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阀混战10：山西、陕西与甘宁青，北方地方军权的不同道路
1911年至1937年，山西、陕西与甘宁青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北军阀模式”。阎锡山较早维持了省级军政中心；陕西有相互竞争又不断改编的军队；甘宁青则同时存在省城官员、驻军首领、地方社会与多个马氏家族的权力。三种格局影响了战争能否持续，也影响了中央任命能否真正执行。
山西：长期统治依赖什么
阎锡山的优势不只是避战。他需要维持军官任用、军队训练、兵工生产与地方行政之间的联系，使省内资源能够持续支持军队。相对稳定的统治给这些机构积累经验的时间，军事能力又使他在全国阵营之间拥有谈判条件。选择暂时不出兵，本身也要求有足以自保的力量。
所谓“模范省”是阎政权的重要自我表述，却不能当作治理成绩的总评。学校、实业、乡村组织和公共卫生可以提供实际服务，也可以承担纪律、征收和政治动员功能。某项政策具有现代化内容，与它是否由民众自主决定，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林政研究提供了比领袖口号更细的观察。山西官员希望通过地方组织推动植树、管理林木，但村庄有筹措教育经费、维持生计的需要；1930年代铁路建设需要枕木，又与保护森林发生冲突。官府能够提出全省计划，并不意味着村庄资源已经可以无条件调动。军政建设的不同目标也可能互相抵触。Micah S. Muscolino, “Woodlands, Warlords, and Wasteful Nations,” 2019
阎锡山后来参加北伐和中原大战，表明省内建设与全国竞争可以相互转化。1930年失败使他失去扩大中央权力的机会，但晋军及省内组织没有同时消失。这与一支在外省被打散、失去饷源的军队处境不同。具体全国战程见第15篇与第16篇；本篇关注的是战败之后仍然存在的地方基础。
陕西靖国军：护法名义下的多支军队
陕西靖国军形成于1917年底至1918年间，反对依附段祺瑞的陈树藩。它与南方护法运动有共同政治目标，却不是唐继尧靖国联军的一支普通下属部队。地理联系、相互声援和共同口号，都不足以证明存在直接统属关系。
1918年初，张义安在三原起兵，胡景翼、曹世英随后加入，分别形成右翼、左翼指挥。三原及泾阳方向的胜利，使起兵部队取得立足点。向西安推进时，各路并未建立稳定的统一指挥，局部优势未能转化为攻取省会。后来请于右任回陕担任总司令，正是在尝试用政治声望协调已有军队，而非从零建立一支完全服从文职领袖的新军。叶惠芬：《胡景翼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实读三原战役及组织相关章节
靖国军内部包含正规军出身者、革命党人和地方武装，各路的筹饷条件与社会关系不同。把它整体写成纪律严整的革命军，无法说明内部争执；把它整体写成土匪，又会抹去明确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努力。胡景翼被扣押期间，其他各路仍维持抵抗，说明这支军队既有共同事业，也没有完全依附一个将领。
1919年前后的南北交涉没有解决陕西的实际对峙。渭北据点与西安省级当局长期相持，地方负担也随之持续。全国议和可以要求停战，却不必然解决军队由谁供养、各路接受什么任命。对于基层军官而言，接受改编往往意味着获得较稳定的军饷和合法地位，反对改编则意味着继续承担被封锁和围攻的风险。
1921年，阎相文、冯玉祥入陕，陈树藩失势。胡景翼接受改编，原有靖国军共同名义随之瓦解。杨虎城等并未立即同意；1922年于右任到武功，仍试图恢复指挥机构，但军事处境恶化，杨部最终北撤，于离陕。这里发生的是同一阵营对生存办法的分歧，而不是一纸改编命令让所有人同时改变政治立场。陕西师范大学文化资源库：三原文史资料《于右任与杨虎城的友谊》
从国民军失败到西安围城
1924年北京政变后，胡景翼成为国民军第二军领袖，杨虎城部则进入国民军第三军系统。二者同有陕西经历，不表示此时仍是一支“陕西靖国军”。胡死后，第二军在河南的失败，使部分部队退入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则在吴佩孚支持下西进，企图恢复对关中的控制。
1926年4月，刘军抵近西安。李虎臣所部与杨虎城部共同守城，并协调咸阳、三原方向的力量。守军取消部分原有番号，以陕军名义组织共同指挥，这是一项应急的军事整合。它并不证明原有军官关系消失，但至少减少了围城条件下多头发令的危险。贾晓明：《“二虎守长安”之战》
攻方试图通过城墙强攻、地道和封锁迫使守军失败。城墙使守军能够以有限兵力集中抵抗，却无法解决粮食与燃料输入。战事拖延后，围城的主要杀伤机制越来越多地作用于城市供应：居民不能正常进出购买粮食，储备耗尽，疾病与饥饿增加。战斗死亡、饥饿死亡和疫病死亡必须分开讨论，不能把城内全部死者列作战场阵亡。
守军与地方组织筹粮、救济并进行反击，仍未能独立打破封锁。8月的援省行动与城内出击没有形成持久通道；10月的突围也未成功。围城因此不能只写成两位将领坚守后自然迎来胜利，真正改变条件的是外部战局与新的援军。贾晓明：《“二虎守长安”之战》
解围依赖一条重新建立的援军路线
冯玉祥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国民军联军接受国民革命的政治旗帜，决定由西北进入陕西，再寻求向河南发展。孙良诚、方振武等率援陕部队推进，经过甘肃及关中西部方向进入战区。先解除外围据点的压力，才能把兵力带到西安附近；若外围交通仍由敌军控制，孤立派遣一支部队抵达城下并不足以解除包围。
11月下旬援军逼近，城内守军配合反击。27日刘镇华军的包围体系崩溃，28日西安正式解围。攻守关系在这里发生逆转：围城部队必须同时面对城内出击和外部援军，其长期维持的封锁阵地不再安全。刘军退向潼关，国民军取得陕西立足点，随后参与东向作战。《西安市志》第五卷相关战役记载，检索可见段落；战役资料索引及参考文献
这场战斗有地方军队自保、全国军事联盟重组和革命动员几种同时存在的性质。国共合作中的组织人员参与宣传、救济与军事政治工作，冯军也得到苏联援助；但不能据此把每一笔军需都归入外国援助，更不能推断守军的全部行动由苏联顾问指挥。
西安革命公园保存了围城灾难的公共记忆。纪念介绍所称死亡数字与埋葬人数使用不同口径，后者也不是前者的完整名册。本文不从纪念性数字计算精确死亡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西安革命公园
甘宁青：同姓不能证明同一条军令
甘肃的军事网络延续了晚清战争形成的驻军与地方关系。马安良一支主要与河州及甘肃有关；马福祥一支在宁夏形成基础，马鸿逵是其子，马鸿宾是其侄；马麒一支以西宁、青海为中心，马麟是其弟，马步青、马步芳是其子。各支存在合作、婚姻与政治联系，但并不是一个家长能够统一指挥的“马家”。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第五章
这些军队同兰州省级当局的矛盾，涉及驻地和税收，不只是宗教身份。国民军进入甘肃后，军事征收、地方首领权利和既有社会冲突相互激化。1928年马仲英在河州方向起兵，数次围城未能稳定占领，继而在国民军反击下转移。Lipman把他的甘肃战争放在持续约三年的区域动荡中讨论；不能把河州围城、河西转战和后来入疆压成一场连续胜利。Lipman，第五章有关甘肃冲突部分
可分出的主要阶段是：1928年河州反复围攻后，吉鸿昌等国民军部队反击，马部退向岷州；年底转攻西宁受阻，改向湟源、河西行动。1929年马部进入民勤，吉鸿昌从武威方向追来，双方在洪水河沿线交战，马部又转入宁夏。战场从城镇围攻变为长距离追逐，马能保存流动部队，却未得到稳定省级辖区。《马仲英》“征战甘肃”正文。该传记别处有年代混杂，本文不采用其未经核对的精确人数与日程；这些大阶段同英文研究所述区域范围相合。他后来进入新疆的战程见第11篇。
1928年决定设置宁夏、青海两省，随后建立省政府，给当地军政势力提供了新的制度地位，却没有凭行政区划消除竞争。马麒死后，马麟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军权逐渐增强；省主席职衔与实际军事权重，因而并不始终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宁夏方面，马鸿逵在1932年获任命后赴任，也必须处理马鸿宾及既有部队的关系。银川党史网有关马鸿宾、马鸿逵的文史材料
1933年孙殿英获青海西区屯垦名义，率军西进。对当地军队而言，大批外军进入意味着新驻地与粮饷要求，马鸿逵、马鸿宾及青海马氏部队因而联合拒止。1934年1月，孙军从磴口、石嘴山推进至黄渠桥，进攻平罗受阻；刘月亭部绕过平罗，沿唐徕渠逼近银川。马鸿逵守军与城外部队反击，青海韩起功部攻击孙军侧翼，战斗转为城郊拉锯。
2月，孙军再攻未能夺城。晋绥军到临河、中央军进中卫，进一步限制其回旋；南京停饷、撤销屯垦机构，孙失去原有政治凭据，战败退出，部众接受整理。《四马拒孙之役》“战役经过”正文及引目。战果依靠城防、野战增援和外部封堵共同形成，不能只归功于某一家骑兵。各部共同拒孙后仍保留各自指挥关系，联盟没有变成一支统一的“马家军”。
西北各地的民族、宗教与地方社会关系，必须进入解释，但不能取代具体责任判断。一场涉及回、汉、藏等群体的战争，不意味着每个群体成员都是参战者；军事首领也不能代表所有同信仰居民。1936—1937年河西走廊对西路军的战争，涉及国共战争与地方军事集团的结合，不能改写为不同民族天然敌对的证明。
年表：省权、改编与地方战争
| 时间 | 事件 | 观察重点 |
|---|---|---|
| 1911年以后 | 阎锡山经营山西 | 军事、行政与地方资源逐步结合 |
| 1917年底—1922年 | 陕西靖国军兴起、对峙与改编 | 共同政治目标未消除各路军权 |
| 1926年4—11月 | 西安围城与解围 | 城防、城市供应、外围援军共同决定结果 |
| 1928—1929年 | 甘肃地方战争，宁夏青海建省 | 新省制与既有军事网络同时存在 |
| 1930年 | 阎锡山参加中原大战失败 | 全国失利没有立即摧毁山西基础 |
| 1933—1934年 | 孙殿英西进与宁夏拒孙战争 | 不同马氏部队因共同威胁结盟 |
阅读范围与解释边界
甘肃战程另实读《马仲英》“征战甘肃”段落，与Lipman的战争范围对照；拒孙战争实读百科“战役经过”章节，未把该页列出的原书页码冒充本次查阅页码。逐日细节、各方精确伤亡及不一致的出生年龄不作定论。
本篇实读Muscolino英文论文相关部分、Lipman英文专著第五章有关民初军政的段落、叶惠芬论文的三原与组织章节、《“二虎守长安”之战》全文及三原文史资料相关正文。地方志PDF和银川网站部分入口未成功完整打开，使用的是检索可见段落，并以可读材料核对主要次序。后出纪念文章里的现场对话、精确歼敌数，未作为本文论据。
山西证明军事政权能够组织持续的地方建设；陕西证明同一政治名义下可以存在不同军令；甘宁青证明宗教、亲族与中央职衔不能单独解释联盟。以上判断并不意味着三个地区各有一种永久模式：外部战争、部队出省、中央军进入，都可能改变原来成立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