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11 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罢工与谈判结束了共产党的政治垄断。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两件事之间隔着三年的选举、经济改革和宪制争议。共产党下台时，没有一份共同纲领要求国家必须解体；联邦最后终止，也不是一次全民公投的结果。

1989 年的变化建立了公开政治竞争，1968 年以后长期被统一党权压住的共和国关系由此进入真正的讨价还价。1992 年选举在两地分别产生了主张不同国家安排和经济政策的领先政治集团。主要执政精英最后接受分离，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完成程序。这条路径能够解释国家怎样和平分开，却不能证明所有居民都愿意分开，更不能把没有战争视为没有民主争议。

“正常化”之后的政治空间

1968 年华约入侵及随后“正常化”留下了两项不同的遗产。改革派被清除，社会组织受到压制，许多人退出公开政治；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自 1969 年起成为由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共和国议会和政府拥有法律形式，实际决策却仍受统一的共产党体系约束。名义上的联邦协商与实际上的党内集中并不相同。

普通人的服从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拥护。稳定工作、教育和消费生活，使一部分居民愿意适应制度；失去职业、子女升学受阻和遭安全机关追踪的风险，又使另一些人保持沉默。《七七宪章》以政府已经承担的人权义务要求当局守约，影响远超过签署者人数，但它并不是拥有全国工会组织的波兰团结工会。异议者可以提出具有道德力量的文本，仍需要突破与工厂、学校和一般家庭之间的组织距离。

斯洛伐克的反对活动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宗教网络、地下教会与信仰自由诉求十分重要。1988 年 3 月 25 日，布拉迪斯拉发的烛光示威要求宗教与公民权利，警方以强制手段驱散。这个事件发生在 1989 年布拉格学生运动以前，说明斯洛伐克并不是后来才被动加入首都革命。它也不能被直接解释为国家独立运动，参与者首先反对的是压制宗教和公民自由。斯洛伐克民族记忆研究所：1989 年十一月与共产主义的终结

1989 年 1 月，纪念扬·帕拉赫的活动再次遭到镇压。帕拉赫曾在 1969 年自焚抗议入侵后的政治状况；二十周年纪念把历史记忆转化为当下的政治集会。哈维尔等人被捕，警方动用水炮和警棍。6 月的《几句话》请愿则把释放政治犯、集会自由和结束审查等要求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后来参与十一月运动的人，并非全都出自同一异议圈，却已经通过请愿、宗教活动、环保和文化联系接触到不同意见。捷克极权政体研究所：1989 年年表，1 月与 6 月条目

国外变化也影响风险判断。波兰已经出现团结工会主导的政府，匈牙利开放政治竞争，东德人经布拉格离境的场面就在眼前。当地居民可以直接看到邻国政府不能无限维持旧规则，执政者也无法再可靠地期待苏军重复 1968 年的行动。但截至 1989 年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仍在镇压示威，柏林墙开放并没有自动取消布拉格的警棍与拘押设施。

学生受伤以后，怎样出现全国压力

11 月 16 日，布拉迪斯拉发学生举行游行，教育与公民权利要求进入街头。17 日，布拉格的学生纪念活动从阿尔贝托夫出发，经维谢赫拉德后，一部分参加者向市中心行进。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公共治安力量及机动警察部队在民族大街阻挡并殴打示威者。被围堵者难以自由离开，暴力不只是一次抽象的“政府与学生冲突”，而是特定部署和现场执行产生的伤害。民族记忆研究所：11 月 16—17 日；极权政体研究所：11 月 17 日条目

随后流传的学生被打死消息是错误信息。这并不使真实的殴打消失，却要求把伤害事实与死亡传闻分开。传闻强化了愤怒，其传播又被用来支持后来关于“安全机关预先导演全部革命”的说法。然而，一名人员的特殊身份、一条假消息或安全机关内部的矛盾，都不足以证明后来的学生罢课、剧院行动、工厂参与和全国政权转移都受同一中心控制。要成立这种强解释，至少需要连续的命令、资源与执行证据，不能只凭结果有利于某些旧精英。

剧院很快改变了功能。演员停止常规演出，把舞台和观众空间用于讨论；学生设立罢课委员会，复制材料、派代表去企业与外地，向不在首都现场的人讲述镇压。这个传播过程十分重要：工人若仅从官方电视得知“少数人制造骚乱”，未必会将自身生活与学生联系起来；听到直接说明并观察同事态度后，参加集会的风险与意义才发生变化。

11 月 19 日，布拉格成立公民论坛，布拉迪斯拉发成立公众反对暴力运动。前者以哈维尔等人为代表，后者包括扬·布达伊、米兰·克尼亚日科等人。它们是把多种力量汇集起来的运动平台，不是事先拥有同一经济纲领的成熟政党。共同诉求包括追究镇压责任、释放政治犯、结束党垄断与建立自由选举；对于私有化、联邦权力或民族国家，参加者尚有很大分歧。

当集会达到数十万人规模，党领导层面对的就不再只是逮捕几个异议者的问题。11 月 24 日，雅克什领导的主席团辞职，党内决定不以军队镇压群众运动。这个决定不能抹去此前警察的暴力，也不能写成全体军人先自发站到反对派一边。部署能力仍然存在，领导集团却缺乏一致而可信的政治方案，动武还可能导致党、军队与社会关系彻底破裂。

11 月 27 日的两小时全国总罢工把街头人数转化为生产和工作场所的可见支持。医疗等必要服务与不同企业的实际参与方式不尽一致，因此“全国总罢工”不应理解为每个人都停止一切劳动。它的政治效果在于证明，反对垄断统治的行动已经超出布拉格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政府如果只更换几名领导，难以使工作场所重新接受旧政治安排。极权政体研究所：11 月 19—29 日年表及总罢工研究活动说明

旧议会怎样结束旧政权

权力转移仍然经过原有国家机关。政府首脑拉迪斯拉夫·阿达梅茨同公民论坛谈判，联邦议会于 11 月 29 日删除共产党领导地位及国家意识形态相关条款。旧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并没有突然获得新的选举授权，他们是在群众压力、党权瓦解和谈判安排下改变表决行为。法律连续性因此成为一种降低冲突的工具：旧机构通过能够结束其原有支配条件的法律。

12 月初的一次组阁并未获得反对派接受，因为共产党仍占明显优势。街头抗议继续，阿达梅茨辞职。12 月 10 日，古斯塔夫·胡萨克任命马里安·恰尔法领导、共产党人不再占多数的新政府，随后辞去总统职务。恰尔法出身旧体制，却在过渡中发挥了把政治协议转化为国家程序的作用。这种合作使行政不至于全部中断，也给旧干部继续留任留下空间。

12 月 29 日，联邦议会选举哈维尔为总统。他在同年早些时候还是政治犯，此时获得原有议员的投票。杜布切克则出任联邦议会主席，1968 年改革的象征人物与长期异议者进入了新的权力安排。把这一结果称为革命，有充分理由：政权的代表基础、言论空间与竞争规则发生根本变化。但它没有采取把全部旧机构先行解散、再由街头组织接管的形式。极权政体研究所：1989 年 12 月条目

这种办法也有代价。安全机关销毁档案，使后来的责任调查受到损害；行政与专业岗位中仍有大量旧制度人员；运动领导人的声望暂时代替了成熟政党的问责机制。1990 年的自由选举因而不是仪式性补办，它要给过渡形成的权力分配以可检验的选民授权。

1990 年 6 月选举中，公民论坛和公众反对暴力运动分别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占据优势。选民认可结束旧制度，并未一次性批准一套详尽的新经济或联邦方案。两大运动内部很快分化，原来共同反对共产党的联系无法自动维持在每项政策上的一致。公民论坛后来分化出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的公民民主党等力量，斯洛伐克的公众反对暴力运动也因弗拉基米尔·梅恰尔及其支持者离开而发生分裂。

为什么民主化重新打开联邦问题

联邦问题有更长的背景。1918 年建国时，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认同既服务于共同国家建设，也掩盖了捷克地区与斯洛伐克在发展水平、行政传统和政治诉求上的差异。1938—1939 年国家瓦解、斯洛伐克在纳粹德国支配下的独立经历，以及战后重新建国，使“自治”“独立”“共同国家”等词带有彼此不同的历史含义。不能因 1939 年政权具有特定性质，就认定 1990 年代全部斯洛伐克主权诉求都具有相同性质。

社会主义时期，斯洛伐克工业化和专业阶层成长，既加强了共同经济联系，也形成更多能够管理共和国的机构与干部。1968 年联邦化满足了部分平等诉求，但后来党的集中权力压过了共和国自治。1989 年以后，原来可以由党内上级拍板的分歧，必须在议会、政府和选民之间公开解决。联邦制度这时才需要在没有单一执政党约束的情况下工作。

1990 年国名争议常被简化为无关紧要的“连字符战争”。争论是否将国名写成体现两个平等主体的形式，实际上涉及谁有权定义共同国家。对许多捷克居民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是既有国家的自然名称；对一些斯洛伐克政治力量而言，名称必须承认共和国不是中央行政区。符号争议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其背后有税收、预算、外交代表和法律权限等待分配。

经济改革又把制度问题具体化。克劳斯主张较迅速地实行市场化、价格改革和私有化，需要一个能够贯彻共同财政货币政策的联邦。斯洛伐克一些工业部门对重工业、军工及原经互会市场的依赖较强，转型引发的失业和调整压力更集中。梅恰尔可以把对改革速度的不满同共和国自主权结合起来。不过，不能把斯洛伐克全体居民写成反对市场经济，也不能说捷克选民只关心减少对斯洛伐克的财政负担；双方内部都有改革路线与国家认同的分歧。

联邦议会中的民族平等安排给较小的斯洛伐克以重要保护，宪法性决定不能简单用全国人口多数压过它。但这也意味着两个共和国中的主要政治联盟若不愿妥协，共同机构很难形成决定。问题不在“否决权天然错误”，而在原来由党组织提供的最终协调机制已经消失，新的跨共和国政党与协商惯例尚未稳定。

1992 年选举之后的选择

1992 年 6 月，克劳斯领导的公民民主党及盟友在捷克获胜，梅恰尔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斯洛伐克获胜。两人都具有选举基础，但他们并不代表所有选民，选举也没有只问“联邦要不要解体”。梅恰尔主张斯洛伐克拥有更强主权乃至国际法律主体地位，同时保留某种共同联系；克劳斯认为有效的共同国家需要足够集中的经济与行政权力，不接受只有名义框架的松散邦联。

“获胜”首先指相对领先，而非已经取得分离国家的多数授权。例如在捷克民族议会选举中，公民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联盟获得29.73%的选票、200席中的76席。这是共和国议会的结果，不能同联邦两院的席位混用；组阁联盟能够形成议会多数，也不等于公民对国家解体进行过专项表决。捷克众议院《议会选举》，1992年捷克民族议会结果表，PDF第4页

邦联因此不是一个双方都准备接受、只差技术细节的中间答案。若共和国各自拥有独立外交和广泛财政权，共同货币的预算约束由谁保证？若中央能够强制统一经济政策，共和国的主权承诺又剩下多少？两位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不相容。继续谈判仍然可能，但需要他们改变竞选形成的联盟和政策优先顺序。

7 月 17 日，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主权宣言。它是共和国政治代表机构的行动，不是当天已经完成了全部国家继承。哈维尔在连任受阻与联邦前途变化中辞职，失去了一位有全国象征权威、支持共同国家的总统。8 月双方进一步确定分离时间表。布尔诺图根哈特别墅的会谈后来成为著名图像，但分离并不是两个人在树下一次谈话就凭空创造；此前多轮谈判、两地政党授权和此后议会立法都不可省略。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历史资料；斯洛伐克公共广播 2022 年 8 月 26 日对谈判参与者的回顾

两位领导人的选择仍应承担因果责任。制度分歧并没有替他们自动签字。克劳斯可以继续探索较松的联合，梅恰尔可以接受较强的联邦经济约束；反对派也提出让公民先决定。只是这些方案需要不同的政治联盟，并会延迟两人希望分别推动的政策。和平分离对他们而言成为比长期相互阻挡更可接受的结果。承认这个判断，不必假设他们最初就只为获得总统或总理职位而有计划地毁掉国家。

没有举行公投，法律又怎样处理

捷克斯洛伐克分离没有举行全民公投。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非完全没有公投法律。1991 年第 327 号宪法性法律第 1 条第 2 款规定，关于捷克共和国或斯洛伐克共和国退出联邦的提案，只能通过公投决定。第 3 条规定由哪些机构提出、总统如何公布；第 5 条的通过门槛涉及有资格选民的多数，不能与普通选举中的有效票多数混淆。第 327/1991 号法律，第 1、3、5 条

最终采用的法律形式是联邦整体终止，而不是一个共和国退出、另一个继续代表原联邦。1992 年 11 月 25 日，联邦议会通过第 542 号宪法性法律，规定联邦在 12 月 31 日结束时终止，两个共和国均成为继承国，并规定联邦权限、国家机关与有关组织的终止和转移。法律于 12 月公布。国家消灭的时间是由这部法律设定，不能把政治领袖达成协议直接当成法律生效。第 542/1992 号法律，第 1—3 条；捷克议会法规目录

支持者据此认为，议会以宪法多数制定新的宪法性法律，能够处理与单方退出不同的情形。反对者则认为，国家存亡比单方退出更重大，绕开公投违背了人民决定国家前途的原则，议会没有得到足够明确的授权。这个争论不能靠“后来得到国际承认”解决。国际承认确认新国家的对外地位，并不追溯性地替代国内的民主授权。

当时的议会记录保留了这种反对意见。1992 年 9 月讨论国家终止方案时，议员明确提出：赞成民族自决，不等于赞成在公民没有清楚表态的情况下分离；公投法有缺陷，可以修法，而不必取消公投路线。这说明“没有任何可行替代程序”并非事实。公投会面对题目措辞、两地分别计票、失败后怎么办等困难，但困难与不可能是不同判断。联邦议会 1992 年 9 月 11 日联合会议记录，第 1 部分

民意也不能被双方胜选直接替代。有的居民支持共和国主权但仍想保留共同国家，有的接受分离却反对不举行公投。后来评价国家独立有利，也不等于当年投过赞成票。2012 年，捷克与斯洛伐克研究机构共同发表调查，要求受访者回忆 1992 年的立场。关于当年反对分离的比例，来自二十年后的自述，并非 1992 年同期调查。本篇因此不拿这组数字证明当时全国支持或反对的精确比例，只用它说明事后认可结果与认可决策程序可以明显不同。CVVM 与 IVO，2012 年 12 月 4 日报告，第 1—4 页

和平分开也需要大量执行

国家继承必须落实到财产、军队、债务、外交机构、交通和社会保障。没有较成熟的共和国机构，政治协议很难迅速转为行政工作。双方基本接受既有共和国边界，也没有把对方领土上的本民族居民作为扩张疆界的理由。联邦军队没有试图以武力维持自身国家，军官、装备与机构通过谈判分配。与南斯拉夫相比，这些条件减少了地方武装争夺控制区的可能性。

“没有战争”的解释因此包括精英的克制，但不只包括个人品格。共和国边界、民族人口分布、行政能力、军队立场与周边国际环境，使分离可以主要通过国家机关协商完成。捷克与斯洛伐克仍有混合家庭、跨境工作和财产联系，只是这些联系没有大规模转化为要求改变边界的武装动员。和平也不等于每个群体的地位都自动得到妥善处理，公民身份与居留安排仍会影响处境脆弱的人群。

共同货币最能显示国家分离与经济分离不是同一个瞬间。1993 年 1 月两个国家成立后，货币联盟短暂延续，到 2 月 8 日才结束。中央银行必须为银行账户、跨境支付与原有债务建立新的结算办法。捷克国家银行的机构史记录，布拉迪斯拉发复制了原有支付系统；货币分离前又紧急议定支付安排，让两国银行继续完成往来。这些工作解释了为什么一份宣布独立的法律不可能单独完成全部国家转换。捷克国家银行：国家分离与支付领域的货币分离

最强的分离辩护是：如果两个共和国不断否决彼此的重要政策，继续维持一个没有共同政治意志的联邦，可能损害改革、关系与民主；在武力动员出现以前协商分开，避免了更坏结果。这种解释能够说明政治家为什么选择分离，也能解释执行为何相对平稳。它仍不足以证明不举行公投是唯一办法，或者所有未被尝试的联邦妥协注定失败。

最强的反对意见则是：主要政党把竞选授权扩大解释为终止国家，压缩了公民直接选择具体方案的机会。这个批评有法律文本与同期议会争论支持。它的边界在于，不能由此反推共同国家若保留就必定有效，也不能取消两个共和国政治力量确实已经形成的重大分歧。

1989 年解决了由谁能够参加政治、执政党是否可以永久垄断的问题。1992 年解决的是同一套民主政治应在一个联邦还是两个国家中运行。第一项变化为第二项争议打开空间，但没有规定答案。国家和平分离是一次有选举背景、由精英推动并以议会立法完成的选择；它保留了秩序，也留下了没有直接公投授权的程序缺口。

年表：两次不同的制度转折

日期	行动者与事件	对下一步的影响
1988 年 3 月 25 日	布拉迪斯拉发烛光示威遭驱散	宗教与公民权利动员形成斯洛伐克自身的反对网络。
1989 年 1 月	帕拉赫纪念活动遭镇压，哈维尔被捕	强制仍在运行，后来的和平结局不能倒推为没有危险。
11 月 16—17 日	布拉迪斯拉发游行；布拉格学生遭警察殴打	学生、剧院和社会公众开始连接；死亡传闻与真实伤害须区分。来源
11 月 19—27 日	公民论坛、公众反对暴力运动成立；党主席团辞职；全国两小时罢工	街头抗议转为全国政治压力与可谈判的代表组织。年表
11 月 29 日—12 月 29 日	删除党领导条款、组成新政府、胡萨克辞职、哈维尔当选	旧国家机关执行改变旧权力基础的决定。
1990 年 6 月	自由选举	过渡获得选举授权，运动联盟随后因经济与国家安排分化。
1991 年 7 月 18 日	通过第 327 号公投宪法性法律	明确单一共和国退出需公投，成为后来争论的重要依据。法律
1992 年 6—8 月	两地选举、主权宣言与克劳斯—梅恰尔谈判	主要执政力量转向协商分离，公投没有举行。斯洛伐克议会
11 月 25 日	联邦议会通过第 542 号宪法性法律	以联邦整体终止方式确定分离时间及继承者。法律
1993 年 1 月 1 日；2 月 8 日	两个独立国家成立；货币联盟结束	国家独立先于货币分离，跨境支付另行安排。中央银行

来源与阅读范围

捷克极权政体研究所，〈Chronologie〉，1989 年专题，无独立发布日期；读取 1 月、6 月及 11—12 月事件条目。它是研究机构整理的年表，数字和节点用于过程定位，不把它所列全部书目视为已读。
斯洛伐克民族记忆研究所，〈November 1989 a pád komunizmu〉、〈16.-17. november 1989〉，专题网页，未标统一发布日期；读取有关宗教活动、布拉迪斯拉发学生与两地公民运动的正文。两所记忆机构均有明确的反极权纪念取向，其价值叙述与可核对事件分开使用。
第 327/1991 号宪法性法律，1991 年 7 月 18 日；第 542/1992 号宪法性法律，1992 年 11 月 25 日。使用 Zákony pro lidi 的捷克文转录，核对前者第 1、3、5 条与后者第 1—3 条，另核对捷克议会法规目录。斯洛伐克官方 PDF 入口未成功读取，不把目录或链接存在写成已读官方扫描件。
捷克议会数字图书馆，联邦议会 1992 年 9 月 11 日两院联合会议，第三次会议第 1 部分，读取关于公投、授权和修法的争辩；这是同期议会意见，证明争议存在，不代表其中每项法律主张都是权威裁判。
斯洛伐克国民议会，〈História NR SR〉，读取 1990—1993 年部分；RTVS，〈Ako Klaus a Mečiar rozdelili Československo〉，Marián Kukelka 报道，2022 年 8 月 26 日，读取网页文字。后者包含参加者回忆，不能单独证明其自我解释。
Zora Bútorová、Paulína Tabery，〈Rozdělení Československa: 20 let od vzniku samostatné ČR a SR〉，CVVM/IVO，2012 年 12 月 4 日，第 1—4 页：读取样本、提问方式、回忆性态度与公投程序评价。正文没有把回忆性数字误标为同期民调。
捷克国家银行，〈Rozdělení Československa, měnová odluka v platebním styku〉，机构史网页，无独立发布日期，读取全文。用于说明 1993 年 2 月 8 日货币分离与支付执行，不用于裁决分离是否正当。

本篇可以确定政权变化与联邦终止的法律和政治顺序，不能据现有材料给出“若公投则必然保住联邦”的概率。下一篇转向罗马尼亚：在那里，中央领导人失去权力后，枪击与责任争议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