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08：从夺取首尔到第五次战役，1951年的攻防转换

1951年1月4日，中朝军队进入首尔。不到三个月，城市再次转手。到6月，大规模攻势没有把战争推向釜山，也没有使联合国军重新接近鸭绿江，战线回到三八线附近的山地、河谷和交通枢纽之间。

这半年决定了朝鲜战争后半程的形态。志愿军继续证明其夜战、穿插和集中兵力能够打破阵线，但也遭遇了难以在短期解决的火力与运输限制。联合国军在1950年冬季丧失的信心逐渐恢复，开始依靠侦察、纵深防御、炮兵和有控制的反击消耗对手。双方仍能取得局部突破，却越来越难把突破变成全线不可逆转的胜利。

要看清这一变化，不能把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写成三个彼此孤立的胜负标签。首尔失守后的停顿，为李奇微恢复侦察提供了时间；横城的成功又影响了砥平里的进攻判断；春季增兵扩大了志愿军的攻击能力，同时增加了补给和撤退组织的负担。这些前后相连的条件，才构成1951年上半年的战局。

三八线以南，地理问题没有消失

首尔位于半岛西部，汉江从其南侧流过。由北面接近城市，主要有临津江、议政府方向的通道；从东北方向迂回，则与北汉江、春川及通往汉江谷地的道路有关。再向东，横城、原州、洪川和昭阳江一带，形成一组贯通山地的河谷与道路节点。

这一地理结构使中央战线的变化能够影响西部首尔正面。中部出现缺口，攻击者可能向西侧后转进，迫使原本仍能守住的西部部队撤退；但山地道路稀少，攻击者自身也可能把补给和退路压在少数河谷内。1950年清川江的经验没有失效，只是双方都开始针对它调整。

1951年的攻势也不是沿一条画在地图上的直线整齐推进。某些师受到重击，邻近单位却仍保持建制；一个军向后调整，旁边的部队可能必须随之后撤，以免暴露侧翼。因此，某个村镇被攻占并不表示整个防御体系已经崩溃，某支部队遭包围也不等于全线同时失败。

阅读这一时期的战史，可以把三个位置反复对照：前方接触线、后方炮兵阵地、再后面的道路与仓库。谁能把它们保持在相互支持的距离内，谁就更容易控制作战节奏。攻势突破第一条线以后，如果后两者跟不上，战果很快会受到限制。资料1；资料3；资料8

第三次战役：政治要求与部队体力

第二次战役以后，中朝军队恢复了朝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是否立即越过三八线，涉及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继续推进可以扩大胜利，并避免在原有分界线附近停住，被对手理解为中国只准备恢复战前状态；前线部队却已经连续行军作战，兵员、衣被、粮弹和伤员后送都需要整顿。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决策交流显示，继续进攻与准备长期作战并非先后完全分离的两个想法。中央推动抓住有利态势，同时也讨论补充新兵、恢复体力、修通道路和整顿军纪。战役的政治目标并不能使补给自动到位，前线对疲劳与供给的报告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已经取得的战略优势。资料13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新的攻势。中国战史称第三次战役，美军官方战史通常列为中国第三阶段攻势。攻击继续重视防线接合部和韩国部队所在区段，突破以后向纵深发展，威胁联合国军侧后。美军在1950年末虽然已退到三八线附近，却没有获得一条完整、稳定而且各部队信心一致的防线。资料1

此时第8集团军刚刚更换司令。沃克在12月23日车祸中身亡，李奇微于26日抵达韩国接任。他接手的是一支主力仍在、装备和海空支援依然强大，却对中国军队规模、位置与下一步行动缺乏把握的军队。将之后的变化归结为一名将领突然赋予士兵勇气，会遗漏补给、指挥和战术制度已经存在的基础；忽略换帅带来的要求变化，同样无法解释战法为何迅速调整。资料1

首尔失守，为什么没有立即打到釜山

第三次战役开局后，联合国军向首尔桥头阵地后撤。李奇微希望在白天实施有掩护的迟滞行动，使航空兵和炮兵打击跟进的中朝军队，并强调撤退必须保持控制。不过，命令与实际执行之间仍有距离，部队的相互位置、道路和渡河次序，都可能使整齐的阶段撤退变成局部混乱。资料2

1月4日，联合国军放弃首尔。中朝军队占领韩国首都，具有明显政治意义，也证明第二次战役的影响没有在三八线终止。但城市的取得并不意味着第8集团军主力被歼灭。大量部队撤过汉江，港口和后方设施逐步调整，军队仍保有重建战线的物质条件。资料2

首尔对进攻方也并非现成的补给中心。战争中反复争夺的城市与交通设施已遭破坏，粮食、车辆和弹药还要从后方运来。部队进入城市以后，随身携行的食品不会因为政治目标实现而得到补充；继续向南，运输距离却在增加。对步行前进、缺乏足够车辆的部队而言，追击速度与补给速度之间的差距尤其危险。

第三次战役在1月上旬结束，中朝军队停止继续大举南进，进行休整和调整。停顿没有否定攻占首尔的战果，但给予联合国军重新了解敌情、恢复进攻行动的时间。到这一阶段，战争已经显示出一种反复出现的节奏：进攻方能够连续数日取得进展，随后必须补充，防御方则利用这个间隙恢复部署。

难民与城市居民承受了这种反复进退。军队撤离时需要道路和桥梁，平民同样依靠这些通道逃离危险。撤运、爆破和交通管制首先服从军事计划，并不保证所有居民都能安全通过。首尔在数月间多次易手，应当作为行政、住房、粮食与家庭生活不断被摧毁的事件理解，而不只是战图上颜色的变化。

李奇微先恢复的是与敌人的接触

1951年1月，联合国军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退却很快，但与对方主力失去了接触。防线前方有时没有大股敌军，美军仍担心侧后已被包围。李奇微要求加强巡逻和火力侦察，目的就是把实际发现与根据上一轮失败产生的恐惧分开。资料3

1月中旬的“猎犬”行动以步兵、坦克和航空兵配合，向水原、乌山方向搜索攻击，发现目标后实施打击，再按计划撤回。这种行动的价值并不限于杀伤。部队能够确认哪些道路可用、哪些高地有敌军、敌军是否持续追击，也能够在有限目标内恢复组织进攻的经验。

随后开始的“霹雳”行动扩大了推进范围。进攻不再依靠某个先头部队远远甩开邻军，而是更重视相邻部队联系、炮兵支援和每一步推进后的整顿。在中国军队攻击可能到来时，部队可以依靠已知阵地接战，不必一面追踪不明敌情，一面寻找新的退路。资料3

这并不是后来战争中机械化部队才会遇到的新问题。1950年11月的失败已经说明，汽车能让先头部队很快到达地图上的地点，却不能代替侧翼侦察和山地控制。李奇微的调整是在原有装备优势之上改变使用方式：缩短无保护的突出部，让坦克、炮兵和空中支援尽可能为同一个局部目标服务。

“礼拜攻势”是后来概括中国军队供给周期的说法，不能理解为各军恰好在第七天同时失去能力。不同部队携粮、道路、缴获和运输条件不同，攻势持续时间也不同。真正可以观察的是，前进越深，粮弹消耗越大，后送伤员越多，能够继续投入的兵力越少；掌握这一趋势，比死记一个固定天数更有军事意义。资料3；资料10

第四次战役：汉江方向防御，横城方向反击

联合国军恢复进攻后，志愿军不能按原来设想从容休整。第四次战役既包含防御，也包含寻找局部机会实施反击。西部汉江方向要迟滞敌人，中东部则争取集中兵力打击突出、较弱或接合不良的部队。双方的主动权因地段而异，不能把整场战役都写成一方连续进攻、另一方连续后退。

横城位于原州以北，是道路汇集地区。1951年2月，韩国第8师等部向北推进，美军炮兵、装甲和步兵支援单位随之向前。这些单位战术上相互依赖，指挥关系却不完全统一：韩国部队、美军支援群、师部和第10军之间存在不同的权限链条。进攻顺利时问题不显眼，突然转入撤退时，谁能决定撤、谁先通知炮兵、谁保护道路，就变得关键。资料4

2月11日夜，中朝军队在横城方向反击。志愿军从正面与侧后同时施压，突破韩国第8师防线，并切入其后方道路和指挥所。师、团、营之间的通信受破坏后，原本可以统一调整的部队开始分散撤退，炮兵与车辆也被堵在道路上。这是一次对前沿步兵、指挥系统和退路同时发挥作用的攻击。资料4

美国官方战史详细记录了支援群请求撤退、逐级请示以及部队失去联系的过程。它并未把损失全部归咎于韩国士兵，反而承认美方复杂指挥关系妨碍迅速反应。部分指挥员等待批准，另一些自行撤离，各小部队行动时间不同，给中国军队穿插与设阻创造了更多机会。

横城反击使韩国第8师遭受重创，美军支援单位也损失人员与装备。这里证明志愿军原有战法仍然有效，联合国军装备优越并未使其免于被分割。但中朝军队并没有因此歼灭整个第10军。原州方向仍有可组织的防御，美军调整阵地与预备队，中东部的局势没有自动复制1950年11月底西线的崩溃。资料4；资料5

砥平里：一个孤立据点为何没有重演云山

砥平里在横城西面，处于通向汉江谷地的重要道路上。驻守的美第23团级战斗队包含第23步兵团、法国营和炮兵、装甲等支援力量。横城方向恶化后，它与邻军间出现较大空隙，退路也受到威胁。从地图上看，这很像一个应当立即撤走的突出部。资料5

阿尔蒙德曾考虑让这支部队后撤，李奇微却要求坚守。其判断是：砥平里如果放弃，中朝军队向汉江谷地发展的通道将更加开放，西部推进部队侧后会承受更大压力。因此，坚守并不是为了一个村镇本身，而是为了维持战线之间的联系，并争取时间调动兵力。

砥平里的守备条件与湖东第31团级战斗队不同。第23团级战斗队组织相对完整，阵地较紧凑，火炮能够支援周边多个方向，守军也已把敌军接近纳入防御准备。团长弗里曼及其部队面对的是严重危险，却不是在尚未完成集结、分散接防时突然被攻击。法国营是这一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不能在叙述中从“美军一个团”里消失。资料5

2月13日至15日，中国军队连续攻击。进攻部队来自不同建制，协调和到达时间影响兵力集中。美军战后从俘虏口供等重建攻击部队番号，指出并非所有被列出的师都以全师投入，也并非各团同时攻击。将这些师的纸面总兵力相加，再称为“数万人同时围攻一个团”，会夸大实际某一时刻的攻击密度。资料5

中国军队在南侧取得突破，守军内部也出现严重危机。第23团级战斗队并非依靠一圈阵地自动抵挡攻击，而是通过预备队、坦克、炮兵与局部反击争夺被突破的位置。弗里曼负伤后，指挥继续移交。地面防御的连续性使空投补给能够发挥作用，空投又帮助部队熬过道路不通的时间。

但空投同样存在配载问题。官方战史记载，一度投下的炮弹相对较多，而步枪和迫击炮弹药紧缺。守军需要紧急补投相应弹药。这里可以看到“有制空权”与“前线恰好得到所需物资”之间仍有组织距离，航空兵不是一个可以替代计划和通信的万能条件。资料5

解围成功，也有值得追问的代价

救援部队由南向砥平里推进，遇到断桥与沿途高地阻击。克伦贝兹组织坦克纵队突进，步兵搭乘坦克，因为当时没有足够装甲输送车辆。坦克停下接战时，步兵下车掩护；坦克重新前进时，部分步兵却未能及时登车，被留在道路沿线。资料5

2月15日，坦克纵队进入砥平里，对恢复联系和稳定守军起了重要作用，但搭乘步兵损失很重。美军官方战史既记载李奇微对果断行动的肯定，也记录了步兵被甩下、伤员收容不足、后续另派车辆搜救等问题。解围达到目的，并不能使执行过程的代价不再需要分析。

同样，中国军队攻打砥平里失败，也不能由此推导横城反击没有价值。两个战斗面对的防御条件不同，部队集中程度不同，指挥和补给状况也不同。横城说明突出进攻的联军仍可能被分割；砥平里说明得到充分支援、能够坚持环形防御的部队，不一定因道路暂时被切断就必须溃退。

对李奇微而言，砥平里是恢复信心的重要标志。这个判断来自美方指挥员对己方状态的观察，不应升级为“全战场从此再无失败”的结论。数月后，韩国部队仍会在春季攻势中崩溃，美军也仍需后退。变化在于集团军已经更有能力把局部失败限制在局部，并利用其他部队和火力恢复一条战线。资料5

从“屠夫”到“撕裂者”：重新占领首尔

2月下旬的“屠夫”行动和3月的“撕裂者”行动，延续了逐段推进、保持火力支援的方式。作战名称强调杀伤，但名称本身不证明实际歼敌数量；美军对敌伤亡估计常包含观察、推测和重复计算风险，不能直接当作中国部队最终人员损失。资料6；资料7

“撕裂者”行动的重要目标包括洪川、春川等交通枢纽。其作用不只是夺取城镇，而是威胁中朝军队运输与侧翼，促使其后撤。汉江以东的推进也使继续据守首尔的条件恶化。3月中旬，联合国军重新进入首尔，此后城市没有在战争中再次易手。资料7

这个结果表明，城市控制权可以通过周围战区变化而改变，不必每次都发生一次同等规模的城市攻坚。守军如果判断侧后危险、补给难以维持，主动撤离可能比在街区内坚持更有利于保存兵力。只统计某天“收复”或“失守”，很容易忽略促成转移的外围行动。

联合国军向三八线附近推进时，也开始考虑下一轮中国攻势。志愿军后方正在补充兵员、装备与运输，新入朝部队增加了兵力。美军空袭虽然破坏铁路、公路与桥梁，却没有完全切断补给；抢修、绕行和不同运输方式衔接，使中朝方面能够重新积累作战物资。这一点在美国官方战史中同样得到承认。资料8

换帅：李奇微与范弗里特各自指挥什么

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由李奇微接任远东及联合国军的相关指挥职务。总统声明把原因放在司令官必须服从国家政策和命令，而非仅以某一次战斗表现判断。有关扩大对华战争、有限战争目标和军政关系的争论，将在后续篇章展开；这里需要首先厘清指挥岗位变化。资料14

李奇微离开第8集团军的直接指挥岗位后，范弗里特接任集团军司令。因此，第五次战役期间联合国军地面主力的直接组织者是范弗里特，李奇微在更高一级监督、提出要求并与华盛顿联系。把4、5月所有部署一概写成李奇微亲自指挥，会混淆战区与集团军两级职责。

范弗里特继承了加强侦察、保持火力、适时反击的框架，也更积极地利用炮兵和预备队。面对中国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并没有一条绝对不能退的统一阵地，而是准备根据压力调整战线，在后方形成新的防御位置。关键在于后退时能否维持指挥和掩护，不让撤退变成丧失全部重装备的逃散。资料8；资料9；资料10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临津江、加平与首尔外围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春季攻势，即中国战史中的第五次战役。新到的第3、第19兵团与经过整补的第9兵团等部队参加，规模明显大于此前若干局部反击。西部临津江、中部道路与东北侧通道同时承压，目标包括歼灭较多敌军并改变首尔方向态势。资料9

临津江一带，志愿军第63军与英军第29旅等部队发生激战。英军各营分散守点，能够实施顽强防御，却也容易在相互联系被切断后孤立。格洛斯特郡营最终大部被俘，是联合国军在这一阶段的严重局部损失。它的抵抗迟滞了进攻，而战斗终局又显示孤立据点并不总能像砥平里那样等到解围。资料9

中部韩国第6师受到攻击后迅速后撤，暴露周边部队和支援单位。加平方向，英国联邦旅紧急建立防御，澳大利亚第3营与加拿大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第2营据守河谷两侧高地，新西兰炮兵与美军坦克提供支援。澳军在遭受攻击后撤出部分阵地，加军继续守住重要高地，进攻没有经该通道立即滚动发展到首尔。资料9；资料12

这两处战斗的结果不同，说明不能仅根据国籍评价整个部队类别。英军一处被围、另一处坚持，不是彼此矛盾的史料；阵地位置、相邻部队、撤退命令、预备队和火力支援各不相同。志愿军取得的突破同样应逐段判断，突破韩国第6师防线后，还需要击败沿纵深展开的其他部队，才能达到更远的目标。

联合国军向首尔外围逐步调整。后撤距离尽量控制在炮兵能够继续掩护的范围内，白天移动则利用航空兵压制跟进部队。志愿军虽然夺取土地，却没有重复清川江战役那种把大范围撤退迅速变成建制崩溃的效果。第一阶段攻势到4月底趋缓，首尔仍由联合国军控制。资料9；资料10

第二阶段：转向东部，突破仍然没有结束战役

第二阶段在5月16日开始，中朝军队把重要攻击力量转向东部和中东部，寻找韩国部队较多、防御相对薄弱的区段。第9兵团等部队与朝鲜人民军配合，在昭阳江以南和山地通道中取得进展，韩国部分师再次陷入混乱，若干美军阵地也承受严重压力。资料10

范弗里特此前判断西部或中央仍可能是主要攻击方向，故把大部分美军师部署在这些地段。东部较多由韩国部队防守，山地本应有利于防御，却不能在通信、组织和侧翼已经受破坏时自动挡住进攻。中国部队穿过薄弱处以后，可以绕向邻军后方，使原来较坚固的阵地也面临危险。

美国第2师在中东部承受重压，其部队并非处处能够守住。一些阵地被穿透，部队需要收缩、反击或后退。第10军调动预备队，加固道路节点，借助密集炮火与航空兵阻止中国军队把突破扩大。东面朝鲜人民军的行动也继续牵制韩国部队，战局在若干天内并未稳定。资料10；资料11

但攻势的纵深越大，志愿军的困难越明显。先头部队需要粮弹，伤员需要向后运，后续梯队还要沿同一组山路进入。联合国军可以在较短距离上调动有车辆的预备队，中国部队却难以同样迅速把攻击方向从一个河谷转到另一个河谷。某一方向的战术优势因此未必能够在敌军完成调整前变成战役优势。

“范弗里特弹药量”首先是一个运输问题

大量使用炮弹是这次防御的重要特点。美军官方战史记载，范弗里特要求在能够维持供应的情况下，使用平常标准数倍的射击量；后勤部门估计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支持，但运输车辆将大量用于运弹，其他物资输送受到挤压。已有的食品与燃料储备，才使这种安排在短期内可行。资料10

所谓“范弗里特弹药量”不应被写成一个脱离口径、永远适用的固定数字。不同火炮、不同部队、不同日期的消耗不相同；“标准日射击量”也是计算补给需求的制度概念，不能与某个炮兵营实射纪录随意互换。真正重要的是指挥员愿意大量耗弹，后方又能够在炮位需要时把相应口径弹药送到。

炮兵要有效，还需要观察和通信。中国部队夜间分散穿插，可以降低白天暴露；一旦在突破口、道路或渡口形成集结，又可能被炮兵和航空兵反复攻击。密集火力没有堵住每条山路，却提高了集结、增援与扩张突破口的成本，使本已疲劳和缺粮的攻击部队更难继续作战。

运输优势也不意味着联合国军可以无限前进。卡车仍依赖道路，桥梁被破坏就需要工兵，雨雾会影响观察与飞行。双方的不同在于，当战线暂时停顿时，联合国军通常更容易恢复储备并组织下一步行动；志愿军则必须争取更长的补给与整顿时间。这种时间差在5月下旬被反击放大。资料10；资料11

从进攻转为撤退：最危险的几天

5月下旬，联合国军开始反击。李奇微先建议在西部采取行动，威胁中国军队交通线，随后扩大为全线反攻的要求。范弗里特组织部队向道路节点迅速推进，试图在中国部队全面撤回前截断其退路。进攻与防御角色在很短时间内转换。资料11

对志愿军而言，困难不只是“粮食吃完了”。各军推进深度不同，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邻军位置和伤员转运情况也不同。前面仍在战斗的部队可能不知道旁边已经后退；负责掩护的部队可能必须停留，而它的后方通道却在缩短。已经发生的损失又使电台、干部和向导更加不足。

联合国军反击利用了这种不一致。车辆和装甲部队沿道路快速前出，步兵及炮兵跟进，争取先占交通节点，再攻击仍滞留南面的部队。山地部队可以离开公路迂回，但负伤人员、重武器和疲劳人员不能以同样速度行动。先前用于包围敌军的道路封锁方法，现在也作用于中朝军队的撤退。

这一阶段并不是所有中国部队同时溃散。有些单位能够及时退到新的位置，另一些承担阻击，争取主力脱离；还有部队被切割后继续突围。将整个第五次战役写成某个师的失败，会缩小战役；反过来只说主力最终稳住阵线，而回避那些被分割单位的损失，也会使读者无法理解战法为什么随后调整。

第180师：不能用一句“指挥失误”替代追查

第60军第180师在后撤阶段陷入包围，遭受重大损失，大批官兵被俘，部分人员分散突围。它既是第五次战役后期最受关注的中国部队损失之一，也是战后责任讨论长期存在分歧的事件。资料15

要判断责任，需要区分至少几个不同问题：上级最初给该师什么任务；撤退或继续掩护的命令何时发出、何时收到；邻军的位置如何变化；粮弹与伤员情况是否及时上报；决定分散突围时还剩哪些可用道路和建制。仅知道最后发生大批被俘，不能直接倒推出此前每一项命令及其到达时间。

公开回忆材料中，吴一平记述战后会议上彭德怀批评第60军领导，涉及指挥失误与第180师损失。这证明责任追究并不只停留在基层士兵层面，却不能凭一篇多年后的口述整理复原全部电报链条。本文没有取得各级相关原始命令、收发记录和全部战斗详报，因此不把某一个后来流传的“唯一责任人”版本写成定论。资料15

能够明确否定的是把被俘简单等同于怯战。一个师在通信破坏、道路被截断、粮弹不足和伤员积压中失去整体行动能力，与每个士兵个人是否勇敢不是同一个问题。有人阵亡，有人突围，有人失去行动能力后被俘，这些经历不能用一个道德标签抹平。

同样，“全军覆没”也要谨慎使用。如果指建制作战能力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描述当时的失败；如果指全部官兵死亡或被俘，则会抹去突围、留守后方和后来整补的人员。本文保留“大批被俘、重大损失”的事实，不把口径不同的死亡、失踪、被俘和归队人数拼成一个精确合计。

为什么战线最终又回到三八线附近

中国军队的后撤与阻击逐步重新构成防线，联合国军反攻则受到军事目标、部队消耗和华盛顿政策的共同限制。到1951年5、6月，美国的命令越来越明确地把作战同争取停战条件联系起来，对大规模北进设置批准要求。1950年秋季以统一全半岛为目标的那种推进，不再是默认选择。资料16

这不表示双方忽然不重视土地。临津江、铁原、金化、华川水库等位置决定防御、交通和谈判中的实际控制范围，仍然具有价值。改变的是，一块土地的意义要与能够守住的战线、补给和政治安排联系，而不再仅仅以离对方首都或边境还有多远来衡量。

第五次战役中，中朝军队重创了若干敌方部队，并迫使联合国军后退；但未能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与夺取首尔目标，后期撤退又遭受严重损失。联合国军守住首尔、转入反击，恢复了有利态势，却也没有消灭中朝军队主力。双方的进攻上限因此变得更清楚。

此后局部攻势仍会非常激烈，阵地战也绝不是伤亡较小的“停着不打”。只是通过一次大规模运动战使对方彻底退出半岛的前景已经明显减弱。停战谈判能在1951年夏天开始，与这种军事上的相互限制直接相关；谈判为何又延续两年，则还涉及战俘、边界、联盟政策和国内政治。

战役时间线与地图阅读

表1：1951年第三至第五次战役及联合国军反击的时序。

时段	主要行动	与下一阶段的联系
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上旬	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进入首尔	主力未被消灭的联合国军继续后退；进攻方需要休整
1月中下旬	火力侦察、“猎犬”和“霹雳”行动	第8集团军恢复接触，开始有控制地进攻
2月11—13日	横城反击	韩国第8师和美军支援部队重创，中央战线出现危险
2月13—16日	砥平里攻防与解围	志愿军未能夺点，联合国军保住通向汉江谷地的支点
2月下旬—3月	“屠夫”“撕裂者”行动	联合国军重新占领首尔，推进至三八线附近
4月22日—月底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	临津江、加平等处激战，首尔未被夺取
5月16日起	第二阶段，攻势向中东部发展	局部突破加深，进攻方补给和侧后风险上升
5月下旬—6月上旬	联合国军反击，中朝军队后撤与阻击	第180师等部受重创，战线重新稳定

读《潮起潮落》第14章的 Map 22：Battle for Hoengsong, 11–13 February 1951，应先找横城以北的韩国第8师，再沿29号公路寻找美军支援群，观察穿插为何能同时威胁步兵与炮兵。第15章的砥平里部署材料则应与横城对读，注意守军防御圈与外部救援道路的关系。资料4；资料5

第21章的 Map 32：The Chinese Spring Offensive, the Main Effort, 22–30 April 1951 展示春季第一阶段的主要轴线。第25、26章地图则适合追踪第二阶段的突出部和反攻路线。不要把两个阶段的最大推进位置叠成同一天的包围态势；应分别观察4月底和5月下旬，哪些部队已经改变位置。资料9；资料10；资料11

这些原始战史地图保留了美军使用的道路编号和地名拼写，其中国部队标注来自当时情报与战后重建，需与中文资料对照。本文没有把估计兵力画成确定到营连的生成地图。地图最可靠的用途，是帮助理解道路、河流与相邻单位之间的空间关系。

参考资料

Billy C. Mossman，Ebb and Flow，第9章：The Chinese Third Phase Offensive—The Opening，沃克去世、李奇微接任与第三次战役部署。
Mossman，第10章：Withdrawal From Seoul，首尔撤退与迟滞命令。
Mossman，第12章：Reconnaissance in Force，侦察与恢复进攻。
Mossman，第14章：The Battle for Hoengsong，横城及美韩支援指挥关系。
Mossman，第15章：Defending the Wonju Line，砥平里、克伦贝兹纵队及弹药问题。
Mossman，第16章：The KILLER Operation。
Mossman，第17章：Operation RIPPER，交通枢纽与首尔外围态势。
Mossman，第19章：Operation RUGGED，中国运输恢复与春季战前准备。
Mossman，第21章：The Chinese Spring Offensive—The Opening，第一阶段部署；并参第24章：Battle for Seoul。
Mossman，第25章：Battle Below the Soyang，第二阶段、炮弹消耗与运输约束。
Mossman，第26章：The Counteroffensive，反击决策与道路争夺。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Kapyong，澳、加、新西兰及美军支援，不采用该馆不同页面之间不一致的精确负伤数字。
石仲泉，《毛泽东：运筹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所引往来电报用于中国决策背景；其价值判断不作事实替代。
杜鲁门总统图书馆，1951年4月11日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声明与命令，原始公开文件。
吴一平口述、吴少京整理，《机要参谋回忆：随彭德怀在朝鲜战场》，《党的文献》；仅用于第180师损失及战后讨论的回忆证言，不视为全部命令档案。
Mossman，第27章：Substitute for Victory，1951年5、6月任务重定与停战目标。

来源使用边界及写作检查见本篇史料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