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伊朗的反对派重新公开活动时，并没有共同的革命日程。律师和民族主义政治家要求限制王权，作家争取出版自由，大学生反对警察进入校园，宗教人士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许多人提出的仍是让国王遵守宪法。到1978年9月，推翻君主制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示威者的要求。这一变化经过了一连串具体的选择：谁愿意公开署名，谁为死者举行追悼，谁提供集会场所，谁下令开枪，以及人们为什么不再相信政府的解释。

有限开放首先改变了行动风险

1977年的松动与卡特政府强调人权有关，但不能写成美国宣布开放、伊朗社会随后照办。国王同时需要改善国际形象、纠正经济管理问题，并争取受教育中产阶层合作。他准许部分批评出现，却仍把王位、宪制基础和白色革命放在讨论边界之外。这种有限开放提供了机会，也保留了随时收紧的条件。

美国驻德黑兰使馆1977年7月25日的报告记录了两类公开信：一封由民族阵线前辈署名，要求国王统而不治；另一封由约四十名作家知识分子署名。报告转述，一名签署者相信，在当时的人权气氛下，政府不敢把他们全部关起来。这个判断未必准确，却直接影响了是否出面的决定。使馆同时主张美国低调处理，避免公开表态被理解为支持反对派。它反映的是机会预期与政策试探，不能拿来证明华盛顿已经决定推翻盟友。美国驻伊朗使馆：《Straws in the Wind》，1977年7月25日

这些活动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特点：提出批评的人并非普遍排斥现代教育、妇女参与社会或工业化。他们争论的是谁有权作决定、批评能否公开、政府是否必须接受约束。把后来的革命一律解释成传统社会对现代化的反抗，会把这批参与者从起点上删除。

十夜诗会让不满变成公共经验

10月10日至19日，伊朗作家协会与歌德学院合作举办连续十晚的朗诵和演讲。主办方之一是曾被迫停止活动的独立作家组织，议题包括审查、思想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社会不平等。人数超过场地容量后，扩音设备把内容传到附近街道。演讲录音又被复制传播。Houchang E. Chehabi：《Goethe Institute》

诗会的政治作用不必靠夸张人数解释。此前，一个人在私人谈话中批评政府，不容易判断别人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公开聚集让参加者知道，类似意见并非孤立存在；活动连续举办，又使参加者看到政府暂时没有全面镇压。场地、组织者声望和共同在场，都降低了下一次活动的协调难度。录音还说明，现代传播工具的使用者包括世俗知识界，不能把整个革命的录音传播都归到清真寺名下。

文学活动没有自动产生一支统一政党。大学、职业团体和宗教网络各有关系与语言。一场活动成功，至多让其他人看到公开表达的可能。它能否转为更广的政治动员，仍取决于随后发生什么，以及不同组织能否把彼此的不满联系起来。

库姆：侮辱性文章怎样引出致命冲突

1978年1月，《消息报》刊出攻击流亡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文章，通常以1月7日为刊发日期。1月9日，库姆的宗教学生、商人和支持者抗议，集市停业，安全部队开枪，造成死亡。事件把对一位宗教人物的攻击，转成了国家是否可以向抗议者使用致命武力的问题。

库姆死者究竟有多少，须把消息来源分开：当时报刊记录的官方数字为6人，宗教反对者提出70余人。《华盛顿邮报》，1978年1月20日报道这两项都是当时的声称，本文未取得可以逐名复核的完整登记，不能把它们取平均后称作真实人数。可以确定的是，安全部队造成死亡，消息进入宗教学校、商人关系和家庭网络。准确记录死者，与解释较大数字当时产生的动员作用，是两项不同工作。Suzanne Maloney、Keian Razipour：《The Iranian Revolution—A Timeline of Events》

地方当局原本可以把停业与请愿当作治安事件处理；开枪以后，组织者有了新的集会理由，也有了更难被斥为个人野心的政治语言。教士可以主持悼念，商人可以用关店表示支持，学生可以把冲突解释为专制。参加者不必先接受同一套国家蓝图，就能共同要求追究死者的责任。

大不里士与四十日追悼的扩散

2月18日，库姆死者的四十日追悼在大不里士引发冲突。当地后出的波斯语报道把起点追溯到清真寺外的对峙：警官哈格谢纳斯枪杀青年穆罕默德·塔贾利，此后人群扩大，部分银行、电影院及王朝组织设施遭到攻击，军队介入。报道含受访者回忆及官方纪念叙事；具体第一枪的细节尚缺本文能独立校勘的当日原始卷宗，不能把后出的完整故事当成现场逐时记录。《自由时代》，2021年2月17日大不里士事件回顾

伤亡也应保留不同记录：1978年报道所载官方为9死、125伤。《华盛顿邮报》，〈Shah Moves to Defuse Iranian Dissent〉上述波斯语回顾中的一位受访学者称14人死亡，却没有附逐名登记。由于官方公布、回顾访谈和革命动员中的较大数字不是同一种统计，本文不据此确定最终人数。国家武装使用致命武力和示威者实施破坏可以同时发生；个别破坏不构成向所有在场者开枪的许可。此后追悼又引出新的集会和死伤，三月至五月活动扩展到更多城市。

攻击财产是抗议过程的一部分，不能因为后来革命获胜便从叙述中删去。它可能扩大对王朝的压力，也会使商户、居民或较温和的参与者害怕运动失控。需要分别判断哪些人组织和平集会、哪些人实施攻击、国家怎样回应；一处发生暴力，不足以证明所有追悼者都在参与暴动。

四十日习俗提供了可以预先知道的日期。清真寺和宗教学校提供场所，地方教士发出邀请，集市停业使抗议可见。死亡消息沿这些关系传播后，下一城的行动者不必从零设计一场集会。一次地方冲突因而可以获得全国关注，政府很难把每个地点都解释为互不相干的小规模骚乱。

这个过程也不能写成每隔四十天必然扩大一次的机械循环。1978年春夏，抗议的规模与频率有起伏，教士对策略的意见不同，有人倾向谈判，有人要求彻底推翻王朝。随后斋月集会、普通葬礼、校园活动和罢工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把所有行动排成整齐的四十日链条，会掩盖地方组织的选择，也会使革命看起来从一月起就没有中止的可能。

同一种悼念形式，在不同地方也会产生不同结果。当地教士是否支持、商户是否停业、警方怎样处置、家庭是否担心年轻人被捕，都会影响实际参与。组织者需要把外地死亡同本地生活联系起来，才可能说服更多人承担风险。宗教习俗提供了熟悉的表达方式，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判断决定了这种方式能够动员谁。

社会构成同样在改变。艾哈迈德·阿什拉夫和阿里·巴努阿齐齐的研究把早期学生、知识分子、年轻商人与激进教士，同后来加入的中产职业群体和公共部门雇员区分开来。他们也指出，教士并非全体追随霍梅尼，许多工业工人并未同步参加早期活动。较稳妥的叙述是联盟逐步扩大，而不是全国社会一开始就共同起义。Ashraf、Banuazizi：《Class System vi. Classes in the Pahlavi Period》

农村人口的参与更不均衡。全国性街头抗议主要发生在城市，但事件发生地不等于参与者的居住地。埃里克·胡格伦的农村研究由出版社概述为：一部分村民没有在危机中保卫王朝，另一些人进入城市抗议，城乡迁移又把村庄家庭与城市劳动者连接起来。这能修正“农民完全缺席”的说法，不能据此推算全国农民支持革命的比例。没有参加示威的人，也可能在观望、维持生计或避免风险；沉默本身不足以判定政治忠诚。Hooglund，Land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960–1980，1982年；此处实际读取出版社内容介绍，未通读全书

联盟可以共同反对国王，却没有共同的未来

反王朝语言的交会，帮助解释了霍梅尼影响力的增长。他长期流亡，与国内政府没有妥协关系；对王朝的持续否定，使他比愿意谈判的政治人物更容易成为抗议的象征。宗教仪式把这种象征带入熟悉的社会关系，学生和知识分子则把自由、独立、反帝和社会正义带进相同的运动。

这些词允许合作，也留下了分歧。“独立”可以意味着结束外国干涉，也可以包含排斥文化上的西方影响；“自由”可以指取消审查、恢复宪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使穆斯林社会摆脱不正当统治。参加者同喊一句口号，不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同意由谁解释法律、谁决定候选人资格，或妇女与宗教少数群体将享有哪些权利。

后来有人把这种合作概括成世俗派受骗。这个解释触及了信息与权力的不对称，却仍不充分。合作发生在王朝压缩独立政治组织、公开反对代价很高的环境中。缺少合法渠道的人，会选择当时最能聚集支持的共同目标。部分知识分子低估了教士组织的优势，部分宗教参与者本身也尚未接受后来完成的制度。必须分别考察他们公开主张了什么、知道多少，以及是否愿意为保留联盟而推迟争议，不能替每一位参加者安排同一种心理。

合作也产生了可以观察的代价。为了不分散反王朝行动，组织者可能暂缓争论未来的司法、财产和政治代表制度；这些分歧被推迟，并没有消失。等到共同敌人失去权力，参加者就要在已经改变的力量对比下重新谈判。理解这种先合作、后争夺的过程，比把所有异议者预先归入赢家或输家，更能解释革命联盟的变化。

雷克斯电影院：灾难、指控与证据

1978年8月19日，阿巴丹雷克斯电影院发生纵火，数百名观众死亡。阿巴丹是石油工业中心；灾难发生在普通居民观看电影的场所，使政治冲突进入了原本不参加街头活动的家庭。常见研究估计死者约四百人，具体总数存在差异，尚不能据此给出经过逐名核实的结算。Gregory Brew：《Selling a Revolution》，《Iran Reframed》书评圆桌导言

当时许多人相信纵火由萨瓦克制造，目的是嫁祸宗教反对派。此说的政治效果巨大，但传播广泛不等于已经证实。博鲁曼德人权中心依据审判记录、报纸和访谈重建的侯赛因·塔克巴利扎德案，提供了不同证据：他承认与同伙纵火，描述了自己的革命目的和宗教联系。现有证据更支持参与者来自反王朝的宗教激进圈，而不是把“萨瓦克纵火”当作定论。博鲁曼德中心：侯赛因·塔克巴利扎德案，波斯语

这一判断仍有边界。1980年的审判存在严重程序缺陷，相关证词和供述不能全部照单全收；参与者同情霍梅尼，也不能证明霍梅尼本人下令。纵火者、帮助者、地方关系、政府消防与救援责任，以及最高层是否知情，需要分别举证。用一场存在疑点的审判证明王朝蓄意屠杀，或反过来证明整个革命由教士密谋制造，都超过了材料。

雷克斯事件之所以打击王朝，不只因为发生了灾难，还因为官方解释已经缺少信用。过去的审查、秘密警察活动与真实镇压，使不少人先按最坏的可能理解政府。这个事实解释了未经证实的指控为何有效，却不能让历史研究把当时的怀疑继续当成事实。

黑色星期五：数字必须与责任分开

8月27日，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接替阿穆泽加尔担任首相，尝试以和解姿态争取宗教界。9月初的大规模游行证明，让步没有立即恢复控制。9月8日，戒严实施后，军队在德黑兰贾莱广场等地向聚集者开枪。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五。

革命宣传与部分早期外文叙述曾使用数千人死亡的数字。人权研究者埃马德丁·巴吉后来给出的回溯统计是：贾莱广场64人，德黑兰全市当日88人。两者对应不同地理范围，不能当成彼此矛盾的同一统计，也不能再把全国其他日期死者加进去。这一数字见于巴吉2019年接受欧洲新闻台波斯语采访的转载，尚未以原始登记簿独立复核。巴吉访谈，2019年12月2日转载

较低的回溯数字并不改变军队使用致命武力的事实。屠杀的政治意义也不按死亡人数等比例增加。新政府刚作出和解姿态，街头就再次出现开枪；参加者很难知道，遵从一个部门的承诺后是否会遭遇另一部门的镇压。愿意谈判的反对派因此更难保证妥协者的安全，坚决拒绝王朝的人则更容易说服支持者继续抵抗。

黑色星期五以后，局势仍未自动走向1979年2月的结局。军队仍有武器、指挥机构和大量人员，政府仍能任免官员，许多人害怕失业、内战与宗教强制。王朝最终垮台，还需要公共部门停摆、石油罢工、政治让步失败和军队内部关系改变共同发生。九月的死亡显著收窄了妥协空间，却不能单独解释后面五个月。

开放是否只是给激进派可乘之机

“国王若不开放，革命便不会发生”有一部分机制依据：公开活动的确降低了组织成本，反对派利用了新出现的空间。问题在于，它把开放之前积累的政治排斥、经济矛盾和组织弱化放到了因果链之外，也默认持续高压可以没有代价。有限开放没有建立可信的竞争规则，反而让批评者不断猜测允许到哪里；恢复镇压时，又破坏了刚形成的信任。

同样不能从悲剧结局倒推出每次妥协都没有意义。1977年的公开信、诗会与1978年春夏的起伏，显示不同阶段仍存在较温和的要求和不同选择。到九月，反对派更难控制自己的激进成员，政府也更难以承诺约束安全机构。解释革命的任务，是说明这些选择如何逐步变窄，而不是宣布某个民族、某种宗教或一场会议早已写好了结果。

本篇年表

日期	行动及直接后果
1977年上半年	知识分子、律师和民族主义政治人物通过公开信批评权力集中，试探有限开放边界。
1977年10月10—19日	“十夜诗会”扩大公开表达范围，录音帮助演讲继续传播。
1978年1月7—9日	攻击霍梅尼的文章引发库姆抗议；安全部队开枪造成死亡。
1978年2月18日及春季	大不里士追悼升级为冲突，悼念与新死伤推动跨城市动员。
1978年8月19日—9月8日	雷克斯纵火、首相更换和黑色星期五先后发生，政府解释与和解承诺进一步失信。

资料与阅读范围

库姆数字依据1978年1月20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导语；大不里士部分读取该报3月3日页面的官方数字，以及波斯语《自由时代》2021年回顾的枪击叙事、受访者回忆和14人说法。后者使用革命纪念框架，未核得其引用的全部档案原件；本文没有将它转述的全部人数或动机判断采为事实。

本文使用美国使馆1977年7月25日报告的在线OCR；其扫描文字有识别错误，未据此制作逐字中文译本。歌德学院条目阅读了“十夜”相关段落；阶级研究阅读了革命联盟部分；布鲁金斯年表用于交叉核对顺序，其个别日期及流亡表述与其他材料有出入，未全盘采用。雷克斯部分阅读了博鲁曼德中心波斯语案件叙述及Brew导言，未观看全部审判录像。黑色星期五数字来自巴吉访谈，没有取得完整死者登记簿。原始材料能够证明当时的说法或行动，并不自动证明说话者对责任、动机和社会支持的全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