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导读 · 上一篇：苏联中央与共和国 · 下一篇：南斯拉夫的联邦危机

1991年8月，苏联的一批最高官员试图以紧急状态阻止中央权力继续流失。四个月以后，联盟总统辞职，联盟的议会机构确认苏联停止存在。两者之间不是一次军事行动失败后自动发生的连锁反应。俄罗斯接管联盟资源、各共和国独立、重建联盟的谈判、乌克兰公投和独联体协议，各自改变了下一轮选择的条件。

八月事件加速了解体，因为它同时破坏了两种信用：联盟中央无法保证改革不被军警机关推翻，强硬派也无法证明自己有能力恢复统一命令。共和国领导人既有理由摆脱这种风险，又拥有议会、政府、财政和本地干部来承接权力。但直到11月，保留共同国家的方案仍在讨论。解释苏联终结，必须追踪这些方案怎样失去参加者和执行资源，不能只寻找最后签字的三个人。

从保卫联盟的名义到隔离联盟总统

准备于8月20日开始签署的新联盟条约，将进一步限制原有中央机构的权限。对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等人而言，国家分散、经济失序与自身机构的地位下降相互交织。不能把所有参与者的动机简化为保住职位；也不能因为他们公开声称保卫国家，就把其行动当作已经获得合法授权的国家救援。

8月18日，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瓦列里·博尔金、奥列格·舍宁和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等人前往克里米亚福罗斯的总统驻地。戈尔巴乔夫的通信被切断，驻地人员受到出入限制。外交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尤其有助于区分亲见与转述：电话失灵、警卫限制活动，是他自己的经历；会见中的要求与回答，主要来自戈尔巴乔夫事后当面对他的叙述。后者可以证明总统一方怎样描述这次交涉，却不是会议录音。[1]

19日公开出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俄文缩写为ГКЧП，包含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以及巴克拉诺夫、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它把高级国家官员、强制机关和部分经济组织的代表集中起来，试图用原有职务的权威弥补缺乏公开授权的问题。[2]

亚纳耶夫以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职为由宣布代行职权，委员会发布紧急措施，限制政治活动和信息传播。这里有两项不同的法律问题：宪法存在总统不能履职时的职务承接规则，不等于可以先隔离总统，再由隔离者宣布其不能履职；副总统拥有特定继任资格，也不等于一个临时委员会可以取得不受通常程序约束的统治权。戈尔巴乔夫没有主动交出职务，紧急委员会也未通过正常程序证明其主张。[1][2]

“政变”在此指国家高层试图以宪制以外的手段排除在任最高领导人并改变权力配置。这个概念不要求行动者全部来自军队，也不意味着每个执行调动的士兵都知道高层目的。参与者的具体刑事责任还需要分别证明，不能由一个政治名称直接推出所有人的罪名。

坦克进入莫斯科，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服从

国防部可以调动驻莫斯科周边的部队，却不能仅凭装甲车辆到场就控制政治局面。塔曼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坎捷米罗夫卡近卫坦克师等单位的部队进入首都，部署在道路、重要建筑及俄罗斯议会大楼周边。这里所说的是这些部队的参与，不是两个师全部建制、全部人员均进入市区。现有阅读材料不足以重建逐车、逐营的统一兵力表，因此不把后来的不同总数拼成一个看似精确的数字。[3]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抵达通常称为“白宫”的共和国议会大楼，与议会领导人和政府组织抵抗。他要求恢复苏联总统的合法职务，同时宣布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不具合法效力。这给军警人员提供了一个有国家机构支持的替代命令来源。俄罗斯领导层不是从街头凭空产生的反对派：它掌握民选总统职位、议会场所、政府通信和一部分共和国行政资源。

白宫周围的市民搭建路障，议员与军官交涉，新闻记者传播现场消息。电话和新闻控制并不完整，中央电视台也出现了反对委员会的画面。英国驻苏大使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8月20日电报记录这些现象时，仍不能确定抵抗会扩大还是被压倒。他把没有及时拘捕主要反对者、通信未完全切断、部队逐步进城而未立即控制全城，视为行动犹疑的迹象。这是同期观察，优于把失败后的结局倒写成19日人人都已看见的事实。[4]

这种动员并非“全体莫斯科人走上街头”。白宫附近的抵抗者是高度集中的一部分人口，更多居民观望、照常生活或避免参与。抵抗的政治效力也不主要来自人数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而在于它保护了能够发布命令的机构，并使采取暴力的成本变得可见。军官需要判断：接到的是正常调动令还是政变命令，现场会死多少人，其他部队会不会配合，事后由谁承担责任。

后来广泛流传的“阿尔法特种部队拒绝屠杀”叙事，不能替代命令链调查。1992年2月的议会听证中，谢尔盖·斯捷帕申说，调查发现侦察白宫进攻路线的命令，但没有发现最终发出的攻占命令；关于拘捕叶利钦，他也强调最后命令没有下达。与之相比，叶利钦在8月21日议会发言中说，克留奇科夫取消了封锁和武力夺取白宫的计划。两种材料分别谈到准备、计划取消与最后命令，不能合成“全体特种兵收到同一份书面命令后集体拒绝”的故事。[3][5]

听证者也有立场和信息限制。斯捷帕申是调查者兼安全系统官员，其证词不是全部原始命令的公开汇编；参与反抗的议员则有强调抵抗功绩的理由。两者共同支持的较稳妥判断是：强制机关能够调兵、侦察和威胁，却没有形成有效执行最终夺权行动的统一链条。至于每个领导人何时撤回了哪项口头指示，仍需要更完整的值班记录、通信记录和相互独立的证词。

20日至21日夜间，装甲车辆与阻拦者冲突，德米特里·科马尔、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三名平民死亡。这个人数指莫斯科该次冲突中的三名死者，不是对整个苏联八月期间全部伤亡的统计，也不能描述为已经发生的白宫总攻造成的损失。21日的议会发言同时记录士兵与群众交谈、部分车辆受抵抗者控制，以及另一些车辆威胁、开火的不同现场。军队内部不存在一种可以覆盖所有单位的行动模式。[3]

21日亚佐夫下令撤军，委员会瓦解。前往福罗斯的人员已无力取得戈尔巴乔夫支持，后者返回莫斯科，主要参与者被拘捕。战术层面上，装甲优势未被转化为有效占领和拘捕；政治层面上，俄罗斯政府成为胜利者，联盟总统虽然获救，却必须依靠已经扩大权力的共和国领导层。恢复总统自由与恢复总统原有权力，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失败后的权力转移发生在机关、账户与企业里

八月事件之后，苏共组织、克格勃和联盟政府受到调查、停职与重组。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原来把共和国领导人联系在一起的党的组织关系进一步失效。叶利钦领导层则以防止旧机构再次发动政变、建立俄罗斯主权的经济基础为理由，接管联盟在俄罗斯境内的企业、通信设施和行政资源。相同的过程也在其他共和国发生。[6]

这一转变不只是旗帜变化。一个联盟部委即使还有部长和办公室，如果它所在的建筑由俄罗斯登记，工资依赖俄罗斯拨款，所属企业接受共和国政府指示，其命令能力就会下降。对于企业经理和地方干部，选择向谁报表、把收入交给谁、接受谁的任命，逐渐比宪法里哪个机关名义上更高更加迫切。联盟失去税源和行政对象，又削弱了它向共和国提供共同服务的能力。

共和国的独立决定也有不同基础。乌克兰8月24日通过独立法案，安排12月公投确认。白俄罗斯25日提高此前主权宣言的法律地位，并宣布政治经济独立、接管联盟所属资产。摩尔多瓦27日的独立宣言把语言运动、历史争议与摆脱联盟管辖结合起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1日宣布独立，塔吉克斯坦9月、土库曼斯坦10月、哈萨克斯坦12月走出各自的法律步骤。这些决定不能全部归结为同一场群众革命；一些旧共产党领导人恰恰通过共和国国家建设保存了地位。[6][7]

波罗的海三国则坚持国家连续性与恢复独立的论证。9月6日，苏联新设的国务委员会承认其独立。这个决定承认了中央已经难以逆转的政治事实，也使外交承认进一步稳定下来；它不意味着三国此前放弃了“1940年并入非法”的立场，转而接受自己只是依苏联退出法新建国家。[6]

9月5日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法律设立了由联盟总统和共和国领导人参加的国务委员会，调整联盟议会和经济管理机制。共和国领导人进入中央决策的安排，本可成为重新合作的基础，却也意味着戈尔巴乔夫越来越难以绕过他们行使权力。中央的权威必须重新获得同意，而各共和国已经在积累拒绝同意的资源。

不能把所有接管宣布都当作当天完成。8月底俄罗斯一度宣称控制联盟银行，随后仍出现原有负责人继续办公和双方协调的情况。真正使接管趋于不可逆的，是数月中的财政停止拨款、机构撤并、资产移交和人事安排。把八月后的变化写成单日“俄罗斯夺走全部权力”，会遮蔽这个实际行政过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秋季仍有联盟谈判。[6]

11月的争论：联合国家还是国家之间的联合

八月事件并没有立即消除共同经济空间的需要。工业供应链、卢布、能源运输、军队和家庭联系仍然跨越共和国边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等经济改革者主张维持协调机制；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持续参与重建联盟的交涉。对于需要跨境供应和市场的共和国而言，独立与保持合作并不矛盾，真正的分歧是合作机构能否对成员作出强制决定。

11月25日的条约草案称拟建组织为具有国家性质的邦联式民主国家，并规定其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参与国际关系。它还保留共同公民身份和若干联盟机关。这已经比八月以前的联邦方案松散，却仍然超出普通的国家间协调组织。草案所写的是准备建立的制度，不能当作已经生效的宪法。[8]

同日会议记录显示，叶利钦要求改用“民主国家的邦联”，反对把联合体本身称为一个国家。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卡里莫夫要求先送议会审议；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代表较支持戈尔巴乔夫。争执不是单纯的措辞问题：谁能代表共同体、谁掌握预算、共和国议会能否否决共同安排，都受这个定义影响。[9]

叶利钦还反复提出乌克兰问题，要求等待12月1日的投票。这说明独立共和国并不是彼此等重的谈判单位。没有乌克兰，俄罗斯承担共同国家的财政、人口和政治关系都会改变；对俄罗斯领导层而言，一个保留联盟总统、却缺少第二大共和国的国家，未必优于由俄罗斯直接主导对外关系、与邻国分别签约的安排。

保存一个较松散联盟当时仍是现实提出过的替代方案，不能说成事后幻想。它有草案、参与谈判的领导人和经济合作需求。但其可行条件已经苛刻：需要俄罗斯继续向共同机关让渡财政与政治权力，需要乌克兰接受某种超越双边合作的共同国家，还需要各国议会接受一套明确的授权规则。11月没有形成这样的联盟。共同利益仍在，共同政府的可接受形式却越来越少。

乌克兰公投为什么改变了12月的谈判

12月1日乌克兰公投询问是否确认8月24日的独立宣言。根据乌克兰研究机构收录并注明档案来源的结果表，共有31,891,742人参加，占登记选民84.18%；28,804,071人赞成，占参加投票者90.32%，反对票占7.58%，无效票占2.10%。90.32%的分母是投票者，不能写成全体居民，更不能把未投票者一概算作反对。[10]

独立也获得东部工业地区投票者的多数支持。顿涅茨克州赞成票占投票者83.90%，卢甘斯克州为83.86%。这足以否定“只有西部要求独立、东部统一反对”的简单叙述，却不能证明所有赞成者都拥护同一种语言政策、经济改革或外交方向。有人把独立与民主相联系，有人看重由共和国掌握经济资源，也有人主要希望避免莫斯科再次发生强制夺权。

3月与12月的票不是对同一问题重复作答。3月苏联公投询问是否保留一个更新的、平等主权共和国组成的联盟；乌克兰还提出以本共和国主权宣言为基础参与联盟的附加问题。12月则要求确认已经通过的独立法案。在两次投票之间，八月事件、共和国接管机构和新条约谈判失败都改变了选民面对的风险。不能仅凭两个百分比，认定有多少人“背叛了原先选择”。[10][11]

同日当选乌克兰总统的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由此获得参加国家间谈判的明确政治支持。他仍须面对经济联系、驻军和核武器等问题，但再接受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联盟中央，政治代价大幅提高。投票结果不是对所有分离细节的授权，更不是对未来每项政府政策的预先同意；它却实质性压缩了恢复旧联盟的可能。

别洛韦日协议解决了什么，又越过了什么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地区的维斯库利会晤。协议的签署者不仅是三位主要领导人，还包括俄罗斯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乌克兰总理维托尔德·福金和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三方以1922年创始共和国的身份为一项重大主张提供依据：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停止存在。[12]

协议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它承诺尊重现有边界和彼此领土完整，提出保留共同战略军事空间与统一核武器控制，并以协调机构处理合作。与此同时，它否定联盟规范继续在签署国领土适用，终止旧联盟机关在这些领土上的活动。协议兼有解除中央权威和防止关系骤然中断的双重目的。

三方自称创始国，并不能自动消除法律争议。1922年的创始者还包括外高加索联邦，后来共和国结构和联盟宪法又多次变化；到1991年，苏联并不是只靠原始条约、可以由其中三方任意处分其余成员的简单合同。1977年宪法的退出权与1990年退出程序，均没有清楚授权三个共和国直接宣布整个联盟终止。反对者据此提出的程序质疑，有实际规范依据。[11][12]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议会12月10日批准协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12日批准并宣布废止1922年联盟条约。批准表明这些国家的代表机构支持协议，仍不能把“最高苏维埃批准”与“所有宪制争议均已解决”等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权限、联盟层面的退出手续以及其他共和国的地位，都没有因此获得一份一致接受的解释。[13]

因此，别洛韦日安排的政治效力强于其作为无争议法理推演的说服力。它有效，是因为主要签署国已控制关键资源，乌克兰有独立公投支持，俄罗斯领导层决定不再维持原中央，随后又获得更多共和国参加。指出程序不完整，并不意味着联盟中央仍拥有能够恢复全国服从的行政能力；承认新秩序实际形成，也不意味着此前每一步都合法。

12月21日，十一国在阿拉木图通过宣言与相关议定书，扩大独联体框架，确认彼此主权和现有边界，并说明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超国家实体。参加者包括中亚五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连同前三个签署国。波罗的海三国没有参加，格鲁吉亚当时也未参加。这一步使终止联盟成为更广泛的共和国间安排，而不只是三国的单方面声明；它仍不能追溯性地抹平此前的全部法律争议。[14]

总统辞职以后的国家继承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26日，联盟最高苏维埃的共和国院通过关于独联体成立的宣言，确认苏联停止存在。应当准确写明是共和国院，而不是把已经失去原有组成与职能的整个联盟议会描述为一次完整、常态的修宪会议。总统辞职、联盟机关终止和国际承认相互配合，形成国家终结的事实，但它们解决的问题并不相同。[13][14]

联合国席位尤其容易被写错。俄罗斯不是重新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再经一次特别投票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1991年12月24日叶利钦通过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提交信件，通知俄罗斯继续苏联的会员资格，包括安全理事会席位，并得到独联体国家支持。联合国内没有出现阻止这种延续的有效异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原本已经是会员国，另外十二个前加盟共和国则分别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图书馆特别说明，该信件留存在档案中，没有作为一个正式联合国文件编号发布。[15]

这种处理体现了国际组织对国家连续性的一项实践安排，不能把它说成联合国对苏联解体全部国内程序作出了司法裁决。国际社会需要明确谁承担既有条约义务、谁拥有常任席位、谁能够履行外交承诺；这些实际需要，与俄罗斯拥有苏联最大部分人口、领土和中央机构的条件相结合，使连续席位方案获得接受。

军队和核武器更没有在25日晚一次分清。战略核武器部署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弹头的地理位置、发射指挥、维护保障和国际法上的核武器国家地位，是四个不同问题。一个共和国宣布对本土军事资产拥有管辖权，不等于立刻获得完全独立、可正常运作的核指挥体系。独联体最初保留统一战略指挥的意图，随后与各国建设本国军队、控制驻军的要求发生冲突。

1992年5月23日《里斯本议定书》使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同承担原苏联在《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的相关义务；其中后三国承诺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约签署、国内批准、核弹头转移、设施拆除和安全保证仍需后续谈判。把“1991年解体”直接写成“四个国家当天各有完整核按钮”或“俄罗斯当晚已经收回所有核武器”，都不符合这个过程。[16]

外债与境外资产也经历了分阶段安排。初期曾讨论共同责任和按份额分配，随后俄罗斯提出承担旧外债、换取其他国家放弃相应境外资产要求的“零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期研究记录了1992至1993年的多轮协议和授权谈判；乌克兰在1994年另行签署相关协议，签署、批准与实际资产归属并不应混用。这里能够确定的是问题没有在别洛韦日一次解决；不能据一种总体清偿安排，推断各国对每一项境外财产均已无异议。[17]

“只要不发生政变，苏联就能保存”能成立到什么程度

支持这一观点的最强证据，是八月前已经形成条约谈判，三月投票仍显示对更新联盟的广泛支持，而八月后的独立浪潮与中央机构瓦解明显加速。因此，八月事件不是无关紧要的插曲。它摧毁互信，使旧中央的安全机构成为共和国领导人眼中的直接威胁，又把主要抵抗功绩和政治主动权交给俄罗斯。

但“政变造成了加速”不能推出“没有政变就一定成功”。八月前的税收、预算、法律优先权和共和国参与问题尚未全部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已不接受继续留在联盟，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主权要求也已制度化。一个可维持的新国家需要共同财政、可执行的法律与被接受的权力来源，不能只靠签署仪式。没有八月事件，谈判成功的机会应当更大；成功后的疆界、权力强度和存续时间，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

另一种解释把结局全部归于叶利钦个人夺权。它正确指出，俄罗斯领导层不是被动接收解体，而是主动接管机构、拒绝共同国家的若干条件，并参与宣布联盟终结。然而，个人竞争只有借助共和国政府、议会、资产和选举授权才能改变国家。乌克兰的投票、其他共和国的选择以及军警机关失去统一指挥，都不能还原为一个人的意志。

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苏联不是先有一份人人接受的解散法律，再按图实施；也不是在一夜之间从完整国家变成虚无。旧的组织与命令关系先被削弱，共和国以不同速度接管资源，谈判未能重建共同权威，最后由国家间协议、机关终止与国际承认确认新格局。这个过程避免了联盟中央与主要共和国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却没有消除高加索、中亚及其他地区已经存在的暴力和边界冲突。与南斯拉夫比较时，需要追问的正是：军事资源和争议领土为何在不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战争条件。

年表：夺权失败怎样转为共同国家终止

表1：1991年8月至12月的决定、执行与权力后果

日期、地点 行动者与决定 执行和反应 与下一步的联系、来源
8月18日，福罗斯 高级官员要求戈尔巴乔夫改变权力安排 通信切断，驻地被限制出入，总统不接受交权 正常职务承接被隔离行动取代；亲见与转述须分开。[1]
8月19日，莫斯科 紧急委员会发布公告，国防部调兵 俄罗斯领导层在白宫组织抵抗，消息仍可外传 武力部署没有消除替代权威。[2][3][4]
8月20日至21日夜 准备与白宫有关的军事行动 最终突击命令的说法有分歧；车辆冲突致三名平民死亡 侦察、计划与执行不能合并；强制机关进一步分化。[3][5]
8月21日至22日 撤军、委员会瓦解，总统返回 俄罗斯领导层声望和实际权力扩大 恢复苏联总统自由不等于恢复旧中央能力。[3][6]
8月24日至31日，各共和国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及部分中亚共和国采取独立步骤 议会立法与接管联盟资产并行 独立声明开始获得行政资源支持。[6][7]
9月5日至6日，莫斯科 过渡机构成立，国务委员会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共和国领导人更直接进入共同决策 重建联盟转为需要共和国不断同意的谈判。[6]
11月25日，新奥加廖沃 讨论新的主权国家联盟草案 国家性质、议会授权和乌克兰参加问题阻止形成一致 没有完成可执行的共同国家契约。[8][9]
12月1日，乌克兰 公投确认独立法案，同时举行总统选举 投票者中90.32%赞成，投票率84.18% 克拉夫丘克参加谈判的政治约束改变。[10]
12月8日至12日 三国签署独联体协议，分别通过议会批准 原联盟权威被排除，合作与核控制安排另行提出 政治效力形成，权限和退出程序争议仍在。[12][13]
12月21日，阿拉木图 十一国确认独联体框架 明确不建立超国家实体 更多共和国参加终止联盟后的合作安排。[14]
12月24日至26日 俄罗斯通知延续联合国席位；戈尔巴乔夫辞职；共和国院发表宣言 国际代表权和残余联盟机关相继处理 国家终结获得确认，军队、核武与资产问题继续谈判。[13][15][16][17]

来源与阅读范围

下列材料区分同期记录、事后证词、法律文本与机构研究。俄语文件直接核对关键用语；英语译本注明编译来源。未取得的原始命令和未完整阅读的长篇资料，不列作已经完成的档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