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政府仍须面对能够自筹军费、保存人事系统、拒绝调动的地方军队。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这些军队大多接受了全国抗战的名义指挥，部分首领却依旧掌握自己的干部、补充区与省政。七年间的变化不能只用“军阀逐渐消灭”说明：有些部队在内战中被拆散，有些通过谈判保全组织，还有些因日本侵略失去辖区，转而依赖中央供给。

这一阶段存在几种相互交织而又性质不同的战争。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政争延续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国共战争涉及政党组织、土地制度和另一套政权建设；日本侵华则是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把三者统称为军阀混战，会抹去交战目标和社会动员的差别，也无法解释同一支军队为什么先与中央合作、随后反蒋、又参加全国抗战。

宁粤对立：谁有权代表国民党

1931年的宁粤冲突，起点不在战场。胡汉民反对以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与蒋介石就党、政府及个人权力的关系发生争执。2月底胡被拘禁，使国民党内反蒋者获得了共同的政治议题。汪精卫、孙科及部分党内元老，与掌握广东军队的陈济棠、广西军队的李宗仁等，在5月于广州另组国民政府。

胡、汪、孙与陈、李的地位并不相同。前者提供党内资历、政治主张和中央职位的竞争资格；后者掌握让这种竞争不被南京立即取缔的武装条件。陈济棠也并非整个粤籍军事集团的天然代表。十九路军与陈铭枢的关系、陈铭枢与陈济棠的矛盾，决定了“广东派”内部仍可能出现相反选择。1931年拥护南京的军官，1933年又可能成为反南京者。[1]

双方以湖南、江西及粤北通道为军事准备方向。广州不能仅靠宣布中央政府就使长江流域军队服从，南京也不能把两广军队当作能够随意撤换长官的普通驻军。交涉中的难题是：南京是否放弃以拘禁党内元老解决政治争执，广东方面是否撤销另立的政府，以及地方军政权在统一名义下保留多少。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种对峙的代价。日本侵占东北之际继续大规模南北内战，双方都难以承受全国舆论压力。宁粤谈判加快，胡获释，蒋于12月辞职；接续的中央改组并没有产生一个能脱离蒋的军事网络长期运作的新权力中心。蒋后来恢复军事领导职务，广东、广西则继续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维持特殊地位。另立中央政府的形式消失了，两广实际军政系统没有同时消失。[1]

宁粤和解因而是一种分层安排：全国最高政府恢复单一名义，党内职位重新分配，两广保留区域组织。它减轻了眼前内战危险，也把中央与西南的争执留到了1936年。

日本侵略使地方军队失去原有条件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侵略，不能解释为中国军队内部的一次势力重划。日本国立档案及外交史料的说明也区分了关东军扩大行动、日本政府的“不扩大”表态和后续国家政策。日本外务省介绍李顿报告时明确记录：报告不承认日本军事行动属于合法自卫，并认为“满洲国”不能脱离日本军队及文武官员的活动而成立。[2]

对东北军而言，失去东北意味着失去过去维持军事集团的省级税源、兵工生产、招募区域和地方行政网络。军队仍存在，张学良的政治地位却不可能与1930年入关时相同。南京的拨款、军队驻地及作战任务，开始更直接影响这支军队的存续。东北军后来被派参加对红军作战，官兵收复故土的愿望与持续内战的任务之间产生尖锐冲突。

1933年热河失守和长城作战后，华北安全形势继续恶化；1935年的日本施压及地方“自治”活动，又限制南京在华北的人事与驻军安排。原西北军系统中的宋哲元等将领，既要保存部队与辖区，也必须面对日军压力、南京要求和地方社会的抗日诉求。这里存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但不能因此把日本扶植的分离行动与中国地方军队的自保视为同一性质。

反方向的变化同样存在。1936年绥远抗战中，傅作义部抵抗日本支持的进攻力量，中央亦提供增援。地方军事组织可以成为全国抵抗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军存在不必然等于拒绝国防合作，接受中央支援也不必然意味着其内部人事已完全中央化。[3]

十九路军：从上海抗战到福建反蒋

十九路军在1932年上海抗战中的声望，为福建事变提供了重要政治资源。蒋光鼐、蔡廷锴所部抵抗日军，赢得国内社会与华侨的支援。不过，不能把上海战事写成十九路军完全孤军抗日、南京没有任何军事援助：张治中率第五军参战，是必须保留的事实。是否支持充分、停战安排是否合理，与“没有派军队”是不同判断。[4]

上海停战后，十九路军进入福建。该省原有地方武装分布于不同区域，部队必须取得驻地、粮饷与地方行政支持，同时参与对红军作战。1933年作战失利和持续消耗，使其将领重新考虑反共和反蒋的先后关系。陈铭枢、李济深等人的政治活动，为这支军队提供了另组政权的方案。

1933年秋，十九路军方面与红军方面达成停止冲突、开展合作的初步协议。11月福州召开代表大会，随后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将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提出抗日、反蒋及改革主张。军队的改名没有立即增加训练有素的士兵；行政区划和社会改革的宣布，也没有立刻建立足以支撑长期战争的税收与基层组织。[5]

福建方面期待的广泛反蒋联合没有形成。广东、广西并未因此与南京展开全面战争；与中共的协议也没有发展为稳定的共同战略和协同指挥。十九路军此前反共作战的历史、双方政治目标的距离以及中共当时对中间力量的判断，使合作受限。不能把“双方曾签约”写成红军已经承担保卫福州的军事义务；也不能把福建失败全部归为某一方未出兵。

南京能够利用这种孤立。蒋介石从原有作战部署中抽调军队，以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等率领部队，自赣东、浙南向闽北推进，海军封锁沿海，空军参与侦察和轰炸。封锁还涉及外国商船是否可以被检查，1933年12月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就专门处理这一问题。战场控制与海运规则相互关联，但外国商船的法律争议不能直接当成外国政府向福建提供军事支持的证据。[6]

福建守军以延平、古田、水口为福州外围的防御要点。南京军从北部和西北部推进，威胁守军交通；十九路军既要防守山地通道，又须顾及沿海登陆及福州本身，难以把所有兵力集中于一处。1934年1月，外围防线陆续失守，领导层和主力向闽南撤退。福州失守的逐日记载存在差异，本文采用“1月中旬”，不把某一地方文史记述的日期强行确认为所有部队进城的统一时刻。[5][7]

撤离福州并未立即结束抵抗。部队沿莆田、惠安方向退向泉州，企图依靠洛阳江及洛阳桥阻止追击。1月下旬，追兵在桥北寻找渡点，正面火力牵制与侧翼渡河相配合，守桥部队面临交通被切断的危险。军事压力同时推动军长与南京接洽；停止抵抗、撤离泉州和接受改编，成为最后阶段的实际安排。战役结束并非旧有组织自动原封不动归顺：南京随后撤换干部、缩编单位并分散安置，改变了十九路军原来的指挥关系。[7]

这个结局与一般的“换旗投靠”有区别。若长官留下、军官系统与驻地不变，归顺可以保留独立实力；如果军官被撤换、部队被拆分、补充与驻地另行安排，原集团就很难以同样形式重新行动。福建事变显示，南京已经具备在某些战场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组织改造的能力。它仍不能证明这种能力能够无差别施用于广西、四川、新疆。

对红军作战扩大了中央进入内地的机会

国共战争造成的中央地方变化，远超福建一省。国民党以大规模“围剿”、封锁和据点推进对付苏区，战争涉及土地、征兵、乡村政权及地方精英利益。共产党则通过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政权建立另一套动员体系。这不是把某位省级将军换成另一位将军的竞争。

南京需要地方军队协助，又担心地方将领借战争保存实力。地方将领既可能要求中央援助，也可能担心中央军进驻后不再退出。于是，联合作战中的道路修筑、驻军、供给和行政协调，都成为重新安排权力的机会。中央军进入一省，起初可以借助省方的请求；以后是否撤走，则取决于中央与当地武装的力量对比。

1934—1936年红军长征将战争带入更广的西南与西北地区。贵州、云南、四川的地方当局对红军、中央军和省内竞争者分别有自己的判断，有的阻截，有的避免主力决战，有的借中央力量改变本省权力结构。不能把所有调动理解为南京从一开始就能完全控制的计划。四川在二刘战争之后与中央发生的新关系，详见第九篇；滇黔不同的权力基础见第八篇。

新疆又提供了一条不同路径：地方政权的军事生存受到苏联援助和边境形势的深刻影响，南京的法定省制不等于直接军事控制。其战争与外援过程见第十一篇。将这些地区放在同一幅全国地图上，应标注控制的方式与程度，而不能仅以省份归属颜色代替实际关系。

两广事变：广东崩解与广西妥协

1936年胡汉民去世后，西南政治集团失去一位重要的党内领袖。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号召组织军事行动。粤军沿粤汉交通方向进入郴州，桂军经永州向北，企图进入湖南腹地；南京调兵占住衡阳等交通节点，使两路无法继续向长沙、武汉发展。推进停顿后，双方还须顾及江西、福建及贵州方向的侧翼压力。南京同时从两广部队内部寻求支持者。这场危机有真实的对日政策争执，也有中央与地方争夺军政权力的内容，两者并不互相排斥。[8]

广东方面的弱点很快暴露。陈济棠虽拥有长期经营的省政和军事资源，却没有保证所有空军人员与陆军将领服从其反蒋决定。空军转向南京，余汉谋等陆军将领脱离陈，破坏了陈维持行动和退守广东的条件。陈在7月离开广东，南京无需打一场消耗全省的决战，就改变了广东最高军事领导层。[3][8]

这种结果不能用“花钱收买”四字解释完毕。金钱、任命与地位固然是争取军官的手段，但军官还须判断陈能否获胜、南京会否承认其部队、继续作战是否威胁本身的生存。中央既拥有战场压力，也能提供全国性的军职与政治承认，才使军内分化产生决定性后果。

广西并未照广东的方式迅速崩解。李宗仁、白崇禧控制部队的能力较强，桂军退回本省，动员防御，南京继续进攻将付出更大代价。双方经过7、8月的对峙和交涉，在9月形成妥协：广西接受全国政治框架，李、白仍保留本地军事组织的重要地位。美国外交报告将之概括为中央权力的扩大；但若把这种表述理解为中央已经可以任意撤换广西全部军官，便超出了事件本身能够证明的范围。[3]

两广危机同时给出两种整合结果。广东通过原集团内部的倒戈更换最高领导，广西通过谈判停止军事对抗。国家名义的统一前进一步，地方军队的实际改造程度却并不一致。

西安事变：抗日要求、军队生存与兵谏

1935年东北军在陕北作战受挫后，张学良逐渐与中共接触。红军希望解除军事压力并争取抗日联合，东北军官兵希望停止消耗并有机会返回东北；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则有陕西本地的政治与军事根基。三方合作有共同利益，但不意味着彼此组织合并，或者张、杨全部接受中共政治纲领。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继续要求张、杨参加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调离部队等安排施压。对张、杨来说，争执既涉及抗日与内战的先后，也涉及军队离开现驻区后还能否维持组织。12月12日，张、杨扣留蒋介石及有关人员，提出停止内战、抗日等要求。这一行动由张、杨决定；中共事先参与长期统战工作，与事先指挥扣蒋行动不是同一回事。[9]

兵谏没有立即解决军事危险。南京方面能够沿陇海线向西集结部队，潼关方向的压力使西安面临扩大内战的风险。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即使共同抵抗，也不能保证全国其他军队接受其政治要求。扣住最高领袖能够造成政治震动，却未必能把中央政权顺利改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周恩来等参加不同层次的交涉，促成和平解决。中共也从最初对事变的不同设想转向争取释放蒋、停止内战。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对日战略影响了这一政策环境，但不能据此把所有中国参与者的选择化约为莫斯科的一道命令。本文没有实读俄方完整往来电报，不重建逐日电报先后，也不将未经核对的所谓密约作为定论。

12月25日蒋获释，张陪同离开西安。美国当时的外交报告确认了释放结果，却明确承认不能掌握全部谈判安排。这一证据边界必须保留：后来列举的口头承诺，可以讨论其来源与后续落实，不能自动等同于双方签署、具有同一文本的正式协定。[3]

和平解决并未使张、杨安全保有原先地位。张被扣留，东北军内部在是否以军事行动要求放张等问题上分裂；1937年2月王以哲被少壮派军人杀害，进一步破坏了指挥系统。东北军随后调防、调整，杨虎城也被迫离开军政岗位。对西安地方力量而言，停止全国内战的政治成果与本集团领导地位的损失同时发生。[10]

1937年的共同抗战与仍然存在的差别

全面抗战使跨省调动、中央军与地方军协同成为迫切要求。桂军、川军、晋绥军、西北军旧部及其他军队进入全国战场，南京的全国军事领导地位获得更实际的内容。但不同部队的装备、补充、财政和军官关系仍有差别，不能以统一番号反推统一程度。

第二次国共合作又增加了一种特殊关系。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名义序列；共产党保有自己的组织与政治领导。改编同时具有全国抗战合作和保留政党军事自主性的含义。把它写成普通地方军接受中央撤并，会误解合作的制度条件。

1931—1937年，南京在部分地区获得了更强的驻军、人事和政治协调能力，日本侵略却又剥夺了中国的领土、资源及安全空间。中央权力扩大与国家处境恶化可以同时发生。军队越需要全国合作，也越会争论由谁调动、由谁承担损失、由谁提供补充。1937年适合作为战争格局改变的界线，却不适合作为地方军事组织已经全部消失的日期。

表17：1931—1937年政治军事转折年表

时间 事件 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
1931年2—5月 胡汉民被拘禁，广州另组国民政府 党内法统争执借助两广军事力量展开
1931年9月以后 日本侵略东北；宁粤推动和解 东北军失去区域基础；南方结束另立中央形式
1932年 上海抗战；十九路军随后入闽 抗日声望与地方驻军、反共任务发生冲突
1933年11月—1934年初 福建事变及南京军事镇压 十九路军失败并遭干部撤换、缩编
1934—1936年 红军长征及追堵战争 中央军进入西南和西北的新区域
1936年6—9月 两广事变 广东首领更替，广西以妥协保留军事组织
1936年12月—1937年初 西安事变及善后 停止内战取得进展，张杨及其部队地位受损
1937年 全面抗战、国共合作 全国协同扩大，军队组织差别继续存在

来源、阅读范围与反证边界

  1. 广州国民政府（1931年），已读背景、军政组织及和解部分，作为事件索引。其所列报纸、年谱未逐一调阅，不据此复原未经核对的密谈。1931年宁粤过程仍需要以报纸原版和党内会议记录进一步深化。
  2.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Q&A：昭和战前期，已读李顿报告相关日文说明，未称已读所链接的整套《日本外交文书》。材料保留日本官方机构的编纂视角。
  3. FRUS 1936, vol. IV，第460号文书，已读1936年下半年形势报告中两广、绥远及西安各段；用于核对事件与同期认知，不把美国外交官的“中央控制”直接当作组织完全统一。
  4. 一·二八事变，已查看参战单位和第五军相关叙述。仅用来核对第五军参战这一反证，不采用未独立核实的弹药与伤亡总表。
  5. 福建省地方志，《福建省历史地图集》“福建事变”文字说明，已读说明全文；福州史志“震惊海内外之闽变”，已读事件与政权部分。本文没有复制地图，也没有沿用后者忽略第五军援沪的表述。
  6. FRUS 1933, vol. III，第571号文书，1933年12月6日国务院致驻华公使电，档号893.00/12546。已读商船搜查问题；它证明外交争议，不证明外国援助福建。
  7.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1934年国民党军发起洛阳桥战役进占泉州经过》，2016年8月16日公开，已读全文。作者列举第二历史档案馆战斗详报，本文实读的是转述，未见那些档案原件；只选用撤退、渡河及组织改编的主要过程，不采用单方战果数字。福州失守日期与其他年表有异，正文保留到旬。
  8. 两广事变，用于人物、组织及转向事件索引，与FRUS报告互校；个人转向的金钱金额及私下心理不作断言。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安事变》，2014年1月7日，已读扣蒋、军事压力与谈判相关部分。它反映中共党史解释，应与其他参与方叙述对读。
  10. 朱佳木，《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2017年3月31日，已读统战及东北军内部事后分裂部分。纪念性文章的政治评价与可核对事件分开使用；不把杨虎城部简单等同于全部西北军。

本文说明的是全国关系的变化，未提供逐支部队1937年的完整拨饷表，因此不以比例量化“统一程度”。西安口头承诺、宁粤密谈及具体军官的决策心理，是目前证据最需谨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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