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12 月 22 日中午，齐奥塞斯库乘直升机离开布加勒斯特的党中央大楼。这个镜头通常被当作罗马尼亚革命的终点，但伤亡最难解释的一部分发生在他出逃以后。军队宣布站到人民一边，电视台播报革命胜利，同时又反复呼吁保卫革命、防御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街头平民、临时武装人员和不同部队开始在彼此无法可靠辨识的情况下开火。

三天后，齐奥塞斯库夫妇经过仓促的军事审判被处决。个人统治已经结束，谁能够代表革命、怎样追究枪杀责任、旧干部能否以新组织继续执政，却都没有随之解决。理解这场转折，需要分别追踪地方抗议如何成为全国起义、军政机关怎样改变服从对象，以及救国阵线怎样把临时接管转化为选举与宪法中的权力。

紧缩政策把工厂中的不满推到了街头

罗马尼亚的危机并非突然产生于 1989 年冬天。齐奥塞斯库在外交上长期强调相对苏联的自主性，国内却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个人统治。到了八十年代，偿还外债成为压倒其他目标的政策任务。出口、能源分配和进口压缩影响食品、取暖、照明与工业生产；国家宣称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居民排队和日常短缺之间形成尖锐反差。清偿债务可以改善某项对外财务指标，却不能自动修复国内供给，也不能让公众相信牺牲会及时结束。

1987 年 11 月 15 日的布拉索夫事件，已经显示工人不满可能突破企业围墙。卡车厂工人围绕收入、生产安排与生活条件发动抗议，走向市中心，队伍扩大并冲击地方党政权威。镇压后的拘捕、审讯和调离，使事件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组织运动，却破坏了党始终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公开叙事。国家通讯社的事件回顾与锡盖特纪念馆的资料均把工厂冲突、城市游行和事后惩罚连在一起，而不是仅把它归为一次工资纠纷。AGERPRES，布拉索夫抗议资料；锡盖特纪念馆，11 月 15 日事件

不过，物资短缺不能单独解释政权为何在某一周倒下。困苦持续多年，安全机关也长期能够隔离抗议者。关键变化在于，1989 年邻国接连发生政权转折，旧领导层坚持现有路线的代价越来越明显，而国内出现了一个可以让陌生人公开聚集、看见彼此人数并迅速改变诉求的现场。这个现场首先出现在蒂米什瓦拉。

与波兰不同，罗马尼亚在革命前夕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全国工人、同政府进行长期谈判的合法反对派组织。知识分子异议、宗教网络和局部工人反抗都存在，但相互联系受到压制。因而后来权力出现空缺时，最容易迅速组织全国行政和军事协调的人，不一定是最早承担街头风险的人。这种组织资源的不对称，是救国阵线崛起的重要条件。

蒂米什瓦拉：保护牧师的聚集怎样变成起义

改革宗牧师拉斯洛·特克什与教会管理层及当局发生冲突，被要求迁离住所。1989 年 12 月中旬，教区信众开始在住所外守候。最初的要求相当具体：阻止强制迁移，保护一名受到压力的牧师。随着围观者、居民和其他宗教背景的人加入，聚集不再局限于一个匈牙利族宗教团体。

12 月 16 日，抗议者走向其他街区，阻断交通、呼喊反政权口号，并尝试到大学宿舍和工厂动员更多人。蒂米什瓦拉市政府发布的逐日资料记载，牧师曾要求人群散去，而运动没有随他的意愿停止。这一细节说明，保护牧师已经成为更广泛不满的聚集点，不能把后续起义理解成由他个人始终指挥的一次宗教行动。资料也没有把所有学生或工人写成从一开始便整齐响应的群体；动员需要人沿街劝说、传递消息，并经历拒绝与迟疑。蒂米什瓦拉市政府，革命时间线：12 月 15—16 日

地方机关尝试驱散人群，发生殴打、拘捕和冲突。12 月 17 日，军队介入，中央派遣高级军政人员前往当地，镇压升级为使用实弹。判断责任时至少有三个层次：最高领导层要求恢复秩序并授权强硬处置；抵达现场的指挥人员下达和传递行动命令；具体单位与个人在不同地点实施射击。证明第一个层次，并不等于每一名死者的弹道与射手已经查清；反过来，个别射击细节仍有疑问，也不取消国家武装参与致命镇压这一事实。

欧洲人权法院在 2011 年判决的事实背景中，明确记载齐奥塞斯库命令高级军官前往蒂米什瓦拉恢复秩序，随后发生造成大量受害者的暴力镇压。法院讨论的是国家调查义务，不能拿这段背景代替对所有被告逐人作出的刑事定罪，但它足以排除“整场流血只是民间误会”的解释。欧洲人权法院，Association “21 December 1989” and Others v. Romania，第 12—18 段

具体指挥人员的责任也并非全都悬而未决。维克托·斯坦库列斯库与米哈伊·基察克两名将军因蒂米什瓦拉镇压中的加重谋杀及加重谋杀未遂，被罗马尼亚法院判处各十五年监禁。1999年的首轮判决后来经非常上诉撤销，重审于2007年再次定罪，2008年10月15日终审维持。欧洲人权法院2015年的决定逐项记载了这段国内诉讼经过。两人革命后曾进入新政府，不会取消其此前责任；这项已生效的具体定罪，也不能扩大为对12月22日以后全国全部枪击的统一解释。Stănculescu and Chiţac v. Romania，2015-03-24决定，第5—6、14—22段

枪击没有恢复稳定。医院、失踪者家庭和工厂之间传播的消息，使抗议拥有新的共同要求：停止镇压、释放被捕者、解释死伤并追究责任。12 月 18—20 日，工人陆续加入，城市中的大规模集会逐渐超过警察与军队可以通过局部驱散处理的规模。地方抗议也形成了代表与谈判要求；它并不是一个没有诉求的愤怒人群。总理达斯克列斯库等人的到场未能用有限让步恢复原来的政治关系。AGERPRES，蒂米什瓦拉 12 月 16—20 日事件

这里出现的联盟有现实边界。罗马尼亚族居民与匈牙利族教众能够共同反对镇压，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从此消失；工人参与反独裁，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赞同某一种具体的私有化政策。后来各派争夺革命解释权时，常把临时形成的共同目标扩展成一份从未获得所有参加者同意的完整纲领。

12 月 21—22 日：首都的集会失控与军队转向

齐奥塞斯库试图用熟悉的政治仪式证明局势仍然受控。12 月 21 日，布加勒斯特组织群众集会，电视直播领导人讲话。现场出现骚动，演说中断，领导人试图使人群恢复安静。对观众而言，这种公开失控本身就是信息：以往电视中总能获得一致欢呼的统治者，现在无法确保自己组织的集会继续按计划进行。

不能仅凭画面确定每一个最初的声响来自哪里，也不能把这次中断解释为推翻政权的充分原因。它的作用在于打破公开服从的外观。当天，抗议者在市中心重新聚集，路障、逮捕与夜间暴力随后发生。军队此时并未整体成为保护示威者的力量；把次日的转向投射到前一夜，会抹去国家武装参与镇压的过程。AGERPRES，12 月 21—22 日事件回顾

12 月 22 日，来自工业区的大量人群向市中心移动。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死亡，官方广播将其称为叛徒并宣布他自杀。这一消息对部队的忠诚和指挥关系产生冲击。米列亚究竟应被如何评价，不能用后来形成的英雄叙事取代他此前的职务行为；其死亡的调查与政治利用，也须分别处理。

随后，斯坦库列斯库将军下令部队回营，现场出现军民接近和停止阻拦。军队撤出防线，使党中央大楼失去足够保护。约 12 时 06 分，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离开。逃离、被捕与失去统治能力，是连续过程；并非总统一离开大楼，国家所有机构便同时服从一个已经明确成立的新政府。

军队转向为何重要？群众已经使继续镇压的成本急剧上升，但群众本身还没有接管全国通讯、军区和后勤系统。高级军官放弃保卫齐奥塞斯库，使群众能够进入政治中心，也使军队保留了组织完整性和决定新秩序安全条件的能力。因此，“军队与人民站在一起”既表达了当时的真实喜悦，又可能遮蔽军队在革命前后承担的不同责任。

电视台、救国阵线与不明敌人的出现

齐奥塞斯库出逃后，电视台成为全国公众辨认局势的主要窗口。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演员约恩·卡拉米特鲁等人在画面中宣布胜利，政治人物和军人也进入播音空间。伊利埃斯库很快成为救国阵线的核心人物。其早年的党内经历、行政经验与人际联系，使他能够同军方和机关沟通；这些优势同他是否拥有革命前的全国性群众授权，是两个问题。

救国阵线最初以汇集反独裁力量的临时机构出现，成员名单包括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旧体制人物。公开列入名单，不等于每个人都参与了实际决策，更不等于各派对新政权的组织方式已有一致意见。电视中的集体面貌与实际指挥权需要分别核对，尤其不能仅凭某人出现在镜头前，便认定他下达了某次军事命令。

12 月 22 日晚以后，“恐怖分子”成为一个极具行动后果的称呼。它可以指被怀疑继续忠于旧政权的武装人员，也可能被用于解释不明枪声、误认车辆和未经确认的射击目标。现场的人确实经历了真实子弹、伤亡和恐惧；承认其中存在错误情报与误击，不意味着这些经历是虚构的。问题在于，哪些枪击来自有组织的抵抗，哪些来自不同部队相互射击，哪些命令由谁发布，必须回到具体地点、时间、通讯记录和证据链。

2019 年检方把伊利埃斯库、沃伊坎·沃伊库列斯库和空军指挥官约瑟夫·鲁斯送交审判时，提出一套明确指控：新权力中心通过军事误导和“恐怖分子”恐慌制造混乱，从而巩固自身合法性；起诉材料将 12 月 22 日之后的 862 人死亡列入其叙事。这是检方的责任归属主张与统计范围，不能写成已经生效的有罪判决，也不能把这一数字直接当成整个革命的总死亡人数。2019 年 4 月 8 日检方通报全文转载

最有力的反对意见认为，长期以“没有查清恐怖分子”为理由推迟解释，会淡化新领导层操纵危机的可能性。这个警告成立：掌握广播与军令的人必须接受调查，混乱不能成为免责词。但反过来，也不能从新领导层获益，直接推导出每一次枪击都由同一个中心设计。政治收益、知情程度、指挥关系和故意犯罪，各自需要证据。2011 年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调查存在重大缺陷，正说明国家没有及时提供充分答案；它不是替国内刑事法院完成所有实体裁判。

总死亡数字在不同材料中也并不完全相同。早期通讯、检方不同阶段材料与后来死者名录，可能使用不同的时间和身份范围。本文不把“革命期间”“22 日后”与某个城市的数字相加，更不以某一份早期报告的总数压倒随后逐名核实的结果。可以可靠确定的是：齐奥塞斯库离开权力中心后仍发生大规模死亡，因此对旧独裁者的追责不能代替对新指挥体系的调查。

仓促处决没有完成司法交代

12 月 25 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特尔戈维什泰接受临时军事法庭审判，随后被执行死刑。影像让公众看见旧统治者已经被控制，却没有提供一次充分展开证据、逐项查明指挥责任的公开审理。审判中使用的庞大死亡指控和政治性陈述，也不能当作经过正常质证确认的统计结论。

支持迅速处决的论证，强调当时枪战未息，旧领导人仍可能成为抵抗的象征，等待正常审判会增加风险。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场理由。但要证明处决是防止更多死亡的必要条件，仍需证明存在怎样的营救或持续指挥能力，以及拘押和正常司法为何无法控制风险。政治领导人的紧迫判断不能替代这些事实。

处决还有长期后果：最重要的两名当事人无法再对命令、政治局会议和安全机关关系接受持续讯问。新领导层可以宣布与旧独裁彻底决裂，公众却失去了在较完整程序中听取证言、核查责任的机会。革命获胜与司法完成，因而在这里分离。

从临时接管到选举优势

1989 年 12 月 27 日第 2 号法令是理解新政权的直接材料。它宣布终止单一政党的领导地位、建立多元制度、举行自由选举，并规定救国阵线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和权限。这个文本一方面承诺分权与竞争，另一方面把过渡时期广泛权力集中到救国阵线手中。不能只摘录民主承诺而忽略组织条款，也不能只看到权力集中而说法律完全没有改变。罗马尼亚法律门户，第 2/1989 号法令，序言及第 2—6 条

争议在 1990 年 1 月进一步尖锐化。救国阵线决定参加选举，意味着负责组织过渡的机构本身成为竞争者。重新活动的国家自由党、全国农民党等历史政党，以及退出或批评阵线的异议人士，担心行政、电视曝光和地方资源被执政者用于竞选。阵线则强调其广泛支持及维持稳定的能力。双方争夺的既是选票，也是“谁有权代表革命”的地位。

随后建立的临时民族团结委员会，纳入更多政党代表，调整过渡安排，但并未消除阵线已有的资源优势。1990 年 5 月 20 日举行总统与议会选举，伊利埃斯库取得约 85% 的有效总统选票，救国阵线赢得议会明显多数。中央选举局的原始汇总列出伊利埃斯库所得 12,232,498 票，可把这一结果同政治评价分开核验。中央选举局，1990 年 6 月 2 日总统选举汇总；AGERPRES，1990 年选举制度与结果

把结果全部解释为操纵，会忽视阵线在相当一部分选民中确实拥有支持。对担忧失业、收入中断和社会失序的人而言，承诺渐进变化、同时保留熟悉行政网络的力量具有吸引力。旧党干部出身并没有自动使候选人在大众眼中失去资格。但把高得票率当作竞选条件完全平等的证明，同样站不住脚：选民偏好与资源不对称可以同时存在，前者不能消除对后者的调查。

这也不是一次关于“赞成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独立公投。选民面对的是具体候选人、政党、秩序承诺和改革期待的组合。投票给阵线不必然意味着赞同旧独裁，投票给反对派也不能被自动换算成同意后来每一项市场改革。

大学广场、矿工与宪法

1990 年春，大学广场抗议集中表达了对旧干部延续统治、革命责任未清和阵线竞选优势的不满。蒂米什瓦拉宣言提出限制旧党高级干部和安全机关人员担任公职的要求，使“转型需要何种人员断裂”成为公共争论。支持者认为没有资格限制，原有网络会控制新制度；反对者则担心广泛排除会侵犯参政权，并使过渡失去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两种理由都不能替代对具体资格规则范围与期限的讨论。

5 月选举后，广场抗议并未立即结束。6 月 13 日，警察等力量清场，随后出现冲突和对公共建筑的攻击。14 日，大批矿工到达首都，攻击示威者、反对派场所及其他人员。把整个事件写成矿工自发愤怒，会遗漏运输组织、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动员和安全机关参与；把所有矿工都写成明知完整政治计划的执行者，也超出了个体证据。

欧洲人权法院 2014 年大审判庭判决详细区分了事件背景、国内调查材料和法院自己的程序性认定。判决记载，伊利埃斯库向抵达的矿工讲话，要求他们前往并保卫大学广场；同时处理一名平民遭枪杀、一名当事人被殴打以及长期调查无效的问题。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国家行为不能被“群众冲突”概括掉，但法院对调查义务的判决依然不等于对所有领导人和现场人员逐一作出刑事判决。Mocanu and Others v. Romania，2014 年 9 月 17 日，第 14—20 段及调查义务分析

1991 年，经济改革、物价与就业压力继续制造冲突。矿工再次进京与彼得·罗曼政府下台，使革命联盟内部的分歧暴露出来：总统、总理、工业工人和市场改革支持者并非始终拥有同一利益。即使拥有选举多数，新政府也没有获得一个不受社会冲突影响的稳定执行环境。

制度建设仍在推进。制宪会议于 1991 年 11 月 21 日通过宪法，12 月 8 日举行全国公投。公投的实际问题是是否批准这部宪法；它不是对 1989 年每一项接管行动的追认，也不能免除对镇压的追责。原始公投组织法附有选票格式，明确列出批准制宪会议所通过宪法的问题。这里确实发生了公投，与一些东欧国家仅由议会通过新宪制的路径不同。第 67/1991 号法律及附表；法律门户，1991 年宪法生效说明

革命与权力延续为什么能够同时成立

“罗马尼亚只是一次宫廷政变”的最强论据，是旧体制出身者迅速占据国家中心、军队组织保留，以及新领导层后来借革命叙事巩固地位。它指出了真实的权力连续性，也迫使研究者追问谁实际控制命令和通讯。但是，如果把街头抗议全当成精英剧本，就无法解释地方动员的独立发展、罢工者承担的风险，以及旧领导层为何多次错误判断局势。

相反，把它写成一场由统一人民意志完成的民主革命，也会忽略革命参加者对市场改革、干部资格、民族问题和国家领导人存在深刻分歧。群众起义摧毁了齐奥塞斯库继续统治的条件。军队和行政精英转向，决定了权力空缺怎样被填补；随后的选举则给新领导层提供了真实但不无限的授权。三者可以同时成立。

这一判断也留下明确的证据边界。关于具体枪击的责任，应以相应司法材料和可交叉核实的军令为准；关于新领导层制造“恐怖分子”恐慌的犯罪指控，不能以起诉取代终审；关于民众希望结束独裁，则不应因为接管者具有旧体制背景而一并否定。革命的发生与革命后的权力分配，需要分别解释。

本篇年表

时间	事件	应当区分的问题
1987 年 11 月 15 日	布拉索夫工人抗议	工资与生活诉求如何转向反党政权威
1989 年 12 月 15—16 日	蒂米什瓦拉保护特克什的聚集扩大	宗教保护诉求与全城政治动员
12 月 17 日	军队参与致命镇压	中央命令、现场指挥和具体射击
12 月 20 日	工人广泛参加，城市抗议持续	镇压为何未能恢复控制
12 月 21 日	首都集会失控，夜间发生镇压	电视画面与现场暴力不能混同
12 月 22 日	军队转向，齐奥塞斯库出逃，救国阵线接管	旧领导人倒台与新指挥系统建立
12 月 25 日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审判并处决	处决不等于完整司法调查
12 月 27 日	第 2 号法令确立过渡权力机关	多元承诺与临时权力集中
1990 年 5 月 20 日	总统、议会选举	多数支持与竞争条件分别评价
6 月 13—15 日	清场及矿工暴力	国家组织与个人实施责任
1991 年 9 月	矿工行动、罗曼政府下台	革命联盟内部冲突
11 月 21 日、12 月 8 日	制宪会议通过宪法，公投批准	宪法公投不替代革命责任调查

来源与阅读范围

欧洲人权法院：Stănculescu and Chiţac v. Romania，申请号22555/09、42204/09，2015-03-24决定。阅读第5—22段，使用其记录的罗马尼亚国内审判经过；没有把欧洲人权法院处理诉讼时长的决定写成由它审判革命中的刑事责任。

本文检索了罗马尼亚语法律、城市纪念资料、通讯社文献回顾，并对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英文判决。以下为实际用于核查的材料；未把文献中转引的档案等同于直接查阅原卷。法院事实部分包含当事人主张和国内调查材料时，正文保留了相应归属。

蒂米什瓦拉市政府：革命逐日时间线，网页未标统一发布日期；阅读 1989 年 12 月中旬各日条目，用于聚集、动员与镇压过程，不作为每一项个人刑责的终审证明。
AGERPRES：布拉索夫 1987 年抗议，2023-11-15；蒂米什瓦拉 12 月 16—20 日，2020-12-16；首都 12 月 21—22 日，2025-12-21。阅读相应事件段落；所引研究著作未据此宣称通读。
罗马尼亚法律门户：第 2/1989 号法令，1989-12-27；中央选举局汇总，1990-06-02；第 67/1991 号法律，1991-11-23。阅读法令序言、权力组织条款、总统计票数字和公投选票问题；现行宪法页面含后来修订，本文未把全部现行条文投射回 1991 年。
欧洲人权法院：Association “21 December 1989” and Others v. Romania，2011-05-24，第 12—18 段、调查经过与法院有关有效调查的分析；Mocanu and Others v. Romania，2014-09-17，第 14—20 段及第 2、3 条程序义务分析。用途为国家调查责任与经整理的事件材料，不冒充国内刑事终审。
罗马尼亚检方：2019 年 4 月 8 日通报，Pro TV 全文转载，阅读指控对象、时间范围和伤亡归属。它是起诉立场，本文不据此宣布被告有罪，也不把该页面当作截至今日所有诉讼阶段的完整更新。