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12：战俘为何成为停战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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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2月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杜鲁门提交备忘录，判断战俘问题可能很快成为停战谈判剩下的主要障碍。他建议美国继续拒绝以武力送回坚决反对遣返、并可能因此遭遇严重危险的人，同时承认坚持这一立场可能延长战争，并危及仍被对方扣押的战俘。杜鲁门在文件上批准了建议。艾奇逊备忘录

战争怎样结束，因而与一批已放下武器的人的去向相连。这场争论包含真实的个人安全问题，也包含国家声望、营地控制和宣传竞争。只把它写成“尊重选择”，会忽略选择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表达的；只把它写成“扣留战俘”，又会抹去部分战俘确实恐惧返回的经历。

归还战俘，为什么不只是交换名单

军事拘押的基本目的，是在敌对行动期间阻止被俘人员重新参战。战争结束后继续扣押，就需要面对释放与遣返的义务。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18条规定，在实际敌对行动停止之后，战俘应得到不受迟延的释放和遣返。它没有把等待正式和平条约作为前提。日内瓦第三公约文本，第118条

朝鲜战争中的争议出现在这项义务与个人拒绝返回之间。朝中方面强调交还全部战俘，认为扣押方不能借甄别政治意见将其人员留下。联合国军方面则主张，不应强迫那些坚决拒绝、担心返回后受迫害的人回去。双方都声称保护战俘，但争执的是谁有权确认他们的意愿，以及这一意愿能否阻止国家间的移交。

各方当时参加条约的状态、对遵守规则的承诺以及习惯法问题，也不能混为一谈。签署、批准、宣布遵守，是不同的法律行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战争开始后即向南北双方提出提供帮助，并呼吁遵守人道原则；韩国政府当时作出的有关承诺，不等于已经完成加入1949年公约的全部手续。红十字委员会的战争时期工作记录

本文讨论的是1950—1953年的政治与制度争议，不以后来发展出的全部法律解释替代当时辩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战俘没有因为被俘而丧失人身安全保障。实施虐待、胁迫或任意杀害，不能靠“对方没有充分遵守公约”获得正当性。遣返规则应保护个人，也不能被用来无限期保留一个没有退出路径的营地制度。

名单本身同样复杂。联合国军掌握的人员中，有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有在南方被征入北方军队的人，还有后来被重新分类的平民拘押者。“把他送回北方军队”未必等于“让他回原来的家”。军队归属、出生地、家属所在地与个人政治立场，可能指向不同方向。

因此，某次统计中有多少“战俘”、多少“平民拘押者”，会直接改变双方声称应该交还多少人的基础。若不交代分类变化，前后两张名单的差额很容易被全部解释成死亡或隐藏。确有大量死亡和去向未明者，但必须把死亡、释放、重新分类、拒绝遣返及登记缺失分别查清，才能讨论差额的含义。

被俘之后：行军、食物、疾病与审讯

战争第一年的大规模进退带来了大量俘虏。刚被俘时，伤员能否得到包扎、是否被迫继续行军、是否能取得食物，往往决定能否活到较稳定的营地。冬季行军、缺乏御寒衣物和疾病，会使原有伤势迅速恶化。士兵被解除武装之后，已经无法通过改变阵地或自行撤退来改善处境。

澳大利亚退伍军人事务部门保存的战俘经历显示，北方控制的营地条件并不一致。部分早期俘虏经过政治讲解后获释，另一些人则长期遭受饥饿、殴打和恶劣拘押。霍勒斯·马登在1951年4月被俘，11月在拘押期间死亡；罗伯特·帕克的回忆涉及鸭绿江附近营地、缺粮和逃跑后的惩罚。澳大利亚战俘经历与名录

个案不能用来计算所有营地的死亡率，但能够确认某些具体侵害。将战俘待遇笼统说成“都受到了优待”，与这些记录不相容；反过来，把所有时间和地点都归成同一种管理状态，也会掩盖政策变化、供应差异和不同看守的行为。评价需要同时保留个案与整体制度之间的距离。

审讯和政治教育又使生存条件与表达行为相连。一个囚犯发表赞成某种立场的讲话，可能出于认同，也可能为了争取较好待遇、减轻惩罚或保护同伴。不能仅凭一段广播或签名就断定其真实信念。同样，拒绝配合者受到殴打、断粮或单独拘押时，也不应把这些处理简单写成正常纪律措施。

营地内的同伴关系既能帮助生存，也可能增加压力。分享口粮、照料病人可以救命；怀疑别人告密、要求统一表态，又可能引发排斥与暴力。外部观察者后来把许多行为归入“洗脑”，容易把具体的疲劳、饥饿、审讯、奖励和惩罚合成一个无法检验的词。逐项辨认控制手段，才能解释某个人在拘押中的行为，避免把受害者再次当成失败者。

在南方营地，食物与医疗资源相对丰富，也不意味着看守履行了全部保护责任。营地是否允许各派暴力组织控制住民、是否能够安全接受医疗、是否遭受不必要的武力，都是独立问题。设施与供应的比较可以解释部分生存差异，却不能冲销针对被拘押者的具体侵害。

巨济岛的失控，从集中安置开始

仁川登陆之后，朝鲜人民军大规模溃退，联合国军掌握的俘虏迅速增加。1951年战线再度南移，巨济岛成为大规模集中收容地点。岛屿便于隔离，运输与淡水、营房、卫生设施却必须跟上。大量人员集中之后，营地管理很难仅靠围栏和岗哨完成。美军官方战史：巨济岛

美军官方战史承认，看守人员不足，语言、训练和内部情报都存在缺陷。营地内部逐渐出现组织严密的集团。一部分坚持返回朝中方面，另一部分反对遣返；不同背景的人员被卷入争夺。围栏外的联合国军掌握武器与运输，围栏内的组织却能控制日常生活、集体行动和对异议者的惩罚。

这种内外控制分离十分关键。看守能够阻止大规模逃跑，不等于能够保护每一个囚犯。在营区内部受到威胁的人，如果无法向外求助、无法被安全转移，即使采访程序要求个人回答，也很难真正自由表达。营区领导者能够决定谁出面谈判，便可能把少数人的立场包装成整个营区的意愿。

对立集团也并非只由战后突然形成的好恶组成。中国战俘中有经历过国共内战、曾在不同军队服役的人；个人对家庭安全、既往经历和政治审查的判断各不相同。David Cheng Chang的博士研究摘要将这类战前经历与营内阵营冲突联系起来。本文只采用其公开摘要所支持的研究方向，不把未取得的全文个案当作已经核验。中国战俘选择问题的学术研究摘要

描述营内组织时，应避免把“亲共”或“反共”当成对行为的充分说明。组织可能保护其成员，也可能威胁不愿服从的人。政治立场不赋予处决同营人员的权利，拘押方也不能因为某一集团支持自己的政治目标，就将营内暴力视为内部事务。保护囚犯的责任并没有随围栏内的自治一起转让。

1952年5月7日，多德被扣押

1952年5月7日下午，营地指挥官弗朗西斯·多德前往第76营区入口，与战俘代表谈话。一批人员借进出营门的机会将他拖入营区。同行军官抓住门柱后得以脱身，多德则被扣为人质。营区代表要求交涉，联合国军担心强攻导致多德死亡、营区大规模流血以及政治后果，最初没有立即进攻。多德事件的经过

这一事件经常被写成一场大胆行动或一次指挥官失误，但它揭示的问题更大：指挥官已经无法自由进入自己负责的拘押设施，甚至不能确定内部人员和秩序。被扣押后，多德承担了传话角色，其他营区代表也得以参加讨论。营地管理争端由此变成了公开政治谈判。

继任处置者查尔斯·科尔森在谈判中接受了措辞严重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文件，多德于5月10日获释。美国上级随后否认那些措辞可以代表正式政策，并处分了有关军官。对朝中方面而言，文件可用于证明营地存在虐待；对美国而言，则成为必须解释其取得条件与指挥权限的危机。巨济岛交涉与后续处置

人质压力下签署的文字不能自动替代对每一项指控的事实调查。但是，签署受胁迫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所有指控都不存在。已经发生的营区暴力、看守使用武力和管理缺陷，需要各自核查。把文件全盘认作供认，或全盘认作毫无价值的宣传，都无法说明实际营地状况。

6月，联合国军以分散、整编和强制转移恢复营区控制。美军战史记载，6月10日第76营区清理行动造成31名囚犯死亡、139人受伤，美方也有死伤。这是该次行动的记录，不是整个巨济岛事件的总死亡数。战史归因于不同施暴者的部分判断，带有其资料与军方立场，不能不加区别地当成独立司法结论。6月10日营区行动记录

同一战史还记载，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对有关行动中的暴力、停供食水和对医院病人的强制措施提出严厉批评。恢复控制与如何使用武力，必须分别评价。管理者需要阻止营内杀害和危险组织活动，却仍须保护病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对伤亡负责。

甄别表上的答案是否可信

1952年4月19日，李奇微报告了代号“分散行动”的筛选程序。问题不仅包括是否愿意返回，还包括是否会以暴力抵抗遣返、是否考虑了家属后果，以及是否理解拒绝者可能被继续拘押、无法保证送往某一地点。文件称，接受返回的人停止继续问答，表示会拼死反抗者被分入拒绝遣返组。李奇微关于筛选程序的电报

这种问法实际筛选的是“坚决抗拒被送回”的程度，而不是普通民意调查式的偏好。它也包含威慑：拒绝者可能长期被关，未来去向不明，家属也可能受影响。与此同时，朝中方面通过广播保证，刺字或签署文件不会成为追究理由，欢迎全部人员返回。双方都在影响囚犯对后果的判断。

文件列出的巨济岛已筛选人数为106376人，其中31244人被列为返回、75132人留在联合国军控制下。但表格包含朝鲜战俘、南方出身人员、中国战俘及平民拘押者，另有多个营区拒绝筛选。它只是一次行动的阶段统计，不能写成“全部战俘经过自由投票后得出的最终结果”。1952年4月阶段统计

李奇微称审查人员经过挑选，谈话具有合理隐私，并否认使用台湾人员担任中国战俘的审查员。这样的声明可以说明指挥部公开或内部采用的程序立场，但不能单独证明营内事前威胁不存在。谁实际发问，与谁在发问前控制寝处、口粮或政治活动，是两个不同层次。

电报还承认，没有特别邀请红十字委员会代表观察筛选，也没有正式告知其全部行动内容，尽管并未禁止通常的访问。能够进入营地，不等于独立观察了每一次筛选。若把一般营地访问写成国际组织已经为全部结果背书，就超出了这份文件。

这种证据缺口当时已经被美国官员注意。5月22日，国务院官员约翰逊在内部备忘录中指出，既然亲共营区能恐吓反共人员，就会自然产生疑问：反共营区是否也存在相反方向的恐吓，筛选结果是否有效。他建议重新开展更可信的审查，并提出可能加入亚洲方面的参与。英国政府也要求恢复对筛选的信任。约翰逊备忘录

这份文件并非宣称每一个拒绝遣返者都受到胁迫。它提出的是程序能否证明个人意愿的问题。真实的反对返回与受暴力影响的回答可以同时存在；不能因为存在胁迫就宣布所有人都愿回去，也不能因为存在真实拒绝者就接受全部筛选数字。需要安全退出原有组织控制、独立谈话及改变决定的机会。

原则、宣传与继续作战的代价

美国1952年2月备忘录直接把人道原则与心理战利益并列。政策制定者认为，强制将反对者送回会损害美国声望；同时也承认，坚持原则可能延长战争，使己方被俘人员继续处于风险之中。文件因而不能被单纯解释为毫无政治考虑的人道宣言，也不能因有政治利益就否认其中的个人安全关切。美国遣返政策的内部理由

朝中方面要求全部交还，也有多个层次。军队不能轻易接受一大批被俘人员被对方永久留下；中国和朝鲜还反对将敌方拘押条件下的表态变成判断本国制度合法性的依据。返回人数于是与国家威望相连，个人选择更难被当作可以分别处理的个案。

在这种情况下，营区事件会直接影响谈判。某次暴力引起外界怀疑，联合国军就需要证明自己的甄别结果；朝中方面则可据此反对现行方案。谈判陷入僵局后，囚犯继续被关押，阵地作战继续造成新伤亡，又增加了双方不愿公开让步的压力。战俘并非孤立于战场之外，他们的待遇与谈判进度相互影响。

不过，不能把1951—1953年的全部继续作战都归咎于战俘一个问题。军事分界线、监督安排、战后政治会议、联盟内部关系仍在不同阶段产生影响。战俘问题是在其他争点逐渐收拢之后成为突出障碍。将它放回谈判时间顺序，才能说明为什么同一问题在1951年与1952年具有不同分量。

印度主持的机制怎样改变了处理方式

1953年先行交换伤病战俘，为较大规模移交提供了实践。随后达成的方案，将愿意立即返回者与不立即遣返者分开处理。停战协定及其附件规定，未直接遣返者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由印度提供看管部队，并设置解释与后续处置的期限。停战协定第三条与遣返附件

这里有两个不同机构。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负责停战监督，由瑞典、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战俘去向，在上述四国之外加入印度，由印度主持。印度看管部队的任务，又与委员会成员的协商职能不同。将这些机构都写成“四国委员会”或“五国监督团”，会混淆谁在管理囚犯、谁在检查停战执行。

这套设计的实质，是不再要求双方先承认对方的完整遣返原则，才允许停止主要战斗。愿意返回者先行移交，对有争议的人则引入第三方与时间表。国家间争执暂时被分解成登记、转交、解释、表达意愿和后续安置等程序，使军队停火不再完全取决于一次解决所有人的最终去向。

表：战俘处理的几个阶段及其不同含义

阶段	主要处理对象	不能等同的事项
1952年筛选	联合国军拘押人员中的去向表态	全体战俘的最终自由选择
1953年伤病交换	符合交换条件的伤病人员	全部被俘人员已经获释
停战后直接遣返	同意直接返回的人员	其余人均已获得第三地居留
中立国管理与解释	未立即遣返者	已完全摆脱原营内组织压力
最终离营与安置	按安排进入不同目的地的人	回到正常生活且不再受审查

第三方接管也没有立即消除胁迫疑虑。1953年12月1日，美国代表阿瑟·迪安在内部电报中谈到，关于恐吓、营内杀害、国民党及韩国人员活动和暗中传递消息等指控，有一部分并非全无根据。这一承认出现在停战之后，说明问题不能用“已经有中立方接管”简单结束。迪安关于战俘与政治会议的电报

委员会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难题：囚犯的安全需要组织看守，个人表态又需要尽量摆脱集体控制。分散到更小单位可能改善安全，却需要场地、人员与时间；要求个人单独参加解释，也可能遭到营区领导抵制。程序条文能够规定目标，实际执行仍取决于是否有足够能力阻止威胁和报复。

回到某个地方，不等于恢复原来的生活

中国战俘最后分赴大陆、台湾及少数其他去向。将前往台湾的人全部称为自愿的政治叛逃者，或全部称为遭强迫的人，都无法容纳不同个人经历。有人具有明确反共立场，有人惧怕回乡审查，有人在营内暴力下作出表态，也有人对目的地的信息并不充分。最终人数能说明移交结果，不能独自解释每个人的动机。

返回中国大陆者也并非全部平静恢复原有身份。关于回国战俘的韩国学术研究摘要记述了集中审查、党籍等身份处理、回乡生活与后来政治运动造成的长期影响，并提到1980年前后复查工作的展开。本文据此确认“回国后仍存在政治审查与身份损害”这一研究结论，不将尚未查阅的个案档案、处分比例或全国人数补写成定论。回国中国战俘经历研究摘要

这类经历也影响怎样理解营中恐惧。后来发生的审查，不能倒推出每一个战俘在1952年已经准确知道未来；当时的恐惧却也不能仅因对方宣传利用过它而被认定为虚假。人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决定是否返回，家属、过去军队经历、同伴遭遇和营内传闻都会进入判断。

南北朝鲜人员的去向还受家庭所在地和军队归属不一致影响。战争中被动员到另一方军队的人，可能希望回到原居地，但制度安排往往先按军籍分类。失踪韩国军人的去向又包括死亡、未登记拘押及其他情况，不能把所有未回者统一计作仍活着的被扣押战俘，也不能未经调查便认定全部已经死亡。

西方归国人员同样需要接受医疗、询问与重新融入生活。有过广播、签名或合作行为的人，可能面临怀疑。评价其行为时，如果忽略拘押期间的饥饿、伤病和胁迫，就会把正常条件下的行为标准机械套用到极端环境。战俘获释是一个行政节点，身体恢复、家属团聚和摆脱污名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怎样解释人数变化与失踪问题

战俘统计至少涉及三个时间点：被俘时登记、营地在押统计以及最后交接。前线抓到一名人员时，可能只记录单位和大致身份；转送之后才补录姓名、军籍与伤病情况。音译、同名和识别牌遗失，会影响不同名单的对应。一个人没有出现在某张名单上，需要继续查转营、死亡和释放记录，不能只在两个总数间做减法。

1952年4月的筛选表尤其能显示分类的影响。朝鲜战俘、南方出身人员和平民拘押者被分列，医院收容区又另有表格。只摘出“留在联合国军控制下”一栏，就可能将不同类别的人员统统当成拒返战俘。忽略未参加筛选的营区，又会漏掉尚未回答的人员。数字看似清楚，含义仍须依赖表头与注释。筛选电报的分类与未筛选人员

同样，最终直接遣返的人数不等于全部回国人数。伤病交换先行进行，停战后有常规移交，之后仍有中立国管理阶段改变决定的人。采用某批交接数时，应明确它是否包含此前获释者。不同书籍使用不同截止日期，即使都没有抄写错误，也可能得到不同合计。

失踪人员的家属则面对更具体的问题。军队没有确认死亡，也没有收到战俘登记，家庭无法知道是否还应等待。研究必须区分“没有确认下落”和“已证明被秘密扣押”。后一判断需要个人档案、可靠证言或其他直接资料。谨慎区分并非减少追查义务，而是避免用一个未经证实的结论代替真正的调查。

对于死亡者，还需要区分死于被俘后的行军、营内疾病、虐待、处决和营区冲突。这些原因可能有共同的管理背景，却涉及不同责任。总死亡率可以提示严重问题，不能独自说明每一例死亡的实施者；个别死因已经明确，也不应因总数仍不完整而暂时搁置。名单、医疗记录和个案证言，应与总量统计互相校验。

还有一种容易混淆的数字，是“选择某个去向”与“实际抵达”的差别。从填写意愿到交接离营之间，仍可能发生改变决定、医疗留置或安置延期。可靠的叙述应尽量采用最后交接记录来说明去向，用访谈与档案讨论动机，而不要让一张阶段表格同时承担这两种任务。

公开资料没有给出统一答案的部分，需要保留具体边界。例如某名人员在某营出现过，是可核实的个案事实；其后未出现在回国名单中，则只是下一阶段线索。将这些线索连接起来需要进一步档案，而不是用一个国家的总体立场替个体决定最终命运。

一项保护原则需要怎样的执行条件

朝鲜战争的战俘争议留下的困难，集中在“个人意愿”如何被可靠地识别。国家有义务安排归还，个人又可能有充分理由拒绝；拘押方可以声称保护他，同时从他的拒绝获得宣传利益；营内组织可以声称代表成员，同时惩罚不同意见。仅看某一方宣布的原则，无法判断个人处境。

要让选择具有实际意义，需要安全表达、可信信息、不因改变决定而遭惩罚，以及离营后的可行安排。1952年的筛选争议说明，一次问答不能自动满足这些条件；1953年的中立国机制则说明，引入外部管理和期限能够缓解僵局，却仍须处理营内控制和安置问题。

战争最终没有因为所有人对遣返原则取得一致理解而结束。双方接受了能够分阶段执行的安排，将尚未解决的人与停火本身部分分开。这个妥协使多数战俘得以离开营地，也留下了未明去向、受胁迫的争议和归国后的伤害。理解这些后果，才能说明战俘为何成为停战障碍，以及签字之后哪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参考资料与核查说明

本文区分条约文本、当时内部文件、官方军史、个人回忆与仅获摘要的研究。表态人数不等同于自由选择人数，单次营区冲突不等同于全岛总伤亡。来源阅读状态、统计限制与写作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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