斯	57	3.2	27.6／86.1
乌克兰	36	-0.4	10.6／22.7

来源：欧洲复兴开发银行《Transition Report 2000》，表A.3.1与A.3.3，印刷页65、67。1999年为初步实绩，主要采用各国官方估计；未纳入2000年预测。指数以各国自身1989年产出为100，捷克、俄罗斯、乌克兰采用报告的国别历史序列，没有接上原联邦总量。通胀是年度平均零售／消费者价格水平的变化，不是年末同比；表注未给出各国统一的固定价格基年，不能另行假定。

波兰已经超过原有产出，匈牙利接近恢复，俄罗斯与乌克兰仍相距很远。俄罗斯1999年出现增长，并不意味着已经弥补此前损失；该年平均通胀高于1998年，也不等于年内每个月都在加速涨价。这样的比较能够排除整齐的成功或失败叙事，但不能单凭六行总量数据分离政策、初始条件和国家解体的贡献。

失业与欠薪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危机

波兰登记失业率在 1990 年 12 月为 6.5%，1994 年 12 月为 16.0%。这是在就业部门登记的失业者相对于相应经济活动人口的行政统计，不是国际劳工组织调查失业率，也不是所有成年人中没有工作者的比例。登记制度建立与变化本身会影响序列，因此不能拿 1990 年初极低登记数证明此前完全不存在劳动闲置。波兰中央统计局波兰语历史表

失业使家庭失去的不只是工资。在工业城市，企业还可能联系住房、托儿、休养、医疗和社会地位。工作年限很长的工人未必能把熟悉的技能用于新服务业，离退休较近者更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率随后下降，也可能部分来自提前退休、放弃求职或迁出；判断改善需要同时看就业人数、劳动参与率、实际工资和持续失业时间。

俄罗斯许多企业采取的调整方式是保留名义雇佣关系，同时减少工时、停发或拖欠工资，以实物支付部分报酬。正式在职不等于正常领取收入。工人继续留在企业，可能因为住房和福利仍与企业相连，也可能因为当地没有替代岗位。欠薪形成一种被迫的无息贷款：劳动者先提供劳动，却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报酬。世界银行《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第二章有关非工资补偿和欠薪的研究

这种差别使直接比较波兰失业率与俄罗斯失业率很危险。俄罗斯较低的公开失业不能自动证明家庭受到更好的保护，波兰较高的登记失业也不等于每位登记者完全没有非正规收入。两种制度分别把风险表现为失去岗位或失去及时报酬。家庭菜园、短途贸易、亲属互助和第二份工作可以维持生活，但这些适应行为不意味着正式经济的损失无足轻重。

工人也并非天然支持某一种改革。1989 年反对党国控制的组织，执政后必须面对工资约束和企业重组；工会因此可能与曾经的政治盟友冲突。抗议体现具体利益变化，不必解释为居民突然失去民主意识。相同的人有权赞成竞争性选举，又要求政府履行劳动和社会保障义务。

财产怎样转移，谁能够取得收益

私有化包含差别很大的制度：拍卖出售、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凭证分配、管理层和职工收购、返还旧业主财产、住房转让。把这些安排合成一个私有化比例，无法说明新所有者是否投入资本、企业是否面对竞争、少数股东是否能得到保护。法律上获得一张股票和实际掌握公司资金，是不同的权力。

凭证分配试图在居民缺少资本、政府急于改变所有权的条件下扩大参与，但分散持股者缺少信息和监督能力，容易将股票卖给掌握现金的人，或委托投资基金管理。内部人收购可以降低职工和管理层抵制，却可能保护旧管理层，延迟重组。向外国投资者出售有机会带来技术、市场和公司治理，也会引发对估价、就业和经济主权的争论。每种方案都有具体利益冲突，不能以“私有”二字推定效率。世界银行 1995 年关于广泛持股的研究说明

改革初期，行政关系和市场地位常常同时决定获益。能够取得贷款、许可证、出口配额和内部信息的人，可能在正式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获利。如果他们随后有能力阻止竞争、保护资产转移或影响监管，改革就可能停在对少数人有利的中间状态。由此产生的富裕不能全部算作生产效率提高，也不能因为一些私有化存在掠夺，就否认所有新企业创造的产品和就业。世界银行《转型最初十年》的政治经济与企业进入分析

俄罗斯的两轮财产转移说明了区别。1992—1994年的凭证私有化向居民广泛发放凭证，企业经理与职工等内部人却取得较强控制。1995年的“贷款换股”则由商业银行向政府提供贷款，以大型企业的国家股份作抵押；政府未偿还后，相关股份转入少数金融集团控制。前者的参与范围与后者受限制的交易条件不同，不能合称为人人平等获得国有财产。John Nellis，2002年回顾，印刷页33—38

这份由世界银行评估部门委托的研究批评贷款换股缺乏竞争和透明度，也记载其支持者以维持叶利钦政治联盟、避免改革逆转作辩护。国家决策与私人获益之间，因而存在可具体指出的联系；它支持对1995年前后利益交换的批评，却不能单凭事后获益，证明1985年改革或1991年解体从开始就是统一分赃计划。经理、职工、银行家和新企业主也不是一个利益完全相同的“旧官僚”群体。

家庭住房的所有权转移尤其显示资产与现金的区别。原承租者以优惠条件取得住房，可以获得真实财产，却未必有钱维修公共管线、屋顶或供暖系统。老年人可能拥有价值不低的房屋，同时缺少日常生活现金。住在发展较快城市和衰退工业城镇的人，即使取得同样面积的住房，未来资产收益也不同。财产分配因此需要同时观察初始获得、维护义务和后来市场价值。

土地改革同样不能一概而论。部分地区返还原地主或其继承人，部分地区按成员资格分配，另一些地区保留大规模经营结构。土地碎片化、农业设备、销售渠道和信贷影响农民能否维持生计。农村有时为失去城市工资的人提供食物保障，但家庭农业吸收劳动力不等于生产率上升。农业人口的低现金收入不能只看作不愿改革，其选择受到就业和土地制度的共同限制。

医疗、教育与家庭照护的变化

财政收入下降时，政府不一定正式宣布取消免费医疗或教育。服务可能通过药品短缺、设备失修、教师医生欠薪、交通困难和非正式付费变得难以获得。权利仍在法律中，获得权利的实际成本却上升。城乡和地区财政差距会进一步影响医院、学校质量，有钱家庭能够转向私立服务或支付额外费用，贫困家庭则可能延迟就医或缩短教育投入。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9 年社会发展附录将健康、教育、贫困以及年龄和性别差别放在一起考察。它指出收入和消费机会改善与严重贫困并存，多子女家庭及依赖公共转移支付的家庭尤其脆弱。这一发现要求把家庭人数和收入来源纳入比较，不能用全国平均工资替代儿童或退休者的实际生活。《Transition Report 1999》，附录 1.1，印刷页 13 起

俄罗斯及部分前苏联国家在 1990 年代初出现严重成年男性死亡危机。心血管疾病、伤害、中毒等死亡原因的变化，比笼统的“医院减少”更能帮助解释问题。就业和社会地位变化、压力、饮酒、公共卫生和既有健康趋势都需要检验。预期寿命是根据某一年年龄别死亡率构造的时期指标，不能解释为这一年出生的所有男性已经被观察到平均只活了多少岁。

关于死亡危机，最强的政策批评把快速私有化、失业和社会崩溃联系起来，指出改革并非只有效率收益。重要的反证是，苏联 1985 年反酗酒运动曾使死亡率下降，后来酒类控制削弱与饮酒恢复也能影响 1990 年代的上升。Bhattacharya、Gathmann 与 Miller 的研究利用地区差异检验这一渠道，支持不能把全部额外死亡都机械归给私有化的判断；它同样不证明经济压力与公共政策无关。《The Gorbachev Anti-Alcohol Campaign and Russia’s Mortality Crisis》研究摘要及图表说明

妇女承担了不同于成年男性的风险。旧制度虽然推动女性教育和就业，却没有平均分配家庭劳动；企业托儿、公共服务或工资就业收缩后，照护工作往往回到家庭。若母亲需要照顾孩子，就可能无法接受远距离工作和不稳定工时。低工资、托儿费用和家务时间共同决定劳动参与，不能把退出就业都解释为自由选择传统生活。联合国 1999 年关于就业与妇女减贫的报告特别讨论单一收入、有受抚养者的女性户主家庭所面临的约束。E/1999/53

这也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在所有领域都后退。教育机会、职业选择和个人自由在不同地区出现不同变化；部分新行业提供了机会，部分旧行业衰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Women in Transition》将就业、健康、家庭与公共参与分章处理，说明单一性别平均值不足以概括经历。本文核对其 1999 年书目、摘要与章节信息，未引用尚未完整取得的国家表格。联合国图书馆目录

三种不能相互代替的国家经验

德国东部的变化不能直接代表整个东欧。1990 年货币联盟很快使居民使用德国马克，工资、养老金和存款转换涉及不同规则；企业则立即面对新的成本、竞争和市场环境。统一后的财政转移、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和西部市场，为家庭提供了其他转型国家没有的保障，同时旧企业大量收缩和人口迁出仍带来长期创伤。货币统一的政治吸引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压力同时存在。德国联邦银行对货币联盟实施的回顾

俄罗斯的 1998 年危机又说明，初期价格放开之后并非只有顺利恢复或停滞两种可能。财政收入、短期债务、汇率承诺和投资者预期形成新的脆弱性；违约、贬值与银行危机冲击居民储蓄、工资和进口购买力。货币贬值后来可能改善部分国内生产者的竞争条件，但获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人身上，不能用随后增长追溯性取消当时储户的损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1999 年报告，宏观经济与俄罗斯国别部分

阿尔巴尼亚 1996—1997 年金字塔集资崩溃，则显示市场制度缺位能够危及整个国家。居民把储蓄和海外汇款投入高回报计划，监管和政治应对没有及时约束风险。倒闭使私人财产损失迅速转为针对政府的抗议，继而出现军械库失控和公共秩序崩溃。这里不能简单归因于居民贪婪：金融信息、正式银行服务、政府信号和监督能力共同塑造了选择。Christopher Jarvis，IMF 1999 年研究及后续摘要

三种经验分别包含国家统一与转移支付、财政金融危机、监管失败与秩序崩溃。它们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更替之后，却不是同一种政策的三个复制品。将其分开，才能判断某种损失究竟需要更好的社会保险、更稳健的财政金融安排，还是能够执行法律和保护储户的国家机构。

迁移、少数群体与政治参与

跨境流动扩大，使留学、工作、探亲和移民成为更多人的选择。离开者可能追求机会，也可能逃避失业、族群排斥或战争；迁出数量本身不能证明他们全部否定祖国或全部支持新制度。家庭汇款能缓解收入压力，长期分离又将照护责任留给老人和儿童。对于迁出地，人口减少既可能降低失业，也会带走年轻劳动力和税基。

国家分离还把原来的国内迁居变为跨国生活。居民可能突然需要新的公民身份、语言资格、居留文件和养老待遇转接。前苏联共和国的俄语居民、战争地区的少数族群和长期跨共和国工作的人，面对的不是简单的价格变化。失去公民或行政资格的风险，会影响就业、投票和获得公共服务。讨论这些影响，应区分国籍法、语言政策和实际歧视，不能仅凭族名推定所有人的境遇。

罗姆人等长期受到排斥的群体，在工业岗位和公共服务收缩时往往缺少替代资源；新政治自由也没有自动消除地方歧视。旧制度时期较高就业或形式平等，并不说明当时没有压制和不平等。比较需要追踪同一群体的住房、教育和劳动市场进入条件，而不是在两个制度的宣传之间选择一个全部可信的版本。

政治参与是生活变化的一部分。竞争性选举、独立媒体、社团和罢工权给居民新的表达渠道，但资源不平等、媒体控制和国家暴力可能限制这些权利。前苏联各国的政治轨迹又明显不同，不能把苏联解体直接等同于稳定民主的建立。选举中原执政党继承者回归，有时表达对分配和改革方式的不满，不必意味着选民要求恢复全部旧制度。

快改、慢改之争能解释多少

支持快速改革的最强理由，是旧体制的补贴、通胀和特权已经不可持续，拖延会让有权者抢先转移资产，改革窗口也可能关闭。波兰较早稳定和恢复增长支持了这套论证的一部分。其限度在于，“快速”包含价格放开、稳定、出售企业和建立监管等不同工作；有些可以较快执行，另一些依赖法庭、信息、行政人员和政治支持，不能靠一纸命令同时完成。

批评快速改革的最强理由，是在法律、社会保障和市场机构尚未建立时取消旧协调，可能造成过度衰退和掠夺。俄罗斯的欠薪与资产集中、若干国家的公共服务损失支持这一批评的一部分。但慢速改革也可能维持特权信贷、延误重组并产生再次通胀，保加利亚等国的反复危机表明拖延并非天然保护弱者。有效比较应检查哪些约束先改变、谁受到保护、谁能逃避成本，而非只给整个国家贴快或慢的标签。

更可检验的判断是：宏观稳定、企业竞争、可靠产权、税收能力和社会保护需要相互配合。缺少竞争和问责时，所有权转移可以形成垄断；缺少收入保障时，劳动流动可能变成贫困陷阱；缺少稳定物价时，名义福利会被侵蚀。现有跨国资料不足以将每一因素的贡献精确分成百分比，但足以排除“改革越快必定越好”与“只要不改革便能保住旧福利”这两种无条件断言。

因果年表：家庭面对的十年变化

时段	政策或外部变化	对生活的直接渠道	判断边界与来源
1989—1990 年	波兰稳定、价格和汇率改革	短缺与通胀调整，实际工资和就业承压	IMF 初期稳定回顾；不能把前期通胀算成改革以后才发生
1990 年 7 月	德国货币联盟	家庭获得硬通货，企业成本和市场条件骤变	德国联邦银行；存款和经常收入转换并非完全同一规则
1991—1993 年	经互会终止、苏联解体、贸易支付重组	原供应链变为跨国合同，国家支付能力发生差异	IMF 转型产出研究
1990—1994 年	企业重组与劳动力调整	波兰登记失业增加；俄罗斯出现减时、实物报酬和欠薪	波兰统计局、世界银行劳动力研究
1990 年代前半	健康危机与公共服务压力	成年男性死亡风险、家庭照护负担发生变化	EBRD 社会附录及反酗酒研究；不直接归于单一政策
1996—1997 年	阿尔巴尼亚集资计划扩张并崩溃	储蓄损失转为政治与安全危机	Jarvis 研究
1998 年	俄罗斯违约、贬值和银行危机	储蓄与实际收入再受冲击，随后生产调整	EBRD 俄罗斯国别材料
1999 年观察点	各国恢复程度已经分化	总量增长、分配和公共服务不能互相代替	IMF 十年回顾；不以 2000 年代结果提前结束争论

数字和来源怎样使用

本文采用的波兰数字来自中央统计局当地语月表，明确为年末登记失业率。没有把它同调查失业率混用，也没有把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总量与苏联整体直接连接。GDP 讨论限定于实际产出和各国历史序列，价格、汇率及统计转换问题已注明；不使用来源和口径不一致的“生活水平下降百分比”。

实际阅读范围包括 EBRD 1999 年报告的社会发展附录段落、目录和所涉国别材料定位，以及2000年报告表A.3.1、A.3.3及表注；俄罗斯劳动力报告的章节与欠薪论述；IMF 论文摘要及政策回顾；波兰统计局检索可见的原表行。John Nellis的《The World Bank, Privatization and Enterprise Reform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世界银行Operations Evaluation Department，2002）读取印刷页33—38，是受委托的回顾研究，不能当作交易审计或法院判决。UNICEF 报告只取得书目、摘要和章节信息；反酗酒论文使用公开摘要与图表说明，没有声称复算其模型。国际金融机构本身参与改革，其事后评价需要结合统计和竞争解释阅读。

截至 1999 年，最明确的结论是，政治自由、市场供给和家庭安全没有同步变化。转型扩大了许多人的选择，也产生了高度不均等的资产和风险分配。旧制度的缺陷不能使新制度的损失自动合理，新制度的损失也不能证明旧制度可以无限维持。真正需要评价的是可指出时间、机构和受影响群体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给承担成本的人提供了可行的生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