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995 年的南斯拉夫战争不能按一条战线叙述。斯洛文尼亚经历短期交战，克罗地亚经历持续数年的占领与反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经历围城、地方夺权、驱逐和大规模屠杀，马其顿则通过谈判脱离联邦。共同国家解体使政治归属成为争议，暴力程度却取决于另一组条件：谁要控制哪些土地，居民怎样混居，武装从哪里取得装备，边界之外的力量愿意支持多久。

这里的“民族清洗”指以暴力和恐吓迫使某群体离开特定地区的政策或实践，不是一个可以替代具体罪名的万能法律标签。驱逐、迫害、杀人、酷刑和种族灭绝有各自的构成要件。判断责任时，需要区分执行者、命令者、提供帮助者、负有制止义务者，以及不参与这些行动的普通居民。

斯洛文尼亚：有限目标使停战成为可能

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随后接管边境等国家职能。联邦当局试图恢复边境和海关控制，人民军从本地与克罗地亚境内驻地出动装甲部队。斯洛文尼亚政府依靠领土防御部队和警察阻截交通、包围营区、控制信息与补给。坦克在公路上出现并不等于掌握周围地区；道路障碍、地方地形和补给中断，使一些小规模纵队陷入孤立。斯洛文尼亚政府 6 月 26 日纪事列出第五军区所属的相关军团，属于可定位的当地语官方材料，但其纪念性叙述不能替代双方作战日志。

军队拥有重装备，却没有在每个交火点投入压倒性兵力。职业指挥官、短期服役的征兵与地方武装，对行动目标的理解也不一致。斯洛文尼亚方面已有组织准备，人民军一些单位却面对既非通常外敌、又拒绝服从联邦的地方政权。政治授权含混、人员忠诚变化与行动目标有限，限制了装备优势的转换。当地政府 6 月 27 日材料记录领土防御指挥官亚内兹·斯拉帕尔下令对装甲力量采取战斗行动，说明抵抗具有组织与指挥，不能仅称为居民自发阻拦。行动纪事

斯洛文尼亚境内不存在与克拉伊纳相当的、大面积以留在塞族主导国家为目标的武装地方政权。联邦军若继续占领，需要长期控制一个敌对共和国；放弃边境任务，则可把人员装备转向其他战区。塞尔维亚领导层也没有同样强的当地领土诉求。7 月 7 日布里俄尼安排暂停独立措施三个月，并给停火与监督提供框架，随后人民军撤出。这说明军事撤退既受战术受挫影响，也依赖高层认为继续战争不值得。

短期战争仍造成死亡，不能把“十日战争”当作无害的政治仪式；常见伤亡合计还把双方军人、平民与外籍人员放在不同口径中，本文不使用未经逐项核对的统一总数。其可比较的结果是，战斗没有转为持续占领、按民族系统改造人口分布的战争。该结果不证明斯洛文尼亚的社会关系毫无问题，只表明当时主要武装没有在这片土地上追求彼此排斥的持久领土计划。

克罗地亚：地方控制与跨境补给延长了战争

克罗地亚的战争在正式独立之前已经形成。1990 年路障和地方警察抗命，1991 年春的普利特维采、博罗沃塞洛冲突，逐步使萨格勒布与克罗地亚境内塞族领导人进入军事对抗。当地塞族并非均支持分离，克罗地亚居民也并非都支持图季曼政府的政策；但是掌握警察、广播和道路的人，能够让所有居民承受其选择的后果。

1991 年夏秋，人民军和塞族武装获得重武器、营区和跨共和国交通网络的支持，克罗地亚政府则扩充自己的军队，并通过围困和接收人民军营区获得装备。部队名册不能直接等同于能投入战斗的兵员：征兵抵制、逃离部队和地方动员能力都影响实际战力。对某城的包围，也不能仅按全国人口或全军装备数量解释；控制道路、桥梁、弹药与相邻地区的协同更为直接。ICTY 对战争阶段的概述提供基本时间框架，具体责任则须转向案件证据。

武科瓦尔战役说明，攻占城市和达成政治目标并不相同。该城位于东斯拉沃尼亚、多瑙河附近，防御者利用城区持续抵抗，进攻者以人民军和相关塞族力量的火力、包围和反复攻击推进。1991 年 11 月城市陷落后，国际震动和当地居民遭遇的灾难并没有随战斗结束而终止。医院人员被带走后发生的奥夫查拉杀害，是受拘押者保护问题，不能用此前城市防御强度加以解释或正当化。

有关奥夫查拉的司法程序还说明，历史作者不能停留在最早的新闻判决。韦塞林·什利万查宁的一审、上诉和复审结果不同；2010 年复审撤销了此前上诉增加的帮助教唆谋杀定罪，保留相关酷刑责任并将刑期改为十年。这是特定被告对特定犯罪是否知情、能够做什么的证据变化，并不否认拘押者遭到杀害。ICTY 复审说明及2010 年复审判决

1991 年末至 1992 年初的停火与联合国部署，压低了部分地区的大规模交战，却没有解决领土归属。塞族控制区继续存在，原先被迫离开的非塞族居民并未因此恢复生活。维和部署依赖当事方合作，不能自动拆除地方武装和行政体系。若把停火线当作已经解决的国际边界，就会把武力形成的控制永久化；若不改变控制又承诺立即恢复原状，也缺少实现承诺的能力。

克罗地亚政府利用停战期间重建部队、训练和改善指挥，军事力量对比随时间改变。1995 年“闪电”行动夺回西斯拉沃尼亚部分地区，“风暴”行动使克拉伊纳塞族政权迅速瓦解，大量塞族居民逃离。逃离有多重机制，包括战斗恐惧、塞族方面撤离安排、克方行动以及随后杀害、纵火和抢掠。必须逐案辨别，不能把整个难民流动一律描述为完全自愿或全由一项具体命令造成。

安特·戈托维纳和姆拉登·马尔卡奇在 2011 年一审被定罪，2012 年上诉以多数意见获判无罪。上诉否定一审使用的炮弹落点判断方法及其支撑的非法炮击推论，相关共同犯罪计划责任的基础随之不足。无罪意味着检方未按刑事证明标准证明这些被告的相关责任，不能写成“风暴行动期间一切行为均合法”，也不能继续把已经推翻的一审刑期当作最终事实。上诉判决第 2—4 部分与裁判主文

克罗地亚战争的结局也不全是军事收复。东斯拉沃尼亚后来通过协议与联合国过渡管理回归克罗地亚，说明在力量对比改变、外部监督可信且地方能够安排撤军和权利保障时，仍有谈判接管的空间。这项实施超出 1995 年，不能回填为所有地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现成和平方案。它揭示的条件是，和谈需要能兑现的安全与行政安排，单纯要求双方克制并不足够。

波黑：国家边界内形成了相互排斥的统治计划

波黑人口混居比斯洛文尼亚广泛，任何大面积民族国家计划都会遇到大量不愿服从的人。1990 年选举后，主要民族政党共享部分中央职位，却分别组织自己的政治网络。联邦解体使选择变得尖锐：留在缩小后的南斯拉夫，可能受塞尔维亚领导层和军队支配；独立则受到波黑塞族领导人的反对。1992 年独立公投遭大部分塞族政治力量抵制，因此参加者的压倒性支持不能被写成全体居民一致同意。

波黑塞族领导人在正式国际承认以前已经建立分离性机构，并获得人民军人员和装备网络的支持。1992 年春战争扩大后，人民军名义撤离与波黑塞族军队成立，并未使原有重武器和本地出生军官凭空消失。新军队能够迅速行动，是因为人员、装备、营区和知识具有连续性。波黑政府军则从领土防御、警察与地方武装中组织起来，起初在重武器和统一指挥方面处于劣势。切莱比奇案一审判决的军事背景部分可核对这些机构变化。

领土占领并不是到达某条地图线便结束。道路走廊、城镇、工厂、警察局和住宅都涉及实际控制。当地方权力以某个民族为准入条件时，混居人口会被视为治理障碍。拘禁、解雇、夺取财产、恐吓和驱逐因此同军事占领连接。把人口混居本身当作犯罪原因颠倒了责任：混居使排他性领土计划更难实现，实施该计划的人选择对居民使用暴力，才产生清洗。

萨拉热窝的围困表现出另一种地理条件。控制城市周围高地的波黑塞族军能够用火炮和狙击压迫城内生活，城内居民的取水、就医和穿越道路都成为危险活动。围城既消耗防御能力，也以平民恐惧影响政治选择。关于具体攻击是否合法，需区别军事目标、攻击手段和预期平民损害；但有意以恐怖袭击平民的行为，不因城市里存在军人而合法化。姆拉迪奇案最终判决涵盖萨拉热窝恐怖活动等罪行，不能把围困只叙述为两支军队之间的火力交换。2021 年上诉判决

波黑克族武装与政府军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双方起初在一些地区合作抵抗塞族力量，随后在中部波黑和黑塞哥维那争夺行政和领土，1993 年出现激烈战争与对平民的犯罪。莫斯塔尔的分裂、拘禁和驱逐不能被“反对塞族扩张”的共同名义遮蔽。普尔利奇等案 2017 年终审维持了相关共同犯罪计划及多项罪责，说明波黑克族政治军事领导体系的责任有独立证据，不能用阵营对立替它免罪。ICTY 终审说明

波黑政府一方人员实施的虐待同样需要追究。切莱比奇拘禁营案件涉及塞族被拘押者遭杀害、酷刑和其他虐待，法庭并未按“受侵略一方必然无罪”的原则处理。承认这些犯罪不要求把各方犯罪规模机械配成相等。比较责任必须看行为的范围、组织程度、命令与支持关系；发现不同阵营都有犯罪，只能推翻某方绝对清白的主张，不能证明各方对战争与暴力承担相同比例的责任。

保护平民为什么没有及时实现

联合国武器禁运在形式上针对整个前南斯拉夫，实际作用却受既有武器分布影响。拥有军队仓库、火炮和补给网络的力量，承受的约束同新组建且装备不足的力量不同。人道援助能够减少饥饿，却不能自动解除围困。维和部队可以监督当事方同意的安排，在缺少同意、兵力和行动授权时，难以承担强迫各方停战的任务。

“安全区”制度暴露了名称与能力的距离。联合国宣布某地区应受保护，不等于部署了足够兵力、补给和可及时使用的空中支援。当地武装活动、周边敌对力量的封锁、维和人员受制和多层批准程序，都影响保护能力。联合国秘书长 1999 年关于斯雷布雷尼察陷落的报告反省了这种制度失败；这是国际机构对自身行为的调查，需要同刑事案件互补，不能用其失败取代实施屠杀者的责任。A/54/549 文件入口

1995 年 7 月斯雷布雷尼察失守后，波黑塞族力量将人群分离，强迫妇女、儿童和老人离开，并系统杀害数千名波什尼亚克男性和男孩。历史上“穆斯林”曾是南斯拉夫官方民族分类，这里使用波什尼亚克说明族群，不能把所有遇害者的个人宗教信仰视为相同。克尔斯蒂奇上诉判决确认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种族灭绝；对其本人则从一审所认定的责任改为帮助和教唆种族灭绝，刑期为三十五年。个体责任形式的改变不否定犯罪性质。2004 年上诉宣判摘要

司法认定所依赖的关键，不是死亡人数越多就自动构成种族灭绝，而是摧毁受保护群体全部或重要部分的特定意图。将妇女儿童赶走并不推翻这种意图：杀害特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破坏当地共同体延续的行为，可以同强迫迁出结合。反过来，其他地方发生严重驱逐和杀害，也不能未经证明自动套上同一罪名。法律类别应当保持其要求，否则会把罪行之间需要解释的区别抹平。

国际法院 2007 年的国家责任判决与刑事法院对个人的裁判属于不同层次。它没有认定塞尔维亚自身实施、共谋实施或帮助实施该次种族灭绝，却认定其违反预防义务及充分合作惩罚犯罪等义务。由此不能推出“塞尔维亚与事件无关”，也不能写成法院判决整个塞尔维亚民族有罪。国际法院案件概要与裁判文件

1995 年：为什么军事压力终于推动了协议

图 1：波黑 1995 年 5 月下旬军事控制范围及自 1993 年 1 月以来的变化

图 1：CIA 编制的波黑军事控制图，原图编号 735936（R00855）5-95，美国国会图书馆记录号 2009584251。颜色表示 1995 年 5 月下旬控制情况，纹理表示自 1993 年 1 月以来易手的地区；它早于当年夏秋攻势，不能当作代顿协议的实体边界，也不能从军事控制推定居民自愿支持。原图出处与许可说明。作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政府作品，公有领域（PD-USGov）；未修改。

1994 年华盛顿安排结束波黑克族与政府军之间的主要冲突，建立波黑联邦，改变了军事合作条件。1995 年克罗地亚军队和波黑政府一方的地面推进，使波黑塞族领导人面对失去更多领土的风险；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和萨拉热窝继续遭袭，也改变了西方政府对有限干预的判断。北约空袭增加军事压力，外交同时为停止推进、交换领土和制度安排提供出口。

把代顿完全归功于空袭，会遗漏地面力量对比已经改变、塞尔维亚政府希望解除制裁，以及此前克族与波什尼亚克方面实现和解这些条件。把空袭说成毫无影响，又忽略它对军事设施、行动预期和外交可信度的作用。战争结束通常需要各方认为继续作战的预期收益低于妥协，并且有人能监督停火。1995 年秋这些条件比此前接近，但并非所有当事方都自由而平等地进入谈判。

11 月在美国代顿草签、12 月在巴黎正式签署的和平安排，保留波黑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将其组织为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并规定共同机构、选举、军事分离、人权和难民回返。这里的塞族共和国是波黑内部实体，不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也不是获得独立的第三个国家。代顿附件四，宪法第 I—III 条

该安排的代价是把相当一部分战时政治分隔带入和平制度。按族群和实体分配职位，可以使领导人不必担心在普通多数决下立即失去全部权力，也使否决与身份竞争长期嵌入国家运作。附件七的回返和财产权利意味着协议并未正式认可所有清洗结果；但纸面权利还需要安全、住房、就业和地方执法的实际支持。1998 年高级代表办公室关于回返的材料，仍在讨论如何把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变成可执行条件。回返实施说明

马其顿的反例与“古老仇恨”的解释限度

马其顿在 1991 年举行独立公投，随后同人民军谈判撤出，没有经历同样规模的战争。它也有民族地位争议、经济困难、外部承认障碍和阿尔巴尼亚族居民的政治诉求。因此，避免战争不能归功于“没有民族问题”。当时主要领导人接受谈判，人民军没有保卫大面积当地塞族分离政权的同样任务，外部组织又较早进行预防部署，这些因素共同降低了动武收益。

联合国从 1992 年末开始在当地部署，1995 年将其单列为预防性部署部队。其作用主要是观察边境、报告风险、减少误判并传达国际关注，没有替代所有内部政治改革。马其顿后来仍出现冲突，更不能倒推 1991—1995 年的预防工作毫无意义。本文所能确认的结果是，在这一时段，国家分离没有自动产生克罗地亚或波黑式的战区。联合国任务背景与安理会第 983 号决议

最强的历史仇恨解释会指出二战迫害记忆、宗教界线和彼此恐惧，说明为什么民族宣传能够迅速奏效。这些记忆确实影响了人们对危险的判断，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许多人此前长期共同生活、为什么某地在特定月份突然设立拘禁设施、为什么一条命令能使居民被强迫离开。要解释这些变化，必须找到掌握武器、名单、车辆、广播和地方行政的人。历史记忆提供动员材料，组织决策决定暴力何时和以何种形式发生。

另一种强解释强调西方承认与干预的前后失误。承认改变了外交位置，禁运和维和设计改变了力量对比，迟来的保护承诺可能带来危险预期；这些都有具体证据。但同一外部环境下各战区结果不同，说明外部政策必须经过当地领土目标和执行机构才能产生后果。追究外部失误与追究直接犯罪责任可以同时进行，不需要为了批评一种力量而替另一种力量取消能动性。

因果年表：战区与谈判怎样彼此改变

日期	地点、行动者与行动	直接后果和因果联系	来源及界限
1991 年 6 月 25 日—7 月 7 日	斯洛文尼亚独立、边境交战与布里俄尼调停	有限军事目标和较低领土利益使撤军可谈	斯洛文尼亚当地语纪事；日期含交战前后不同阶段
1991 年夏秋	克罗地亚军队、人民军及塞族武装扩大交战	城镇、营区和交通线决定地方控制	ICTY 冲突概述
1991 年 11 月	武科瓦尔陷落及奥夫查拉犯罪	城市战结束后，被拘押者保护仍被违反	Mrkšić 等案及 2010 年复审
1992 年初	克罗地亚停火和联合国部署	战线暂缓，领土与回返争议保留	联合国维和资料
1992 年春	波黑独立进程、武装建制变化与战争扩大	原人民军资源转入新的武装结构	切莱比奇案背景
1993—1994 年	波黑克族—政府军战争，随后华盛顿安排	敌对关系结束，改变对塞族军的军事合作条件	Prlić 等案；协议不取消既有犯罪
1995 年 7 月	斯雷布雷尼察失守和系统杀害	安全区失败，种族灭绝责任由后来法院确认	Krstić、Mladić 终审；联合国 A/54/549
1995 年 8—10 月	克罗地亚和波黑地面推进、北约空袭	继续作战的预期收益改变，谈判压力上升	ICTY 战争概述、联合国 1995 年回顾
1995 年 11—12 月	代顿草签、巴黎签署	停止主要战争，以两个实体和共同国家机构维持和平	代顿附件四、七

来源与阅读范围

战争进程由 ICTY 机构概述、当地语斯洛文尼亚政府纪事、联合国任务背景和协议原文交叉定位。后出的刑事判决用于确认 1991—1995 年行为的法律状态，属于必要的回顾性证据，不是将叙事时间扩展到当代。本文核对戈托维纳案上诉论证与主文、什利万查宁复审说明、克尔斯蒂奇上诉摘要、普尔利奇终审说明及姆拉迪奇上诉结论；未声称通读所有案件的全部证言和卷宗。

米洛舍维奇在审判完成前死亡，没有对其本人作出的最终有罪或无罪判决。其他案件对共同计划、支持关系和事件的认定，可以用于研究事实，不能拼接成不存在的个人终审。战争为何持续，最有力的解释是排他性领土计划、军力不对称与缺乏可信保障相互强化；战争为何停止，则需加上军事力量改变、外部强制和可执行的政治安排。没有一个族群作为整体作出全部决定，也没有一种战争结果能够替所有具体行为提供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