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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开放的第二天，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撤换了托多尔·日夫科夫。这个时间上的相邻，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德国边界一开，另一国政权便随之倒下。实际上，保加利亚发生的首先是执政党内部的领导权更替；多党竞争、制宪和反对派执政，还要经过两年的组织与冲突。

阿尔巴尼亚的转折更晚。其他东欧国家已经举行竞争性选举时，拉米兹·阿利雅仍试图把改革限制在劳动党主导的框架内。1990 年底允许独立政党成立，1991 年春劳动党却在首次多党选举中获胜，直到 1992 年民主党才取得执政权。允许竞争、旧党落选和民主制度稳定，显然不是同一个时刻。

两国可以放在一起比较，但不能用“巴尔干落后”代替解释。保加利亚的苏联联系、少数族群问题和党内改革条件，与阿尔巴尼亚长期孤立、宗教压制和极低开放程度不同。它们各自的转折，都需要从具体的政治行动与制度安排中理解。

保加利亚：危机先于日夫科夫下台

日夫科夫长期维持对苏联的密切依赖，利用党政干部体系管理工业、农业与社会组织。到八十年代后期，外债、经济效率和供给问题加重，戈尔巴乔夫改革又改变了原来可以依靠的政治环境。苏联不再为所有地方保守政策提供同样的支持，保加利亚领导层内部开始出现改变路线与领导人的动机。

外债压力与失去支付能力仍有先后。世界银行1990年底的报告估计，保加利亚1989年底可兑换货币外债为92亿美元，相当于同口径出口的2.3倍；政府到1990年3月才宣布暂停本金偿付，6月进一步请求暂停伦敦俱乐部全部到期付款，其他商业银行并非同时停止偿债。日夫科夫已经在此前下台，因此不能把后来的暂停付款倒写成1989年政权更替的即时触发器。但信贷枯竭和进口支付受限，确实加重了新领导层必须解决的危机。世界银行《World Debt Tables 1990–91》第一卷，附录8，印刷页86—87

但是，不能把保加利亚社会写成一直等待莫斯科发令的被动对象。环保抗议、知识分子讨论、人权团体和独立工会活动，已经在压缩当局对公共生活的垄断。鲁塞的跨境污染问题尤其说明，表面上不直接挑战一党制度的生活议题，也会追问谁有权公开信息、为什么地方机关不能保护居民、公众为何不能自主组织。要求解决污染与要求政治自由之间，并没有一道始终封闭的墙。

对土耳其族和其他穆斯林居民的强制同化，则把国家权力直接施加到姓名、语言、宗教与家庭生活上。所谓“复兴进程”不是一个中性的现代化计划。强制改名、限制身份表达和镇压抗议，使公民遭遇的不只是经济短缺，还有国家否认其自身身份的伤害。1989 年春夏的抗议、拘押及大规模外流，进一步加重统治危机。

当局把赴土耳其的离境称为旅行，不能因此把它全部视为正常旅游。居民在强制同化、警察压力和恐惧中作出的选择，与不受胁迫的移民不同；离境规模也冲击农业和地方经济。保加利亚议会后来围绕谴责强制同化展开争论，保存了受害者经验、党派责任辩护和对 1989 年外流性质的不同表述。后来的议会宣言不是当年全部个案的刑事判决，却明确显示：这一问题不是日夫科夫下台以后才被制造出来的政治话题。保加利亚议会，2012 年 6 月 6 日关于强制同化宣言的辩论记录

解释转型的“和平”，必须把这段前史算进去。1989 年 11 月首都没有发生罗马尼亚式的全面枪战，并不意味着此前同化政策没有死伤、监禁与驱逐。只从领导人交接那一天开始计算，会把少数族群承担的代价排除在民主化故事之外。

11 月 10 日：撤换领袖，还没有更换制度

1989 年秋，外长彼得·姆拉德诺夫等高级干部与日夫科夫的分歧公开化。11 月 9 日政治局的讨论、10 日中央全会的决定，使日夫科夫失去总书记职务，姆拉德诺夫接任。程序仍在执政党内部进行，执行这一更替的主要力量来自原有领导层，而非一个已经掌握行政机关的反对派政府。国家职务的调整随后完成，不应把党职与国家职务的更换压缩成同一项决定。保加利亚国家广播电台，1989 年转折回顾

这场党内行动为何没有止步于更换一个人？撤换领袖破坏了此前公开一致的权威形象，也给社会组织提供了机会。人们开始要求查清经济问题、释放公共表达、取消党的宪法特权。11 月 18 日的大型集会把反对力量带到公共场所。对改革派干部而言，清除日夫科夫可能是保存执政党和国家控制力的手段；对街头参与者而言，它只是要求进一步改革的起点。

12 月 7 日，民主力量联盟成立。它把不同背景的团体纳入一个合作框架，包括恢复活动的历史政党、独立工会、环保与人权组织。热列夫成为重要协调人物。联盟并不是内部意见完全一致的新政党：有人主张尽快选举，有人要求先拆除旧党控制社会的制度，有人强调追责与财产问题。共同反对政治垄断，暂时覆盖了这些分歧。

12 月 14 日，议会附近出现要求取消宪法第一条中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示威。姆拉德诺夫有关让坦克到来的话语，后来经影像传播引发严重政治危机。必须区分一句被录下的威胁性言论、是否实际下达调兵命令，以及是否执行了射击：这段材料证明公众有理由担忧国家暴力，却不能仅凭一句话虚构已经发生的坦克镇压。影像后来成为要求其辞职的重要依据，说明政治竞争开始使领导人的公开行为承受不同于旧体制的问责。保加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姆拉德诺夫与“坦克”争议

同月底，领导层决定结束强制同化并允许恢复姓名，相关法律手续随后推进。这项改变满足了受害群体最直接的要求，却也引发民族主义反弹。民主化由此遇到一个具体考验：政治竞争是否只服务于多数族群，还是也要保护刚刚受到国家迫害的少数公民。权利与自由运动的组织和参选，使这一问题进入议会，而不只停留在街头对抗。

圆桌会议把压力转成竞争规则

1990 年 1 月，取消共产党宪法领导地位的改革推进，圆桌谈判也开始。1 月 3 日的预备会议处理程序，16 日进入正式工作阶段。执政党与反对力量讨论政党制度、选举、媒体、宪法修改及和平过渡的保障。3 月和 5 月达成的文件分别处理这些议题，并非一份笼统的“同意民主化”就能解决所有制度安排。Omda 保存的圆桌会议文件目录与时间说明

谈判有一个现实原因：反对派能够动员群众，却缺少接管全部行政工作的组织；旧党仍掌握机关和地方网络，却难以单靠原有权威恢复公众信任。双方都需要把冲突限制在不至于全面失控的范围内。不过，愿意谈判不意味着力量均等。党报、电视、办公资源、干部关系和基层组织的积累，无法在宣布多党制的一天之内平均分配。

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提出调整后的纲领，准备在竞争选举中维持支持。改名具有实际政治意义，却不等于原有人员和资源自动消失。同样，指出其组织连续性，也不能先验地宣布投给它的选票全是虚假。社会党既继承旧体制优势，也能吸引担忧快速改革、重视收入稳定及熟悉地方候选人的选民。

1990 年 6 月 10 日和 17 日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社会党取得 400 席中的 211 席，民主力量联盟获得 144 席，权利与自由运动取得 23 席。议会承担制定新宪法的任务，因此这次选举关系到下一阶段的制度设计，而不仅是普通内阁轮替。结果令许多城市反对派支持者失望，随后出现持续抗议，但首都街头的规模不能直接代替全国选票分布。各国议会联盟，1990 年保加利亚选举报告

最强的批评认为，在旧党仍控制大量社会资源时迅速选举，可能把先发优势转化为合法多数，让转型变成精英重新安排地位。这个论点能解释竞争为何不充分平等，却不足以证明结果完全没有民意基础。要证明某地舞弊，应提出该地计票、威胁或行政干预证据；不能因为获胜者不符合革命的预期，就取消所有选民的选择。

1991 年宪法与第一次反对派政府

1990 年夏，姆拉德诺夫辞职。大国民议会选举热列夫担任国家元首，说明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多数没有使所有重要职位都只能由其独占。年底，卢卡诺夫政府在经济困难与抗议压力下下台，迪米塔尔·波波夫领导的联合安排承担稳定局势和继续改革的任务。这里的政府变动不是恢复一党制，也不是反对派已经完全掌控国家，而是脆弱制度中的阶段性妥协。

制宪争议贯穿这一过程。支持尽快完成宪法的人认为，只有明确议会、总统、法院和权利保障的边界，改革才有稳定基础。部分反对派则担心，旧党占多数的大国民议会会把有利于自身的安排固定下来，因而抵制或要求提前结束其使命。不能把制宪表决写成全社会毫无分歧的共同庆典；它同时是合法性竞争的现场。

1991 年 7 月 12 日，大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13 日在《国家公报》公布。原始公报的公布令明确写明制定机关与通过日期。这里没有举行批准这部宪法的全国公投；容易混淆的是，1971 年旧宪法曾经通过公投。1991 年采用的是选出的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的方式，不能把不同年份的程序拼接起来。1991 年《国家公报》第 56 号，宪法公布令；保加利亚议会，历部宪法的程序回顾

新制度确立议会共和国、多元政治和权利保障，但宪法文字不会自动解决少数族群参与、财产返还与经济衰退。特别是权利与自由运动的地位，涉及少数族群组织权与国家对族群政治分化的担忧。它能够通过议会参与全国政治，是避免把民族诉求完全推向制度外的重要条件；这并不等于该党后来每一项行为都因其历史角色而免于批评。

1991 年 10 月 13 日，民主力量联盟在新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领先，取得 240 席中的 110 席，社会党为 106 席，权利与自由运动为 24 席。菲利普·迪米特洛夫组阁，需要争取议会支持。各国议会联盟旧报告的叙述段与结果表存在一席差异，本文采用其结果表的 110、106、24，而不把叙述段的 111、105 混入统计。各国议会联盟，1991 年选举结果表

热列夫于 1992 年又通过直接总统选举获得授权；这同他 1990 年由议会选出的程序不同。保加利亚因而不是在 1989 年 11 月一次性完成转型，而是先撤换领袖，再取消政治垄断、建立竞争规则、制宪，最后经历反对派组阁和总统直选。失业、通胀与财产争议仍然存在，不能用制度里程碑冒充经济成功。保加利亚总统府，历任总统资料

阿尔巴尼亚：孤立制度中的有限开放

阿尔巴尼亚与保加利亚不同，早已同苏联决裂，也在 1978 年失去中国援助。到八十年代，它无法依靠一个持续提供支持的社会主义大国维持原来的发展安排。工业技术、农业供给、基础设施和外汇都受到限制；国家要求自力更生，却没有因此免于进口设备、能源与技术的约束。

霍查 1985 年去世后，阿利雅继承领导权。他没有立即废除原有制度，而是以继续霍查路线为政治基础，作有限调整。农业家庭经营空间、对外接触和行政权限有所变化，但劳动党的组织垄断没有因此结束。国家历史博物馆刊载的阿尔巴尼亚语研究介绍，具体讨论了这些小规模经济修补，以及它们为何没有解决所有制和供给机制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国家历史博物馆，关于八十年代末局势的学术活动材料

宗教生活、迁徙和公共表达长期受到严厉限制，使改革面对的问题远不止更换经济政策。一个居民希望重新参加宗教仪式、申请出国或组织独立社团，都可能触及国家此前划定的政治禁区。外部世界的可见性增加以后，制度要继续维持这些禁令，也就需要越来越高的压制成本。

1989 年其他东欧政权转折，提供了比较对象，却没有把改变直接搬到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领导层仍掌握安全机关和干部网络，按自身判断处理改革。该国早已脱离苏联集团，苏联不再出兵干预，并不像对东德那样构成同一种决定条件。更直接的压力来自经济困境、居民要求离开、国内组织开始活动，以及同欧洲建立关系所需面对的政治标准。

1990 年：从“群众多元”到独立政党

1990 年，阿利雅试图允许更多讨论，同时避免出现真正独立于劳动党的竞争者。阿尔巴尼亚历史学者阿夫里姆·克拉斯尼奇对当年党内文件和选举讨论的研究，指出所谓“群众多元”方案：让原有群众组织以不同名义参加选举，维持劳动党的领导，同时对外展示政治选择的扩大。这与允许反对党自主组织、提出另一套政府方案，存在根本区别。Krasniqi，2018 年研究，第 273—277 页

这样的设计既表明领导层已经知道必须改变，又表明改变的边界仍由领导层单方面划定。对要求真实竞争的人来说，从一个执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中选择候选人，不能替代自由结社。对执政者而言，允许不受控制的新党出现，又可能使经济不满转变成直接的权力竞争。1990 年的争论正发生在这条边界上。

当年夏天，大批居民进入外国使馆寻求离境，使封闭制度面对一场可见的合法性危机。申请离开的人不必然已有完整的反对派纲领，许多人首先追求安全、工作和生活机会；但当大量公民宁可进入外国使馆也不愿相信本国正常渠道时，国家关于公众拥护的说法便难以维持。允许部分人员离境可以暂时降低现场压力，却不能修复生产与信任。

12 月，地拉那学生围绕宿舍供电、取暖和生活条件抗议，诉求迅速转向政治自由和多党制。学生的行动之所以具有影响，是因为生活问题提供了共同经验，而公开集会使其他居民看见抵抗已经发生。谈判、警察压力和群众参与交错进行；不能把全过程写成阿利雅早已安排好的从容交权，也不能把他在关键时刻的让步说成毫无作用。

12 月 11 日，领导层接受政治多元化；12 日民主党成立，随后获得法律承认。克拉斯尼奇引用的法令与登记文件，显示政治决定、一般性法律规则和具体政党登记有各自日期。本文依据其研究核查这一先后关系，并未直接翻阅他所引全部国家档案原卷。民主党汇集学生、知识分子和不同背景的反对者，萨利·贝里沙成为主要领导人，阿泽姆·哈伊达里等学生运动人物也具有重要地位。同上，第 287—294 页关于 12 月政党合法化的讨论

允许成立反对党，并不意味着选举资源立刻对等。劳动党在农村、行政机关和地方社会关系中有长期积累；民主党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建立候选人、地方组织和传播渠道。1991 年选举时间因此成为争议的一部分，原定 2 月的投票推迟到 3 月底。制度开放的速度与新组织成长的速度，并不自然一致。

1991 年：推倒雕像之后，劳动党仍然胜选

1991 年 2 月，围绕霍查遗产和大学命名等问题的学生抗议继续扩大。20 日，地拉那的霍查雕像被推倒。这个事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此前必须公开尊崇的领袖，现在能够遭到群众直接否定。可是，首都的象征性断裂没有立刻改变农村选民的全部判断，也没有自动转移国家机关的日常控制权。

3 月 31 日开始的多党议会选举，劳动党最终获得 250 席中的 169 席，民主党获得 75 席。劳动党在农村的支持明显强于城市，民主党在主要城市表现突出。阿利雅本人甚至在议员选举中落败，随后却由议会选为总统。这组事实说明，个人候选人失败、执政党全国获胜和国家元首产生方式，可以同时存在而不互相矛盾。各国议会联盟，1991 年阿尔巴尼亚选举报告

为什么在首都看起来已经失去威望的政党还能赢？农村人口比重、地方干部网络、获取信息的差异，以及对土地、收入和秩序变化的担忧，都使政治选择不完全等同于城市抗议情绪。与此同时，反对派成立时间很短，无法在每个地区建立同样强的组织。把农民归为“不懂民主”，既不解释他们面对的实际风险，也忽视了次年其投票可以改变。

选举观察的范围也需要注意。各国议会联盟记载国际观察者认为投票总体自由、公平，但这类概括不能代替对整个竞选环境的判断。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公布的档案介绍表明，当时外部机构希望更多观察竞选过程，部分访问却被推迟；只观察投票日，与长期检验媒体、集会和地方行政行为，是不同程度的监督。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关于 1991 年首次多党选举的档案介绍

因而，最稳妥的判断不是“旧党胜选证明开放全是假象”，也不是“有外国观察者便证明完全平等”。选举确实让反对党取得大量议席，改变了国家政治结构；旧党仍具有资源优势，公众对结果和旧权力的怀疑也没有消失。两者共同决定了之后的危机。

施科德尔流血与短命的稳定政府

1991 年 4 月 2 日，施科德尔发生抗议与枪击，事件造成四名抗议者死亡，阿尔本·布罗奇是其中之一。市政府纪念活动文件列出四名死者，受害者资料库另保存布罗奇的身份与死亡信息。这个事件说明，多党选举举行之后，现场使用武力的问题没有自动解决。将阿尔巴尼亚转型概括成“完全没有流血”，会抹去这些死者。施科德尔市政府文化计划，印刷页 47；Kujto 受害者资料库，阿尔本·布罗奇条目

现有调查材料支持比“发生枪击”更具体的判断。《Panorama》2014年刊出前总调查机关负责人切马尔·拉梅的回忆，并附其称于1991年4月13日发表于《人民之声》的调查通报。通报记载，警察先用警棍驱散，随后鸣枪，其中一些人违反枪械使用规定向人群射击；它同时承认，当时尚未识别具体射手。通报还记录警察受伤、车辆与党部被焚，说明暴力升级有不同阶段，不能把后来发生的破坏倒置为每次先前开枪的理由。《Panorama》，2014-03-13，文末调查通报

这里读取的是后来转载的通报文字，未取得1991年报纸影印或国内法院完整判决。拉梅对最高层怎样修改公告的回忆，属于可能有自我辩护目的的当事人证词；它不能独自确定谁下达了全部射击命令。可以确认到警察开火的调查记录与四名抗议者死亡，个人射击和上级指令的完整对应仍有材料缺口。

选举后的政府面对的还包括生产停滞、食品短缺、外流和罢工。投票结果给劳动党以议会多数，却没有让企业恢复运转，也没有结束社会对变化速度的不满。独立工会和反对党能够把经济要求与政治问责联系起来，使政府难以仅靠原有行政命令维持秩序。

1991 年 4 月 29 日，议会通过第 7491 号《主要宪法规定》法律，建立过渡宪制基础，随后选举阿利雅为总统。这不是一次由全国公投批准的完整新宪法。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的官方沿革明确把 1991 年基本规定、1992 年补充和后来宪法形成区分开来；若把 1998 年宪法程序移到 1991 年，就会误写这段转型。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1991—1992 年制度沿革

6 月，以伊利·布菲为首的联合政府成立，劳动党也改名为社会党。联合安排希望稳定经济、扩大政治承担，并为新的选举创造条件。加入政府的反对派可以参与决策，却也要承担危机责任；旧党失去独占内阁的地位，但仍拥有议会和组织资源。由此产生的合作很脆弱，既需要共同解决供给问题，又受下一次选举的竞争牵制。

到 12 月，民主党撤回支持，布菲政府倒台，维尔松·阿赫梅蒂领导临时政府。原有选举多数与街头、工厂和联合政府内部的支持逐渐脱节，使再次选举成为摆脱僵局的路径。1991 年没有按最初预期结束过渡，而是把政治竞争推进到第二轮。

1992 年：轮替实现，国家建设仍未完成

1992 年 3 月 22 日及随后第二轮选举，民主党取得 140 席中的 92 席，社会党得到 38 席。新选举制度与前一年不同，议席总数也从 250 减为 140，因此不能只比较两党的席位增减而忽略制度变化。各国议会联盟的结果表给出民主党约 62.3% 的得票比例，显示这次变化不仅是议席换算造成的表面逆转。各国议会联盟，1992 年阿尔巴尼亚选举报告，第 1—2 页

农村支持的转移尤其重要。一年前选择劳动党的选民，并不必然永远忠于它；当旧党与联合政府未能改善生活，民主党对改革、对外联系和恢复正常生活的承诺更有吸引力。经济危机既帮助反对派扩大支持，也意味着它接手的是一个行政和财政能力有限的国家，而非只待换人便能运转良好的机器。

阿利雅辞职，贝里沙由议会选为总统，亚历山大·梅克西出任总理。这个总统产生过程不是全民直选。政权轮替至此成为可观察的事实：反对党通过竞争取得议会多数，并组织政府。它同 1990 年允许组党、1991 年建立过渡宪制，构成不同阶段。

最强的保留意见认为，这种轮替仍由少数领袖和旧制度培养的专业精英主导，社会组织薄弱，不能保证新的权力不再集中。这个判断指出民主巩固的真实风险。但据此说 1992 年什么也没有改变，同样不准确：执政党确实可以失去政府，反对派也确实拥有组织、宣传和争取选票的制度空间。竞争成立与竞争得到长期保护，需要分别检验。

两国的共同问题，不是同一条时间表

保加利亚的第一步是党内撤换领袖，随后通过圆桌会议、制宪议会和多次选举改变制度；阿尔巴尼亚则在更封闭的环境中经历有限改革、学生抗议、政党合法化、旧党胜选和第二次选举轮替。把两者都称为“共产党主动交权”，会抹去社会压力；把两者都写成街头一举推翻国家机器，也与制度实际不符。

两国旧党在首次竞争中仍获支持，说明群众反对个人统治、希望改善生活，并不必然等于愿意立即把所有权力交给刚成立的反对派。民主化最初改变的是谁能够组织、谁能够参选、怎样计算和执行选举结果，而不是预先指定某一方必须获胜。

少数族群权利、现场暴力与经济分配，则不断检验新制度的内容。保加利亚恢复姓名与政治代表，阿尔巴尼亚面对施科德尔枪击、罢工和外流，都提醒人们：领袖离任是一项重要事件，公民权利能否得到日常保护，才是需要继续观察的过程。

保加利亚年表

时间 事件 制度含义
1989 年春夏 少数族群抗议、镇压和大规模外流 强制同化加重统治危机
11 月 10 日 日夫科夫失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首先是执政党内部更替
12 月 7 日 民主力量联盟成立 分散反对力量形成合作组织
12 月 14 日 要求取消共产党宪法特权的示威 街头压力指向制度变更
12 月底 决定结束强制同化、恢复姓名 少数族群权利成为转型核心议题
1990 年 1—5 月 圆桌会议及制度协议 谈判建立竞争规则
6 月 10、17 日 大国民议会选举 社会党取得 211/400 席
8 月 热列夫经议会选举担任国家元首 并非此时已举行总统直选
1991 年 7 月 12—13 日 宪法通过并公布 制宪议会程序，没有批准公投
10 月 13 日 新议会选举 民主力量联盟领先并随后组阁
1992 年 1 月 总统直接选举 热列夫取得新的选举授权

阿尔巴尼亚年表

时间 事件 制度含义
1985 年 4 月 霍查去世，阿利雅继任 起初强调延续原有路线
1990 年夏 使馆避难和离境危机 封闭制度的信任问题公开化
12 月 8 日起 学生抗议扩大 生活诉求转向政治多元
12 月 11—12 日 接受多党制，民主党成立 独立竞争者获得组织空间
1991 年 2 月 20 日 霍查雕像被推倒 象征断裂先于全国政权轮替
3 月 31 日起 首次多党议会选举 劳动党最终取得 169/250 席
4 月 2 日 施科德尔流血事件 选举后仍存在致命政治暴力
4 月 29—30 日 过渡宪制规定通过，议会选举总统 未举行批准完整新宪法的公投
6 月 布菲联合政府，劳动党改名 从单党内阁转向联合安排
12 月 联合政府瓦解，成立临时政府 提前选举成为解决僵局的路径
1992 年 3—4 月 民主党胜选，贝里沙出任总统 实现政府轮替，总统仍由议会选举

来源与阅读范围

本文实际检索保加利亚语和阿尔巴尼亚语材料，并以选举报告校核制度结果。地方回忆、纪念资料和政党叙述用于说明参与者经验，不据其单方面陈述认定所有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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