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 10：苏联中央与共和国，一个联盟怎样失去共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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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至1991年夏，苏联的关键变化，是不同政治机构开始对同一批土地、企业、税款和居民提出互不相容的管辖要求。共和国宣布“主权”，有时意味着要求重新分配联盟内部的权力，有时意味着准备独立，还有些地方要求恢复被吞并以前的国家。只看宣言中的同一个词，会把不同的政治工程误当成同步发生的分离运动。
苏联最终解体，不能只用边缘地区反抗莫斯科解释。俄罗斯共和国也在莫斯科建立了与联盟总统竞争的权力中心。原来由苏共组织、中央计划和统一财政共同维持的等级关系逐渐失效，新的议会、总统和选举却同时提供了彼此竞争的授权。1991年八月以前，各方仍有重建联盟的真实谈判；它的困难在于，准备签约的人对共同国家应当拥有多少权力并没有同一种理解。
联邦宪法为什么既能维持统一，也能成为争权依据
1977年苏联宪法把苏联规定为统一的多民族联邦国家，同时保留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权利。第73条列举联盟层面的经济计划、预算、国防和边界等权限，第74条规定发生冲突时联盟法律优先；共和国则有自己的宪法、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第78条还规定，未经共和国同意，不得改变其领土。这套安排并不等于十五个已经独立的国家每天重新决定是否合作，却给共和国留下了成为国家所需要的机构、疆界和政治名称。[1]
长期以来，决定这些机构实际行动的是贯穿各级的苏共组织。共和国党委书记既代表本地利益向中央讨价还价，也承担执行中央决定的职责。干部任命、工业投资、供应计划和安全机关，使名义上的联邦结构服从于集中领导。共和国议会通常不会与联盟议会进行公开的合法性竞争，退出权也没有形成可以正常操作的程序。
改革改变了两种权力的关系。1989年联盟人民代表选举虽然保留大量组织席位、远非完全平等的多党竞争，却使部分官员在有竞争的选区落败，使电视转播的代表大会成为公开批评领导层的场所。1990年各共和国的选举又把相似的政治资源交给地方机构。获得选票的议员能够声称，自己代表具体居民，而不只是执行上级党委的决定。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保障在1990年取消以后，联盟失去了原有的一条整合渠道，却没有获得一套所有共和国接受的替代规则。[2]
这里的民族问题也不能理解为长期压制下面始终不变的情绪。苏维埃制度压制过民族组织，强制迁徙也留下深刻创伤；但它同时通过共和国、学校、文化机构和干部培养，使民族名称与具体领土和行政资源相联系。到改革时期，要求语言地位、环境保护或历史真相的社会运动，能够进入现成的共和国议会。民族动员因此有了可以接管的机构，也产生了“共和国多数”与“共和国境内少数”之间的新冲突。
图1为美国中央情报局1989年10月行政区划图，编号800656（545499）。彩色区域区分加盟共和国，细线还区分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及自治州、自治区，不能把所有线条都当作同一级国界。原图注明美国不承认波罗的海三国被并入苏联，因此地图同时记录实际行政结构与制图国的承认立场。PCL馆藏目录确认该组图的CIA来源；Commons文件页标为公有领域、无已知版权限制。使用其2019年去污点版本，本文未裁切或重绘。
波罗的海：不是同一种“退出”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运动都受到公开性政策帮助，但其法律论证与普通的联邦分权要求不同。三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独立国家；1940年苏联在军事压力下将其并入。西方若干国家长期不承认这一吞并。因此，独立运动主张恢复一个法律上没有消失的国家，而不承认自己只是按照苏联赋予的退出权申请离开。
这一论证有实际制度后果。1988年11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提出本共和国法律的优先地位，先向现行联盟规则提出挑战。1989年8月23日，三国群众组成跨境人链，将1939年德苏秘密议定书的记忆转化为共同公开行动。三地的人民阵线并非从成立之日起就有完全一致的目标，部分改革派起初仍讨论更大自治；但选举和动员不断提高了维持原状的政治成本。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委员会宣布恢复独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随后采取包含过渡期的恢复路线。差别不只是措辞：共和国领导人要处理苏联驻军、经济供应、地方行政和苏联时期迁入居民的地位，立即宣布国家恢复并不会立即获得对所有这些资源的控制。
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1990年5月28日回应戈尔巴乔夫时，把争议写得十分明确：1940年加入并非自由联合，不能仅以苏联宪法的加盟关系来证明它继续有效；苏联1990年4月制定的退出程序，也不能直接裁定一个被非法吞并国家的恢复。该文件同时引用本国宪法与苏联制度中的权利，说明实际斗争并不是只用一种法理，而是在不同层次提出相互补强的主张。[3]
联盟中央坚持自己仍拥有管辖权。对立陶宛的经济压力、对部分建筑和传媒设施的军事控制，以及1991年1月维尔纽斯的致命暴力，说明“不再入侵东欧卫星国”不等于“放弃联盟内部的强制手段”。维尔纽斯电视塔和广播设施是控制信息的目标，居民的现场守护则使军事占领设施与获得政治服从进一步分离。部队能够夺取建筑，并不能因此让恢复独立的议会失去社会支持。
关于责任，可以作出比“双方各执一词”更明确、又比无限上溯更有限的判断。立陶宛法院2019年作出判决，2021年上诉法院维持案件的核心认定，认为1991年1月行动是一项事先策划、在高层协调的军事行动，造成14人死亡、80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上诉改变了部分刑期，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的诉讼因其死亡终止。这是特定国内刑事案件的司法结论，并不能自动改写成“法院已经判定戈尔巴乔夫本人下令杀人”。总统的政治责任、具体命令来源与每名被告的刑责，仍是不同问题。[4]
三国运动也不能被当成所有居民毫无分歧的行动。苏联时期迁入的俄语居民，有人支持独立，有人支持保留联盟，也有人更关心工作、语言和公民资格。工厂组织与亲联盟团体能够动员一部分人口，不能因此代表全部俄语居民；独立运动的大规模集会同样不能替代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制度保障。国家连续性的论证解决的是国家身份，不能自动解决谁能取得公民身份以及如何平等参与政治。
俄罗斯为什么成为联盟中央最有力的竞争者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占有联盟人口、领土和经济资源的最大份额，却长期没有与这一份额对称的独立政治中心。许多俄罗斯居民把联盟机构看作自己的国家机构，俄罗斯共和国与“苏联”因而容易在日常语言中混用。叶利钦打破了这种重合。
叶利钦曾是苏共高级干部，失势以后转为批评特权和中央领导的政治人物。他在1990年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于6月12日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宣言没有立即宣布退出苏联，而是要求俄罗斯法律优先及对本共和国资源的控制。这给改革派、要求地方利益的干部、反对联盟中央的政治人物提供了一个暂时共同的制度平台。[5]
俄罗斯政府与联盟政府于是可能同时要求企业服从自己的规定，金融、税收与财产的争议不再是中央对地方的单向命令。企业管理者能够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主管机关，地方干部也能在两套权力之间选择。这不是“宣布主权”四个字自动摧毁了经济，而是当法律冲突无法由共同承认的裁决机构解决时，命令、付款与供货关系都要重新议价。
俄罗斯领导层追求的并不始终是彻底拆散一切共同机构。1991年夏，俄罗斯仍参与新联盟条约谈判。但它希望中央只保留明确授权的职能，并削减原有部委的支配权；戈尔巴乔夫则需要有收入、有行政机构、能够实际履行职权的联盟。两者都可以说支持“联盟”，所支持的权力配置却相去甚远。
1991年6月，叶利钦通过俄罗斯总统直选取得新的授权。戈尔巴乔夫的联盟总统职位则来自1990年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这不能简单裁定谁的所有行为都更合法，却改变了政治竞争：叶利钦能够用共和国选民的直接支持反驳联盟中央，戈尔巴乔夫需要在代表大会、共和国领导人、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反复寻找支撑。最大的共和国成为争夺税源、财产和行政权的参与者以后，联盟的困难已经超出了镇压边缘地区能否奏效的范围。
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主权并不立即等于全面断绝联系
乌克兰的动员结合了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切尔诺贝利事故、环境保护与经济不满。西部的民族运动较强，东部工业区则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对联盟供应链的依赖。矿工罢工提出工资、生活条件和管理问题，不能直接被换算成一张独立投票。人民运动鲁赫扩大了公共政治空间，却不是1990年议会中的唯一力量。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1990年7月16日通过主权宣言时，赞成者包括不少共产党议员。共和国对土地、资源、预算及军事事务的要求，既可被民族运动理解为独立的起点，也可被干部理解为改善谈判地位的手段。克拉夫丘克从党内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转向共和国议会领导，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机构已经完全由反共组织取代。改变的是这些机构开始把共和国授权放在服从联盟命令之前。[6]
白俄罗斯的变化更能说明动员强度与机构选择不必同步。库拉帕特镇压遗址的揭露、切尔诺贝利灾害及民族文化运动削弱了官方历史叙事，但旧干部仍保持很强的组织优势。1990年7月27日的主权宣言并没有立即结束联盟关系。到1991年春，劳动和价格问题又引起罢工，经济不满开始直接冲击现有管理机构。后来的独立不能倒推为1990年所有支持主权的议员已共同计划解散苏联。
这两地的经历削弱了“民族主义群众先要求独立、干部只好照办”的单线解释。社会组织能够改变议程，干部也能主动调整国家定位。关键是不同动机在某一时刻形成了足以通过法律、控制行政和维持供应的联盟；这种联合既可能推进民主竞争，也可能保留旧有管理人员。其具体走向，要继续观察八月以后发生的权力转移。
高加索：国家自决为什么会变成彼此冲突的要求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境内、亚美尼亚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州。1988年当地要求改变归属，把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和联盟中央同时卷入。要求改变边界的一方诉诸民族自决，反对的一方诉诸共和国领土完整；当地非多数居民的安全，又不能由这两种宏大主张中的任何一种自动保障。
苏姆盖特反亚美尼亚人暴力、随后不同地区的驱逐与人口逃离，使原本可以在会议室讨论的归属问题变成居民必须决定是否离开家园的安全问题。地方警察、党组织、群众团体和新出现的武装不再只是接受同一套指挥。联盟中央更换干部、调整管理和派出部队，都没有恢复各方对其中立性的信任。越多居民认为中央不能保护自己，地方政治人物就越容易以建立本民族控制为必要条件。
1990年1月巴库出现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随后苏军进入城市。赫尔辛基观察与“纪念”组织1991年联合报告记录，当地警察未制止暴行；据调查人员转述，驻城苏联内务部部队没有明确的武器使用授权，主要守卫党政建筑。地方何时请求介入、中央如何回应，各方说法冲突，报告未作定论。随后适用于巴库的紧急状态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签署，杜比尼亚克将军担任紧急状态下首任巴库军事管制司令；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则于1月20日表示不赞同该决定。军队已经进城约六小时，军方广播才在20日凌晨5时30分首次公告紧急状态。报告调查了苏军及苏联内务部部队的暴力，认定存在不必要和过度使用武力；但这些材料不足以逐案确认全部开火单位与个人命令，签署紧急状态令也不能直接证明签署者下达了每项射击命令。报告所述死亡超过百人，涵盖1月19日至20日及此后延至2月的事件，不能缩写成“某一夜准确死亡百人”；其中军方死亡统计也不一致。前期保护居民的失职与后来的过度用武，都需要追究，不能相互抵销。[7]
在格鲁吉亚，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驱散集会的致命行动扩大了独立运动的支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调查委员会梳理出几层决策：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利请求增援；4月7日至8日苏共中央会议同意调兵，国防部长亚佐夫及内务部副部长希洛夫分别通过军队、内务部系统部署兵力；格共中央局8日决定终止集会。具体方案由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参谋部作战部门负责人叶菲莫夫与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签署，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批准并下令9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执行力量包括内卫独立特种摩托化步兵师第4团、第比利斯第8摩托化步兵团、空降兵及彼尔姆和沃罗涅日特警等；第4团负责沿鲁斯塔韦利大街驱赶人群，特警等封堵侧街出口。委员会同时指出，若干会议无正式记录，党组织越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它的责任分析不能当作个人刑事判决，也不能把中央批准增援直接写成戈尔巴乔夫亲自下令驱散。[18]1990年多党选举后，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政治力量进入最高苏维埃，1991年4月9日恢复独立法案以1918年国家为依据，并援引同年3月31日公投。该法案宣布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同时承诺少数群体权利。[8]
但格鲁吉亚的国家重建，与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的政治主张发生冲突。共和国层面的多数授权不会使自治地区的担忧消失；自治地区诉诸苏联制度，也不证明其全部居民只有一个政治目标。中央与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因而出现嵌套结构：某共和国要求不受莫斯科支配，其中的自治地区又要求不受共和国首都支配。谁能决定边界、谁有权代表居民、现存武装听命于谁，必须分别回答。
亚美尼亚1990年8月23日的独立宣言则同时规划本国武装力量、财产、货币和政治制度。其原文将独立国家建设作为一个过程，而1991年9月公投和正式宣布独立属于下一阶段。这种区分避免把一份奠基文件的发布日期，与全部国家职能已经脱离联盟的时间混为一谈。[9]
中亚不是等待别人宣布结局的空白地区
中亚各共和国多数领导人倾向保留共同市场、转移支付和防务体系，但这不意味着当地没有民族诉求、社会冲突或政治变化。哈萨克斯坦1986年阿拉木图抗议涉及中央任命干部与当地代表权；乌兹别克斯坦1989年费尔干纳暴力暴露出人口、住房和族群关系的紧张；吉尔吉斯斯坦1990年奥什冲突也说明共和国边界内部没有自动和谐的社会共同体。解释这些事件需要具体地方调查，不能把它们统称为要求脱离苏联的起义。[2]
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资源也不同。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卡里莫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尼亚佐夫在土库曼斯坦，能够利用原党政机构建立共和国总统权力。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则经议会选举，从科学院领导岗位进入总统职位，体现旧干部竞争、改革声望和政治联盟的另一种组合。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与地方干部网络之间存在尖锐冲突，独立后不会因为改换国名就自然达成权力分配。[10]
主权宣言给这些领导人提供了扩大自主权的工具，继续支持联盟又能保留经济和安全保障。两者在1991年夏以前并不必然矛盾。尤其是跨共和国的生产和运输体系、驻军、俄语人口及行政边界，使完全分离的成本相当具体。支持共同国家可以出于利益计算和真实的归属感，不能一概归为被迫表态；但组织控制很强的投票，也不能不经考察就被视作每种意见都能够同等表达的证明。
一张赞成票究竟赞成什么
1991年3月17日联盟公投的正式问题，把“保存苏联”“更新的联邦”“平等的主权共和国”及“充分保障所有民族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放在一起。支持者可能首先看重其中不同的部分。其政治意义是存在广泛的保留共同国家意愿，而不是选民无条件同意维持改革前的制度。[11]
表1：1991年3月17日联盟公投的统计口径。下列数字来自中央公投委员会3月26日公告、3月27日《真理报》刊载文本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电子转录，第1—3页。
| 项目 | 人数或比例 | 可以证明与不能证明什么 |
|---|---|---|
| 列入公布名单者 | 185,647,355人 | 是该次统计的登记范围，不是苏联总人口 |
| 投票者 | 148,574,606人，约80.0% | 分母是上述名单；不能把未投票者全部算作反对 |
| 赞成 | 113,512,812人，占投票者76.4% | 不是占全体居民76.4%；按名单计算约61.1% |
| 反对与无效票 | 32,303,977人与2,757,817张 | 赞成率的分母包含无效票，不能冒称有效票赞成率 |
| 俄罗斯、乌克兰 | 赞成占各自投票者71.3%、70.2% | 两地结果都不能直接替代以后问题不同的表决 |
九个加盟共和国政府组织了联盟公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共和国当局没有建立中央公投委员会，但部分地方、单位和驻军仍设立投票站，部分自治地区也参加。因此，说“六个共和国完全没有任何人投票”不准确；把这些特别投票站的结果说成六共和国居民的完整意愿，同样不成立。
哈萨克斯坦的问题还改为保留由平等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并请求把结果计入联盟总数。乌克兰另外举行有关以本共和国主权宣言为基础参与联盟的投票；俄罗斯同时就设立民选总统职位表决。公民完全可能既赞成保留某种联盟，又赞成加强共和国机构。不同问题产生的授权相互重叠，却没有给出一张能够直接分配税权、军权和立法权的组织图。
联盟公投的法律效力是真实争议，不能以后来解体就说它从未重要；但由它也不能推出“任何共和国以后都不得重新决定地位”。退出权本来写在宪法中。1990年4月3日退出程序法要求赞成者至少占有投票权常住公民的三分之二，对自治地区分别投票，由联盟机构审查，并可设置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期。它还要求处理军事设施、财产和边界。[12]
这部法律既补上了长期空缺的程序，也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反对它的人认为，中央在退出要求已经出现后才设定规则，并保留过多裁量；支持者则指出，整个联盟及共和国境内其他群体的权益不能由简单宣布独立一笔勾销。波罗的海国家还根本否认这一程序适用于国家恢复。将后来未按此法完成的独立一律称为毫无争议的合法退出，或把中央的全部限制都当作无须论证的正当要求，都会遮蔽真正的规范冲突。
新联盟条约为什么既有可能，也十分脆弱
1991年春，价格调整、罢工、财政困难和政治对立迫使各方再次谈判。4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与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开始通常称为“九加一”的新奥加廖沃进程。其意义在于把共和国当作必须谈判的政治主体；代价是原来中央能够直接决定的问题，现在要取得地方领导人的同意。
条约并不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稿。1990年末、1991年春、6月与7月形成的方案，对共和国称谓、联盟机关和权限的表述发生变化；7月议会讨论与8月15日公布的文本，又不能和八月事件以后讨论的松散联合混为一谈。八月前的方案仍保留联邦国家、总统、国防和共同经济安排，但权力来源越来越强调共和国的授权。
争议可以从两份议会决定直接看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7月5日讨论6月18日草案时，要求俄罗斯与其境内共和国作为一个复杂主体，以统一代表团签约，并保留重要经济权限。联盟最高苏维埃7月12日则要求在条约中保障统一经济空间、银行体系和联盟预算的直接收入，也提出其内部共和国参与联邦主体安排的问题。此处不只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个人意见不合：联盟议会、俄罗斯议会、自治共和国和经济部门各自有不能轻易让渡的利益。[13]
保留联盟的最强论据，是公投授权、生产联系、共同防务和大部分领导人仍愿谈判。这些证据足以否定“1991年春苏联已经必然不存在”的说法。现实替代方案也确实存在：以部分共和国先签约的方式建立权限更小的联邦，再谈其他共和国的联系。
它的弱点同样明确。共同机构如果没有稳定税源，国防和货币承诺便缺乏执行能力；共和国如果无法限制中央，签约又可能被理解为重新交回刚取得的主权。波罗的海三国与格鲁吉亚等并不愿以相同方式进入这个新国家，乌克兰也没有给任何最终安排开出空白授权。即使8月20日预定的签署开始，之后仍需通过宪法、财政与行政改革才能使联盟运转。
所以，八月以前最有力的解释，是集中整合机制削弱以后，选举和共和国机构承接权力，却没有形成共同接受的主权分配。民族运动、经济危机和领导人竞争都通过这一制度过程发生作用。下面的比较附录呈现各地不同的时间表；下一篇将解释，一场声称要挽救联盟的非常行动，怎样进一步摧毁了重建共同权力所需的信任和资源。
年表：从法律优先权到重新签约
表2：1988年至1991年八月前的主要因果节点。日期用于定位决定；一项法令的公布不等于当天已经控制全部机构。
| 日期与地点 | 行动者及决定 | 执行、反应与下一步 | 来源及边界 |
|---|---|---|---|
| 1988年2月，纳卡及高加索 | 自治州提出改变归属 | 共和国争议与针对居民的暴力相互强化，中央仲裁失信 | [2][7]；不同暴力事件分别判断 |
|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 | 最高苏维埃提出主权和法律优先 | 联盟内的法律冲突公开化 | [2]；不等于已经获得独立承认 |
| 1989年春，苏联 | 有竞争的代表选举及电视转播大会 | 公开批评扩大，选举授权开始挑战党组织权威 | [2] |
| 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 | 军队驱散集会并造成死亡 | 独立运动进一步增长，成为1991年恢复独立的重要记忆 | [8]；法案陈述不替代军事调查 |
| 1990年1月19—20日，巴库 | 苏军执行紧急状态行动 | 过度武力伤害平民，中央威信受损 | [7]，印刷页3—8、20—24 |
| 1990年3—5月，波罗的海 | 独立恢复法案与过渡安排 | 与中央退出法及经济、军事措施发生冲突 | [3][4][12] |
| 1990年6—8月，多地 | 俄罗斯、乌克兰等主权宣言 | 资源、财产及法律管辖争夺扩大 | [5][6][9] |
| 1991年1月，维尔纽斯 | 部队夺取传媒设施，居民守护 | 致命暴力扩大独立支持和对中央的不信任 | [4]；区分判决与个人命令推论 |
| 1991年3月17日，联盟 | 更新联盟公投 | 保留共同国家获得多数赞成，但问题与参与范围不一致 | [11] |
| 1991年4月23日至7月，近莫斯科 | 九加一谈判及议会审议 | 中央与共和国尝试重新分权，财政和主体资格仍有争议 | [13][14] |
| 1991年8月15日 | 新条约文本公布 | 计划8月20日起签署，引发保守派对国家和自身权力前景的担忧 | [14]；签约不等于随后必能稳定运转 |
读者附录：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不同路径
表3：主要国家地位步骤与联盟安排。“参加3月公投”指共和国当局组织；“阿拉木图”指1991年12月21日签署安排，不等于此后全部加入或批准独联体宪章。为便于跨篇检索，本表提前列出八月后的步骤；详细终结过程见下一篇。
| 共和国 | 主要政治路径及关键步骤 | 联盟安排与主要争议 |
|---|---|---|
| 俄罗斯 | 叶利钦及俄罗斯议会承接改革反对派；1990年6月12日主权宣言，1991年6月总统直选 | 参加3月公投、九加一和阿拉木图；与中央争夺税源、部委、资产，内部自治共和国地位另有争议 |
| 乌克兰 | 民族运动、工人不满与旧干部转向结合；1990年7月16日主权，1991年8月24日独立法案、12月1日公投确认 | 参加3月公投并另设问题，参与谈判但保留条件；别洛韦日及阿拉木图签署者；克里米亚、军队、债产另行谈判 |
| 白俄罗斯 | 旧干部占优势，历史记忆与劳动抗议扩展政治空间；1990年7月27日主权，1991年8月25日赋予宣言宪法地位 | 参加公投与联盟谈判；别洛韦日及阿拉木图签署者；经济与军事依赖仍强 |
| 立陶宛 | 萨尤季斯进入议会，1990年3月11日恢复独立 | 不组织联盟公投，不进独联体；以国家连续性反对退出程序，另需处理驻军与少数居民权利 |
| 拉脱维亚 | 人民阵线与议会推动1990年5月4日恢复独立过渡安排，1991年8月21日结束过渡 | 不组织联盟公投，不进独联体；恢复战前国家与公民身份政策相联系 |
| 爱沙尼亚 | 人民阵线、国家连续性运动与议会互动；1988年主权，1990年过渡，1991年8月20日恢复独立 | 不组织联盟公投，不进独联体；常住人口政治参与和公民连续性是不同问题 |
| 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 | 语言与历史运动进入议会，1990年6月主权，1991年8月27日独立 | 共和国当局不组织联盟公投，签阿拉木图；德涅斯特河沿岸、加告兹与共和国首都存在相互冲突的地位主张 |
| 格鲁吉亚 | 民族运动赢得1990年选举，1991年3月公投、4月9日恢复独立 | 不组织联盟公投，1991年不签阿拉木图；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与中央政府的争端，不能归并为一个全国意愿 |
| 亚美尼亚 | 卡拉巴赫运动与共和国政治重组；1990年8月23日独立宣言，1991年9月21日公投、23日宣布独立 | 不组织联盟公投，最终签阿拉木图；独立与纳卡领土争端分别处理 |
| 阿塞拜疆 | 人民阵线挑战共产党、战争与中央干预交错；1991年8月30日声明、10月18日独立宪法法案 | 参加3月公投与谈判，签阿拉木图；纳卡、难民和武装控制是关键争议 |
| 哈萨克斯坦 | 纳扎尔巴耶夫推动共和国主权并支持更新联盟；1990年10月25日主权，1991年12月16日独立法律 | 3月使用修改后的问题，积极参加联盟谈判，主持阿拉木图会议；多民族人口、边界、核武与经济联系需另行保障 |
| 乌兹别克斯坦 | 卡里莫夫及共和国机构扩大自主权，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9月1日为纪念日 | 参加3月公投、谈判与阿拉木图；旧组织延续、反对派空间及族群安全均影响国家建设 |
| 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 | 奥什冲突后政治竞争加剧，阿卡耶夫1990年经议会当选总统，1991年8月31日独立 | 参加公投、谈判与阿拉木图；改革授权并未自动解决土地、住房及南部族群关系 |
| 塔吉克斯坦 | 党政干部、地方网络与反对派竞争；1990年8月24日主权，1991年9月9日独立 | 参加公投、谈判与阿拉木图；政治分配和安全机构分裂后来进入内战阶段，不能把独立当天当作战争起点 |
| 土库曼斯坦 | 尼亚佐夫及原党政机构主导国家建设；1991年10月公投后，27日独立 | 参加联盟公投、谈判与阿拉木图；强总统与组织连续性显著，不能由官方高赞成率推导充分自由竞争 |
表3的公投参与情况据[11]，阿拉木图签署名单据[15]；各地关键法案与日期据[3][5][6][8][9][10][16][17]及下一篇所列国家终结文件。没有把主权、独立宣告、外部承认和军队撤离统一成一个“独立日”。
图2为CIA1994年8月《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编号802235（R00830），藏于PCL地图馆，美国联邦政府职务作品，公有领域，未修改。与图1对照可见，许多原加盟共和国界线成为国家边界；它不显示战争控制线，也不能证明1991年所有国家均加入了同一种组织。格鲁吉亚1993年以后参与独联体的状态，不能倒填入1991年阿拉木图会议。
来源、阅读范围与核查说明
本文的俄语及当地语言法律文本用于核对日期、权限、否定句与国家地位主张；中文为本文转述。当地文字借助翻译理解，关键数字与机构名称按原文逐项核对。法律文件能证明制定者提出的规则，不独自证明所有居民赞成或规则得到执行。
- [1] 苏联《1977年宪法》，ГАРАНТ历史文本，阅读第6条及第70—78条等相关条文；这里只用原始版本说明制度起点，改革后修宪另行标明。
- [2] 美国国会图书馆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Russia: A Country Study，1996年版，在线分节Gorbachev’s Reform Dilemma与Nationality Ferment。阅读这些章节，未通读全书。该综述有压缩和个别日期简化，不用它替代独立法案。
- [3] 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1990年5月28日回应苏联总统5月14日命令的声明，阅读网页全文，特别是第2—4点。它是当事机构的法律论证，不是超然裁决。
- [4] 立陶宛法院，2021年3月31日一月事件案上诉结果说明，阅读判决结果和理由说明，未冒称读过全案卷宗；此处报告该次上诉的结论。
- [5]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1991年7月5日第1548-I号新联盟条约草案决定，公文转录及ГАРАНТ索引交叉核对有关统一代表团、经济权限的条款。
- [6] 乌克兰最高拉达，1990年7月16日国家主权宣言，第55-XII号；1991年8月24日独立法案，第1427-XII号。网页访问不稳定，使用可检索法条及议会历史说明，未将未取得的会议全卷列为已读。
- [7] Human Rights Watch/Helsinki与Inter-Republic Memorial Society，Conflict in the Soviet Union: Black January in Azerbaidzhan，1991年5月，阅读导论及暴力、伤亡讨论，印刷页3—10、20—24等相关部分；第7页及注4涉及地方警察、内务部部队和杜比尼亚克，第9—10页涉及公告时间、签署者与共和国主席团反应。报告基于1990年12月调查，区分其调查结论、引述的官方统计与未独立核实数字。
- [8] 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1991年4月9日恢复国家独立法案，阅读格鲁吉亚语公布全文；《最高苏维埃公报》1991年第4期，第291项。
- [9]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1990年8月23日独立宣言，第0072-1号，阅读亚美尼亚语法条；第4—8条用于核对公民、武装、财产与经济权限。
- [10] 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阿卡耶夫生平中的1989—1991年段落；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2021年独立三十周年讲话；塔吉克斯坦总统府，国家独立宣告史。实际检索当地语言并核对日期段落；纪念讲话中的全民一致和领导功绩评价未作为独立证据采用。
- [11] 中央公投委员会，1991年3月26日公投结果公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所存电子转录，共7个PDF页；阅读题目、全国汇总和共和国表，表尾注明《真理报》1991年3月27日。总统图书馆纪事所列投票率与人数不一致，本文以公告人数及其80.0%口径为准；61.1%为本文用赞成数除登记人数计算。
- [12] 苏联1990年4月3日第1409-I号退出联盟程序法，阅读第1—13条；公开法库转录，第3、6、9条分别规定自治地区、三分之二门槛与过渡期。
- [13] 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7月12日第2335-I号关于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决定，公文转录；与ГАРАНТ索引可见条款交叉核对，使用第3项б、в分项关于成员资格、统一银行体系与联盟财政的要求，未把草案写成生效法律。
- [14] 俄罗斯总统图书馆3月公投及九加一过程纪事；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avranskaya、Blanton编，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1991，2021年12月21日，阅读编者说明及所附1991年9月2日戈尔巴乔夫—纳恩会谈相关部分。后者对八月以前方案的回顾是当事人的事后叙述。
- [15] 独联体执行委员会保存的1991年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核对十一方签署名单及组织性质。
- [16] 哈萨克斯坦1991年12月16日国家独立宪法法律，对照哈萨克语第1、5、6条；阿塞拜疆议会2011年10月18日会议记录，读取回顾8月30日与10月18日法案的段落。
- [17]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5日决议及主权宣言转录，读3页，宣言注明含9月19日修订；摩尔多瓦宪法法院刊载第691-XII号独立法案及宣言，读罗马尼亚语全文；土库曼斯坦官方纪事《Путь к достижению высоких целей》，仅使用可检索的1991年10月27日宪法法律日期段落。附录不主张已经阅读十五国全部原始档案。
- [18]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1989年调查报告，Gary Goldberg英译，Findings of the Commission … to Investigate the Events … in Tbilisi 9 April 1989，载CWIHP Bulletin第12/13期，印刷页35—48。实际阅读第37—40页决策与行动经过及第47—48页结论；第38—39页定位调兵、地方决定、方案签署与批准，第39—40页定位单位及任务。此处使用公开英译本，未声称查阅原始俄文案卷；报告末注明俄文刊于《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年第3期，第102—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