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史03：外西北与伊犁交涉
本篇属于《中国边疆、国家形成与领土及海洋争议》。系列导读与总年表。
1864 年的塔城勘界和 1881 年的伊犁交涉，不能合并成一次割地，也不能用“左宗棠出兵、曾纪泽谈判，失地全部收回”概括。前者把包括清朝卡伦和纳租牧场在内的边疆空间划入两国界线；后者规定俄方交还伊犁大部、恢复清朝统治，却保留了西部割让、其他地段改界、赔款和商业特权。1881 年相对于未获清廷批准的 1879 年方案，确有重要改善；相对于占领以前的状况，仍有显著损失。这两个比较基准必须同时保留。1864 年约第 4—5 条；1879 年约第 7、18 条；1881 年约第 1、6—9 条
一片边疆，不是一种统治关系
“外西北”适合说明中国历史叙述中对西北失地的回顾，却不能代替逐段调查。清代文书所说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哈萨克游牧地，政治关系并不相同。乾隆朝对哈萨克首领的册封、对越卡游牧的许可与征收租马，也不同于在某地设置衙门、派驻官兵。张帅依据《清实录》和满文寄信档汉译所作研究指出，1767 年形成的办法允许部分牧民入卡过冬，按牲畜征收租马，春季再退出；牧民不断寻求冬牧场，参与塑造了这套制度。张帅，〈清代哈萨克租马研究〉第一节
因此，判断一片草原是否曾受清朝管辖，至少要问：谁巡查、向谁交纳、由谁裁断纠纷，以及这种权力在哪个季节能够执行。不能因为没有府县就断言没有政治管辖，也不能把首领受封一律换算为与内地府县相同的领土主权。清廷的版图主张、边吏实际办事范围和牧民的迁徙路线，可以重叠，也可以错开。1864 年条约处理卡伦迁移、居民归属和租地农场，恰好留下了这些不同层次的痕迹。1864 年约第 4—5、10 条
图1：A. Petermann编图、H. Lüddecke修订，《Stielers Hand-Atlas》1891年版第56图，Justus Perthes，哥达出版，原题 Nord- & Mittel-Asien. Übersicht des Russischen Reiches，比例尺1∶20,000,000。图面上方的政治图例区分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国家；七河、伊犁和天山位于图面下部。它适合辨认伊犁与周边地区的大致位置，尺度不足以复原牧地或逐段界址。地图晚于1881年条约，也不是该约附件；着色表达制图者的政治分类，不足以独立证明每处实际控制。这里展示保留图例的完整图，未添加边界线。来源：Commons原图与公版说明，PD-old-100-expired。
1864 年：线划在哪里，人就归谁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常称塔城议定书或楚古恰克议定书，签订于 1864 年 10 月 7 日，俄历为 9 月 25 日。条约用山岭、河流和卡伦描述从沙宾达巴哈向南直到葱岭的边界，并以附图红线相互印证。这是一条长距离边界，不是围绕伊犁城划出的局部范围。山名、河名进入条文，也不意味着每段山地都已有连续、清楚且双方一致承认的实测线。1864 年约序言、第 1—3 条
最能说明实际权力变化的是第 4 条：落在俄方的新界内的清朝旧卡伦，可以暂留；相应地段界标立定后，须在一个月内撤到清方。第 10 条又处理巴克图以西五处向清方缴租的农场，给其居民十年迁离期限。既然已有卡伦、租税和迁撤对象，就不能把这次划界说成双方只在完全无主的空地上第一次画线。反过来，条文也不足以证明界线以西每处都曾有同等密度的清朝行政管理。1864 年约第 4、10 条
第 5 条的办法尤其严厉：居民留在换约时所在的游牧地方，土地划归哪国，居民便随之归属；越界者须送回。决定归属的是缔约者选定的地理界线，并非居民逐户投票。第 6 条另订分段会勘、设置界标等程序，第 8 条禁止阻塞或改变跨界水流。这些规定显示，边界需要官员、界标、水源和居民管理共同执行；签字只完成其中一层。1864 年约第 5—8 条
卡伦究竟指常设卡还是季节性移动的卡，也会改变线的位置。俄文史料整理者特别提示：相关满文措辞与俄文概括存在需要辨析之处，俄方重视以偏东的常设卡作为依据。这个校勘线索有价值，但本文未直接核读满文原件及全部附图，不能凭编辑注释复原每段旧界，更不能据此计算一个精确面积。1864 年约编者注 7
1871 年占领为何长期未能结束
1860 年代新疆战乱使清朝在伊犁的统治崩溃，当地形成伊犁苏丹政权；它与阿古柏控制的喀什噶尔等地不能视为同一个政权。1871 年，俄军占领伊犁。俄方把占领说明为暂时措施，并提出清廷恢复控制能力、保证居民安全后交还。1881 年条约第 1 条仍正式使用“暂时占据”的表述，但同时保留西部地区：暂时占领的名义与最终取得永久领土并不矛盾。俄使布策夫 1878 年备忘录的史料导言；1881 年约第 1 条
俄国官员之间也有分歧。1878 年 11 月，驻华公使布策夫在内部备忘录中列出保留伊犁的理由：上游谷地富庶，四周山岭和少数山口有利于防守；把它交回，还可能巩固清廷在天山南路的地位。他本人却主张交还。理由并非相信俄军必败，而是担心清廷断绝贸易、恶化整条长边境的关系，使一处占领带来超过所得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这是俄方当时的成本判断，不能当作对清军战力的客观鉴定。布策夫备忘录正文，第 208—211 页
1876—1878 年清军重新控制新疆大部，使“清廷无力接管”越来越难以充当延迟交还的理由。左宗棠的《覆陈边务折》对此有直接指责：俄方原称乌鲁木齐、玛纳斯恢复后归还，后来南疆诸城也已恢复，却仍占伊犁。军事进展改变了谈判条件，但没有直接解决俄方对山口、土地、贸易与偿款的要求。《左文襄公奏稿》卷 55，〈覆陈边务折〉
崇厚签了什么，曾纪泽改变了什么
1879 年 10 月 2 日，崇厚在里瓦几亚签订条约。第 7 条拟让俄国保留伊犁西部及特克斯河谷，并以山脉、河流和山口划定范围；第 14 条还拟开放经嘉峪关、西安、汉中通向汉口的陆路贸易。清廷担心，拿回若干城镇却失去南面的通道，会使伊犁难守，并损及其与天山南路的联系。这个反对理由可以在条文和当时诏令中核对，无须借助“签约者不懂地图”的传说。1879 年约第 7、14 条；《左文襄公奏稿》卷 55，〈覆陈交收伊犁事宜折〉所录上谕
1879 年文本的第 18 条明确要求两国皇帝批准并交换批准书。清廷拒绝批准，故不能说该约已经完成割让，后来曾纪泽又把已经依约割出的同一片土地“收回”。准确的说法是：他修改了已经签署、但未完成双方批准的安排。签约仍产生外交压力；清廷给崇厚全权、使臣能否偏离训令、拒绝批准应承担什么政治代价，是不同问题。李鸿章当时提出修改条款而慎言战争，也不能仅凭这一立场就认定其赞同所有让步。1879 年约第 18 条；汤仁泽，〈崇厚与晚清外交〉，末两页所引李鸿章奏折
1881 年 2 月 24 日签订的新约，主要交换关系可以逐条对照：
表1：1879年签署方案与1881年新约的主要条款差异。
| 事项 | 1879 年签署文本 | 1881 年新约 |
|---|---|---|
| 伊犁南部 | 第 7 条拟将特克斯河谷纳入俄方 | 第 7 条保留西部割让，撤去此前特克斯河谷划俄安排 |
| 偿款 | 第 6 条，500 万金属卢布，一年付清 | 第 6 条，900 万金属卢布，两年付清，涵盖驻军费用及俄方人员财产损失等 |
| 西路商道 | 第 14 条包括西安、汉中、汉口 | 第 14 条嘉峪关路线止于嘉峪关；其他商路仍须分别判断 |
| 新疆贸易税 | 第 12 条给予免税贸易 | 第 12 条明确为暂时免税，商贸发展后可议定征税 |
| 新增领事 | 第 10 条列出多处拟设地点 | 第 10 条缩减即时增设范围，其他地点待贸易发展再议 |
不过，商业条款及附规的通常重议周期由五年延至十年，改约并非每项商业条件都更有利于清方。表中比较依据为两约相应条款，重议期限见各约第 15 条；赔款不能与割地面积作机械换算，也不能把“暂不纳税”写成已经恢复征税。1879 年约；1881 年约
曾纪泽所作选择有明确次序。《清史稿》保存其奏议的转录：边界最难改变，应优先坚持；通商条件尚有修订机会；偿款可以作较大的让步。这部后出的史书不能替代奏折原件，却与两份条约的实际差别吻合。这里的成绩，是在没有全面战争的条件下改进领土和交通安排，同时接受其他代价，不是把俄方所得全部取消。《清史稿》卷 446“曾纪泽”；卷 153“光绪”
有军队作后盾，不等于只有开战一种选择
认为左宗棠的军事实力使改约成为可能，有充分理由：如果清军不能恢复新疆大部，即使俄方表示愿还，清廷也缺乏接收和维持统治的能力。但“因此继续施压就能收回全部失地”超出了证据。左宗棠 1879 年催饷奏折记载，当年截至六月、连闰七个月，应到协饷 441 万余两，报解 207 万余两；再扣还旧借款等款，实际转解到甘肃不足 100 万两。借款能填补眼前缺口，偿本付息又挤占后续军费。军队驻留和接管善后都要持续支付成本。《左文襄公奏稿》卷 55，〈请敕催各省关赶解协饷折〉
当时存在几种真实选择：以战备争取改约；拖延接收、继续交涉；接受较差条款换取迅速交还；或者发动战争。曾纪泽反对将击败阿古柏等同于能击败俄军，也反对长期弃置伊犁，因为边军不能无限期驻留而不消耗粮饷。俄使布策夫则认为俄军可能获胜，却未必能以合理成本迫使清廷接受结果。双方的这些意见，构成“胜利必然属于主战者”最强的反证：有利于谈判的威慑，未必应当真正转化为战争。《清史稿》卷 446所录曾纪泽奏议；布策夫备忘录，第 209—211 页
居民的选择，受土地与期限约束
1881 年约第 2 条要求清廷不因动乱追究伊犁居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分其族属或信仰，并在交接前宣布；第 3 条允许居民留下为清朝臣民，或迁入俄境入俄籍，交接后留出一年迁移。第 7 条把俄方保留西部地区的理由写成安置迁民。居民选择的是迁走还是留下，不是投票决定某片土地属于哪国。1881 年约第 2—3、7 条；中文转录可对读
这项选择也不是搬走全部既有权益。第 4 条保护一般俄国人在伊犁的既有不动产。这项土地所有权保障不适用于交接时改入俄籍的伊犁居民；贸易圈外的俄人地产还应同中国居民一样纳税。家园、耕地、灌渠、亲属和今后的安全，未必能装进可以随身带走的财物。条约有免予报复的保证，不足以证明每位居民相信保证，也不足以证明所有迁民均遭强迫。1881 年约第 3—4 条
1881—1884 年赴七河地区等地的迁徙，进入了今日哈萨克斯坦关于维吾尔、东干及哈萨克人历史的叙述。当地哈萨克语材料常强调对清军报复的担忧、俄国安置人口的利益以及重新获得耕地的困难。本文据此承认迁徙视角的重要性，但不采用其中未经原始名册复核的精确总数：相关网页有族别口径不一、年代误排，甚至将免惩处及迁居条款误标为第 7 条的情况。作为当代历史叙述，它值得分析；作为人数和条文定本，须另行校核。e-history.kz 哈萨克语教学页；2023 年署名文章
1883 年《科塔界约》把生计问题写得更具体：一些哈萨克部落的冬夏牧场都划入俄方；另一些冬牧场仍在清方，夏牧场却归俄方。第 2 条要求在一年内选择归属、完成迁移，之后不得继续越界移动。第 3 条又允许两侧居民取边河水开渠灌田。季节性游牧需要往返，而固定国界要求分属，两者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听其所愿”就消失。《光绪条约》卷 9，〈科塔界约〉第 2—3 条
同卷所收奏折还记载，居民听说将被划归俄国后不愿迁让；边吏提出暂缓勘界、另找牧地，曾纪泽则担心延误重新引起争执；后来拟发的抚恤款也尚未到位。条约让步、现场交涉与居民安置由不同人员承担，进度并不一致。因此，1882 年伊犁中段界记以及 1883 年科塔划界，是整个变化的重要环节，不能被压缩成“1881 年签约，事情结束”。《光绪条约》卷 9所收总署、升泰等奏折；故宫条约目录，典藏号 910000120、910000124
面积数字能说明什么
“44 万平方公里”“51 万平方公里”经常用于概括外西北损失，但数字必须附带起点、终点和地块范围。1864 年约与 1881 年约正文并不提供这样的现代面积总计；后续界记还有现场调整。若某个“51 万”已包含“44 万”，再把二者相加就是重复计算；若把未生效的 1879 年拟议割让也加入实际损失，同样混淆了法律状态。关于 1864 年的 44 万说法，可在历史地图平台的说明中找到，但该说明没有公布可复算的边界多边形。中央研究院历史地图平台相关图说
本文据此判断：1864 年确实存在清朝既有卡伦和管辖权益的缩退；1881 年确实恢复了伊犁大部的清朝统治，也保留了新的领土让步。这些结论由条款支持，可信度高。至于每阶段损失多少平方公里、某村某牧地如何执行迁民、每类居民实际有多少人迁走，尚需界图配准、双方名册和地方档案，不以整数代替调查。今天的中亚国家边界与清代条约之间，还隔着俄国、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法律和政治过程，相关文件与现状见第四篇。
就现状而言，中哈勘界于2002年完成；中国外交部2026年6月的说明确认，中吉历史遗留边界问题已经解决。因此，这篇文章中的“失地”指向清俄时期的历史变动，不把已经订界的中亚国家领土统称为今日仍由俄罗斯占据的争议地区。哈萨克斯坦外交部2019年10月16日说明、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2026年6月
年表：从季节性牧场到分属的边界
表2：西北划界、伊犁交涉与迁徙。月日采用公历，俄历对应日期另见正文；只确认到年的事件不补造月日。
| 时间 | 事件与后续影响 | 定位来源 |
|---|---|---|
| 1767 年 | 租马办法形成，部分哈萨克牧民可入卡过冬；季节性使用与政治管辖并存 | 张帅，第一节 |
| 1864 年 10 月 7 日 | 塔城议定书划定长距离边界，规定卡伦撤移、居民随地归属 | 第 1—6 条 |
| 1871 年 | 俄军占领伊犁；“暂时占领”成为随后归还交涉的共同表述 | 1881 年约第 1 条 |
| 1876—1878 年 | 清军恢复新疆大部控制，索还伊犁的现实条件改变 | 左宗棠〈覆陈边务折〉 |
| 1878 年 11 月 | 布策夫分析占领收益与长期敌对的代价，主张附条件交还 | 备忘录正文 |
| 1879 年 10 月 2 日 | 崇厚签里瓦几亚约；拟议割让特克斯河谷，后未获清廷批准 | 第 7、18 条及编者注 |
| 1880 年 | 曾纪泽承办改约，讨论战、守、和及各项让步的轻重 | 《清史稿》卷 446 |
| 1881 年 2 月 24 日 | 圣彼得堡新约签订，调整边界、偿款与通商条件 | 第 1、6—15 条 |
| 1882 年 | 伊犁中段界记签订，原则性约文继续落实为现场界址 | 故宫目录 910000120 |
| 1883—1884 年 | 科塔定界与安置继续；部分迁徙延至 1884 年 | 科塔界约第 2 条；哈萨克语迁徙材料 |
资料与阅读范围
本文直接阅读了俄文 1864、1879、1881 年条约的学术整理转录，及 1878 年布策夫备忘录正文；1881 年约另与中文网络转录交叉核对。1864 年俄文原件档号为 АВПРИ，Ф. Трактаты，Оп. 3，1864，Д. 887/156，Л. 1—11 об.；1879 年为同全宗，1879，Д. 892，Л. 1—13；1881 年为 1881，Д. 894/158，Л. 2—12 об.。这些档号来自整理者的出处说明，本文未直接查看签署原件。1879、1881 年约均约定解释歧义时以法文为准，本文未完成法文控制本校勘，对解释有争议的字句不作最终法律断言。
中文实际阅读包括《左文襄公奏稿》卷 55上述奏折、《光绪条约》卷 9的奏折及界约、《清史稿》相关传记段落。前两部网络识别文本夹杂缺字和版心乱码，引用集中在语义连续的段落，尚未逐字对校影印本。《清史稿》为民国时期编纂，只用于与条约互证，不视为当事人原件。张帅论文阅读范围为前两节；汤仁泽论文使用范围为末两页相关奏议讨论。故宫材料仅核到目录及检索所显示的内容，未完成馆藏界图逐幅核验。哈萨克语材料实际阅读两篇迁徙文字；未因此声称读过哈萨克语历史档案，也未取得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原始材料。主要未决问题是满、法文本校勘、界图空间配准和居民迁徙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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